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山西大学堂的创始人

百草

抹不去的岁月情怀，往事并不如烟......

从明末到民国初年，在中国曾经有过许多著名的西洋传教士，像利玛窦、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傅兰雅等等。他们除了把西方的宗教介绍到中国而外，也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理念、社会风俗、新闻报纸等一系列生活方式介绍进来，对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名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曾经被中国人称为“鬼子大人”的传教士。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脑海里的传教士形象是殖民时代里的漫画形象。我们曾担心将“白人救世主”置于帝国主义受害者之上。但有一些传教士，如李提摩太这样的人物，曾在中国的政治变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坐落在太原市学府公园东门的李提摩太雕塑

李提摩太牧师（Timothy Richard, 1845-1919），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传教士之一。1845年10月10日出生于英国南威尔斯省卡马尔登郡(Camarthenshire)的乡村。父亲是个铁匠，兼营一个小农场，是一位事主敬虔的忠厚长者和浸信会执事。母亲个性温柔良善，是个娴静淑女。
从小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他，在20岁时进入神学专科学习，又在3年后加入了伦敦的浸礼会，成为了一名传教士。

一年后，24岁的李提摩太带着为上帝传播福音的热情，于次年的12月抵达了上海。
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浸礼会信徒，却与近代中国的士大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日后推动了千里之外的山西大学堂的建立。

1870年12月，李提摩太从英国来到中国，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下来。为了表示自己融入中国社会，他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取了中文姓名，还像文人士大夫那样取了字“菩岳”。不仅如此，他还削了头发，做上了一条假辫子。

在这一年发生的两件事，对李提摩太的传教之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是：当时浸礼会在中国北方的唯一代表，劳顿因伤寒去世，李提摩太不得不独自一人前往烟台接替工作。
二是：天津教案的发生，导致了当时北方的民教关系极度紧张。
在李提摩太的在华回忆录中就记载了初到烟台时的困境：“当我散步时，会有一大群孩子和一些成年的地痞恶棍跟在后面，高喊：‘洋鬼子！洋鬼子！’所有形容魔鬼的字眼都加到了我身上。”

就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李提摩太开始了自己在中国的艰难传教之行。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李提摩太在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1 、立志到中国传道 ，成为浸礼会在中国北方的唯一代表；
2、丁戊奇荒中成为东西方联合赈灾的核心人物；
3、主笔《时报》，执掌广学会，传播西学，倡言改革，极大地启迪了民智；
4、全方位、深度地参与戊戌变法，成为对中国政局影响最大的传教士。
5、尤其是创建和经营山西大学堂，更是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实现了他的最终梦想，成就了他在华事业的辉煌。

　　游行布道广传福音

李提摩太自幼受到父母的基督化教育熏陶，养成富有爱心，乐于助人，品格良善，正人君子的性格。在威尔士福音大奋兴期间，14岁的他在一次奋兴布道大会上受感决志信主。

李提摩太先后就读于斯旺西师范学校和哈佛福韦斯特神学院，在神学院攻读期间成绩斐然，尤以希伯来文一科考列榜首，荣获校方特别奖赏。尚未毕业，国内知名教会即来信聘请，然而他已经立下决心要到中国传福音，唯有婉言辞谢。他认为中国是非基督教国家中最为文明的国家之一，如果为基督得到中国，就会带动其他国家归主。

1869年春，李提摩太神学毕业后，即向英国浸礼会差会部申请去中国宣教，获准后于同年11月被封立为牧师，随即告别亲人，11月17日在利物浦登上英国蓝烟囱轮船公司的“阿基里斯”号（Achilles）轮船前往中国。

当时年仅24岁他，是一位干劲十足的小伙子。

赈灾义举

发生在1877年—1878 年的“丁戊奇荒”，百年难遇，大批灾民在这场灾荒中死去，导致人口锐减，给无数中国人留下惨痛的回忆。

李提摩太，这一位洋人主动参与了赈灾行动。

山西是“丁戊奇荒”的重灾区，灾情尤为严重。灾荒席卷曾经如世外桃源的三晋大地，无数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人间惨状。山西巡抚曾国荃向朝廷汇报时痛陈：“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1877年11月，他带着直隶总督李鸿章给他的一张特别通行证来到灾情最为严重的山西。于1878年1月28日农历的大年初二，骑着一匹骡子，冒着寒冷的天气，从太原出发前往受灾严重的山西南部“以考察灾荒的严重程度”。太原往南，榆次、太谷、平遥、介休、洪洞、临汾，直到最南部的蒲州。一路的惨不忍睹，一路的隐忍揪心，十四天后李提摩太回到太原府。

