忠诚与纯粹：上山下乡知青不朽的芳华

汀州南塘

学会和解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是共和国的长子，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义无反顾地担起了责任，用忠诚、勇敢、善良和青春热血为中华的民族精神增添了新内容。“上山下乡”和“知青”等耳熟能详的一大批旧词语，如同一颗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牢牢地钉入历史柱子的内在深处，他们凭借留在新中国广阔农村大地上的艰难岁月，书写下了让数代人永远不忘和不可磨灭的光辉诗篇。

怎么看待几十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长期以来纷争不断，有褒有贬，贬多于褒。而对这场运动的研究，民间热于国家层面。在更多的时候或场合，“知青”仿佛成了道具，“哪里需要哪里搬”，这种出场方式和给予知青的位次，对作出重大牺牲和贡献的老知青和老插队们，显然是非常不严谨和不公平的。

我们是不是把这场运动的意义或教训都先放一边，不撒盐巴、不制造矛盾，让更后些的后人去评说。在这里我们先思考及研究这场运动的原因或动机，厘清了这些，不仅可更充分地认识到当时社会发展的水平及曲折与无奈，以及新中国革命实践的必然，也能更加体会到知青运动在促进农村发展、社会进步上的正向作用，以及知青们在这场人类新制度的构建和社会发展探索与实践中的付出。如若此，我们会释然些，对知青运动的研究和评判就可超然些，对知青们的认同和关爱就能坦然些。

于是我通过走访知青，一方面通过小视角、低维度的访谈，去触摸这些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探索及思考知青运动六个回避不了的动机或原因，辨证地看历史和每一次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实践，并总结好、运用好正反成果。动机上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①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②政治动机（分流青年及学生、结束红卫兵运动，恢复社会秩序）、③国内外政治风云变幻（苏联变修、美帝包围及企图颠覆新中国等）、④国防需要动机（保卫胜利果实、反修防修、反帝反霸、巩固农村及边疆）、⑤经济动机（肯荒拓荒、粮食生产，农村发展和开发边疆）、⑥新社会制度建立的探索与实践的动机（如阶级斗争、社会变革、缩小，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及改造，消除三大差别、斗私批修等）、⑦分流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农村就业），减缓城市发展压力和城市人口突增后的城市就业问题等。

很多时候我们做事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走的过程中，有可能走着走着就走散了，更有可能因缺经验或违背了客观规律走偏了，结果甚至是错了。这是正常的，也不可避免的。由此，当年上山下乡等群众运动、社会运动、革命运动的出发点也是好的，改造社会和促进变革与发展的实践是积极的、勇敢的。也由此，我们得用发展和历史的眼光看得过去和与过去和解，包括对过激知青、红卫兵的和解，也包括知青们自已与时代与自己的和解。也更由此，我们对知青运动的研究站位应高些和积极些，少些挖苦或挖坑、挖坟，解决方案永远比争论可贵，多些对教训和经验的总结，促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

当年这些所谓的被时代“打入社会最底层”和被社会“遗弃”的知识青年，恰恰是当今最怀念、最崇敬毛泽东主席的群体,他们用自己的言行捍卫着毛泽东思想和知青的光荣。他们也是对工农阶级、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最有感情的群体。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历史也不会重演。和解，这是最好的心态和秩序的建立与维护。“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了谁？”我们一定要牢记习总书记的指示，奋勇走在大道上，这也才能不会错、不犯错。

一一题记

沸腾的红山：一代知青人不朽的芳华

南塘

2024年9月1日

人皆悦锦年，夫何忆素时？然而，我却是在烈日里访问起知青老前辈。前几天，我带着社会学硕士、表侄曹松老师前往长汀，走进城关“县前街11号”这座有着四百年历史的毛家大院子，拜访了55年前上山下乡在红山公社的知识青年毛伟先等人。此前，我把毛老师他们写的一些回忆上山下乡及知青插队的文章推送给了曹松这些小青年，目的是让小友们对过去多一些了解，重新审视他们被带偏了的节奏，甚至是被扭曲了的旧认知，并把采访的筹备工作做得充分些。我还要求曹松独立思考采访的方向和访谈的重点，带着感情，做到与时代和采访对象同频共振，感悟到老知青们当年的无限忠诚和芳华。

这次履约登门，用当下的热词来讲叫“奔现”。毛伟先老先生今年74岁，是我认识不到两个月、也从未曾谋面的“笔友”。今年7月7日，我在“美篇”写作网络平台上读到他写我老家长汀的回忆录，其中《一把汤匙见友谊》，讲述的是抗战时期美军“飞虎队”驻汀官兵与他母亲及长汀人民结下友谊的故事，还有介绍“红色交通线站点”的系列文章等。毛先生美篇里的文章，有他本人写的，也有转载他插队时知青战友、农友的作品，但均是原创，文章实在、细致，娓娓道来，故事生动，史实可考，更没有华丽的形容词、排比句和排山倒海的煽情句章，有上一代人特有的朴实，是我喜欢的文风。加上毛先生讲述的都是我小时候听过或经历过的事，让我感到非常的亲切。

