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遗扩展 · 艺术篇】 走近梵高

谦克

（梵高系列之二）

梵高画作衍生出的故事

普罗旺斯的向日葵（驴友的作品）

普罗旺斯的薰衣草（驴友的作品）

 梵高和向日葵

每年的七月和八月，薰衣草和向日葵粉墨登场，神秘的紫蓝，昂扬的金黄，成就了普鲁旺斯铺天盖地的绝色。无数次地想象着葵花田随坡逶迤的盛景——大袛是平缓的，偶尔有几个大弧度的坡势，一条由油画色堆积的织毯从远处的高坡泻下，七分涵金的明黄，三分蕴璧的深绿。清风乍起，牵来了波的涟漪，绿色随风掩去，向上的波面涌动着震颤中的金色。

我去过两次普鲁旺斯，一次在红情绿意的初夏，一次在金风玉露的秋日。为了躲避南法的酷暑，我错失了薰衣草和向日葵的盛期。总以为缺憾可补，不料天意难违，“黃（向日葵）、紫（薰衣草）之恋”终成为梦中之约。

去过阿尔勒的驴友告诉我，时逢盛夏，从阿尔勒古城往外走，便可以看到成片成片的向日葵花田，方圆数里一片灼人的金黄。向日葵有一种强烈的向光性——清晨，它们会笔挺挺地迎来朝阳；黄昏，它们会齐刷刷地送走落日；午时，它们更会仰起花盘，盎然而欣然地直面着熏烤的灼热。阿维尼翁至阿尔勒的途中，我用心留意着周边的景物，春夏之交，一片绿肥红瘦，唯不见向日葵金波的闪烁。

阿尔勒之行，看的就是梵高。看不到田园中的向日葵，便更牵情于博物馆里梵高的画作。梵高的向日葵有两类：一类是插在瓷罐里的花枝，三朵的，五朵的，十二朵的，十五朵的，分别珍藏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德国的墨尼黑和英国的伦敦；一类是被剪下的花盘，两朵的，四朵的，分别珍藏于瑞士的伯尔尼、荷兰的奥特罗和美国的纽约。

《两朵剪下的向日葵》，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两朵剪下的向日葵》的另一版本，收藏于瑞士伯尔尼艺术博物馆。

我总觉得， 梵高和向日葵之间有一种隐喻式的关联。法语里，向日葵是“落在地上的太阳”，他们以广阔无垠的聚合，朝向着天上的那一颗孤高而炽烈的恒星。久而久之，他们染上了太阳的骄矜，也染上了太阳的宽仁。太阳是高高在上的，可以肆意妄为，而他们只是隶属于太阳的一族生灵，虽然无足轻重，却学得了太阳的秉性——朝奉于太阳，附身于太阳，愿象太阳一样，燃烧至火，燃烧成光，虽不能涅槃重生，却愿在太阳的烤炙下燃成灰烬。那被剪下的两朵和四朵枯焦的花盘，便是向日葵精神磨砺的例证。

《四朵剪下的向日葵》，收藏于荷兰奥特罗市国立克罗勒·穆勒博物馆。

每一片细微的花瓣，都被淬成了炽烈的火焰。

前面说过，梵高在他的艺术盛期，最喜欢的有两种颜色，一是太阳的金黄，一是天穹的蓝紫。在《向日葵》的油画系列中，梵高理所当然地独步于金黄，又在一统的金黄色调里编排出各种奇妙的变奏——有古铜色的焦黄，有柑橘色的橙黄，有硫磺色的中黄，有柠檬色的淡黄。同一色系中微妙的变幻，让《向日葵》变成了一部涵金的交响。梵高眼里，黄色就是阳光的象征，黄中涵着金的光，金的箔，这是一种气质的贵重，这是一种品性的磨砺。在梵高的《被剪下的花盘》里，我看到了向日葵裂变的过程——从稚嫩的鹅黄到勃发的中黄，从成熟的橘黄到枯萎的褐黄，黄色老了，老成了一触即碎的枯瓣。当它们零落成泥的时候，便是新一轮生命的开端。在梵高的向日葵里，我感慨于生命的初萌，生命的勃起，生命的成熟，生命的凋零。然而，在濒临毁灭的边缘，又重燃起生命的希望。