他一面将了解到的“山西可怕的灾情”写信寄往伦敦及上海等地的宗教团体，以求多方募集款项，一面向巡抚曾国荃提出包括修筑铁路等三条救灾措施。

这段时间，李提摩太像成千上万嗷嗷待哺的灾民一样，也在急切地等待着救灾款项和物资的到来。

灾荒发生后，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官员，都开展了赈灾行动，开设粥棚，免费向饥民施粥，减轻灾荒带来的破坏。包括乡绅、富豪在内的民间力量也参与进来，发扬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仁爱精神，积极捐款筹款，解救灾民的倒悬之危。
1878年秋季，从伦敦筹集的款项终于通过电汇到了上海。当时的银锭一块50两，一箱可装一千或两千两。为安全起见，李提摩太又通过李鸿章特别派遣一队军士，押运20万两银子到太原。这批银两对灾情严重的山西真是雪中送炭，李提摩太对此十分珍惜，对发放的地区和具体工作都做了精心准备，寒风凛冽的冬季做了四个月的赈灾工作。

为了杜绝地方官员劣绅的私吞克扣，他决定直接把银子发放到每个家庭。发放之前的几天时间里，他们又雇用当地的一些铁匠燃起炉火，将每块50两的银锭再切割成更小块的银锭，以便相对均等地直接发放给灾民。长期的内心煎熬和劳累，李提摩太染上痢疾病倒了。

李提摩太的赈灾义举与卓越成就，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拥戴，提高了自己和基督教在民间百姓中的影响力，人们甚至把他的名字供奉在中国的庙堂之上。

在李提摩太发放救济金的地方，民众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打算送他一把“万民伞”，上面将签下万名接受过他赈济的人的名字。但李提摩太觉得这样做会花去一部分救济金，就坚定地谢绝了。

最后士绅们还是立了一块石碑铭记他的善行，有趣的是，碑上最后竟刻下：“惟吾皇万岁，恩被群生，光播四海。荒天僻野之民，咸来投诚，共舒民艰”......可见民心民意之诚。

结交中国上层人士

通过赈灾，李提摩太也在官绅中建立了美好形象，结交了不少政府高级官员。他受到政府高官赏识和敬重，李鸿章拟赠送一官衔酬谢其辛劳亦为李提摩太婉拒，此后两人因此而建立起深厚情谊。

虽然他也得到不少信徒，但多半是处于极端贫困线上的下层民众，还有一些属于“吃教”之人。因此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从而他必须改变策略，进入中国知识层、官吏层，找到掌握话语权的主流社会并改变他们的信仰。只要中国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接受了基督教，就可以使中国的老百姓成为基督徒。

李提摩太相信，“如果通过向官员和学者作一些演讲，使他们对科学的奇迹产生兴趣，我就能够给他们指出一条路，一条利用蕴涵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进而影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避免饥荒再度发生，把民众从“赤贫之境”解救出来。于是，李提摩太开始将宣教的重点转向结交权贵，联络士绅。把基督教传播与西方文化的推介、现代科学的推广、现代新发明新技术结合起来，敦促清政府进行积极改革，建立现代教育。这样，基督教必将自然而然地伴随着科学的引进而引进。到那时，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接受，便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1881年至1884年，李提摩太在山西、山东、北京、南京等地，为地方官吏和士大夫开办讲座，讲授的内容包括哥白尼的天文学知识、化学、车床、缝纫机、自行车等机械设备，蒸汽机、电能、摄影术和医学等。他又先后撰写了一系列宗教、人文学科、教育学科方面的文章或小册子，分赠给各级官吏以扩展他们的视野。

1880年左宗棠路过太原府时，曾从李提摩太了解世界地理。后来左宗棠到武昌，邀请李提摩太到他那里去当顾问，李提摩太却推拒了。1882年，张之洞接任山西巡抚后，李提摩曾多次拜会他，并向他提出一系列变法主张。张之洞见他变法心切，就派人请他放弃宣教工作，出任政府顾问，实施他所提出的改革计划，但李提摩还是谢绝了张之洞的邀请。
李提摩太目睹了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各级官员和士大夫的刺激，1895年2月，李提摩太在南京两江总督府等待张之洞接见的时候，一位高级官员对他说：“中国正处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之中，不知道何去何从”。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李提摩太出入厅堂，直接游说中国政府高官，提出一揽子改革方略。其中包括组成多个代表团，出国周游世界，实地考察别国情况、教育制度、宗教情况、工业情况、交通工具状况，以供政府研究决策。

李提摩太于1884年底，带了妻子和四个女儿，从上海乘船回英国度假。期满后，他把两个大女儿留在英国读书，自己则于1886年底带了妻子和两个小女儿乘船回到中国。把家安置在北京后，他先和在天津的李鸿章取得联系，提出由政府每年拨出一百万两银子让他搞教育改革。他回忆说：“……我建议中国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并为此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这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

1890年7月，李鸿章聘请李提摩太去天津担任《时报》主笔，李提摩太高兴地接受了，“我立刻接受了这一工作，这项任命可说是天赐良机。”这无异于给他提供了一个讲坛，可以向千百万中国读者宣传他的变法主张。在一年多时间里，他共写了200多篇文章，后来他把这些文章汇编成集，题名《时事新论》，共12卷，于1895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