于是我如获至宝，立马在美篇上给他留言。随后我隔三岔五登入美篇留意他的回复。直到8月3日，才收到毛老师的回应。原来他身体不适，又忙于准备参加红山知青重返第二故乡活动而耽误。经此，我们互相关注了美篇和加了微信，并约好在长汀见面，听他讲老家长汀文革期间“新汀州公社”（群众口称“新公”）和“革命联合会”（群众称为“革联”）两派文攻武卫，以及知青插队的故事。

　　

在去毛家的路上，我还对曹松小友说，历史总是在无休无止地拨乱反正，因为历史是人写的，你们这一代人从课本读到的、从文艺作品看到的、从一些人嘴里听到的“那个年代”和上山下乡群众运动，不一定是真实和经得起时间打磨的。曹松是社会学研究者，我建议他一定要多深入群众，听他们怎么说，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经历过的，以及他们真实的诉求。同时，我建议他乘着青春好年华，找些有意义的或热门或冷门的课题开展研究活动，并尽快出成果，如研究家乡的“那十年”、文攻武斗的起源与教训、上山下乡与知青插队，以及研究客家文化演变、民间文艺与非遗和6.26农村合作医疗、五七干校、农田水利建设、知青渡槽等的贡献等，温故而知新，从历史中寻找新发展的路子，青春才有别样的灿烂和骄傲。

我还非常武断地告诉曹松，我在跟你们说起过去人们豪情万丈大干社会主义的干劲时，一定会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歌声飘扬”“沸腾的群山”和“人定胜天”“能挑千斤担，不挑九百九”，以及“金光大道”“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等词句来呈现场景，你们不一定知道其厚重的历史内涵和那年代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但等下你见到毛伟先等老知青、“老插队”时，你就会深刻地理解老时节这“璀璨”场景下人们的精神世界。我有预感，老知青们在回忆过往峥嵘岁月时，一定会流眼泪的，因为那可是他们青春的芳华，苦难辉煌，“辉煌”远远超过苦难。站在上山下乡社会运动和知青插队落户的历史丰碑跟前，没有人会不动容，不仅我，还有走进知青的曹松们。

在毛家的访谈108分钟，陶醉在当年的“广阔天地”中，茶水滚烫，大家心情轻松欢快，离开时我却忘了邀请大家合唱属于我们这个年段人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或《我们走在大路上》。当天中午我们返回了龙岩。回到家里，我顾不上舟车劳顿，冲个澡后，沏上茶、撕开曹松上午看我没烟吃了硬塞给我的一包中支“利群”香烟、打开伴随了我10大几年的笔记本电脑，并阅读起毛伟先老师题赠我的《红山记忆》。

这本新书由当年在红山公社上山下乡（下放）、生活和工作的知青等人所写。文章有数十篇、有长有短，有名有姓，有时间、地点、故事情节，再现了新中国那段特殊又热火朝天干国家和群众正事的年代，他们战天斗地的事迹，再次深深地震撼到了我。我以夜继日，一口气把318页纸厚的《红山记忆》读完，并对着书本做了些笔记，码字敲好了初稿。合上厚厚的书本，这时已是下半夜的2点了。次日上午，我又通过微信与毛伟先老师作了补充采访。

毛伟先老师出身在县城的大家族，祖父辈起是印务世家，经历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长汀毛家的生活曾经也是优渥的。长汀县毛铭新印刷所，是中央苏区第一个红色印刷所，是人民印刷事业发展最早的地方，红色印务发展壮大的肥田沃土。1927年印刷所为入闽的南昌起义部队印制了《告商人书》等大量传单、标语，红军首份铅印军报《浪花》的创刊号及后续出报，也是在毛铭新印刷所印的。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后，印刷所在1930年4月印出《古田会议决议案》第一个版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肖像也是毛铭新印刷所印制的。毛铭新印刷所还是中共长汀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据点、中共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长汀工作站和红色地下交通线的重要站点。毛家后人在充满革命传统的家庭长大。

1969年1月份，初中毕业的毛伟先下乡到离县城最远、与武平县、江西省会昌县和瑞金县交界的红山人民公社赤土大队，1978年10月招工离开，在红山工作。生活了近10年。许是出身在亦商亦工和特殊的家庭吧，毛伟先要比其他的知青脑瓜子来得灵光，在红山的10年中，他和生产队社员作田3年多后，就当老师教当地穷孩子读书、识字和学算6年。

毛伟先先后在队办或知青协办的山车、浦竹坑、羊门前、白石坑等小学当代课老师，由县教育局每月支付24元工资，生产队年终照顾分点谷物过冬过年。后当上了小学民办老师，先后在新村（蚊子坵）小学、苏陂小学和红山中心小学教书，每月得酬16元，所在生产队按月发给50斤谷子。这些叫坑、坵、陂和蚊子、羊门的地方，这么古怪的地名我一听了就心生恐惧，也足可见知青插队的地方有多偏僻，文教卫生和体育事业有多落后。

