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国？

加木

何以中国：外因与内核(一)

去年故宫博物院有一场名为“何以中国”的展览，精选了从石器时代到清朝的130多件文物，来展现中华文明。 凝视那些古老而精美的器物时，不禁会想，在亚洲的东方，为什么能产生这样一个大共同体，延绵5000年，生生不息。 我们尝试简单回答这个问题。

先通过下图说结论，再分开来讲。中国这个大共同体的形成和延续，是外部地理资源环境，和内部的思想体系、政治结构、经济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外部因素是硬件基础，内部因素是软件内核。这一篇先讨论外部因素。

外部环境为中华统一帝国提供了土壤，三大内核支柱实现了大一统共同体的千年延续

地理资源环境孕育了统一的大共同体

(一) 农耕文明应对自然灾害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华大地上就产生了定居的农耕文明，具代表性的有红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 这些聚居的农耕部落集中在黄河、淮河、长江流域，农业看天吃饭，气温、降雨、水害等决定了一个部落的生存和兴衰。

新石器时代的农耕文明，从出土的文物来看，这些文明之间都有互动和联系。散是满天星，聚时一团火。中华文明之火今天仍在燃烧。

亚洲东部的气候，主要受到太平洋季风、印度洋季风和西伯利亚季风的影响。比如大家熟悉的厄尔尼诺现象，和东太平洋洋流周期性变暖有关。出现厄尔尼诺现象的年份，会给中国大陆带来暖冬和夏洪。1998年的特大洪灾还记得吧，就是受到厄尔尼诺的滞后影响，叠加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是20世纪以来长江流域发生的仅次于1954年的特大洪水。

史前发展规模比较大的农耕部落，都懂得兴修水利，一方面是抵御水害，另一方面保证农业灌溉。比如在良渚文化的城邦群，就发现了水坝和引水渠。成规模的水利工程是需要有组织、有计划的统一集体行动才能完成。良渚文化存续兴盛了近千年，但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很快消失了。研究发现很有可能是长江中下游气候的变迁，导致暴雨和洪水泛滥，良渚先民不得不遗弃城池。

到了尧舜禹时代，治水的功劳是成为部落首领的重要资本，大禹治水的故事中国人再熟悉不过。春秋时期，公元前651年，齐桓公曾组织了个葵丘会盟(葵丘在今天河南省民权县)，各诸侯国约定：不得各自修建阻碍邻国的水利工程，在发生天灾时，不可以阻碍谷物的流通。秦国最后能统一六国，有个重要原因是水利工程，在广西修建了灵渠，在四川修了都江堰，在关中修了郑国渠，保证了农业产出。这反过来也说明，秦国国内的集体动员、组织能力相当强大。

在中华文明发展的早期， 强大的集体组织能力可以支撑农业的快速扩张，部落、诸侯国这些小共同体渐渐壮大，具备更强的集体行动力，形成正向循环。

(二)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矛盾

如果把人类的古代文明分为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那么大陆文明还可以细分为农耕和游牧。游牧方式同样也受到气候极大的制约。 年景不好的时候，游牧民族就要去农耕国家劫掠，才能维持生存。 反过来，农耕国家不抵抗，自己就会饿死。抵御游牧民族的抢劫，就需要组织军队、修筑防御工程，这些都需要集中集体力量来统一组织和实现。

国降水量分布图，蓝色和绿色之间便是农耕游牧分界线

早在战国时期，身处边陲的诸侯国，如燕、赵、秦，就开始修建城墙工事来低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因为赵国边境直接和北方游牧民族接壤，秦国军队的战斗力也通过和游牧民族的实战得到升级。秦国后来灭六国，其兵锋东北至辽东，东南到江南，都是从关中直接发兵，完全不借用别的地方兵力，这时何等强大的中央组织能力。

秦统一中国后，历朝历代不断修筑长城。长城的走向基本和中国版图上400毫升等降水线重合。400毫升等降水线正是农耕和游牧的分界线。

笔者2015年在甘肃酒泉附近看到的西汉长城遗址。就是土墙，用稻草和粘土一层一层夯实。

(三) 封闭的环境和有限的资源

中国东临太平洋，西北是戈壁和沙漠，西南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青藏高原以及云贵高原。有一种看法是这种封闭的环境，让中华文明独立发展，几千年来没有受到其它文明的冲击。

但封闭环境的另一面，就是内向型发展，当原有的地理资源无法再支撑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而生产技术（主要是农耕技术）没有巨大的变化时，无法向外扩展去开发新的资源。商周时期中国人口规模的估算是在300-800万，到秦统一六国时是2000万，两汉时6000万，宋代突破1亿，清朝中期达到3.6亿。西汉到清朝的近2000年间，耕地面积增加了大约3倍（2.38亿亩到7.2亿亩），人口增加了6倍，粮食的平均亩产增加了1.4倍左右。

