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历史

七月之洗

　　伯父，上过私塾，进过学堂，是范庄文化最高的老式文人，喜欢以“先生”自居，板正的闹过不少笑话。尤其他超乎常人的行事做派，如挂在他口头上的之、乎、者、也，抑扬顿挫都有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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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开春，伯父出工河北，后招工到唐山，在一家盐场做会计。但工作不到一年，因奶奶思儿心切，全身浮肿，不得已，伯父辞职回家，重写人生之路，转身学医，被推荐到乡“联合诊所”工作。联合诊所只有伯父和顾医生两个人。顾医生擅于投机专营，常常盗取诊所药材囤积私囊。伯父看不惯，当面戳穿他的丑行。那斯不但没受到处罚，相反，伯父却莫名其妙的下放了。这就到了1962年。

这期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有人匿名告发了伯父，污蔑他曾做过土匪。上面非常重视，派人下来调查，很快给予了澄清，所谓的“土匪”只不过是伯父在唐山工作的一段经历而已。当地村民也不相信。虽然大家对他的个性不太喜欢，但对他的人品从不怀疑。

其实，伯父的医术比顾医生好百倍。可顾医生会“玩”，经常回头去病人家嘘寒问暖，无微不至，常常令病人及家属感动不已，留下来吃吃喝喝，还夸他是好大夫。而伯父虽然看病尽心尽力，看好之后，拔腿就走，从不沾病人一点好处，但结果不如他人口碑好。

下放不久，伯父回到本村卫生室做了一名赤脚医生。这时伯父的医术日趋高明，尤其是针灸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只要心、肝不绝，即使呼吸暂停，一针下去，也能起死回生。伯父名声大震，求医者络绎不绝。无论是酷暑寒冬，伯父随叫随到，绝不拖延。“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就是对他们这些赤脚医生最真实的写照。周遭十几个村庄的大病小病无不在伯父的望、闻、问、切里得到诊治，在文火慢熬的沙质药罐里淘取苦口婆心的良药。一个药箱，一副听诊器，一把亮晶晶的银针，看似简单的道具，在由表及里，阴阳互调，相生相克的过程中，顷刻完成了生死辨证。

伯父双目微合，手指轻按，眉心渐颦。顿时，满屋安静，就连病人不自禁的痛苦粗喘也得到短暂的压制。所有的目光聚拢在那只搭在手腕探寻脉搏查找病因的手指上。伯父凝神贯注于病人脉波的跳荡，脉搏是强是弱是乱，都在不动声色里得到清晰的判断。身体器官某一次病变正如一场不安分的骚乱，需要正本清源，才能得到有效控制。稍等片刻，把脉结束。无论病情缓急，伯父总是沉着淡然的说：无大碍，吃上几副药。如果病情严重，他会嘱咐病人家属不得耽搁并亲自陪送病人到医院救治。这是一个传统中医的涵养，从不故弄玄虚，恐吓病人。这时大家都幽嘘一叹，仿佛搬去压在心口的石头。随即开方抓药。伯父惯用他那神稳不倒的小楷工整地写下一连串中草药的名字，这一味味草药如嵌入诗中的仄仄平平，让一剂药量霎时生动丰富起来。根、梗、叶、实合理的搭配与调制，产生的奇效，让原本疲沓的生命得到温和的安抚。

伯父是良医。可他除了给病人看病这一特长外，对庄稼活简直一窍不通，也很少探讨农事。遇有闲暇，就会站在用青砖垒成的柜台后面托着一本厚厚的药典来读。外面翻腾的时光归于平静。中药房内一排排古色古香的药屉散发着逸出的药香。当归、枸杞、红花、甘草、人参、丹参、黄芪等种类繁多的草药在各自安好的凝练气氛里，无不在中医五行阐述中找到归位。存在既是理由，万物皆可入药。在烘、炮、炒、煮等一系列提炼的过程中，一滴滴衍生的精血，滋润了万里愁肠，溶入奔流不息的血脉。伯父左手提秤，右手逐一拉开贴有药名的抽屉。动作沉稳有序。药量多一分不行，肉身承受不起，少一分也不可，健康得不到保障。就是这样，生命在加加减减制约中寻找到一种平衡，不阴不亢，不傲不卑。

小小的卫生室如时间长河里的一座灯塔，以尽其力的矫正着生命运行的方向。它波澜不惊的沉稳是身体脆弱时的一种依靠，是乡村深处一贴最暖人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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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土地包产到户，过惯集体生活的农民一时找不到方向，偏执的认为要“变天”了，私有化了。大队部解散，办公的院子也被拆分，伯父所在的卫生室也无幸免。大家都趁机捞一把。而伯父仅仅拿走属于自己的一个红十字药箱，几十本药书。同事劝他，他不急不燥地说，那是集体的东西。集体的东西转眼之间被同事搬了一干二净。伯父不得不扛起锄头下地去侍候承包的几亩责任田。耕、垄、锄、耙，他是外行，炎热酷暑对他是一种折磨。他没有兴趣天天面对那一块块黄土地。种或收，作为他这个庄稼人来说都是迫不得已的事。他更多时间则像一位乡下蹲点的干部，背着手在田间转悠。