梵高向日葵局部欣赏

奇怪的是，我在观赏原生态的向日葵的时候，从没有产生过诸如此类的冲动。一旦接触到梵高的画作，立时间体验到生命的欣怡、怆惋或悲壮。想起了一件趣事：四十年前，上海福州路的艺术品画廊集中展出了一批国外印制的限量版名画，并以高昂的价格出售。我慕名而来，权当作艺术品真迹的面对面的览阅。那个时候，我尚未走出国门，当我看到梵高的那一幅《被剪下的四朵花盘》的时候，竟产生了触摸和嗅闻的愿望。那浓烈得几近枯焦的颜色，那窜升得恰似火苗的花瓣，那堆砌得如同雕塑的笔触，让我联想起阿尔勒干燥而亢奋的空气，葵花籽粗野而糙砺的质感，太阳光原始而猩烈的气味。杰出的画家是能够将身体里的感觉记忆全部倾注到画布上的，梵高便更是这样。我伸长了脖子，微闭着眼睛，煽动着鼻息，朝着梵高的“向日葵“缓缓移去。当然，此举并没有成功，领受到的是一番没鼻子没脸的训斥。当时的我自尊心大挫，郁闷了好些日子。几十年过去了，此事早已淡忘，却看到了台湾艺术评论家蒋勋先生的一段鞭辟入里的辨析——梵高的《向日葵》不仅有形色，而且还有温度，有气味，有触觉。你可以用眼睛去观摩，用心灵去体验，用鼻息去嗅闻，用双手去感知。往事翩迁而过，此时此刻，我不再纠结于当年的鲁莽，反倒为年轻时代的“超前”洋洋自得。

梵高向日葵局部欣赏

真正看到《向日葵》的真迹是在二零一五年的五月。行至伦敦，自然要拜访梵高的巨铸。据行家评述，伦敦国家美术博物馆珍藏的《花瓶里的十五朵向日葵》是该系列最出彩的一幅，赭黄、橘黄和中黄层层叠加，堆砌出十五朵金灿灿的花盘。梵高的向日葵是浓稠的，粗野的，火热的，而她，却在梵高舖设的壮烈中榨出了一片温柔。尽可能地贴近原画，我在向日葵花蕊中发现了梵高式的笔触：葵花籽密密排列，形成了坚韧、厚实的质地，梵高便将黄、赭、绿调合在一起，黏土般地堆积在花蕊的部位，又用油画笔垂直地插向颜料，缓缓拉出，创造出古灵精怪的葵花籽的尖突。平面的油画是温润的，梵高却开拓出前所未有的雕塑感——光影下的一种锥体形的外凸。对于观画者，这是打破常规的体验，弥漫于画前的，是由视觉、触觉、味觉叠加而起的生命的壮硕。

加一段小插曲：2022年10月14日中午11时，珍藏于伦敦国家美术博物馆的《花瓶里的十五朵向日葵》惨遭“泼汁”。当“环保勇士”们将两罐番茄汤泼向价值7250万英镑（约合5.8亿人民币）的向日葵的时候，“行将死亡的星球”是否会由此重获了希望？

珍藏于伦敦国家美术博物馆的《花瓶里的十五朵向日葵》

《花瓶里的十五朵向日葵》局部

《花瓶里的十五朵向日葵》局部



留给世界的空椅子



“空椅——有许多空椅, 将来还会有更多的空椅……总有一天，除了空椅之外, 什么也没有。”

——梵高

梵高给世界留下了两把空椅子，一把是《椅子•烟斗•烟丝》（又称：梵高的椅子），一把是（椅子•蜡烛•书》（又称：高更的椅子）。两把空椅悬隔着多佛尔海峡，前者珍藏于英国的伦敦，后者珍藏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一百三十年以前，梵高在亚麻画布上留下了这两把椅子，层层堆积的油色中参杂了多少难言的隐私——有真挚，有炽烈，有悲情，有决绝。曾经的相见恨晚，曾经的惺惺相惜，却都在说不清道不明的嫌隙中土崩瓦解，剩下的只有苍凉的死寂，偏执的嗔痴。

梵高的椅子 ——《椅子 • 烟斗 • 烟丝》

高更的椅子 ——《椅子 • 蜡烛 • 书》



应该说，梵高对高更是赤胆忠心的，除了同胞兄弟提奥，高更是梵高唯一的挚友。在巴黎的艺术沙龙里，两位后印象画派的探索者从相识到相印，从相惜到相知。梵高尊高更为师长，高更视梵高为兄弟。梵高籍籍无名，无人会正眼看他，当高更给予《向日葵》第一声赞叹的时候，梵高自然是感激涕零。