大一统帝国最初形成，就是诸侯国不断向外扩张，相互兼并，最后被最强大的诸侯国--秦国吞并，共同体的扩张达到极限，只能内向发展。自秦统一全国以后，周期性的呈现出在王朝末期，人口的需求大于资源（这里主要是土地），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农民战争随之爆发，因为农民阶层是社会最根本的基础。战乱减少了人口，新的集权统治家族通过武力斗争脱颖而出，通过战争兼并掉同时期的其它割据势力，新的一轮内向型发展又开始。

中国的内向型发展模式，与欧洲、西亚文明的发展有巨大差别的地方，希腊人在地中海沿海的殖民扩张，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的建立，都是外向型发展。这种发展思维和模式，难道不也隐藏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吗。但令人欣喜的是，如今的中国已经开始摸索外向型发展，一带一路便是第一步。

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和能够获得的自然资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共同体提供了产生的土壤。但支撑这个大帝国的内核有三大支柱：

以天命论、内法外儒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配套国家专营为框架的经济财政制度；

以郡县制、皇权派生的官僚体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

这三大支柱保证了在王朝更替后，国家仍保持大一统的状态。这种自我更替虽然具有韧性，但并不是一种升级，就像电脑死机后按下重启键，而不去深究为什么会死机，能不能通过换一个操作系统来改善。

欢迎阅读“何以中国”系列下一篇：经济结构和财政基础

未完待续

编辑于 2023-06-16 16:10・

何以中国之内核：经济结构和财政基础

上篇文章简单讨论了中华大一统帝国形成和延续的外部原因: 能够组织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共同体更适应外部的地理资源环境，有效抵抗自然灾害对农业的破坏、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劫掠。

当集体组织能力强的小共同体不断兼并扩张，直到新疆域带来的经济收益不足以支撑其管理成本，就大致形成了中华帝国疆域的外围。

接下来继续讨论支撑中华帝国延续两千年的内在支柱：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这三大支柱在秦汉时期基本确立下来。正是它们的共同作用，让统一的帝国如同不倒翁，即使经历百年的战乱和分裂，最终又重新凝结在一起，周而复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先从经济结构说起。

经济财政支柱：小农经济配合国家专营

一、小农经济如何形成

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和土地，农业国家要形成强有力的组织能力，关键就是如何控制人口和土地，所以集权专制共同体的经济、政治、思想制度，最终要达成的目的，是对人口、土地的极限控制。当帝国逐渐对这两个要素失去控制之日，也就是王朝更替之时。

殷商时期，农业耕种的形式主要大规模的集体劳动，在很多殷商考古遗址都发现了大批存放在一起的农业工具，比如在殷墟的一个地窖里，就一次性出土了400多把使用过的石镰。集体劳动的场面在甲骨文的卜辞中也有体现。这是由当时低下的生产能力所决定。

在商朝晚期，农业的亩产大约只有30公斤左右（2022年我国的夏粮小麦亩产可达900公斤，秋粮玉米亩产可达1000公斤），而先秦时期一个人口每年消耗的口粮在300公斤左右。商朝时的农业是一年一熟的，这就要求对更大范围的土地进行开垦，因此集中劳动力来耕作，是殷商时期唯一能快速积累劳动剩余品的方法。如果想要获得更大的剩余财富，就需要延长劳动时间，减少劳动者的消耗。

周灭商后，“启以商政，缰以周索”。后面这句的意思，就是要实行新的土地制度，这就有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井田制。井田制就是把单位面积的土地，分成九宫格，最中间那格是公田，其余八格是私田。私田的产出用来维持劳动者的生存，公田的产出用于国家收集剩余产品。井田制下，劳动者向国家贡献的是劳动时间。

井田制的推出，关键是在于把商时期的集体劳动方式，变为了分散劳动，家庭开始成为一个最基础的劳动单位。同时，劳动工具慢慢为劳动者私有。井田制能够实行，是因为到西周时期，耕作技术的进步、作物种类的增加，一年一熟变成了一年两熟，劳动者的耕作效率、劳动时间、土地的使用效率都得到提高，亩产量增加，因此可以把劳动者分散到更广阔的土地上。

到了春秋晚期，铁犁和牛耕技术的应用又一次提升了生产效率，人口的规模和能耕作的土地都增多，这就意味着管理控制成本的增加。维持井田制下生产方式的成本，超过了从公田上能够提取的收益。于是劳动形式继续变化，出现了授田制。国家在理论上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而把使用权完全交给劳动者。国家通过赋税的形式直接占有劳动者的部分劳动产品，而不是只占有劳动时间。 授田制的本质是：君主代表国家建立起对一切土地的产权关系，国家再强制把土地分配给劳动者，并附加强制性的义务，劳动者完全和土地绑定在一起。

授田制改变了生产形式，与它配套的“编户齐民”重塑了社会基层的组织方式，也出现在春秋中午晚期。编户齐民类似于今天的户口登记制度。 国家将社会成员通过户籍进行登记编录，作为核定授田、征收赋税、组织徭役、征发军旅的基本依据。

