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往事（十）

刘满承

刮共产风

“共产风”是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错误，也是特殊年代的产物，特殊的政治气候导致的。

当时，主要是人们都被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社会冲昏了头脑，什么“一大二公”，什么“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什么“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什么“劳动不计报酬”、“吃饭不要钱”......一个多彩的肥皂泡越吹越大，就像生活在一个充满幻想的美梦中。

那时，人民公社化之后的公共食堂（即大食堂）几乎是在一窝蜂的情况下办起来的。实际上各地公共食堂创办时，是真正的一无所有，白手起家，所需的场地、物品既非购买，亦非上级拨给，而是通过刮“共产风”从社员手中刮来的。

我们村子也不例外地刮起了“共产风”，一时间闹腾的热火朝天，都说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了。各家各户的锅灶、家具、粮仓等都被砸了，叫做“破私立公”。村里办起了大食堂，许多房屋被拆掉了，集中到一起过集体化生活。我家所在的杨柳院就是一个集中居住点，那时我家搬来了好几家人住在一起，好像那间转角屋就隔开住了三家人。人们按营、连、排、班编制，实行军事化管理，上工吹口哨，集合整队，还喊着“一、二、三——四”的口号，齐步上地里干活。真新鲜，农民也有了高度的组织纪律。

那时，集市贸易取消了，走亲访友也不允许了，过路行人也可以拉来干活，叫各尽所能。许多老人都害怕死，都眼巴巴地盼着过共产主义。说什么苦了一辈子，现在不能死，我还要过共产主义。

“共产风”这个词，是毛主席在19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的讲话中首先使用的。他说：“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7页。）。这是毛主席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半年后对“共产风”的概括，准确地抓住了“共产风”的本质特征。

“共产风”之所以发生，就在于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一大二公”的体制。在全公社范围内，统一生产，统一分配，原农业社之间的贫富被拉平，社员之间的收入差别也被消除，成了穷队“共”富队的“产”，社、队“共”社员的“产”。人们说的“吃大锅饭”这个词就源于此。

然而好景不长。面对外患内困、天灾人祸的残酷现实，人们的“天堂”梦破灭了。

那时，在冒进路线的影响下，其大跃进运动以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和孵生的浮夸风与官僚主义作风，再加上持续三年大面积干旱的自然灾害，以及苏联逼债等，导致国内粮食紧缺和饥荒。首先遭殃的就是老百姓。当时生产的粮食交公粮都不够，哪还有什么口粮留存。随着原库存粮食的逐渐减少，渐渐我们的“大食堂”也开始“瓜菜代粮”维持生计。

有一天中午，食堂只供应炒苕尖，我家打回半盆，因是大锅炒的，虽然很难吃，但为了填饱肚子，还不得不吃。最气人的是，因那时的苕尖是一些妇女背着背篓，用镰刀在苕地割的，我居然吃出手指粗一条青虫（我们叫猪儿虫），现在想来都恶心。

树木砍光了，食堂没有了柴烧，需要上山挑煤。嫩胡豆出来了，食堂贴出通知：鼓励社员上山挑煤，决定挑100斤煤奖励5斤嫩胡豆。11岁的我，为了那嫩胡豆，硬是到几十里外的水洞子煤厂担回35斤煤，在食堂换了不到两斤嫩胡豆。

饥饿折磨着人们，填饱肚子成了当务之急。有人为了活命，到地里偷红苕种吃。队里为防止红苕种被人拔去吃，用大粪刷在红苕种上，还是有人偷吃。偷吃者一旦被抓住，以破坏生产论处，挂牌子游斗。

庄稼成熟时，有人偷回家用瓦罐煮着吃。为了防止这种行为，生产队组织青年民兵巡夜，发现哪里有火或冒烟，就立即到那里抓，如有私自煮食的，不但要把瓦罐砸了，而且还要把人抓去批斗，我也曾派去巡了几次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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