他终于转悠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1984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天刚泛亮，突然一声巨响把睡梦中的人们统统轰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朝冒黑烟的地方奔去。他们发现伯父和他的儿子正对着干涸的池塘指指点点。原来他爷俩“碾制”的火药试验成功。此村第一个家庭作坊伴随随一声炮响宣告成立。伯父院子里堆满了树疙瘩，成袋子的盐、硝、硫磺，烧好的木炭，石盘上还摊着碾好的火药。墙上贴着“一硝二磺三木炭”的配比。在当时的农村，这种黑火药用途广泛，尤其红、白公事都用它装点礼炮。伯父随后购买了礼炮往外租赁，客户买药同时又租赁了礼炮，挣了双份钱，生意走俏。但不出半年，二姑找上门来，劝伯父说：你人口少，别干这营生了。伯父明白二姑的话音，碾火药是危险的行当，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他踌躇再三，毅然关门大吉。后来父亲对伯父说：自己还有手艺，开个诊所也不错。伯父看了看自己这双变得黝黑粗糙的手，深深谈了口气。谁也不知道这口气叹的多复杂。他终于定下心来重操旧业。而此时西医盛行，再加上好多人对中医存有偏见，中医渐渐被西医挤兑到惨淡的边缘。中医的没落导致大量的中草药被毁或流失。伯父的诊所经营清淡。

面对困境，伯父经常叨叨：大家都相信机器了，谁还相信我们呢？语气充满无奈和落寞。的确现在的医生只不过是仪器的附属品，全凭检查结果开药方罢了。病人只要进了医院，不管三七二十一，医生最多简单地问问病情（有的连病情都不问）就督促去验血、透视、CT等，把病人先折腾一遍。我不禁要问，如果离了这些仪器，医生还会“看”病吗？

伯父断断续续开了十年的诊所，竟没有发家致富，这对于现代医生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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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末，大药房逐步露出端倪。中草药也被列为保健品之类，格外受到有钱人的青睐。有人看到了这一商机，便从西药房里腾出一间中药房，请伯父坐诊。伯父指指自己的胸口，说，心不行了，没法看病了。来者说，不用看病，只要根据病人要求做好配方就可以了。伯父眉心一皱，不看病，那还叫医生吗？恁怎么相劝就是坚决不去。伯父已无此心，也无此力了。

伯父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心不静，是学不得中医。只要凝神聚力，剔除杂念，才能追本逐原，探病因，对症下药。他身体安静了，心却老了，杂音多了。

他如一棵失去生机的大树，行将枯萎。起初还能小心挪动，慢慢的借人搀扶，后来需要堂哥抱进抱出，最终卧床不起。我握着伯父枯瘦如柴的手，心底五味泛起。从小到大，这是第一次牵他的手，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个与我有血亲的老人。那个意气风发的伯父呢？那个精神抖擞，不知疲倦的乡村赤脚医生呢？伯父啊，倔强是要受苦的。

在我的记忆里，伯父没有一点亲和力，他倔强到近似于冷漠，让旁人难以融合。尤其他端起架势“之、乎、者、也”时，我们兄弟姐妹立马落荒而逃，讥讽他是“孔乙己”的弟子。有人不止一次说过“你大爷被那些四书五经给害了。”其实伯父是被死读书，读死书给害的。他没有学以致用，活学活用。他所掌握的古文知识只是成为他“显摆”的资本。保留至今的一盒盒教材书全是民国刻本。黄纸卷，竖排的繁体字，静静的跟随他五、六十年的光阴，最终被尘埃覆盖，不会再有苍白细长的手指翻开，拉着长调儿，念出古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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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遵循的礼数也渐渐被日新月异的小村庄所远弃。他是那么不合时宜的在狭窄的街道上走来走去。晚辈们碰到他喊声“大老爷”，就赶紧走开。他见到偷鸡摸狗的混混会毫不客气的当面训斥一番。大凡耿直者往往说话伤人，因无利用他人之心，所以就少了处事的圆滑和投机。大家给他的评价仅仅是“摇摇头”而已，再也没有合适的词语来表达。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几乎全世界的道理只有他的“最真”。他一不偷，二不抢，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他从没因为自己持有医术而凌驾于谁的头上。他有求必应，有应必到。他年年为乡里乡亲义务写春联，直到老眼昏花，不能提笔，直到拿不动一根细小的银针。

在他去世前8天，因偏瘫，怕拖累别人，怕自己遭罪，拒绝进食，拒绝打营养针。8天8夜汤水未尽，唯求死。家人含泪相劝，他大怒，打掉碗筷，拔掉针头。待无力挣扎时，身体如油灯耗尽，无力张嘴说话，舌及口腔亦被内火烧黑。可以说是自绝身亡。

待我接到噩耗，急忙赶到老家时，伯父的遗体已火化成灰。轻轻打开那个木盒，伸手摸了摸，伯父的骨灰尚有余温。顿时悲升心头，泪如泉涌。伯父啊，你固守自己的生活方式倔强一了生，因格格不入，不知退让，不会圆通，疏淡了人际关系。你的每一次转折都向人生的低谷跌落一层。你一辈子不上供，不烧香，不迷信，不畏惧死亡，临到最后竟选择这样的结局，真的令常人无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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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5日，伯父生于山东宁阳一个小村庄。

2012年12月17号（农历11月5号）艰难地吐出最后一口尘世之气，从此再无俗事缠身，驾鹤西归。范庄最年长的，也是唯一的一位老中医去世，享年84岁。

伯父这一辈子用他的名字做了最好的总结——他叫解守德。（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