巨匠的友谊就此开始了，但开始得并不平等。梵高有一点顶礼膜拜，高更有一点目中无人，这对于两位极具个性、极具潜质的艺术家来说，本身就包藏着祸根。

一八八八年二月，梵高游访阿尔勒，在拉马丁广场二号创建了“黄房子”，第一个想到的便是高更。自闭的窗口留出了小缝，只允许高更一个人进入。他邀请着高更，邀请中包藏着难以招架的炽烈。高更应诺了，不知是真情所动，还是盛情难却。高更没有象梵高这样单纯，梵高将黄房子视作生命的终极理想，而高更的终极理想在南太平洋的大溪地——那一片被现代文明弃落得太久的“荒蛮幻境”。

高更送给梵高的自画像，自负中带着藐蔑。

梵高送给高更的自画像，清寡中带着憨拙。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梵高以狂魔般的激情等待着高更，这种激情已转化为不可自抑的煎熬。因为高更赞扬过向日葵，他便无休止地重复着这个命题，两朵的，五朵的，十二朵的，十五朵的，他将她们一一挂在墙上，殚精竭虑地挑选着其中的“最好”。他亢奋了，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面对镜子揣摩着自己——蓬乱的红胡子，掺血的绿眼睛，面容憔悴，形骸枯槁，这又掀起了内心深处的一阵阵狂潮。他觉得自己得了病，精神的，还是肉体的，找不出缘由。在那些难熬的长夜里，梵高绘制了无数幅光彩夺目的自画像——时而是西装革履的绅士，时而是百无聊赖的烟民，时而是头戴草帽的农夫，时而是神采飞扬的画家。有人将梵高的自画像排成一列，一幅接一幅地对比着画中人的眼睛——从呆滞到忧郁，从焦灼到躁烈，潜移默化地展示出一个狂躁症病人的精神裂变。那个时期的梵高是焦虑的梵高，燃烧的梵高，亢奋的梵高，但又是创造力最为旺盛的梵高。

一八八八年十月二十三日，高更如期而至。梵高丝毫没有掩饰对高更的敬仰与崇拜，高更也理所当然地教诲起这个憨拙的学生。“蜜月期”的疯狂很快就过去了，一切都进入了日常的平和。从第一次共同作画的阿里斯康墓地开始，两位艺术家在理念和技法上的分歧便初见倪端。同为“后印象”的鼻祖，梵高主张源于生活，一切以自然镜像为创作的依据；高更主张高于生活，一切依托于主观想象的编织。高更不满于梵高的创作理念，更不满于梵高的“厚涂“技法，他习惯于颐指气使，口不择言地教训着梵高:“用你的脑子画画”、“绘画不是自然的模仿，而是智慧的创造”、“你这种无序的走笔真让我生厌”，等等等等。渐而渐之，高更的不敬不屑触破了梵高的最后一道底线——由脆弱的自尊支撑着的根深蒂固的自卑。两个月后，当郁积的梵高抄起酒杯向高更砸去的时候，两位大艺术家最终决裂。从缔结到破碎，梵高和高更的友谊充满了狂热到决绝的悲情。高更拂袖离去，赤子般诚挚的梵高终成疯魔，自残中割去了左耳，陷落于没有争执、没有欢乐、没有激情的死寂。

这是一部涵有巨大容量的小说，多少人望而却步，不敢问津。它为后世的艺术钦慕者出了道两难的囧题——同为艺术巨匠，孰正孰斜，孰是孰非？

眼下，似乎还没有人评判过两位大家之间的是非曲直，只有凝固在亚麻布上的那两把椅子——梵高的椅子和高更的椅子，黯然地辐射着凄清的幽辉。

梵高的椅子，灯心草垫上堆放着烟斗和烟草，孤单而清寂。

高更的椅子，绿椅垫上搁置着蜡烛和书，优雅而高贵。

鳞茎粗大的圆葱冒芽了，窜出了两枚鲜嫩的葱叶，梵高还在等待着高更的回归。



这是梵高绘制的两幅油画，地点：拉马丁广场黄房子二楼；时间：一八八八年圣诞节的前夜。一段令人窒息的时光，沉寂征兆着燃烧，燃烧征兆着毁灭。

平安夜的清晨，冬日的阳光射进了梵高的寝卧，但觉不着一丝暖意。高更彻夜未归，想必去意已决，梵高却依旧心存遐念。暖阳斜斜地舖在灯心草编织的座垫上，一侧堆放着梵高的烟斗和烟草，孤单而清寂。这就是梵高的椅子，用顽劣的原木架成，没有一丝装饰的攀附，没有一丝温情的浸浴。梵高作画是从不画影子的，但在今天的镜像中，看不到影对椅的陪伴，更觉得落寞和清凄。