除了登记户籍，即“立户”，编户齐民另一个部分容易被忽视，那就是“分家”，将过去的宗族大家庭拆分为个体小家庭。商鞅在秦国变法时，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同者，倍其赋”，就是说如果家里有两个成年男子，但不分家，就要加倍征税。前面说过，井田制已经使生产方式开始以小家庭为基础，编户齐民在社会关系层面，将先秦时期以宗族集团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模式，转变为以个体家庭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国家越过宗族组织直接掌控人口，极大提高了赋税徭役的提取效率, 并可以宏观调控人口增长。比如商鞅在秦国实施分家立户后，“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则出赘”，就是让青年男子要么分家，要么入赘，都是要求青年人尽早组织家庭，早婚早育。汉初的人头税，规定14周岁以上，29周岁以下未出嫁的女性，每人要交五个人的人头税，通过税收来引导女性早婚早育，是要先户籍登记才能实现。

授田制和编户齐民塑造了小农经济结构，大国与小农的格局，由此开启了中国两千年专制集权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在这样的构造下，单个农户难以与强大的国家政权相抗衡，国家的强势特权一步放大，形成国家对社会的支配，只要家户单位保持独立和完整，基层社会无法形成新的具有内向力的共同体，集权统治异常稳固。

但个体家庭也具有天然的脆弱性，抗风险能力弱，很容易受到外部自然和内部社会环境变化的冲击。一旦某种或者多种内外部的因素，造成个体农户破产，稳定的常态就会被打破。外部原因通常是自然灾害，内部原因一般是人口增长造成资源不足，内外原因也经常叠加在一起。失去土地的农户要么依附于大地主（常被提及的土地兼并问题，人口和土地资源被地方逐渐控制），这种超越家户单位的依附关系最终形成地方豪族，甚至割据势力。要么成为流民，直接抱团造反。一番混战洗牌后，新王朝建立伊始，都要重新均田减赋税，让土地和人口各归其位，国家的裂变和重组完成。

二、国家专营

集权国家的运转，需要稳定的财政来源，就是说，国家机器是要钱才能转起来的。税赋是最直接的财源。比如汉初的税收，大体分为三大类：农业税、人头税、商业税。农业税用来支付官僚系统的工资，人头税用于国防开支，商业税用于支付皇帝和贵族的开支。小农经济的个体家庭的剩余劳动价值，是财税最大的基础。

如果你的家庭生活在两千多年前西汉建立之初，你家的税赋和劳役责任大概包括: (1) 田租: 三十税一，也就是1/30; (2) 人头税，15-56岁的家庭成员每人每年120钱，7-14岁每人每年20钱；(3) 徭役：每年一个月给国家免费干活，并去边疆站三天岗，不想去可以选择交300钱；(4) 兵役：一身服役两年。西汉之初三十税一的田租是很低的，汉文帝在公元前167年还取消了农业税，为后世称颂。这也不全因为汉初皇帝的宅心仁厚，因为那时郡国并行，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有自己的封地，皇帝能直接管辖的地盘并不大，直属中央的各级官吏不多，花不了多少钱。

每个王朝到了中期，一般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财政危机, 这和官僚系统、国防防支出膨胀有关，也说明国家对于人口和土地失去了部分控制，比如土地兼并带来的隐税漏田。时不时还会有额外的非常规支出，比如汉武帝要开疆拓土打匈奴，隋炀帝要讨伐高句丽、挖大运河，都是无比烧钱的国家大项目。由于人口和土地的增长需要时间，来自农业的税赋在短时间内不具备弹性。 所以另一个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就是国家专营，将某些行业完全由国家经营把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制盐和冶铁，后来“盐铁专营”也成了国有经济的代名词。

古代盐铁的重要性就不必多说，盐是生命之必须，铁是重要的生产工具。由国家来经营这些关乎民生的行业，等同于间接从国民身上收取赋税。

盐铁专营从春秋时期的齐国开始。 管仲认为：“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不能无限度提高直接税赋，否则国家就会陷入危机），他提出“轻重鱼盐之利”、 “唯官山海为可耳”，主张由国家专营盐业、矿产。

秦国能统一六国，也离不开有强大的财政支持，而秦国的国营经济也是十分发达的。商鞅变法时，实行“壹山泽”政策，就是国家独占山泽之利，实行盐铁专卖，在各地设置盐铁官，控制其生产与流通领域。秦国官营的冶铁业有相当的规模，铁器的使用也极为广泛。官府甚至还出借铁制农具，秦国法律《厩苑律》中有“假铁器”条款。秦国还有着许多面积广大的直属牧场：太厩、中厩、宫厩等。饲养着大批公家的牛马，其中包含着相当数量的耕牛。除此以外，制陶、土木建筑、运输业基本都由国家经营，秦国官制中有各种“啬夫”，这个职位就是国有经济的基层管理人员，负责收田租和各种国营产业的经营管理。