毛伟先告诉我们：知青非常吃苦，群众也非常体惜城市来的知青，热情地接受和安顿了我们，教我们种田。在红山群众当中不乏世世代代没有走出过大山，或进过长汀城的。现在流行“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那时汀州府和县城则是红山群众眼里遥不可及的传说。看到农村群众会写自己名字的，十人当中几无一人，知青们自觉发扬有文化的优势，千方百计把乡村教育办起来。

为减轻农民家长负担和幼童翻山越岭到校的艰难，尽一切能力让孩子读上书，学校或教学点办到了家门口，但师资成了一大问题。县城里的老师和外江来的知识分子，大都不愿去红山任教，而红山本地受过教育的青年又不多，有一定基本教学能力的人屈指可数，要知道整个红山公社自解放后至1971年，全社居然没考上过任何一个大学生！面对几十所山村小学校或教点少师、无师的困境，上山下乡到红山的知识青年就成了唯一的师资来源。从1970年到1978年，共有60来名知青担任这类全职代课老师和中小学民办老师。大批知青老师的加入，极大地缓解了教师欠缺和教学质量极其低下的状况。而识字扫盲夜校的兴办，让更多的成人和妇女得到启蒙。插队落户的知青，被公社干部和社员群众称为“支撑起红山教育的一片蓝天”。

说起教育，毛伟先骄傲地说：我们当中有当代课老师的，也有当民办老师的，其他的知青也是称职的“赤脚教师”。知青们白天在田间地头教社员识字，晚上办扫盲识字夜校班，教群众认字。说是小学校，其实就是在生产队好点的旧屋子或祠堂，腾出一、二个房间出来办的，更没有教学仪器、图书室和操场，学生不多，有几个的，也有十几、二十人的，也都是四周的适龄儿童、少年，还有不识字来扫盲的成年人，小学学校也几乎是单人或双人校，老师是全能的，既是各科教员，也是敲钟员、班主任和校长。

男女老少，大家挤在清朝的破房子、坐着民国的桌子、手拿新中国的本子，大小年龄段的学生混编在一起读书、扫盲。老师交叉着时而教识字、时而教算术。虽然够累够辛苦，但在当年能够当上代课老师的知青已是凤毛麟角，不用再面朝大地背朝天，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生活在当时当地算是非常滋润的了。

在偏僻的乡村，世代传下不让女孩子上学的旧恶习，为了使要带小孩子和帮大人干活的女娃子和童养媳上学识字，知青和公办的老师什么功夫或手段都使上了。晚上有手电筒的打手电筒，没有手电筒的就打着松明火把，大家利用夜间社员缩在家的时机，挨家挨户动员群众将失学女童、少女送到生产队小学就读，说服家长和不识字的其他成年人到夜校扫盲。

苏陂大队的男社员刘家坤家，生了三个孩子，只有老二是男孩在校读一年级，最大的是女儿，叫刘马子妹。为了使刘马子妹能够上学，毛伟先三次上门，苦口婆心做老刘的思想工作，打消他“女子识得了字会跑走”的封建思想和“女子带小弟小妹、做农活都忙不过来”的顾虑，并同意刘马子妹手牵弟弟、背上背妹妹来学堂上课。就这样好不容易才让刘马子妹读上了书。

于是，在毛伟先和公办老师陈荣信任教的双人校教室里，出现了白天姐弟俩同上一年级的现象；晚上教室又成为夜校，学员有许多超龄女娃子和拖儿带女来识字的大人。这些现象，现在看来是笑话和不可思议，但在当年却是红山的普遍现象，它让许多人受益，极大地推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扫除文盲，得到红山人民和公社的支持、赞誉。

毛老师高兴地告诉我们：4年前，一个叫华秀的女学生突然与他“见面”，她在手机微信视频中，真诚地向毛伟先致谢，一再感谢毛伟先40多年前帮助她们这些女孩子入学读书，学了文化，否则现在目不识丁，出门都寸步难行。华秀的这一通话，让毛伟先听了后感到一股暖流流遍全身，他觉得所有的艰难困苦和付出太值得了。

老一辈人做事是认真和用心的，他们责任感非常强，家教也是既严苛又有温度。我们了解到，毛老师当年为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经常向公办老师黄琮、王柏龄、王奇峰、黄业连、陈荣信等人请教，还利用假期到涂坊河浦小学请他的二哥毛桂先、周福秀老师帮助“正音”，以克服客家话口音，提高普通话水平。

毛伟先还请在西安任教的大哥毛祜先寄来不少辅导材料，努力自学。家人的支持、关心也是他努力工作的重要因素。当年，毛伟先全家下乡到濯田公社洋塘大队，他每次从洋塘回红山时，父母都会给他一小瓶食油，有一次家里断油了没给，事后父亲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勿怪”二字，让毛老师牢记终生，深感父爱如山，以致他在此后坚持保持经常给长辈写信、汇报工作生活的习惯，却害怕给子女写信，顾虑信的内容会给小孩带去压力。这封“勿怪”的信，成了毛伟先的“座右铭”，激励毛伟先好好地向农民学习、好好地教书。