从1895年到20世纪初的数年间，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达到顶峰。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他都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士之间。他和许多政府官员，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荃、恭亲王奕忻等都有着较深的交往。他还结交了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和谭嗣同等。

李提摩太的思想直接影响了许多朝廷大员和维新派。李鸿章的很多思想就源于李提摩太。在与李提摩太的接触中，李鸿章多次批评顽固派的“夜郎自大”心态，表达了对西学的认同和要求变革的愿望。

张之洞十分同意李提摩太提到过的一个论点：“生存就像博弈，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无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对手竞争的。”并承认中国“必须进行改革”，之相信“中国的惟一希望在于教育”。

主理广学会
李提摩太于1886年由英国度假完毕重返太原后，因与几位初来华的年轻宣教士意见不合，决定离开山西回到天津，并计划在山东济南创办一所基督教大学，可惜不获同意，促使他在1890年开始独立宣教生涯。

1891年10月，李提摩到上海接替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为“同文书会”的督办（后改称总干事）。该会是西方宣教士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于1887年1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是英国长老会宣教士韦廉臣，但是任期不到三年，就因病于1890年8月去世。

李提摩太接任后，即将“同文书会”改名为“广学会”，旨在“从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并扩充会务，增设售书局，增加出版鼓吹变法的书籍。

“广学会”所发行两大刊物为：
1. 《万国公报》：着重介绍西方最新知识和思潮，他通过《万国公报》是最早把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等等欧洲思潮及人物介绍给中国的人。
2. 《中西教会报》：藉此报导中外基督教发展情况。
此两份报刊均为中国报业史上重要先驱刊物，并为日后中文报刊之蓝本。两刊物均负灌输西方文化责任，译述欧西学术思潮介绍国人，深得社会高级知识分子接纳。当时中国维新分子，以至清廷“洋务运动”的主力人物，均深受影响。 广学会原址
凭借宣传西学，李提摩太很快就在当时的开明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不错的声誉。
但是仅仅扩大自己的名声，还是离自己既定的目标有一定距离。
而随着甲午战败，维新变法思想的兴起，李提摩太再一次看见了希望，他开始试图通过向政府提出改革方案，进而逐步改变清政府对基督教的态度，近而让政府承认基督教。
但作为基督教徒，他本应该选择潜心布道，不参与世俗之事，但为了让基督教可以进入这个古老的文明，他这一次不得不去参与维新变法中。

维新变法：无比接近的理想

1895年10月，康有为和他的年轻弟子梁启超去拜会了李提摩太，双方相见恨晚。

梁启超也就此担任了李提摩太几个月的私人秘书。李提摩太因此成为康有为发起的维新派政治团体“强学会”的一名创立成员。

在担任李提摩太的秘书期间，梁启超汇编并出版了一份他的维新派同伴需要阅读的关键书刊的参考书目。这份书目包括了广学会的《万国公报》和李提摩太翻译的许多欧洲著名书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本广受欢迎的历史书：罗伯特·麦肯齐的《十九世纪史》（又译《泰西近百年大事记》），它的中文翻译本销量超过了100万册，对中国近代历史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达25年之久，1916年因年老体弱，需要请辞之时，已发展成为聘用六位西欧人士及18位华人同工长驻工作的机构，出版大小书报刊物百余种，全国发行。

中国官绅与高级知识分子，深受其影响者多不可计数。

通过发表文章，与同自己交好的官员提出改革建议，李提摩太很快的就在维新变法的浪潮中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之后更是被康有为等人视为精神领袖。

据统计，维新派编辑出版的《皇朝经世文新编》中共有文章615篇，其中李提摩太的文章就有36篇之多，仅比维新派的领导者康有为少2篇。

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李提摩太也开始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近，康有为甚至邀请他前往北京担任皇帝的顾问。可以同当时这个国家最高统治者见面，也意味着李提摩太可以向皇帝提出自己长期以来所追寻的理想了。
就在他认为自己可以为基督教叩开中华文明这个厚重的大门时，慈禧太后发动的政变，百日维新的失败，这不仅打破了光绪皇帝试图改良救国的梦想，更是将李提摩太之前的努力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李提摩太再一次的失败了。

庚子事变：梦圆山西

尽管李提摩太仍在各方政治势力中周旋，但他仍然无法改变维新变法失败的结局，接着华北地区爆发了一件更让李提摩太担心的事件——义和团运动。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爆发“山西教案”。
1901年4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进逼山西。

为了保护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开始了东奔西走，联络美国政府、英国政府，致电山西巡抚。
但在义和团运动的浪潮下，李提摩太却无法阻止，各地教案仍然在不断发生。1899年山西教案的发生更是带有一丝的讽刺，191名传教士被杀。
山西巡抚岑春煊立即电请李提摩太来晋，“负责解决晋省教案与商务问题”。
当排外的狂热被列强的炮火打压下去，留下的只有一片狼藉和对李提摩太近30年来努力的否定。尽管在此期间他多方联系，也尽可能地争取各方势力的支持。
李提摩太终于认识到，在民众脑中对于西方文化的固有偏见不消除，基督教就算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也是无济于事的。
于是李提摩太发电请求各国政府把一部分的庚子赔款，用于在山西等地设立大学，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
李提摩太凭借在妥善处理山西教案的表现和建议也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同意，最终山西大学堂得以成立。
这是李提摩太在华传教取得一次巨大成功。

