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诗歌

李永才

钟硕，女，汉族，196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从事过教师、文字编辑和纪录片编导等类别的工作。创作过小说、报告文学、影视脚本、散文、文艺评论和诗歌若干。部分文学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山花》和《诗刊》等，被《中国诗歌年鉴》、《中国当代实力诗人》、《中国诗歌鉴赏》、《中国当代汉诗年鉴》等选本收入。现居贵阳。

对于贵州诗歌，阅度和所知极为有限，在“有限”之内有感而发，不免惶惑。只是不吐不快，奈何。出于对本土诗歌自身发展的关注和命运焦虑，我希望批评的诚挚与被批评的雅量在这方土地成为必然。本文对事不对人，还望同仁们海涵为盼。

在我的印象里，贵州是一个没有诗歌现场的地方，当下的文化景观十分恶俗。感觉出产的大都是混混、诗歌油条和意淫成癖的“遗老”。他们分别走向的是媚权、造假说谎及伪民间。在这个特定的时代，真正的诗人要面对的干扰有很多，极权政治的力量并非仅仅为传统意味下的专制权威，而是加盟了商业、时尚、逸乐等因素。这使泛文化下的准诗人、亚诗人、伪诗人以及大把使银子买话语权的捐客，形形色色的伪民间旗织下的暴力等，一直在影响着诗歌的发展。要回到文学本身，坚持“纯正诗品”可以说相当的困难。这些事实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如果一方土地缺失心灵史的可能性正在加大，具有独立人格与思想的写作者日渐稀罕，想出产上乘质量的作品谈何容易。

刻薄一点说，贵州不乏优秀诗人，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诗人。几个耳熟能详之辈，也不过是媚俗媚权成功了的“诗歌油条”，以及几个常自行津津乐道的特定时期的“政治诗人”。他们分别代表了这方土地两种不利于诗歌发展的不良倾向：前者市井气太多；后者戏剧性过浓。对于前者我从未寄予希望，从来敬而远之，任其在造化的玄机里自生自灭；对于后者，我既呼之为“遗老”，说明我还是有某种愿意关注其诗歌命运的情愫，总以为在其“前朝风光”的莫须有下，他们的人生完全可以完成某种好的蜕变。让其“第二春”疏远其“第一春”，这是他们的出路，也是他们诗歌的出路。可是他们能否自觉承受起这样“失忆的阵痛”？这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与胸襟。一直以来，他们自身和评论界都过分夸大了文学含纳着权利因素的事实；或以为个人际遇和文化身份是一种资格论证，从而导致价值判断上缺失辨证性。实际上有的不过是出于一种对自身世俗利益获取的主观预期，以及个人不幸遭遇下的作茧自缚。有趣的是，在这块贫脊的土地上，总有一些人乐此不疲地将此“政治情结”与诗歌纠缠在一起，重复强调“我们先前阔过”。如果过多地把“真理卫士”、哲学和新闻学嗜好等因素带进诗歌，这是审美的贫血，更是诗歌的悲哀。

似乎没有几个能回到诗歌的本位，对现存的话语秩序和诗学秩序提出质疑。贵州诗界缺少修正和反思“诗歌仪轨”的野心者。无论所谓的后卫还是先锋，大都属于跟风，关注文本实验和诗学建设的人并不多见。在个人主义的“理想”所蛊惑下，都是以混个脸熟、发表和追求“名星效应”为己任。对于个人，或许这无关紧要，也可以理解，谁也不能去要求一个诗歌写作者非得要承担起“非个人使命和他人格的塑造”。但是对一个地域概念下的诗歌发展却是一种致命的伤。它直接导致这片土地上诗民们的汉语读写能力普遍退化，缺乏最基本的学养，读写活动已几乎绝缘于形而上的一切。在圈内我看到的常是一堆既反传统又反西方的浅薄愤青，一拨削尖脑袋要出人头地的混混和诗歌油条，和把“民间隐态”当迷彩服的“遗老们”。文本里充斥的大多是对传统文化和西方翻译体诗歌的错解、误读，或对神性和排泄、交媾、乡土、自杀、日常性和新闻事件等的虚妄阐释。贵州诗民们一直一厢情愿地想获得期待中的价值认同，无奈之余只得意淫和炒作、经营人情世故。长此与往，导致这片土地上理性的对话、批评和思考已变得难以为继。

没有诗歌现场，什么先锋后卫都是扯谈。贵州到底有多少的伪乡土、伪崇高、伪民间、伪隐态和伪神性？在我看来大多是观念的预设，自大自卑夹杂出的怪胎。其实一个诗者真实的处境是无需强调的，客观上是自然自发的，有了这个真，才有由此而生的自觉。如果一个地方的诗写者们，其真实的生存，精神生活与价值取向，和文本所依存的东西常常风马牛不相接，那算什么？诗歌的戏子？