在接受我微信补充采访中，毛老师告诉我两三起他真实的经历，并几度哽咽。毛伟先最初插队在乾化洞生产队政治队长赖胜晃的家，与他家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毛伟先等们数位在同一生产队的知青自己办集体食堂，但住宿还是各归所居。1973年毛主席给莆田知青李庆霖的一封回信发表后，各地的社队开始建知青农场或知青点，分散落户到各个农家的知青，这才陆续集中在知青点食宿和工作、学习。插队在红山公社的知青亦然。

虽然告别了各自落户的社员家，但在逢年过节、落雨落雪时，生产队长赖湖南、政治队长赖胜晃、民兵排长赖马保和社员赖长胜等老东家，纷纷上门来请大家回门吃饭。有一回生产队社员赖于都，抠屎卡尿般积攒下来一篮子鸡蛋，他舍不得拿起换油盐、荤腥给小孩子吃，却提过来硬要送给毛伟先。“我一日吃一个，有时两个，这一篮子的鸡蛋我整整吃了十多天”，毛伟先充满感情地叙述到。

就这样，知青们与当地生产队社员结下了深情厚谊，也把红山视为第二故乡。遇到谁家办事请客，做东的人家家主或理事的先生，一定会请他们这些知青老师，而且是一定要坐上席的。毛老师说，现在每次想到这些旧时事，都会目汁漾漾起来。

为不使身体欠佳的毛老师过于激动，也为让自己不要再久久沉浸在知青的喜乐哀愁中，我匆匆结束了微信采访。因为此前在整理采访笔记和阅读《红山记忆》的过程中，我始终是心潮澎湃的，时刻感受到知青们的胸怀和情怀。我在单位为写作爱好者们组建成立了“绿芽社”，在给这些小伙伴们上写作公开课或召开作品研讨会、创作笔会时，几乎每次我都会强调共情力和共情力的培养，共情才能融入采访及报导对象的感情世界和写出有灵魂的文章，也才能把岗位工作做出成绩和特色。但这种生活遭遇的共情，是会让人失眠的共情，我已经怕了。

红山公社与外界长期是隔离的，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公社所在地腊口村才勉勉强强通了简易的林业公路，导致当地第一次见到汽车的群众惊讶道：“城里人真的好聪明，做的禾仓都会走动的”（以前班车和货车的车厢是木作和较为方形的，看上去像农民家的谷仓）。可见长汀的“西伯利亚”红山人民公社是有多落后和闭塞，到这山哈旮旯头里插队落户的知青，他们的理想信念又是有多强大。知青们白手起家、自食其力、亦农亦工，作田撯烧、和泥垒墙，既载歌载舞、写诗赋曲，也手握钢枪、守护家园，他们还满腔热情地兴学办教，硬是撑起了红山文教事业的一片蓝天。

上山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与乡亲打成一片，他们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痛并快乐着，在田野中快速长个子增才智，牵进去是稚牛、牵出来是麒麟，人人练就高强本领，走出苦难走向辉煌。1977年恢复高考，红山这个全县最不起眼的偏远小公社，却一下子有4人考上本科，考上本科的邱永荣、黄永康、俞芸、谢小建，他们又全部来自大乾隘知青场的知青，红山公社和大乾隘知青场在全县轰动一时。

曹松是龙岩学院的老师，他曾问我，过去为什么要把教育摧残、教师和知识分子打倒？这不是在开历史的玩笑嘛！我奶奶就是解放后由政府组织，并就近在街村的妇女识字夜校识到几个字的，我父亲也是在解放后参加夜校补习后，方看得懂文件和讲得出革命道理，甚至我姐姐辍学工作后，也是在职工业余学校补习完高中学业。我父母亲都是国家干部，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他们俩的月工资加起来一共70块钱，而我班上有个同学的父亲在广东一所大学教书，一个人的工资是我父母亲工资合在一起的三倍。这臭老九想必谁也愿意去当！打倒的是站在人民对立面、至死不愿为工农服务的那些文化人和旧制度，心知肚明的后来人为什么要一刀切呢？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哪个邻居家有困难或年幼子女多、劳动力不够，导致有孩子缀学时，居民小组、居委会老娘老头和学校老师是会上门死缠家长的，不仅承诺免除学杂费、簿籍费，还承诺给助学金或困难补助。尽管小学校收费很低，一学期一共也就1∽2块钱的事，拿不出钱的还可欠帐，到学期末可申请免除，我班上过半数人可领到几毛到几块的助学金。如这时候家长还不让步，上门做工作的人就会生气地把眼光短浅的家长骂得狗血淋头：“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话你敢不听？！”“孩子是国家的，你说了不算！”等。直接，没有那么多狐狸花俏的东西，甚至土了点，但这就是“前三十年”教育制度下的真实社情！