办学

1902年兴办山西大学的创始人李提摩太和岑春煊。
李提摩太热心于西化教育和文字工作，他说：“中国朝臣无知乃是无教，中国图强之要在于教”。

山西大学堂遂于1900年“山西教案”的这种情况下兴办而成的，事件平息后，官方与李提摩太共商受害宣教士赔偿问题，他藉此时机显明基督精神，不要以仇恨相报。应当取山西省拟支付的赔偿款项移作兴办一所大学，俾能开导民智，以后不会再次作出这类野蛮仇视教会的愚妄行为。

李提摩太在北京拜见主持议和的李鸿章时，递交了《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桉章程》。章程七条，第三条是：“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银五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法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总管其事。” 李鸿章对此建议非常赞成，约定以10年为期，期满即将学堂管理权交还山西。

李鸿章同时电告山西巡抚岑春煊照办。
1902年，西太后因李提摩太协助处理山西教案有功，同意开办山西大学堂，该校分成西学书斋和中学书斋两个部分，山西巡抚岑春煊聘李提摩太为西学书斋总理，直到1911年。
山西大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兴办的三所高等学府之一，培养出大批新型人才，极大地推动了近代山西社会的发展。清政府因此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
如今李提摩太和岑春煊的石像，一起矗立在山西大学校园内。

山西大学堂旧址校门的砖石牌楼前，一尊雕像亲切而自然地矗立着。他就是山西大学堂的创始人之一：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

西学专斋成立后，李提摩太虽很少居留太原，但他却时时关注着专斋的建设，指导着专斋的发展。

一是：亲自访聘教习，组建了一支英国籍占到75%，学历水平颇高，且年龄结构相对合理的洋教习队伍，尤其是敦崇礼、苏慧廉等总教习的延聘，直接奠定了大学堂的发展基础。

二是：亲自指导课程表的制定。

在李提摩太“设有用之课，育有用之才”，“专为开导晋省人民知识不再受迷惑” 思想的指导下，西学专斋完全采用英式办学模式，分预科、专科两个阶段。课程也多是有利于开启山西人智慧的西学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工学、矿学、英文、地理、世界史、法律、格致、体操、博物、图画等。此外，还举办了体操、网球、足球等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

三是：引入英国教学管理模式。

李提摩太也委托总教习按照英国教学管理模式展开具体教学：实行班级授课制,实行分班教学；注重实验教学、实地调查等。

四是：开展留英教育。

在李提摩太的提倡呼吁、全程关注、全力支持之下，1906至1912年，山西大学堂共派出三批留英官费生39人，自费生4人，其规模仅次于江苏省。留英学生在英期间，发奋读书，还积极支援国内革命活动；毕业归国后，他们又积极投入山西的教育、实业第一线，对民国时期山西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山西大学堂）留英生是个精英群体，无论是在英学业水平，还是归国后成就，他们都可圈可点”。

五是：教材编译。

通过多方考察，李提摩太决定从西学专斋办学经费中，每年拨出 1 万两白银，于1902 年 8月在上海江西路惠福里口 210 号，设立了山西大学堂译书院，附设于西学专斋，是继同年5月由京师大学堂上海译书局与南洋公学译书院合办的大学译书院之后的中国第二所大学译书院。译书院先后聘请英、美、日译员及校阅者10余人，翻译了23 种 25 册国内急需的教材，“足供师范高等各学校之用”。

山西大学堂是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利用清政府“庚子赔款”兴建的。

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三所国立大学堂之一，它与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比肩而三，是山西高等教育珍贵之历史遗存。
2022年5月8日，修葺一新的渊智园重新开放。绿树掩映下的仿古建筑古色古香，门首高悬匾额“ 山西大学堂”， 为山西大学120年华诞增添了一道靓丽风景。

内联（下左+上右）：为有才华翻慰藉， 每从朴实见精神。
【清】汤金钊撰写的一副对联
此联饱含哲理，精警出新。具有才华而不恃傲和炫耀，却表现为宽容、含蓄,具备了一种大家风度；每每在质朴实在中见出风流倜傥之气，即将风流蕴含朴实之中，实非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境界。
外联（下右+上左）：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宋】朱熹 ：鹅湖寺和陆子寿 其中一句-。

寓意：研讨传统的学术，使它更加精细严密；掌握新的知识， 使它日趋深刻周密。指做学问不论新 旧，都不能浅尝辄止，必须深入钻研。

门前两侧分别是山西大学创始人的铜塑雕像

图左：【英】李提摩太

图右：【清】岑春煊

山西大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兴办的三所高等学府之一，培养出大批新型人才，极大地推动了近代山西社会的发展。清政府因此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如今李提摩太和岑春煊的石像，一起矗立在山西大学校园内。