在冬日的阳光下，梵高画下了这一把椅子，这是实物的临摹，这是心灵的写照。椅子右侧青灰色的木门紧闭着，椅子左侧的木箱里置放着鳞茎粗大的圆葱，圆葱冒芽了，窜出了两枚鲜嫩的葱叶。友谊破碎了，但希望犹存，梵高还在等待着高更的回归。

几乎是在梵高出生的同期，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的著名散文集《瓦尔登湖》问世了。它以充满哲思的语言描绘了隐居瓦尔登湖畔的所感、所思、所见、所闻。百般寂寥的梭罗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屋里有三把椅子，第一把为独处，第二把为友情，第三把为交往”。千里云水之外，梵高欣然接受了这杳渺无踪的感应。不同的是，自闭的梵高早就摒弃了交往，他只为阿尔勒的黄房子安置了两把椅子，一把为挚友，一把为自己。而今，唯一的挚友就要离去，孤独中的梵高心如死灰。

天色渐渐暗了，高更还没有回来。为了给画布上的椅子找一个伴，梵高画下了《高更的椅子》。椅子静静地斜在高更的寝卧里，灰噩得没有一丝光泽。梵高点上了煤气灯，仍不能将它照亮，便在绿椅垫上搁置了一支蜡烛。烛光照亮了椅子的周身，也点出了椅子的气质——一把带有扶手的核桃木座椅，攀附着考究的弧弯，雅致的花纹。相对于梵高木椅的粗陋，高更的木椅是何等的显贵。梵高曾用一百五十法郎购置了一张核桃木大床，这对于清寒的梵高，无疑是一个天价，但梵高却怙终不悔。浑噩无为的日子里，高更不吝赐教，为梵高指点迷津。梵高自然是感恩戴德的，他以最独特的方式打开了一扇关闭得太久的窗口。可惜的是，曾在证券交易所滚打多年的高更，无法领受梵高的那一片近乎痴迷的憨直。

梵高端详着绿椅垫上的蜡烛，一竖闪烁着智慧的光柱，在他眼里，这便是高更的化身。梵高看了半天，觉得还不够，高更最喜欢坐在这把椅子上秉烛夜读。于是，他找来了两本书，谦恭地伴在蜡烛一侧，这才是高更完整的形象——蜡烛照亮了书本上的文字，文字照亮了人类的智慧。

直到这个时候，梵高依然对高更充满了崇拜，崇拜中交织着怨恨和嗔痴。梵高远不具常人的理智，却拥有常人远不具的感知。他以尘世过客无以企及的触觉，分分寸寸地勘探着周边的那一个麻木的世界。在观摩《高更的椅子》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梵高的色彩是何等的敏锐，梵高的笔触是何等的凌厉，曾在《夜间咖啡馆》中营造过对峙的红色和绿色，再一次渲染了惶恐和不安，渲染了隐忍诱导的最后的惨剧。

梵高的耳朵



梵高自残后的自画像

一八八八年的圣诞夜，西方人平安顺遂的一夜，喜乐无忧的一夜。对于梵高，却是狂躁成魔的一夜，疯癫至绝的一夜。那一夜，梵高割耳自残；那一夜，高更彻夜未归。

高更是“割耳事件”的唯一见证人。事发后，他陈述了梵高“割耳”的前后境况——

深夜，高更依旧在阿尔勒的小巷里踽踽独行。黄房子是回不去了，那里，除了怒火，就是死灰。他觉得一个幽灵在身后游荡，他走的快，幽灵游得快；他走得慢，幽灵游得慢。高更一声吆喝，幽灵也随即停下了脚步。

“谁？”

幽灵没有说话。

高更继续前行，幽灵继续尾随。

“你干吗老跟着我？”

幽灵还是没有说话。

“你干嘛不说话？”

“你说话，我也说话；你沉默，我也沉默。”幽灵终于开口了，那是绝望中的梵高。

高更回过头去，一个严严实实包裹着的影子，手掌处闪过了一道寒光。高更害怕了，加快了脚步，窜进了拐角处的一家旅店。

那一夜，高更没法入睡，是耽心梵高，还是耽心自己，实在说不清楚。凌晨，警官敲开了房门，阴冷地说：

“你的朋友自残了，割掉了左耳，麻烦你跟我们到警局作一个说明。”