哪怕只有几个孩子，也要腾出房间来办小学，这样的国家和领路人、奔跑者们不伟大吗？市场经济和资本控制资源、左右政策，做得到为几个穷人孩子办学办教？一味地抹杀、抹黑过去的一切成果，片面地只讲过去穷、教育落后，且把暂时的、快速改变中的穷现象说成体制和某个人的错误，却不讲为什么穷和在穷中奋力做了什么，不是别有用心或恶毒又会是什么？我实在闹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过去那么真心要工农子弟好的义务教育、无奈却又锻炼思想和体魄的上山下乡等，说得那么一无是处？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别，这不是从马克思讲到毛主席这代人，且是入宪入章的吗？缩小“三大差别”不正是我们追求和为之奋斗的吗？难道连这都有错？唉……

在那特殊的十年，讲政治挂帅，凡事突出政治，在教育界“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为谁培养人才”和“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就是政治。现在看来也没错，一点也不会错。当年国家不是不重视教育，而是非常重视。只是办学方向、方法等调整变化大，如不纯粹为了考试，是为实用、管用和为革命育人育才，这也是当年新中国面对着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所迫。至少不见得现在的教育有更好或好多少。农科出来的不懂育种、工科出来的不懂拧六角螺丝，如今这现象比比皆是。当年的教育主流是为人民育才、为国家选才和送才。我不知曹松们明白了没有、要怎样和什么时候才会明白。

记得当时我没有正面回答曹松，而是悲愤到失去理智地朝他愤怒吼到：你们这些青年真是被“伤痕文学”毒害、被别有用心的授业者报复和糟蹋、欺骗了，过去对教育和知识分子重不重视，别问你学校的老师，也别问我，你要去问你乡下老家六、七十岁以上的长辈。我还提示他多去看看农村旧房子外墙上50年前刷的标语，诸如旧墙上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等残文断句，足以说明教育有过的正确和辉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探索，探索就一定有局限性和挫折，更况是心怀国之大者的老一辈的艰难探索。我们绝不能用过去否定现在，更不能用现在否定过去，否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更是不负责任的。我经常建议曹松他们。要多与月薪或退休金两、三千块钱的人在一起，多和他们共情，一定能更了解社会，更有助于他的社会学研究。

我的小同事零零后的钟文秀，她在帮我校对本文初稿时，微信发我一段话，我认为是替我完整又生动地回答了青年曹松们的困惑：刚刚仔细看完，读到讲述毛伟先先生等知青老前辈夜校扫盲识字劝学那段，我突然想到前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的老电视剧片段：一个怀孕的女人在下大雨的夜晚赶到教室上课的场景，我还奇怪为什么会有这种情节，视频的评论里网友也在纷纷吐槽导演怎么让一个“老”女人饰演少女，吐槽演员蹩脚的演技，原来这是史实，看您的文章又学到东西了。之前也听我奶奶提起过一点上夜校识字学算的事情，她识得一些字（少），有时候会指着字问我这个是不是大/小/天/下......，然后我就对她比个大拇指，说这些的时候感觉她既骄傲又懊恼，没能多学一些。文中的“华秀”时隔40多年还能来联系毛先生，真是心怀感恩的人遇到了命中注定的“神”，让她一辈子都惦念着。

是的，假若没有当年破房间办的乡村小学校、扫盲识字班、妇女夜校、职工业余学校等，现在的文化人会有那么多？不通路不通水电的乡村，如果没有农村6•26合作医疗所，农村人口与平均寿命如何？……这些基于实实在在的现实提问，谁有勇气来回答？

我们在毛家交流时，有幸迎到长汀县原副县长、县人大副主任梁茂源老先生，他也热忱地分享了不少见解。毛伟先四兄弟不仅热情地接待了我，还拿出了珍藏的影集，如数家珍地讲解他们祖父毛鹤书送子求学和开办现代印务、父辈兄弟们光大印务事业和投奔革命，以及他们这一代的上山下乡。故事生动，故事一个接着一个。这既是毛家的家世，也是红色印务的起源和地下革命斗争的历史。

毛伟先老师2009年与毛主席孙子毛新宇将军的合影吸引了我们的眼球。九十年前，毛伟先的爷爷、父亲及兄弟在长汀见过毛主席，为毛主席和工农红军、苏维埃政府做过不少事，也传下了好家风。毛伟先老师说他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他和自己斗争许久后，最终还是把中央苏区时期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民登记表》木刻印刷版原件，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在为国家博物馆），被鉴定为国家珍稀文物，这国宝级文物极为珍贵，填补了中央苏区根据地革命斗争历史的一项空白。八十年后，毛伟先在浙江毛氏宗亲联谊会见到了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将军，并一起单独照了相。毛伟先说，毛新宇在会上的讲话非常感人，性情也十分的像他的公爹佬毛主席。毛伟先在与毛新宇交谈后，更加体会到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不容易，觉得自己作为长汀县前毛家后人和毛铭新印刷所老地下党员的后代，捐出文物是非常正确的。

