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周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

北平一夫

　　周厉王，姬姓，名胡，是‌西周王朝的第十位天子，‌周夷王‌姬燮之子。其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878年至公元前842年，共计37年。周厉王时期，他实行暴政，禁止卿士百官和黎民百姓纳谏，凡是反对他的政令或者提不同意见的一律杀头，致使民众敢怒不敢言，以致用眼神和面部表情来交流表达不满，因此，周王朝三公之一的邵公（名虎）向周厉王谏言，劝他不应堵塞言路，应该允许百姓提意见，这样才能政通人和，此事被记录在《国语•周语•邵公谏历王弭谤》。

《召公谏厉王弭谤》原文如下：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曚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翻译成现在的白话文：

周厉王残暴无道，老百姓纷纷责备他。邵穆公对厉王说：“老百姓已不堪忍受暴虐的政令啦！”厉王听了勃然大怒，找到一个卫国的巫师，派他暗中监视敢于指责自己的人，一经巫者告密，就横加杀戮。于是人们都不敢随便说话，在路上相遇，也只能以眼神表达内心的愤恨。周厉王颇为得意，告诉邵公说：“我能制止毁谤啦，老百姓再也不敢吭声了。” 邵公回答说：“你这样做只能堵住人们的嘴。可是防范老百姓的嘴，比防备河水泛滥更不易。河道因堵塞而造成决口，就会伤害很多人。倘使堵住老百姓的口，后果也将如此。因而治水者只能排除壅塞而加以疏通，治民者只能善于开导而让人说话。所以君王处理政事，让三公九卿以至各级官吏进献讽喻诗，乐师进献民间乐曲，史官进献有借鉴意义的史籍，少师诵读箴言，无眸子的盲人吟咏诗篇，患青光眼的诵读讽谏之言，掌管营建事务的百工纷纷进谏，平民则将自己的意见转达给君王，近侍之臣尽规劝之责，君王的内亲外戚都能补其过失，察其是非，乐师和史官以歌曲、史籍加以谆谆教导，年长的师傅再进一步修饰整理，然后由君王斟酌取舍，付之实施，这样，国家的政事得以实行而不背理。 老百姓有口，就像大地有高山河流一样，社会的物资财富全靠它出产；又像高原和低地都有平坦肥沃的良田一样，人类的衣食物品全靠它产生。人们用嘴巴发表议论，政事的成败得失就能表露出来。人们以为好的就尽力实行，以为失误的就设法预防，这样社会的衣食财富就会日益丰富，不断增加。人们心中所想通过嘴巴表达出来，朝廷以为行得通的就照着实行，怎么可以堵呢？如果硬是堵住老百姓的嘴，那又能堵多久呢？” 周厉王不听，于是老百姓再也不敢公开发表言论指斥他。过了三年，人们终于把这个暴君放逐到彘地去了。（彘：古义是指猪，这里指地名，今山西霍州）。这件事史称“国人暴动”。

　　在史学家笔下，周厉王被描述为“暴君”的形象，他的一生功过史已经是被固化了。然而1978年在陕西扶风出土的一件“㝬簋”青铜器上的铭文却颠覆了人们以往的认知。“㝬”通“胡”，经过考古学家确认青铜器“㝬簋”是周厉王用器，㝬簋上刻有124个字的铭文，短短124个字的铭文盛赞周厉王是一位勤政爱民，尊重先祖的好天子。

西周㝬簋通高达59厘米，口径有43厘米，腹深23厘米、最大腹围136厘米。双耳，有琪，耳长43厘米、宽18厘米、厚5厘米、两耳间最大距离75厘米。器身下有方座，座长45、高21厘米。出土时已残缺，经修复后重六十千克。

㝬簋铭文翻译如下：

周厉王说：“从前，我虽年轻，却整日尽心尽力，经营先王的事业，以配享皇天。广泛地施予我的德政，遍及四方。因此，我带领义士和贤良之民，敬奉先王宗庙。”于是我制作了这尊贵的宝簋，用来祭祀我伟大显赫的先祖考，祈求他们佑助各级有德的先祖先父在天之灵，让他们在天庭上下升降顺遂，保佑我，成就我大命，让我长保王位，安处君位，使我身体康泰。愿皇天多多降给我福祉，让我能长久地筹谋宏伟的计划。我在位的第十二年，愿这簋器能永远充实我的宫室，让我能长寿，永久保有天命，在位长久，政德常新，永保天下四方。以上铭文也许有周厉王自我粉饰之嫌，现存史料无法考证此簋的铸造细节。

周厉王到底是明君还是暴君从现在的各种实证证据上我们还不能推翻大多数史书所描绘的他是一位独断专行的暴君的结论，当然这个事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从周厉王弭谤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史学家的历史观，在对周厉王的褒贬的描述上不难看出，史家想表达的是，周历王若能在政治制度上宽严并举，开宗明义，疏导言路，并相信大多数人的建议是有利于国固的，也不至于发生“国人暴动”而导致他被流放到彘死于彘，失天子之位，沦落再也没有回到故土的下场。弭谤的做法遭后世不耻。因此，正统史观主张统治者应该宽厚、整肃、惠爱、礼贤下仕，是为君之道。鼓励卿士臣工们表达对于治国政令的不同政见，体察黎民百姓的日常疾苦困顿等民情，因时（农时）而行，面对臣子百工以及黎民百姓的批评善于纳谏，不仅不可为满足私欲和个人的痛快施行强力打压，限制封堵言路，而且还应该倡导鼓励百官们献计献策。反之，王朝天下就会逐渐走向消极的方向，不利于及时消弭制度上出现的漏洞和弊端，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危及社稷，正如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邵公谏厉王弭谤》便是表达这种史观的精彩文章，它倡导通过疏导言路而不是堵塞它，天子就会听到来自各阶层的不同声音和谏言，如有不妥的政令也能及时调整，这样就能顺应民心，避免矛盾与冲突，使百官臣工能勤勉做事，黎民百姓安居乐业，遵循“民惟邦本，本固则邦宁”的治国理念，实现君爱民民拥君的理想，天下则太平安定。

读了《邵公谏厉王弭谤》这篇散文，感叹我们中国人在2800多年前就有如此开明智慧明辨的先贤，那时的他们就懂得要重视民意，要学会倾听民声，正所谓：天视即为民视，天听即为民听！西周剪商，靠的是以德服人，有周之始便以宣德不曜力的治国方针统治天下，而周厉王却暴力驭民终导失位。自大是无知的表现，霸权独尊是一种恶行。历史是一面镜子，后世应引以为戒，广开言路，凝聚民心方为治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