凡有所为和所不为，贵州的诗写者首先不是向内的自我审察，而是追求某种外部的名正和言顺，先把自个武装起来以虚张声势。某些既标榜民间隐态又削尖了脑袋想官方和主流起来的活跃人物，一边强调独立、热爱装酷，一边又充满人情世故和以经济效益为至上的人，一边感染梅毒大搞阴谋一边大谈忧患的人，该怎么定义其隐态或是神性呢？这世上谎言何其多，伪君子比真流氓更可恶，最怕的就是这般安身立命扬名立万的策略性捆绑。比如有目共睹的事实是，首先是嫖客式的神性（可以理解为行为艺术吗？），此等是泪流满面地高喊：把处女还给人间。其二是，觉得某诗写者在街上敢对陌生女子说句“我想操你”是先锋之举。这块土地多么贫脊，某些流氓可以摘取桂冠，垃圾可以成为珍馐。

一直以来，在汉文化已很主流的贵州，总有人会去大肆讴歌那些山地文化（象征性符号）。我不是反对书写的本身，而是质疑那些泛滥式的，自己对此只是鸦片情结，吃饱喝足，找些吻合当政者需求或公众范式内的资源和包装盒行径。再有就是被“遗老们”常挂嘴边的贵州诗歌在七、八十年代的所谓的“牛逼”，对此“前朝风光”至今还有满脸的唏嘘迷离，不肯从旧钟表里回头。他们言及贵州诗歌必定只是从明星效应和遗老情结出发，而非是文本构建和诗学自觉的角度。其实我个人非常敬仰某些遗老们的学养，也对其个人特定的际遇深表关切，但我对其自我拔高的诗歌品格和价值取向一向持怀疑态度。在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遗老们曾以丰富的私人记忆和才情独自狂欢，而且应者如云。他们也由此被误导成了可爱的“浪漫主义者”，停止在现代主义的暗堡里，终日缅怀过去，大多是要把个我的亏欠变成庆功大会上的展览成果，盼望被赐予一张文学史上的标签，而新一轮的反思从未曾有。也就是说一切的作为都在提供一种文学借口，是为了寻找个人主义的合理性。

基于以上，一些人言及贵州诗歌时，意淫成癖，以为怎么样怎么样，不过是庸人眼里出庸相，满心是等待被命名的焦虑。而我们对此种种大多选择沉默，一是道不同，二是慎言的习性，再次是骨子里的人情世故太多，怕丢失了进入圈内的某种入场券。这导致眼下的贵州诗界已是了无生趣，剩下的只有躁动和投机。如今的诗歌爱好者们都会急不可耐亮相登台，他们不打量诗歌的内部，甚至不读诗只“写诗”，其实只不过是以分行断句的方式释放个人的倾诉欲而已。这些热爱分行断句的诗性人物们成天关心的是文联作协谁上谁下，能发表的以发表与否为惟一的尊严满足，不能发表的以愤懑牢骚和闲云野鹤为其两种动姿实行自慰。可以这么来理解，回归个人的真实之后再去关注神性或是形而上，以及完成用汉字写诗到以汉语写诗的进化，坚持“纯正的诗歌品格”，是许多贵州诗写者们最缺少的情怀。

回过头来看，寂寞的贵州是否就该马上拉出大旗扮个啥先锋去行走天下呢？泛滥的口语会是一种出路吗？严格来说，所谓学院腔、文艺腔与口语写作并无明显的分水岭。强调口语化只是一种反抗的方式，底气足不足，养料是否充分，还得试目以待。口语写作里或许有对时代精神、社会生活的最直接的表述，从大量低级平庸的作品中，我们也不时看到一些最原生的动姿和值得期待的元素。只是贵州诗界无论后卫还是先锋，大都缺乏足够的勇气和诚意。更多的仅仅是作态，一种貌似，骨子里还在是仅为了两天的风骚和两个铜板。或以为采用了过度口水化、娱乐化、跟风等就可以解决问题，这不过是另一种误区。放在历史的维度看，前倾与滞后，先锋与后卫，都是不断转换的一对双胞胎。现阶段，我以为贵州本土并没有真正的先锋人物，那些跟风者们迷信的不过是“外来和尚”（某些很能闹腾的外省诗歌名人），可他们的“和尚”很快就被后来的新一轮的“前倾者”迅速覆盖。而后卫（即遗老们）又似乎对当下的各种新元素和后现代性的某种可能，以及多元共存的格局漠不关心。再者，贵州从事做诗歌评论和理论研究的本土作者极为有限，加之视野窄小，抱残守缺，后继乏人，对贵州诗歌创作的促进实在有限。这些都不能不说是一种贵州诗歌的遗憾。