1901年5月29日，李提摩太向李鸿章递交《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共七条，提议：“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银五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士庶子弟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
李鸿章同意，并全权交由李提摩太负责。
1901年11月，李提摩太与洋务局候补知县周之骧在上海签订《晋省开办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草案，规定“大学堂成立后十年内由李提摩太总管，一切章程课程均由其斟酌妥定”。李提摩太遂在上海开始筹备，延聘洋华教习，购置教学设备。
1902年4月下旬，李提摩太一行抵达太原，提议将“中西大学堂”与“山西大学堂”合并，“把两者归并为一所山西大学堂，一部专教中学，一部专教西学”。
中、西两斋并存的山西大学堂就成为“国内省一级创办最早的大学”和辛亥革命前我国仅有的三所大学之一。

岑春煊（1861年5月2日—1933年4月27日），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人物。字云阶，号炯堂老人，曾用名云霭、春泽，广西西林人 。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1885年考取举人，以恩荫入仕。甲午中日战争时前赴战场，1898年因力主变法维新而得光绪帝青睐，提拔为广东布政使，1899年调甘肃布政使。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岑春煊率军至北京“勤王”，并护送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至西安，因功擢陕西巡抚，次年任山西巡抚，创办山西大学堂。后署理四川总督，旋署两广总督，任内积极推行新政，大举惩办贪官，有“官屠”之称，与直隶总督袁世凯并称“南岑北袁”。

1907年入京任邮传部尚书，与军机大臣瞿鸿禨等发起“丁未政潮”，反被庆亲王奕劻、袁世凯一派弹劾而罢官，遂以养病为名，寄居上海。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岑春煊被清政府任命为四川总督，未赴任。

中华民国成立后，岑春煊曾任袁世凯政府的粤汉川铁路督办，1913年，他支持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并被推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南洋。

1916年初，广西都督陆荣廷派员迎归上海。5月被推举为护国军都司令，并与梁启超等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任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职，投身护国运动。

1918年排挤孙中山，任广东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主导南北议和。1920年粤桂战争后军政府解散，岑春煊通电辞职，隐居上海，1933年逝世，著有《乐斋漫笔》。

李提摩太任西学专斋总理
1901年5月，李提摩太应多方邀请由上海抵京，经与英美等国公使协商，并与基督教各教派代表叶守真、文阿德共同拟定教案章程，后将其面交李鸿章。该章程主要内容涉及如何对山西教案进行善后，包括赔偿、安抚死伤的教士、教民及约束官绅、教民行为等七条，如提出了惩办匪首，赔偿教民财产损失，为被害者立碑纪念，官绅应对传教士以礼相待，对教民应当同教外人一视同仁。

李提摩太在《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中提出使用“赔款”创办学堂的主张，获得李鸿章同意。1901年11月，岑春煊派人到上海与李提摩太专门签订了《创办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后岑春煊即交付李氏办学经费10万两，供其在上海用以聘请教习、购买教学设备等准备。

1902年春磋商决定分别成立中学、西学两个专斋，并于该年6月签订《中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堂专斋合同》二十三条，合同规定将中西大学堂改为西学专斋，山西从赔款中拿出50万两作为西学专斋经费，由李提摩太代为经理十年。
6月9日，岑春煊下令将太原城内最好的建筑物皇华馆学台衙门拨给李氏，并暂借皇华馆（山西学政衙署的西院）作为教室，山西乡试贡院则临时为学生宿舍。

1902年6月26日，西斋校舍整理完毕，正式开学，首期有98名学生注册入学。

李提摩太任西学专斋总理，英国传教士敦崇礼任总教习。9月，李提摩太等还同山西官方就西学专斋的教室、办公用房、图书馆、礼堂、体育馆、博物馆的修建达成协议。

1904年，山西大学堂新址建成，中西两斋同时迁入。

穿越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站在史迹斑驳的山西大学校砖石牌楼前，追忆着山西大学堂的创始人之一：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

2002年山西大学百廿年校庆之际，在校园复建了山西大学堂旧址民国初期，即山西大学校时期建立的校门（请注意不是山西大学堂旧校门），并在门首添加了匾额“国立山西大学”。

100周年校庆时校长题字

清光绪二十八年，山西大学堂合中西之璧，巍巍然突起太行吕梁间，与京师、北洋成吾国高等教育鼎足之势。民国抗战，离乱聚合，炮火炫歌，愈挫愈奋，半百以降乘风破浪。兴学育才，于斯为盛。今百岁，逢盛世，仿修故门，已现旧观。