云梦睡虎地秦简。战国后期至秦朝初年，秦朝刑法官吏抄写的秦国法律竹简。 1975年出土于湖北省云梦县第11号秦墓。

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政府开支猛增，张汤、桑弘羊大力推行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大幅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在国家财政大幅支出的时期一定程度降 低了直接的税收压力。汉昭帝时期举行的盐铁会议，是一场西汉中央政府官员与民间知识分子的对于国家政策的大辩论，其中就包括了对国家专营的讨论。会议结束后，桓宽将这些讨论记录下来，写成《盐铁论》流传至今。

铁的专营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对盐的专营收入一直到清代以前往往占据了政府收入的 40%以上。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重农抑商”，并不是阻止商业的发展，而是抑制民间工商业的发展，由国家来主导和控制，从而增加财税收入，从社会汲取更多资源。而且工商从业者，人身和财富都比农民更容易流动与集散，管理成本高，会破坏小农经济下的社会稳定、各阶层之间势力的平衡。与土地紧紧绑定的小农家庭，安土重迁，管理控制起来容易得多。

小农经济和国家专营的组合模式，从秦汉确立，为帝国的稳态--偏离稳态--回归稳态的循环提供了经济基础，直到宋代。宋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的存在，其中关乎经济结构的特别之处，一是在于“不立田制，不抑兼并”， 就是原则上，国家不再集中管理和分配土地，占有田地者只要根据亩数缴纳田赋即可，劳动力和土地渐渐成为可交易的商品, 契约性的土地租佃关系开始发展；二是重商经济领域广泛向私人开放，基本取消了对商人再政治、社会生活中的歧视，士农工商地位平等；与这两点相伴随的，是对人口流动的管制的放松， 这时期整个国家的城市化率最高时达到30%左右，而清末却只有7%。两宋的商品经济之繁荣，从清明上河图便可窥见一斑。

清明上河图部分节选

这些特别之处，并不等同于“小农经济+国有专营”经济结构的根本改变。 “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不代表土地产权向私有制过渡，因为从理论上说土地产权仍属于皇帝，从秦汉延续下来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产权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工商业虽然向民间放开，不再是早期王朝的那种全面垄断，但宋政府通过官私合营、收取许可费、征收特别税，从工商业获取了巨额的财政收入，这部分收入在有些时候甚至超过了农业税赋收入。本质上是通过税收的方式，牢牢拿捏着工商业，只是活儿外包出去，国有专营换了个形式。

宋朝，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时期的巅峰，并有可能在中华大地上自我发展出现代文明。 但可惜的是，这种趋势被蒙元打断了，元朝是中华文明的断层，因为蒙古人并没有像其它北方游牧民族真正被中华文明同化，中国在蒙元统治的90年间实质上算是亡国了，而接近一个世纪的压迫让汉人的身体和精神，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受到长时间摧残。明朝建立后，来自草根阶层的朱元璋又把中国带回到一个大农村的状态，并且明朝继承了很多元的统治方法，让社会又回归小农经济的稳态，直至清末。

“何以中国”下一篇将继续探讨中华文明内核的另外两大支柱--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

未完待续

发布于 2023-06-15 16:53・

"何以中国"之内核：思想体系

“何以中国”系列的前两篇，分别讨论了大一统帝国得以存续千年的外部原因和经济基础，接下来我们继续探讨内核中有关思想价值体系的部分。但我们先换个时空，从伊朗人的老祖宗，古波斯帝国说起。

波斯部落发源于伊朗高原西南部，是农耕和游牧部落合体。公元前553年，居鲁士二世建立波斯帝国，这时中国处于春秋中期，孔子还有两年才出生。经过几代君主的征战扩张、奋发图强，到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掌权时期，波斯帝国的疆域横跨亚、非、欧三大洲。

大流士一世可称的上是西亚的秦始皇，但比秦始皇统一中国早了两个多世纪。当中国大地上的诸侯国刚步入残酷惨烈的国家竞争时，大流士一世已经在波斯帝国设立行省制，统一货币、度量衡，修筑驿道，开凿运河，兴修水利，统一赋税，大力发展农业和商业。大流士一世在位期间，领土已经扩展到地中海，不可避免和希腊人发生利益冲突。 波斯帝国和希腊世界一共发生了三次战争，都是波斯战败，其中我们比较熟悉可能就是马拉松战役（给世界人民留下了大家共同热爱的长跑运动），斯巴达三百勇士在温泉关抵御十万波斯大军。

不过波斯帝国的统一并没像中华帝国那样延续了2000多年。波斯人先后被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阿拉伯人征服，统一王朝反复被灭亡又重建，但再也回不到大流士一世统治的鼎盛时期。曾经广阔的疆域到今天已经是多个独立的国家。

