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功德”____作者:下关风

下关风

知青的“功德”

下关风

本来是打算用“功绩”这个鲜明而正面的词汇，来点缀文章的标题。

其意无非是唱唱”赞歌“，从历史，社会，人文，风俗等等角度，讲讲知青的“丰功伟绩”。

但是转念一想，罢！罢！罢！

还是算了。

一是题目太大，能力太小，说不清楚扯不明白，有违初衷。二是恐有异识异议。不知情不理解的，许会口吐“莲花”，说你们一伙悲催年代的青勾子娃儿，悲催的命运悲催到了家，苦水都吐不完，有啥子功有啥子绩哦，被窝里头眨眼睛，自己“豁”(四川话，哄，骗的意思)自己。

几句话怼得你狂眉狂眼，痰都喷不出来。

还是换一个字吧，浅说粗讲，点到为止。

况且，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凡为自身以外做一点好事善事，皆可为功德。即便是念两句经，磕一个头，捐几文钱，都可纳入这个范畴。

不可否认。

无庸质疑。

且客观公正而理智的来看，无论群体还是个体，知青的存在及其作用，于历史于国家于社会，都是有“功德”的。

退一“亿”步讲，起码他们流淌的辛勤汗水，多少也滋润了一点脚下黄色的黑色的泥土吧。

况乎功德二字。

知青，完全承受得起。

知识青年的概念，由来已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便初见端倪。只不过那时不统一，有叫知识青年，有叫城市青年，有叫回乡青年，人数也不众多，只是一股初发的潮流。

号召有点知识的青年人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其用意可能是为了改善中国农民的人员结构(当然，共和国初建，城市的容纳有限。当时号召到农村的，不仅是青年人，包括城镇居民。“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句口号上了人民日报的头条，可见一斑)。

毕竟，农业是基础，这是一个共识，也是一件大事。

无论何朝何代，侍候土地，填饱肚子，都是要务。

因此，当时农民的社会地位排行还是比较靠前的，工农兵学商，在四川戏称“二哥”。

工人是老大，农民是农二哥。

所以当时的社会，对这些举措大力宏扬，各方面都极力的“抽起”，大唱“赞歌”。

四川人“形势”跟得邦紧，还扯开嗓门，“嘿起”的“吹捧”，

“张家那个二娃子有志气，

高小毕业回乡嘛当了会计。

莫要看他的年纪小哇，

干起活路来噻二顶罗一。

栽秧打谷子，挑粪又种地，

不怕太阳晒嘛不怕大雨淋。

白天摸锄头噻晚上捏钢笔，

算盘打得响噻五去五进一，

工分算得清哟，

社员心头噻放心又安逸。”

此民歌吹捧的是回乡知识青年，属于正面宣传。

当时还有一批诸如邢燕子，董加耕，侯隽之类的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去宏扬社会主义的新风尚。

但是河南豫剧《朝阳沟》，则是对此唱了一点反调，说城里来的年轻人，样球不懂，耕种稼穑不会，麦苗韮菜不清，因此要接受教育。

这和后来在教育二字前面加了一个“再”字，理由同出一辙。

但这是一个估到说把到听的悖论，其缘由，许是农耕社会根深蒂固的意识之所然吧！

众所周知，文革十年那个动乱的特殊年代，各行各业，工农兵学商，都热衷于闹“革命”，读书，就业的社会“消化”渠道基本断裂。

十多年间，老三届新三届，加上79年前的几届，城市里千百万无工做无书读，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被放了野马，成为严重的让社会动荡不安的不稳定因素，须要用“广阔”的笼子把他们都箍起来，因此才祭起了这个传统的“无奈”之措，权宜之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于是，千百万城市青年，从全国各地，唱着“扬子江边(南京知青之歌)”，“异乡寒夜曲”，唱着“沈阳啊沈阳”，“故乡校园都不见”……，

他们告别亲人，远离故乡，象飘零的蒲公英，四散各地。

四川知青则是一如既往的荒诞不稽，在一首用西藏旋律填词的歌曲伴送之下奔赴农村，“不喝加班茶呀，不拣烟锅巴呀，也不去打群架。煽上一个漂亮的盒盒儿(当时四川流行的社会俗语，耍男朋友谓之煽盖盖儿，找女朋友叫煽盒盒儿，如北京人说拍婆子)，带到农村去安家。嗦，呀拉嗦，带到农村去安家”。