怀前贤之功德，念前程之锦绣。继往开来，再铸辉煌。

山西大学校长：郭贵春

二零零二年五月八日

110周年校庆时校长题字

时维壬辰，岁满百十。精神烛照，硕学相传。中西会通聚光华，登崇俊良奏高歌。学府日新，名播遐迩，闳才竞秀，华夏增辉。求真至善慨而慷，自强报国续华章。

山西大学校长 郭贵春

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日

位于南北轴线的两个牌坊，均按早期型制搭建，仿古的牌坊上，“登崇俊良”“尊广道艺”鎏金大字格外醒目，驻足在牌坊前，让人不由回想起山西大学初创时的情景。

校歌广场：背景为石刻山西大学校歌，题为《青春乐章》的一组铜塑，一段段故事、一个个身影，定格在这里，成为许多山大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银杏树下设有休闲长凳26处，每处坐凳侧面镌刻一个山西大学历史事件或人物简介使得每一个环境元素都“有历史”“有故事”，促进薪火相传，文脉接续。

山西大学堂主楼

1902年5月8日正式成立的山西大学堂，最早的临时校址在文瀛湖南的乡试贡院，即今太原市文瀛公园内。这就是巡抚岑春煊在《设立晋省大学堂谨拟暂行试办章程》中所说的“拟先借贡院略加修葺，即于四月初一日(阳历5月8日)开办”。

1903年春季，根据《二十三条》第八条规定，大学堂“会请巡抚勘明地段”，以洋元四万之数购得侯家巷民地200余亩，由西斋总教习敦崇礼负责动工兴建校舍。

经过一年半左右时间的紧张施工，1904 年仲秋新校舍主要建筑峻工落成，中西两斋同时迁入。直至1911年辛亥太原起义前，“大学一 堂，建筑完备，已无遗憾”。

中国最早的新型大学之一，山西大学堂初建时的校门旧址。

1902年5月8日正式成立的山西大学堂，最早的临时校址在文瀛湖南的乡试贡院，即今太原市文瀛公园内。是山西巡抚岑春煊在《设立晋省大学堂谨拟暂行试办章程》中所说的“拟先借贡院略加修葺，即于四月初一日(阳历5月8日)开办”。

一直到1954年暑期为止，自校址迁入侯家巷(今太原师范专科学校)。校园是中西建筑完美结合的整体，两层砖制拱形大门坐北朝南，大门外对面是按中国传统建造的照壁，照壁后东西两侧是典雅的牌坊，一座牌坊上书写“登崇俊良”，另一座牌坊上书写“尊广道艺”( 这是山西大学最初的校训 )。

牌坊题字的寓意：

“登崇俊良”则出自唐代文学家韩愈名文《进学解》 ，今意是推举尊重培养有才识的人才。

“尊广道艺”出自班固《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今意是尊崇传授人文和科学知识 。

山西大学堂的礼堂外景

大礼堂是当时全省唯一的无大梁和内柱的新式建筑，由西斋教习瑞典人新常富亲自设计。

大礼堂由主楼与两侧翼楼组成。主楼宽三间，拱券式门洞。其上楼身两层，顶部辟有平台，上建方形钟楼一座。两侧翼楼各10间高二层，下群拱券式门窗洞，上为方形窗洞，窗口上装饰有西洋式倚柱，两坡水屋顶，建筑外观平衡对称，具有韵律感。

1912年9月19日，孙中山北上山西曾在大礼堂演讲。

1937年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此召开成立大会，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代表应邀出席，周恩来还在此做了重要讲话。

山西大学堂的大礼堂

山西大学堂校园全景

山西大学堂一角

这就是清末山西大学堂的最初风貌。

1904年的山西大学堂图书馆的位置在大礼堂的后面

图书馆创建于1902年，始称山西大学堂图书馆，辛亥革命后改称山西大学校图书馆，1931年定现名。

就馆藏而言，山西大学堂图书馆的藏书可谓国内上乘，每逢暮鼓晨钟，书声琅琅，不禁使人浮想联翩。

图书馆房顶中部设有钟塔，馆内既有国内新近出版的最好的教学参考书和西方文学精品丛书，又有李提摩太赠送的大量西文书籍及中英文杂志。

另外，图书馆又是平时教习讲演的场所，每逢讲演时间，都有一位鼓手击鼓以招来听讲者。

1907年的开学典礼 1907年官员与教职员在大礼堂前合影

1912年9月19日，孙中山在山西大学堂与晋同盟会支部合影

至1910年，山西大学堂已开办近10年，省出经费50万商银已付清，根据“合同”规定，西学专斋应归还山西自办。

是年11月上旬，李提摩太来并办理了有关移交手续，西斋教习也大部分按合同解聘离晋，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建立。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颁布了新的教育法令。遵照新的规章，山西大学堂改名为山西大学校，监督改称为校长，中学专斋与西学专斋的建制也同时取消。设立了预科和本科，预科分为一、二两部，一部为文法科，二部为理工科，均修业三年，本科分文法工三科。

由此山西大学校便奠定了以后文理多科的综合性大学的基础。

1912年9月19日，孙中山北上山西曾在大礼堂做《谋建设需扫除旧思想》的讲演。 山西大学堂赴日本留学学生合影 农学系的教职员合影 农学系学院在日藉教员带领下在田野实习