上为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帝国版图，下为今天西亚的国家版图划分

在过去的2500年里，波斯帝国与中华帝国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路径。回到公元前5世纪，基于农耕的两大文明的发达程度应是相当的，但思想价值体系，和在其指导之下这套体系的经济、政治制度，造就了它们不同的命运。

支撑中华共同体的思想内核是：

父权演变为皇权，家国一体的集体主义；

天命论为政权提供合法性；

内法外儒，法儒相融。用法家思想来统治底层民众，用儒家的三纲五常来驾驭皇帝和庶民之间的中间阶层。

这三大思想支柱为中华共同体的经济生产、政治活动提供了最广泛的动员力和稳定性。

一、从父权到皇权

当原始的渔猎采集是主要生存方式时，女性提供了食物的稳定来源，人类社会处于母系氏族。当人类开始定居的农耕生活时，男性提供的劳动力带来更大的产出，人类便进入父系氏族。男性在身体上的优势，能够为家庭带来更多的物资，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威便形成了。这一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在东西方、各大洲都是类似的。

在农耕和游牧的大陆文明中，父权的影响力不断加强。因为农耕、游牧文明容易受到外部气候变化的冲击，而前辈在生产过程中总结下来的气候变化、作物生长规律极为宝贵，这些经验都是随着年岁的增长而不断积累，因此即使在父亲老去时，他的生活、生产经验对后代还具有极大的价值。

在中国，伴随着父权产生了“孝”的思想，在家庭中，父亲拥有绝对权威，儿子处于从属地位，事事要服从父亲。孝敬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德行，但这种思想产生之初，是为了更实际的目的 —祖辈的耕作生产经验可以得到传承和积累。

从父权和孝道出发，也就有了对祖先的崇拜。祭祖一直是中国思想文化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你看今天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那种文明把扫墓当成一个传统节日？中国人不仅祭祀怀念各自的祖辈，也祭祀像炎黄二帝、孔孟这些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先人。寻求共同性，是集体主义能形成的基本。

在“何以中国”系列文章经济篇中说过，中国到了殷商时期及以前，农业耕作还是以集体劳动为主，这种集体一般是彼此有亲缘关系的氏族，于是父权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超越家庭，扩展到氏族部落，乃至是城邦、国。集体的领袖就像所有成员的父亲一样，他的责任就是要让大家都能生活好，照顾到每个人。当邦国联盟出现后，联盟共主的责任，也就是要照顾到每一个联盟内的成员，维持成员之间的和平。

《诗经》中对周文王的赞美说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意思是说，周文王为他的嫡妻作典范，又为兄弟树榜样，以此治理家与国。这一句背后的思想涵义是，有德行的共主，先要齐家才能治国。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是一种邦国联盟，或者可以说是联邦制国家，到秦统一中国变为中央集权后，皇帝取代了共主，同时也继承了作为全天下子民父亲的角色，当然另一面也意味着子民要对皇权绝对服从，皇权掌握了子民的生杀大权。父权最终延申到皇权，家的概念扩大到国或者说整个天下，家国融为一体。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里多花点笔墨再说说父权在海洋型文明的发展，以作对比。

与大陆型文明不同，海洋型文明的父权随着社会发展，逐渐衰落。以希腊文明为例，希腊半岛的气候干燥，土地贫瘠，只能生产橄榄、葡萄一类的作物。希腊人很早就开始和地中海对岸的埃及人、腓尼基人，和西边两河流域的亚述人、巴比伦人做生意，用葡萄酒和橄榄油去交换粮食及其它物品。出海是有危险性的，需要勇敢的年轻人，当一个家庭的父亲衰老时，他对家庭的贡献就必然会减少。而且出海经商往往需要和没有亲缘关系的陌生人合作，所以超越家庭关系的契约关系产生了。

在希腊神话中，有不少"弑父"的故事。 时间之神克洛诺斯用镰刀阉割了自己的父亲乌兰诺斯，成为众神之王。 而克洛诺斯的儿子宙斯长大后，又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克洛诺斯。 此外，最有名的应该是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故事。希腊神话给人总体印象就是混乱和争斗。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本杰明拉什博士曾说，教导美国孩子时，不要将时间浪费在希腊和罗马神话上。

海洋性文明更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和对权威的反抗。 在文明发展的早期，这种特点无法带来社会的稳定，希腊城邦之间无休止的争斗，作为领袖城邦的雅典和斯巴达在伯罗奔尼塞战争中两败俱伤。不管古希腊文明在思想、科学、艺术领域取得多么大的成就，公平有利的政治思想秩序都不在其中。这不是笔者说的，是美国的建国国父们的普遍共识。