几近嬉皮的哄唱，掩饰的是他们悲怆的心情。

说起知青，有众多的词汇和话语可以表述，窃以为用“悲壮”这两个字，能够简约而扼要的相对概括。

悲，指命运坎坷。

壮，喻群体庞大。

群体庞大的知青，在广阔天地的容身之地，有两大去处，一是农村，一是农场(除新疆外，曾有十二个省区临时命名为x生产建设兵团)。

十余年间，千百万的城镇青年，陆续被“吆”到了山野农村，原始森林，沙漠荒原，边陲偏远……。

几十年来，小说散文电影电视各种形式反映知青题材的作品，不尽其数。

人们记住的是《今夜有暴风雪》，《孽债》，《蹉跎岁月》，《黄金时代》，《黑白》，《大树还小》等等等等。

当然，还有各种论文和纪念的文章。

这些作品多披露知青的凄惨生涯，坎坷命运，以及就事论事的说些所谓的时代背景，决策内幕。

鲜见专门讲知青功绩或者功德的(恕浅见薄识，孤陋寡闻)。

提起这个话题，似有很多可讲可述。毕竟，知青的亲身经历和感知感觉太多太深太厚。

但话到嘴边，𨚫又觉无甚可说。

细思静想，是知青委实太过于平凡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亦平凡之极，如同大地上的泥土，江河中的水滴。

即便是一些有此经历的领导专家学者教授，显赫又光鲜，皆后来的事情。

当初都一样，锄头镰刀磨得满手的水泡血泡。

知青，这个题目很大。对知青的评说，更是非常复杂。

把复杂的问题弄得简单一点，总结归纳，拢而统之，窃以为知青的历史“功德”，两点可大致包括。

一从大处讲，无非是些什么接受教育，移风移俗，城乡结合，促进人口交流，优化社会结构……，

等等等等。

这些说辞冠冕堂皇，但从知青自身的角度看，无非是些空话虚话废话。

知青们客观而真实的历史“功德”，说白了说穿了，就是在一种非常时期特殊的“危急”情况之下，为共和国大力减轻，基本化解了城市的人口困囧和压力，使之得以维持和运转。

知青所为，从自身来说，虽是被迫和无奈，但客观的看，未毕不是诏示了一种“以身饲虎”的无畏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功德”。

二从小处说，用一句话简述，就是给所在之地带去了一些新的理念，风俗和习惯，而且潜移默化的冲击巨大，影响长久。

这种影响和冲击，虽很多并无主观的意识，但对当时的农村(农场)人以及他们的后辈子女，客观上起到了一种“引导”的作用。

只不过这些作用，彼时以及现在，许多不为人知不被承认，甚至于连知青自己往往也没有意识到。

千百万城里来的年轻人，青春，朝气，充满活力，且有知识。

他(她)们把不同于农村，农场，相对先进的文化知识，思维方式，处事方法，观点，理念，以及学习，生活，卫生习惯带到所在之处，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周围的人，尤其是年轻人。

有笑话说，知青们的谈吐颦蹙，行为举止，都成为了被暗中学习，模仿的东西。

曾见有文章讲，北京女知青到陕西农村后，当地的娃子女子年轻婆姨，学习她们的衣着，卫生，甚至第一次开始了刷牙。

你不能不承认，中国农村的环境卫生个人习惯，在很长的时间，是非常落后的。

70年我们到成都附近的龙泉驿学农(当时搞所谓的复课闹革命，把适龄人弄进学校，但又没有书读，于是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叫进驻学校的军宣队领着甩正步，美其名曰学军)，住在农民家，交钱交粮搭伙食。