你们被“丢”在大山深处，时间短的几年、十年，长的十几甚至二十、三十年，你们不会埋怨？我有点在诱导着在座的知青和下放的老同志们吐吐槽。

“洋油、洋布、洋笔，洋铁皮、洋纸伞，被外国列强欺负了两三百年，什么工业都没有，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太困难了”。

“温饱基本解决了后，全国的人口又翻倍暴增，一边要反修防修、抵抗美帝入侵，一边又要防止国内阶级敌人搞破坏和地主资本家复辟，几轮下来的上山下乡虽然是不是办法的办法，但却起到了教育群众和知识青年的巨大作用”。

“当时吃苦的也不是我们知青吃苦，全国上下、全民全社会不都这样。苦难也是一笔财富，不能用现在过的好日子去比较过去打基础时的苦日子”。

“上山下乡的人和插队知青有算工龄和计入退休金，冇疾冇痛的话，现在的日子还是过得吖饱足的。现在习总书记和党中央又带大家齐搞乡村振兴，中华民族大有希望，日子一定越过越好”。

这些“小老头”们七嘴八舌、“东拼西凑”的话也非常在理，体现了知青的格局和胸怀。如果要写他们在山村里吃的苦，每一个知青都可写出一本厚书。他们表示，虽然上山下乡和插队吃了不老少的苦，但非常理解和认同当时国家的顶层设计和初衷，也认同这场群众运动的意义，也有了比后一代人更多、更特别的人生收获。

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智。在我的访谈中，“老插”和老知青们没有抱怨，反倒是非常感恩社队干部和农村群众的爱护和帮助，感到上山下乡经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懂得了什么叫社会和实际，也锻炼了体魄和提升了思考能力，加快了年轻时的成长，也给各自的家庭积淀了好家风，对后代的教育和人生观的养成非常有意义和帮助。

上山下乡的干部群众和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当年成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的生力军，现在他们又成了传统文化的守望者、红色文化的传播者和新思想的追随者。我在心里默默地给他们点赞。新时代需要这种精神和有精神的人。

不是么？犹如“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那代知青有那代青年的信念。当年，这些十几岁的知识青年、小毛孩纯粹且热血沸腾，积极响应伟人毛主席的号召和国家的安排，踊跃报名上山下乡和插队农村、落户农家，与农民群众“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誓要改变旧山河。

上山下乡的知青给偏僻、落后的农村带去了文化教育，兴办社队小学和夜校，开展妇女识字和扫盲等，如恢复高考后红山公社成为全县的黑马，多人考上大学，不通电不通路的穷乡僻壤，破天荒地飞出金凤凰；他们带去了科技，推广杂交水稻、土壤改良和科学育苗育林，以及初级农业机械和兴建小水电等；他们带去了医疗卫生，兴办6·26卫生所，当上6·26赤脚医生，为农村社员治病、接生等；他们还带去了新理想、新理念、新知识、新技能，带去了文学艺术、体育竞技、军事训练等。他们在学中干，在干中学，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理论，斗私批修、反修防修，万众一心且众志成城，使人民公社旧貌换新颜。

英雄迟暮，他们至今还关心第二故乡的乡村振兴和发展工作，仍有誓死保卫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那种共和国知青特有的战士精神和激昂的斗志。

人分三六九等，有人就有江湖，人类社会就是阶级社会，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社会观和价值观。我经常问曹松等小青年：你们是怎么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

曹松他们说：书上看到的、学校老师教的，与实际了解到的出入较大，懵懵懂懂了，想听您的看法。

我总是这样告诉小年轻们：上山下乡的知青前辈，他们自觉地把知青命运紧紧地与广大工农群众命运、与新中国社会主义伟大建设事业相结合；他们的知青生活紧紧地与农村革命、农业生产、农村科教文卫体的实际、实践相结合。他们在旗帜和思想的指引下，战天斗地，在广阔天地里磨炼红心。他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对曾经的苦难无怨无悔，对有过的日子无限珍惜，他们说及过去时，如数家珍，个个不仅眼里有光，暮年了还心怀梦想，时刻准备着听从祖国召唤。当然，由于备战备荒和新中国百废待兴等时代的局限，我们也欠他们许多，共和国不会忘记。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无论在哪个朝代和国度，后人总是欠前人的，这是历史的宿命论。

“知青”是现象还是文化、对长汀的影响力如何？曹松又问到。

你这是随意问到还是刻意问道？我反问他。年轻时我也呛过水，所以非常乐意把曹松他们这些小年轻托举得高一些，但又局限于我的认知水平有限，一下子我不知从何说起好。我浅显地告诉他，现象是短暂或一瞬间的，文化是沉淀下来的，是根植于人们内心的修养、养成的道德、对自觉与自律的执守、为大众服务的善良和贡献精神，以及为大多数人的自由、公正建立的规则和制度。