反观大陆性文明，都是杀子的故事。比如中国神话的哪吒脑海，李靖为了陈塘关的所有百姓，牺牲自己的儿子哪吒。这样的故事在现实中也发生过。战国时期燕国末代君王，燕王喜，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太子丹，首级献于秦国，以求不被灭国。同样作为农耕立国的罗马，在其历史中，最早提出共和制的布鲁特斯，因为两个儿子反对自己的改革将他们处死，因为在古罗马，孩子是父亲的财产，父亲掌握着所有家庭成员的生杀大权。这种思想价值取向，除了是父权的极端表现，也是一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集体主义思想。 诸位想想看，这种思维是不是今天还反复出现在一些舆论宣传中？

二、天命论与天道

“天选之子”这几年成了颇受欢迎的用语。这里的“天”和中国传统的天命论基本是同一个涵义。普遍认为天命论是董仲舒提出，就是劝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位。但实际上，天和天命的思想范畴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比董仲舒早了1400多年。

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取代夏成为中原共主时，商汤讨伐夏桀的檄文，即历史上著名的《汤誓》，就提到了“天”。“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翻译一下：大家都过来听我说，不是我个人敢于兴兵作乱，是因为夏桀犯下了很多的罪行，上天要他灭亡。夏桀有罪啊，我畏惧上天，不敢不去征伐。

“天”到底指什么？这里的天并不是神话或者宗教意义上的神灵。它类似于爱因斯坦自称所信仰的斯宾诺莎的神。

斯宾诺莎是生活在17世纪的荷兰哲学家，理性主义先驱，著有《伦理学》。1929年，纽约的一位牧师给远在柏林的 爱因斯坦发去一封电报，内容十分简洁，只有一个问题：“ 你信仰上帝吗？”爱因斯坦接到电报后，当天就给出了答复，他是这样说的：

“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存在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对爱因斯坦来说，斯宾诺莎的神，就是主宰着万物运转的自然规律。

同样的，古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寻觅的“天道”，便是社会运行的普遍规律，是一种普天之下都可以运用的世界秩序。总结这种普遍规律，并将之运用于实践的第一人是周公旦。

周公旦

周公旦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周公解梦”、“周公辅政”的主角。周是发源于西部边陲的小部落，并不被纳入“华夏”的范畴，被视为西戎。前后经过六代人的经营成为中原共主。商人在中原坐庄了500余年，武王伐纣时，周实力也并不能完全碾压商纣。王朝建立之初就经历了“三监之乱”这样的叛乱。因此，为了让原来的各部落承认周的盟主地位，继续周公就需要为自家的新政权寻找合法性，并且维持部落之间和平秩序。周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创造了“礼乐”这一套思想理论体系。

对于周得天下的合法和正当性，周礼的解释是“天人双重授权”。“天”是掌管着社会运转规律的伦理之神，它高高在上，默默无言，但它却能明察秋毫，洞悉一切，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封建时代联盟共主的领导权，到集权专制时期的皇帝的权力，都是天赋予的。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天的子民，统治者是天在人世间的代言人。天与人合一，因此能够洞察万民的愿望，所以可以公正的授权，也会在统治者不合格时收权。

从天人合一出发，治国就要以人为本，否则天就会收权。以人为本的方法就是以德治国。《诗经》的开篇前三章，就是赞颂周文王的德行，告诉各部落，周人得天下，并不只依靠武力，还依靠高尚的品德。三监之乱平息后，

以德治国的表现就是以礼立序，以乐至和，所以就有了一整套礼乐制度，从思想上来配合宗法封建的政治制度。 礼乐制度从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起居、饮食、祭祀、丧葬等等规定了人的行为规范，特别是从诸侯到士这个中间阶层的行为准则和秩序，从而保护最顶端天子的权威。因为这个阶层是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最有可能挑战君权。总之，大家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即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天命论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法理基础，特别是在王朝更替时，新的统治者是天选的，等于说是上天换了个儿子。所以皇帝的权力是来自于天，这个思想由周公开创，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加强后一直没有变化。但这同时也说明，两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进一步去探究，皇帝和从皇帝本身延伸出去的政府组织，它的权力到底来自于哪里。周礼强调的以德治国，以及人在社会中应该各居其位的思想，后来也成了儒家思想最核心的部分。

从公元前1046年周灭商，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周公建立的这一套思想、政治体系在中国大地运行了800余年，是那个时代的普世价值，也是维持中国大一统状态的第一层思想土壤。

三、内法外儒，法儒相融

西周建国的前两百年，周公精妙设计的宗法、封建、礼乐制度都正常运转。在“何以中国”经济篇中已经讲过，这时候地广人稀，生产力低下，在诸侯国之间存在着大片未开垦的荒野，经济发展处于《老子》第八十章生动描述了当时的“小国寡民”的社会状态：至治之极。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段话的意思说，国家治理得好极了，使人民吃得香甜，穿得漂亮、住得安适，过得快乐。国与国之间互相望得见，鸡犬的叫声都可以听得见，但人民从生到死，也不互相往来。这是中国美好的古典时代，为后来诸子百家，乃至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共同向往。