山西大学的英文课本

山西大学堂是近代中国最早建立的新式大学之一，也是中西合璧，取长补短，办理颇有成效的大学之一。西学专斋归并原设山西大学堂内，为日后山西大学理科、工科、医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解决西斋教材问题而专设的上海译书院所译各类教材，许多成为全国高校的通用教材。

瑞典国“格致”博士，时任山西大学堂西斋化学教员的新常富不无自豪地写道:“山西大学被认为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

世纪变迁，物换星移。

岁月流逝，沧桑百年。

现如今，山西大学堂旧址保存下来的并不多，现存的主要为辉煌的大礼堂。

中国的大学建立时间相对都比较晚，最早的大学也是在清代时期才开始建立，山西大学堂旧址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山西大学堂旧址是由英国人建造，因此建筑风格以中西结合的方式为主，而且山西大学堂旧址的建筑占地颇广，布局严谨有规划，十分有特点。
教学楼和钟楼与避雷阵形成了“山”字。钟楼与大楼楼体形成了“西”字，意指“山西”，整座大楼将山西两字巧妙地设计进去，其中“西”字儿即是“山西”之“西”，又是“西斋”之“西”，充分体现了山西大学堂“中西文化”的交融寓意，而楼顶上的避雷针是100多年前先进科学技术的体现，使教学大楼显得非常挺拔，与钟楼突出的边角一起给人一种以积极向上的感觉。

1902年山西大学堂成立后，先借文瀛湖南边乡试贡院作为临时校舍，后又以皇华馆学台衙门作为西斋临时校舍。

1903年春季，根据《二十三条》第八条规定，大学堂“会请巡抚堪明地段”，以洋元四万之数购得侯家巷民地200余亩，兴建新的校舍，1904年仲秋新校舍主要建筑竣工落成。

欣逢盛世，高歌前行。
今天的山西大学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办学活力，迎来了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学校将坚定不移地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道路，向着建设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跻身中国优秀知名大学行列的目标奋进，谱写兴学育人的崭新篇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山西大学南校区的校门

山西大学西北门

老校门的型制与时俱进，整体校牌愈显亮丽夺目。

尽管百廿校庆之际，老校门的校牌悄然退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它所承载的独特文化记忆将永存于万千学子的心中。

校训：1902年初创之际，“尊广道艺，登崇俊良”就成为学校的校训：
“尊广道艺”出自《后汉书》，讲的是东汉统治者“扶进微学”“褒显儒术”，使诸儒共正经义的文化政策。
“登崇俊良”出自韩愈的《进学解》，其文曰：“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登崇俊良指的是举荐尊重有才识的人。

校训：中西会通，求真至善，登崇俊良，自强报国。
“中西会通”“求真至善”是“登崇俊良”的方法和要求，体现的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高度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结合，渗透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传统价值追求和广纳中西的恢宏视野，承继的仍然是“尊广道艺”的担当、“精益求精”的自觉。“

自强报国”是“登崇俊良”的目的和旨归，大学的职责和使命就是通过培育高素质杰出人才，通过他们自强不息的砥砺奋斗，达到报效国家的目的。

校徽：总体外形设计采用双层圆形，寓意团结、同心、严谨、规范。

外层圆选用江泽民总书记为山西大学题写的校名，及英文名称“SHANXI UNIVERSITY CHINA”, 以便于对外交流，同时两种文字的对比具有造型上的美感；

内层主题采用“山西大学堂旧址”的教学大楼和山西大学诞生的年份——“1902”。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最直观，最有历史性，也最具有象征意义，将“旧址”采用艺术手法加以处理，充分表现出她的历史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体现了山西大学的特征和历史，表明了“风雨春秋，百年沧桑，自强不息，千秋辉煌”的主题。

主体颜色采用深色海绿，既有历史的凝重感，又蕴含着无限活力。

校旗：蕴含的四个寓意

1、如同打开的书本，寓意知识的不断积累；
2、犹如展翅的雄鹰在蔚蓝的天空朝气蓬勃，奋发向上；
3、学海无涯，英才辈出，滔滔后浪推前浪；
4、如风推动，富有动感。

校歌： 作词：广生；作曲：茵苑

长夜星光，文瀛激荡，飞雪迎春绽丁香。
勤耕四野，勇拓八荒，育桃李天下芬芳。
我们肩负希望，我们奋发自强，
豪饮一路风雨，托起明日朝阳。
渊智翰墨，德秀书香，世纪钟声催远航。
传承文明，追寻梦想，创伟业科教兴邦。
我们肩负希望，我们奋发自强，
豪饮一路风雨，托起明日朝阳。

文明璀璨，春华秋实。

山西大学自1902年建校以来，始终以国家之需求作为根植血脉的精神内核，扎根三晋大地，贯通中西文化，融汇科学人文，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铸就了“中西会通、求真至善、登崇俊良、信实创新”的优良校风，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在各条战线上建功立业，谱写了传承山西大学精神，矢志报效祖国的时代华章。