近一百年来，对长汀形成影响力的文化运动有几次较为显著。如：毛委员带领红军入汀和苏维埃政权建立、抗战时厦大整体搬迁入汀、美军飞虎队进驻长汀，历次干部群众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插队落户（包括莆田、泉州、厦门知青插队长汀），三线建设时的红旗机器厂、知青返城时的棉纺厂和化肥厂兴建，以及《汀江文艺》的开办和《长汀革命故事集》的编撰等等，均给长汀带来先进的思想和文化理念，留下宝贵的精神思想和文化科技等遗产，促进了长汀的发展，甚至改变了历史进程。至于文革期间“新公”和“革联”两大派系的斗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人们的思想和文化观念，这块现在说不清楚，留给后人去指指点点。

“大伯，我们这代小年轻十年读的书，都没有和你们厮守一天学到和收获到的多，你们为什么那么厉害？”曹松成了大人们的小迷弟。

“因为我们在无情的世界里深情地活着”。一时半刻我也回答不清楚，索性给他甩去一句20年前流行过的“醒世恒言”。

曹松和一些获悉我采访老知青的小文友、小青年，问我这场上山下乡群众运动的意义在哪？我告诉他们，我没有看法，因为德不配位。我也建议这些知想青年静下来思考和答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了谁？

伟大的事业和群众运动，应该由主导和创造历史的群众去评说。正如《红山记忆》起式概述的第六部分，虽然仅有300余字，但我认为是“多余的话”，因为不应该由他们当事人来说，更不应该为了迎合或自证什么，就自黑或“这么说”，否则就是乱说或有乱说之嫌了。当然，我只是认为知青是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代人，冲击和改变人们思想和文化观念的一支重要的群体和一群朝气蓬勃的族群。就拿红山的上山下乡及插队的知青来说，这1000来号人改变了当年人口10000来号人的红山人民公社，影响了后来的红山人民政府。在县域的范围内，这就足够了，也够伟大了。

这股金子般珍贵的知青精神还在传承，还在继续改变乡村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因为知青是文化，是图腾，她是延续和永续的。更何况红山知青文化有厚重的群众基础和能人引领，在他们当中也产生出一大批的佼佼者，有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胡松华、龙岩学院硕士生导师俞芸、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协会会长饶国辉、龙岩市骨外科专家邱永龙，以及在体制内官至厅级的唐建辉、谢小建等。

行文至此，我把还散发着墨香的《红山记忆》放在书架的显眼处，它是一面镜子。在本县馆前人民公社插队的知青张少武老先生写的一篇短文很公道，他写道：《红山记忆》记忆的是一段历史的沧桑，记忆的是一代人的奋斗历程，记忆的是共和国的国家命脉的搏动。《红山记忆》让人们记住“知青”是大有作为的一代，不是被“苦难”“毁灭”的一代。张老先生的短文与知青回忆录《红山记忆》一样，朴实无华，没有埋怨、愤懑，更无咒锅骂绝或哭泣，只有青春无悔和青春之歌。回忆录成了回忆杀，我不由得再次亢奋着他们的亢奋，向往着他们的向往，久久地陶醉在知青大哥大姐们的峥嵘岁月里。回忆录又像是贤者诤言，教人不忘初心和来时路，更是久违了的军号，尽管时而低沉、呜咽，却催人奋发、勇往直前。

岁月如歌，他们和他们那代人的知青岁月，哪有那些拒绝改造的反动文人、被工农大众清算过又借尸还魂的还乡团，以及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不满的公知、精英口诛笔伐的各种不堪和苦难。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很多基于当时实际情况或特定背景下的探索实践，在当时或许是正确的，甚至是无比正确，过后的指导思想或大环境变化后，前人的探索与实践在后人看来是错的，这皆有可能，也很正常，更况不同的世界观下有不同的方法论。但无论如何，在无路可走时，能有智慧和担当去开辟出一条路来走，这就够勇敢了。前人走过和证明走错了的路，后人好好总结，不要再去走就是了，但不能昧着良心和无底线地去诅咒开路者。对探索实践者连根带拔，到头来会发现把自己的根都给拔没了。

岁月静好，未来不在远方，脚下就是未来。上世纪的知青是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也是最可爱的人，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老一辈人为我们开辟了路、也替我们走了很长的路，为我们打伞和托举我们。我们应当立正、敬礼！向与苦难和解、与时代和解的他们，向他们不朽的芳华致敬！