到了春秋中期，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原来的荒野被新的耕地和城镇填满，宗法封建制度赋予各统治阶层的政治地位，开始与经济地位发生错位。 一个小贵族拥有的土地和人口，可以超过大贵族。地方诸侯直接控制的土地人口，也可能超过政治地位最高的天子。这时，原有的制度就无法再维系下去了，诸侯的征战兼并开始，礼崩乐坏的时代来临，而孔子正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

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在鲁国。 他的父亲虽然是卿大夫，但在孔子三岁时就去世了。孔子和母亲便搬回姥姥姥爷家生活。孔子早年的生活比较艰苦，20岁到35岁在鲁国当了15年的小公务员，主要工作是管理仓库和国营养殖场。30岁孔子开始办学，有了第一批弟子，当时大概也是为了挣些外块增加一些家庭收入，但同时也说明这时候孔子的思想价值体系已经趋于成熟。

孔子35岁这年，鲁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国君鲁昭公被鲁国的三个卿大夫架空，被迫出逃，也就是鲁国版的“三家分晋”。同时期的其它诸侯国也发生了内乱，各国内部的政变、贵族的君位争夺战一直持续到战国初期。这样的国内、国际局势给孔子带来很大的震撼，他从小长大接受的教育、熟悉的价值体系完全被现实摧毁，各诸侯国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这种危机的根源，在孔子看来就是统治阶层无休止的内斗，也就是君臣错位，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孔子认为政治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正名。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要像君主，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在孔子的政治思想里，人是等级之分的，但这种等级不是用来区分人格上的高低贵贱，而是区分不同的社会角色。人是有差异性的，应该根据人的差异为他们分配不同的角色，然后给这些社会角色设置一系列相互牵制的等级体系，每个等级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从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作。这实际是对周礼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但本质都是为了解决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权力争斗。

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出发，董仲舒提出了三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臣子对君主，妻子对丈夫，儿子对父亲，是卑尊的关系，要绝对的服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和孔子的原本的政治思想并不一致，因为在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体系里，人只有社会角色的不同，没有人格上的依附和尊卑。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孔子认为必须要坚守的政治正确，具体表现就是要坚持“名实相符”的原则，“名”是角色，“实”是人，也就是给每个等级或者角色匹配合适的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如果出现名实不符的情况，该怎么办呢？因为“名”，即等级系统是预设好的，那就只能改变“实”，通过调整人去配合角色，这便是孔子政治理念的核心思路。后来，当有人发现用实去配合名越来越难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尝试反向操作，通过改变名去配合实，也就是改变社会制度来保持名实相符的思想逻辑链，这些人就是后来的法家。

这两种不同的思想的碰撞，在中国后来历朝历代都有，特别是当王朝处于危机时期，那些主张变法的政治家们，都是试图改变“名”，也就是原有的制度，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治斗争便是最典型的例子。比如在王安石变法主持新政时，他的第一个措施便是要将财政大权收回归宰相，因为当时王朝面临严重的“三冗”问题（冗员，冗费，冗兵），财政负担很重。北宋的财政权被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这三司瓜分。司马光却极力反对，他认为财政由三司管的制度运行了很长时间，不应该轻易改变，解决财政问题应该通过换合适的人来管理领导这三个部门。

在具体的治国方略上，孔子继承了周公“以德治国”思想理念。《论语·为政》第一篇就说：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意思是，君王以道德教化来治理政事，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都会环绕在它的周围。孔子所说的“德”主要包含三点：仁、义、礼。仁以仁爱为核心，义以尊贤为核心，礼就是对仁和义的具体规定，也就是上面所说德名实相符。董仲舒后来把“仁、义、礼“扩展到“仁、义、礼、智、信”，便形成了五常。

孔子到五十一岁时，终于进入鲁国政治的高层，在“知天命”的年龄开始实践自己的政治思想。后来他带着学生们周游列国，在各国任职，但都是些没有实权的名誉职位。孔子对中国政治的另一个巨大影响，是开创了士人这个社会阶层。后来中国历代的政府，不是贵族政府或军人政府，也不是商人政府，而是长期由知识分子把持和控制的政府。这也是为什么孔子在中国思想史地位一代代被加强，到今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圣人。“何以中国”最后一篇--政治制度会再详细讲这个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了法家。 法家源于儒家，实际上战国的诸子百家，很多都是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思想理论。春秋时期200多个诸侯国，战国后期只剩下七个，天下的格局巨变。法家的创始人是李悝（又说叫“李克”），他率先在魏国帮助魏文侯变法，所以魏国在战国七雄中第一个强大起来。西门豹大家熟悉吧，就是李悝任用他治理邺县，废除了当地“河伯娶妻”的陋习。