李提摩太有关著作：

李提摩太作为一位近代西方传教士，在遥远的东方生活了近半个世纪。他有中文名，穿中国人的服饰，接受清政府的册封，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交好。
从以上各点来看都很难将他与传教士的身份相联系。
但纵观李提摩太来华后的经历不难看出，他所做的目的也只不过是为了传播基督教而已。
尽管最后基督教还是没有如李提摩太想象的那样在中国扎下深根，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那个西学东渐的时代浪潮下，正是因为有李提摩太这样的文化传播者，才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自固不封，要乐于吸收其他优秀的文化，更要勇于传播自己民族优秀的文化。正如山西大学的校训一样——中西会通，求真至善，登崇俊良，自强报国。

李提摩太在中国 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李提摩太在华宗教与社会实践研究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泰西新史揽要

作者： 麦肯齐（英国作家、记者、历史学家）
译者： 李提摩太（英传教士） / 蔡乐康（译文助手）
本书叙述了19世纪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内容相当广泛，列国沿革、互相争战、政体演变、科技发明、著名人物、物产人口、风俗习惯等。

《泰西新史揽要》共23卷，附记1卷，约25万字。作为一个英国三流历史学著作，却是晚清销售量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西方历史学著作。这本来自以改善教会在华处理为目的的译著，完成出版之时恰逢甲午战争的危局，不仅近代中以把它作为思想启蒙的工具，而且 李提摩太也不由自主的转移了重点，更多参与到近代中国的变革论证之中。他的很多工作：诸如译书、文章著述、参加反缠足会、创办山西大学堂等等。都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意味着传教士在华事业的转折，而且进一步加深了清末思想界的风云激荡。

李提摩太的成长与婚姻家庭

少年时代的李提摩太

24岁的李提摩太 40岁的李提摩太

60岁的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是一个很难评说的复杂人物。他宣传西学，同时也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他批评中国弊政，同时也积极参与政治，鼓吹变法；他募集捐款，放赈救灾……他在华45年，所做的一切，从总体上看，应该说有利于中国的觉醒与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也曾乘中国之危，屡次企扩大英国的在华权益，甚至想变中国为英国的保护国。然而不管怎样，从中英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李提摩太都是一个不容忽视也不能忽视的重要人物。

李提摩太与夫人玛丽马丁

李提摩太于1878年在烟台与苏格兰长老会派来的女宣教士玛丽马丁结为夫妇，婚后二人同往山西太原传福音，并在当地开办孤儿院、女子学堂等；又创立天足会，力倡改革缠足恶习，将中国女孩从苦难中拯救出来。
李提摩太婚后育有四个女儿。1903年3月，李夫人不幸染上恶疾，药石无灵，于同年7月去世。
1914年8月，李提摩太邂逅伦敦会一位女医生特赖布(Ethel Tribe)女士。她已来华二十载，先后在厦门及上海工作。晚年的李牧师与这位晚婚的女士思想兴趣契合，遂结为连理，赴日本横滨旅行结婚。
1916年春，因年老体弱，医生劝李提摩太回国休养。于是向广学会提出辞去总干事之职。获准后，于同年5月20日，李提摩带了家眷，挥别了同事朋友，乘船离开他工作生活多年的上海。
回到英国后，李提摩太于同年7月14日接受了威尔士大学授予他的法学博士学位。在这之前，他已经获得过美国乔治亚大学和布朗大学授予的神学和文学博士学位。1918年，梁启超到英国访问时，曾专程到伦敦李提摩太的寓所去看望他，赠送他十本自己的著作，并与他一起畅叙维新运动的往事。
他在英居住三年间，仍经常到处演讲，并完成其自传《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向读者展现了一位宣教士在华半个世纪的生活画卷，成为该段历史重要的文献。
1919年初，李提摩决定重返中国，但在4月间因旧病复发而不得不住院手术，终因病重体弱，于4月20日逝世于伦敦，享年74岁。

后序：

矗立在学府公园李提摩太的雕像和碑文介绍，是我偶然看到的。虽然在太原工作生活了50多年，对此人还是孤陋寡闻。

我怀着渴求的心态，查阅有关资料图片，了解山西大学的往昔......便呈出这一美篇，与朋友们分享。

英人李提摩太传教士远涉大洋，来到正在遭受列强瓜分的东方古国。在晚清45年的经历中，他在宗教、科学、通讯、国际贸易、赈灾、现代学校和专业学院的创设、现代出版社的建立等几乎所有领域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他不仅是一位有影响的宗教人士，同时也是中外达官贵人的座上宾，维新派的幕后师爷，孙中山革命党的反对派。

他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结交权贵、联络士绅、顾问洋务、鼓吹变法、调停外交、抨击革命......不辞辛劳，忙忙碌碌奔走于红尘深处。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成为清末大变局中的一位风云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他个人的经历和足迹，几乎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尤其是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值得让我们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