采访札记（一）

特殊年代，我刚出生。那时又尚小，作为学校宣传队的骨干和锣鼓队的队长，我经常敲锣打鼓参加迎送知青上山下乡、欢送新兵入伍和迎接复退军人和一大早到汽车站接红宝书，以及上街宣传毛泽东思想、向县革委会领导和军代表报丰收等群众活动，并从小订阅和认真阅读当时公开发行的幼儿、青少年读物，以及大人的时政报刊、学习资料等。在我小时候的特殊年代，我的父母亲也受到派系的冲击，下放到农村好一阵。十多年前，我也在较长一段时期很用心地从事过服务三农和农资分销工作。为此，尽管我没有直接的知青经历，但我对农村和与农村农业农民有的东西有感情。这回，我只是在有限的知识储备下，通过资料查找、走访故地和采访当事人，对他们的时代做个简单的记录和粗浅的“望闻问切”后的个人感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芳华。不带有色的眼镜去看纷纷扰扰的世界，那么一定会是“只要努力和付出了，回望过去一定是美好的人和事”。为此，作为后人或非当事人，我只能敬重他们那代人的热忱和忠诚，感慨着他们的感慨，悲伤着他们的悲伤，追求着他们的追求，不好更不能过多地去解读或评判他们的风雨兼程，和他们经历的风风雨雨。同时，由于年代久远，采访和写作又匆匆忙忙，必定存在不足、不对，甚至是荒谬的地方，在此一并敬请老知青和史学专家、老师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路是走出来的，没有路的时候总得有人去开出一条路来。从上世纪50年代北京最初涌现血气方刚的知青主动报名去边疆垦荒，催生了不久后的知青上山下乡潮流，再到席卷全国，乃至到了80年代初才彻底结束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上山下乡有利有弊，利弊怎么分配是一码事，且该容后人去说。但在那二十多年的岁月里，无数热血沸腾的青年，义无反顾地响应国家号召奔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豪情万丈、无怨无悔地在最艰苦的山村、荒漠、海岛和边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他们就是英雄。

我们该学会和解，不仅与自己和解，更应向老知青的学习，与时代和解。插队的知青返城后，大多还经历了下岗失业的痛楚。而早些年插队的知青现已走得差不多了，最后几年插队的知青现在也开始凋零。抛开当时国策的初衷和执行的结果如何，就知青个体而言，他们是时代的英雄，是脊梁骨，我们没理由不去膜拜他们、歌颂他们，更不能忘记他们和抹黑他们所处的那个热血沸腾、英雄倍出的时代。作为后人，我们该向老一辈知青学习，学习他们忠诚党的建设事业和扎根农村闹革命、多快好省建设祖国的精神，多些体惜他们和解、放下的心境，一样无比真诚地为新中国和现代中国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欢欣鼓舞，并总结好前人的失误和经验，传承好、发扬好前人的好作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奋斗。

人生苦短，来日也方长。 我们一起去热爱这片土地和新时代吧，她藏得住事、包裹得住你、容忍得了你的过失。她是滚烫的、又柔弱多情的，是能够生子生女的。

采访札记（二）

我曾经较长一段时期从事新闻和文学创作，习惯了“天马行空”“行云流水”和“不过夜”的快节奏，写的东西往往“一挥而就”，这也要怪长期文字工作养成了当天采访当天出稿的“毛病”。但写这篇文章，却让我吃到了一些“苦头”，反复烘焙方得以出炉。当然我在此中也收获到不少。原因有三：

一是写历史事件很难，写有争议的则更难。我不得不周全些思考，既要寻找切入的角度和表述的手法，并反复查找资料和多方求证，要求真实和公正；又要克服心里的担忧或顾虑，得多一份勇气或担当，承受压力又承担后果。还好，我算是老党员了，忠于党的建设事业，为党的光辉历史、新时代和工农群众鼓与呼。也还好，这些历经沧桑的七、八十岁耄耋之年的老人，当年的那份初心还在，并不断升华，把小情绪慢慢的沉淀和演变成情结，对过往和当下多了份尊重与理解。他们不仅认同我这次的写作，也支持我继续写他们的故事，并鼓励我高产、丰产，这让我心宽了许多。

二是我和毛伟先老师，算是较真的人碰到了较真的人，“甲乙双方”都遭罪。说实话，我遇到了配合度很好，却又非常较真的访谈对象，使得文章反复推敲和修改。为保有文章出炉的速度和质量，我夜以继日，费尽心血，吃了苦头。相信毛伟先同志也一样。他非常有生活积累和做学问的严谨态度，有时为一两个字表述或使用的准确性，74岁的他在子夜过后还用微信联系我。我们算是陌生的忘年交，互粉互赞，也互相学习和不时地互相纠正需要纠正的地方，也互相坚持认为要坚持的方面。

三是今后的路还很长，还要走，而且一定还会走得非常辛苦。我出生在中央根据地、省苏维埃人民政府所在地的红色长汀，热爱红色文化和文学创作。访谈毛伟先等人后的这篇知青故事和采访体会，已经让我“苦不堪言”。这次采访积累下的素材又是非常丰富，促使我想去写另外两篇，一篇是红色印务在长汀的发展和壮大，另外一篇是中央地下交通线在长汀的革命斗争。老兵不断凋零，如有可能，我还想抢时间访谈在那十年参与过派系斗争的当事人。水平和能力都非常有限，这些活不好弄、这路不好走，但得去探寻，因为我是汀州府的长汀人。

老知青、“老插队”毛伟先、易金金两位老先生，带我拜访了家乡的企业家、回城老知青张世林先生，参观张先生的私人“知青馆”。大家就“知青”这一话题进行了热烈研讨，开诚布公地发表见解、交流意见。

幸得文字架天桥，从此沟壑成通途。

同频向来多奢望，共振却因同一屋。

我们能在这里相遇和共情，感谢缘分、感谢您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