高更似乎并没有吃惊，想起了昨夜瞥见的那一道寒光，谨慎地问了一句：

“他是用什么工具割耳的？是刀？”

“算是吧，但只是一把刮胡子的剃刀。”

高更履行完手续之后，给提奥发了一份电报，提奥赶至阿尔勒的时候，高更已经回到了巴黎。一八九零年，梵高去世于巴黎西北侧的奥维尔；一九零三年，高更去世于南太平洋的大溪地。两位巨星天各一方，再也没有相见，在生命陨落的那一刻，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祭奠彼此。

……

我崇敬高更，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毕竟开启了破天荒的大溪地之旅。我漫游过大溪地，在那个集野蛮、原始、真挚和纯朴于一身的荒蛮幻境，高更终于找到了被现代文明抛弃得太久了的“视觉盛宴”，找到了“充溢着动物体香”的“伊甸园女神”。二十世纪初，英国小说家毛姆的划时代巨著《月亮与六便士》问世，高更便是那一位在月亮和六便士的选择中孤标傲世的勇士。勇士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他创造了并肩于梵高、塞尚的辉煌，却冲破了传统道德观的底线。为了认定的理想，高更可以抛妻弃子；为了认定的理想，高更更可以在梵高最需要拯救的时刻割断了友谊。

我无意将梵高“割耳”的责任归咎于高更，一百三十年前的阿尔勒，这绝对是人人躲闪不及的痼疾。梵高成名后，现代人不仅推崇他的画作，也辨析起他自残的起因。在与高更六十二天的相处中，梵高的“狂躁”无可遏制地加剧，没有高更的加入，梵高不至于狂躁至癫。据现代精神病学家分析，“狂躁症”发病期间，病人的耳畔总有一种缭绕不绝的幻听——或是至亲的谩骂，或是挚友的训斥，或是自身的咆哮，人生中最忌讳的种种杂音圈成了一堵无以突破的高墙，将梵高一步步地逼入绝境。与其说是自残，不如说是解脱，梵高终于割下了左耳，以肉体的剧痛平息了耳畔翻江倒海般的轰鸣。

梵高自残后叼烟斗的自画像



半个月之后，梵高出院了。无人关注过他的情状，只有提奥，那位不离不弃的并蒂血亲。镜子里出现了梵高的形貌——缠着绷带，叼着烟斗，悠闲而淡定。一切都落在他的画里，依旧枯槁，依旧落魄，双颊却敷上了红润。割耳后的梵高进入了他的平静期，他画了一幅最年轻、最精神的自画像，以此告慰七十高龄的母亲。

也许是母亲的严苛，也许是儿子的顽劣，母亲和儿子总是那样的若即若离。他无法满足母亲的要求——身份的要求，职业的要求，品格的要求，形象的要求，他只能以伪装过的表象来满足母亲对儿子世俗的期许。他选择了侧面，一个最完美的侧面——掩盖了左耳，刮尽了胡须，抹上了腮红，他要为母亲留下个最有信念感、最有成就感的儿子。然而，真实是藏不住的，尤其是对无遮无掩的梵高。凝视着自画像中的眼睛，我看到了忧虑，看到了怀疑，看到了前途未卜者的种种恐惧。当然，在那一双暗绿色眼瞳的高光点上，我还看到了一丁点闪烁其间的生命的快乐。

这是儿子同母亲最后的对话，不是用文字，而是用画笔调和着色彩的一层层堆砌。形象出来了，不再执拗、颓唐，也不再焦灼、狂躁，自画像孕育着的灵魂正蓄势待发，朝着生命中的最后一个高潮奔去。

梵高最后的自画像

华谊的王中军不吝3.77亿人民币的天价拍下了梵高的《雏菊和罂粟花》。

补充一个信息：一百一十年之后的一九九八年，梵高最后的自画像——《刮掉胡子的梵高》，以七千一百五十万美元问鼎于艺术品拍卖的天价。曾几何时，梵高就象个孩子，满怀天真地拥抱着世界，但这个世界却冷冷地推开了他。而今，梵高的画作被全世界疯抢，就连华谊的王中军也不吝3.77亿人民币的天价拍下了他的《雏菊和罂粟花》。若梵高天上有知，不知会如何感念？也许，梵高会喜极而泣，不为金钱——金钱已与他无关，只为他永不崩塌的理想，只为他愚钝痴迷的执念，只为他孜孜以求的荣誉。

走近梵高（梵高系列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