房东家的大姑娘，俊眉俏眼长得还“抻抖”。只是闭口还好，张嘴两排黄牙，镶了金子似的。稍近些说话，浓烈的酸泡菜味，令人避之不及。

成都附近皆如此，偏远农村，可想而之。

我们所在的农场不同于农村散居，一个基层连队聚集于一匹山，一面坡，一块洼，一坪地，抬头低头，朝夕相见。

农场老工人，多系湖南，德宏，保山等地的农民，虽生活环境较农村有所不同，但生存手段和农村一样，都是和土坷垃打交道，因此保留了许多旧有的习惯。

他们的子女，学龄前几是花猫儿脸，鼻涕虫，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群脏娃儿。

连队里办有学校，多是知青当老师。

亦有笑话说，第一课基本都是教育爱清洁，讲卫生。有的还规定早上不洗脸不准进教室，后扩大到刷牙。

知青返城多年以后，老工人和他们的子女还在念叨这些琐事，言语间感触颇多颇深，其影响可圈可叹。

在两大块“广阔天地”里的知青，除了一部分为赤脚医生外，后又形成两大群体，一是基层干部，一是各级老师，此状况在我们栖身的农场，尤为显著。

云南农垦系统的各农场，分场，队，曾有一段时间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招纳了大批北京上海昆明成都重庆各地的知青。

云南农场，主营战略物资橡胶，知青们的加入，使其面积产量和技术，有突飞猛进的增长和提高。

知青们在云南农垦前辈的基础之上，从开荒山挖林带，到育苗，栽种，养护，割胶，制胶，参与了整个流程，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

知青亦在其中得到莫大的锻炼。

表现在干部队伍上，从最初的知青入班子(我们所在的德宏三师，就从师部附近的直属连队，直接提拔了一个成都女娃子为副师长，令人咂舌)，到后来的选拔任用，一大批各地知青担任各级领导，辛勤工作在农垦战线。

当时各师团营连的小学中学，老师亦多为知青。

本人所在，为云建三师(德宏)十一团(瑞丽农场)三营(贺赛分场)四连(广蚌四队)。

我们小小的连队，因距农场，分场都远，亦设有学校。搭几间茅草棚子作为教室，把适龄的娃娃们拢在一起。老师是老知青，文革前成都的高中毕业生，(拙作系列小说《农场往事》中的“孔夫子”有专门描写)，虽严利，但教学有方。

那些娃娃们被“盔”起来认字，数数，接受教育，后来许多人继续读书，参加工作(有的还担任了分场领导)，从事生意，在社会发展的潮流中，人生之路顺风顺水。

此铺垫的教育基础，功莫大焉。

知青们在农场的存在，渐渐的不可或缺。79年大返城之后，各级干部，教师以及农工突然的巨量空乏，成为了当时农垦系统最大的难题，让留存的领导们焦头烂额，寝食不安。

而和他们朝夕相处的老工人及其子女，亦在很长时间，极度的难以适应。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到农场，就云南而言，打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喻，从某个角度来说，意义不亚于当年的庄蹻入滇。

秦汉时庄蹻入滇，虽是诉诸于武力，为帝王开疆拓土。但是他们带来的中原文化和技艺，对偏隅一方的云南，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和提升，滇国由此雄立一方。

战争带来了“文明”和“进步”，于社会发展而言，这是一个讽刺，而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庄蹻入滇，折射的是中原的先进，改变的是云南的落后。

千万知青到云南，亦是把北京上海等内地相对先进的文化知识，思维方式，处事方法，观点，理念，以及学习，生活，卫生习惯等等融入所在地方和人群，这对于在2019上半年，尚有“直过民族”(指从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跨越千年，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云南是我国直过民族最主要的聚居区，计有怒，佤，独龙，德昂，基诺，布朗，景颇，傈僳，拉祜等民族)没有完全“整族脱贫”的云南，当时的影响和作用不言而喻。

打这种比方，虽不十分贴切，亦不为大过。

(我们知青时所在的地方，连队周围除傣族之外，就有众多的景颇族，德昂族(以前名为崩龙族)。寨子里亦有知青，曾有傅姓李姓男女知青，为当时全省的知青典型。一次去户育山上的景颇寨子找李，向几个迷厄佐(小女孩)和优格佐 (小男孩)打听，他(她)们叽叽喳喳的说，朝山上一直走，见着竹楼上晒白衬衣的，就是啰！

居住环境影响卫生习惯，卫生习惯影响衣着打扮，故水边民族傣族尚白，景颇德昂等山地民族尚黑尚红。

知青的一件白衬衣，成了景颇山寨里的标志。)

知青，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如今日渐式微，这是自然规律所致。

作为共和国曾经的一段历史，他们的存在和所作所为，永远不会被岁月所淡忘。

知青们在那个特殊年代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小“功德”，即便只是漫漫岁月中的一支蜡烛，也会熠熠闪烁微小的亮光。

一抺恒久而温馨的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