但无论怎样，我个人对口语写作和任何尝试、探索都持有足够的尊重，同时也希望贵州诗界对口语写作及任何新面孔的尝试都能给予更多的包容和观望、关注。贵州除了张嘉谚，老同志们对口语写作这个大家庭中的下半身、低诗歌、废话写作等基本是否定的，很少回应也不关心这些。这仅从06年那个所谓的“修文阳明诗会”就可看出，某些人几番放话说这些是“伪先锋”，不允许80后的年轻人们发言，玩码头和玩噱头双管齐下，非常的恶俗和专制。我虽然不是下半身、低诗歌、废话写作等的追随者，也无意针对任何具体的创作者标注哪是真先锋伪先锋，但我觉得写诗的都应该是选手不是裁判，这与捍卫个人写作立场并不矛盾。某种角度看，口语写作应该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倡导的白话写作的归顺，是语体革命进程中的一个环，同时还是现代汉语诗歌写作超越后殖民语境和翻译体诗歌范本写作的一种尝试，我们真正该去思考的是在这种行进中如何有效摆脱口水化的泛滥，我想这才是对汉语言诗歌本位的一种尊重。新诗只有90年，它还很稚嫩，它不需要暴力和盖棺定论。

除此以外，贵州还因为由于缺乏一种较为健康的读写氛围，有关的对话和交流活动也极为有限，导致一些真正热爱诗歌但缺乏某种“自觉”的诗写者，很难得到有益的引导和启蒙。他们中大多数对诗歌的读写停留在仅是释放感觉和情绪的浅表。对如何打捞“经验和诗意”，突破对“拆解观念”的过度依赖，以及冲破“率性与套路化写作”的惯性缺乏自觉。对此种种的危害性更是认识不够。其实诗意无处不在，日常里俯拾即是，不都一样的生老病死和男欢女爱吗？爱干啥就干啥去，何苦这样以分行断句的方式做无效的复制？常套的“经验和诗意”的确无需一定要拉到诗行里靠主观的“联想和逻辑”去完成。真正的诗人要做的是以“解救当下经验”来解救诗意，以不可言说的言说尽可能呈现那些背后的“不可说的那一部分”。是为了回到那个“发生时的沉默样式”，找到更多的“未知”。感觉与情绪、事件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因为写诗是一种重新发现和命名的精神活动，感性的魔力需要加上智性的尊严。“诗歌没有常识，只有关于它自身的一些基本事实。比如，诗歌不是用常识来工作的，诗歌用想象力来工作。更进一步地，也不妨说，诗歌用对语言的想象来工作”（见臧棣《诗歌反对常识》）。基于以上种种，如果一个地方的诗写者，缺失诗学进步和对价值追问的回应，又不以如何“解救经验”为创作基点，更不关心诗歌语言的有效性，那就等于是在做杂耍。技艺低能或陈旧，又不肯苦炼内家功法，当然要气血双亏。

因此在我这里，我首先对假大空说不。那种极端个人主义下的进行策略性捆绑的普世法则、忧患意识、神性的装饰、刨制伪乡土等企图，自然要让它落空。再次对那些轻车熟路、四平八稳的观念和情绪化的、散文化和小说片段式的分行活动，及平面写作和定势写作说不。按我个人的理解，人无法救赎自身时，就得显出虚弱与虚妄。所谓先锋应该是对文学规范、功能和诗学原则的解构和开拓，寻求更大的自由和可能；后卫或是传统则偏重于对传承之物的迷醉和对文学的基本边界的捍卫、忧患，二者是同一事物的两面，是宙斯膝下的一对可爱小儿。我斗胆说眼下的贵州之所以没有诗歌现场，是因为它没有自我审视与修正的“第三只眼”，缺乏足够多的具有诚意的异己者，以及敢于自我颠覆和否决的胆识，和那种敢于挑战他人格他意志的那一套的气魄。感此，我是多么希望贵州能更宽容地对待多样化的创作和文化形态，诗人们在捍卫自己的同时能够做到不去贱踏别人，共同倡导一种健康、向上的对话氛围和读写环境，多增加一些批评和反思类的活动。而“遗老们”能够早些从前朝的茧皮中超生，长出几许粉红娇嫩的触角。“先锋”的跟风者们则能从朝秦暮楚的角色混乱中真正找到自己。有道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还是源于爱。强出此文，权当是对贵州诗歌的一种祝福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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