法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吴起，在楚国变法，因触犯了楚国贵族的利益被杀。然后就是最成功的商鞅变法，这就不必多说了，据说商鞅从魏国逃往秦国时，就带着李悝所写的《法经》。虽然商鞅最后被秦惠文王所杀，但他在秦国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继续延续。刘邦入关中后，遗“货宝妇女”于项羽，萧何悉取御府图书，后藉此踵秦立汉，所以说“汉承秦制”。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韩非。韩非最早师从荀子，学习儒家思想，但他后来在自己的文章《五蠹》中，把儒士归为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定的五种人之一。韩非最高理想是“君无为，法无不为”，君主无为而治，而靠着法律治理一切，将权术落实在统治上。注意这里的“无为”强调的是君王的喜好不能被臣下所掌握。但儒家的“尊君”思想是韩非所认可的，董仲舒的三纲可以说最早是韩非提出的，韩非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是“天下之常道”，要维护这个常道，就需要“上法而不上贤”。

这里我们不具体讨论法家思想的政治家们具体的政治方针，着重强调它背后的思想，还是回到刚才说到的如何解决“名实不符”的问题，法家给出的答案就是改变社会、国家各个层面的制度，来适应时代的变化，用规则和制度来驾驭民众。需要指出的是，法家的这种“法治”，最终目的是为中央集权的存续服务的，而且大共同体的运转确实需要法律来维持秩序，记住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非常重要。

随着秦统一六国，中央集权的大共同体首次建立起来。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的思想，从汉武帝开始，被选作集权政治的根本指导。虽然董仲舒被归为儒家大咖，但可以看到，三纲五常与孔子原本的政治思想有一定差异，并且吸纳了法家的思想。这也好理解，孔子、韩非和董仲舒各自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中国派流派的思想确实，随着诸侯国之间的兼并和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越来越服务于治理大共同的最高统治者的需要。

“何以中国”思想体系的核心之一，就是法儒相融。用法治设立统治阶层的权力分配规则和老百姓最低的行为规范，用儒家思想来指导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阶层关系和官僚统治阶层行为准则。大家都觉得秦灭亡以后，法家就销声匿迹了，实则不然，因为法家思想已经变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只是后世把秦王朝的短命归咎于法家的暴虐，所以台面上不宣扬它。

法家思想体现的是国家机器暴力冷酷的一面，因为规则没有变通性。只使用它就会逐渐在民众/社会和国家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因为社会大众和国家的利益只在一定限度内是一致的，超过这个限度便相冲突。儒家思想则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提供了缓冲剂，柔化了国家机器的暴力性，缓和国家和社会大众之间必然会产生的矛盾。大家想想，中华共同体得以存续千年，一直到今天，这两种思想是不是还在相互合作，塑造着我们生活的这个中国社会？

“何以中国”内核的思想部分浅显的说这些。最后一篇将讨论第三个内核--政治制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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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2023-06-19 13:03・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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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最后一篇，来看支撑中华文明的第三个内核 – 政治制度，总结为三个特点：

1、以秦和北宋为两个分水岭，分为三个阶段：封建制，半集权，集权制；

2、皇帝制和郡县制是维持集权和统一最重要的政治制度设置；

3、士人阶层和科举制为集权和统一提供了向心力。

一、封建与集权

中国的政治体制，第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也是最根本的改变，是秦统一六国。之前是封建制，之后便进入集权时期。

封建制是一种联邦国家体制。商周的王（天子）把土地和人口分给诸侯，诸侯再继续向下分给卿大夫。每一个阶层获得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来决定的，这就是分封配套的宗法制度。以血缘亲疏为纽带，这种经济和政治权力自然是可以世袭的。

商周的天子是联盟的政治领袖，但每个诸侯国，诸侯国内的采邑，都有各自的政府、军队、贵族体系和文化记忆。好比一个集团公司内，有很多不同业务种类的子公司。每个子公司都有自己的管理团队、独立收支、自负盈亏。虽然各国形成联盟，并承认商、周天子统一的号令，但实际是处于自治的状态，财政、军事、人事权都独立于中央天子。

宗法、分封制度，商已逐步形成，西周建立后周公将它进一步完善并制度化。

作为统治阶层的贵族，要经营自己的封地，那就得有一套管理制度和管理班子 – 官僚制度和体系由此产生。 《周礼》就有关于政府分官设职的安排，这反映出中国古人对于精密官僚组织的思考，很多后世的官职名称就来自远古时期。在封建时期的高级官员的职位可以世袭。

《尚书 牧誓》是武王伐纣时，在牧野的誓师辞。“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这段文字中出了很多官职名称，说明各国各自已组成行政、军事管理体系。例如，“御事”就是后来的御史，职责是记录国君的言行、记录重大事件活动、管理有关诸侯国及民众治理命令的文书事务。

西周的最高官职是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名誉职务，实权有限），其下分设六卿、五官。

六卿包括：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管天子家务事。五官包括：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分管封地内的民生、治安、军事各方面。

这套官制，每个诸侯国、采邑各自复制一遍，用于各自封地的治理。

孔子51岁进入鲁国的政治官僚系统，第一个职位是“中都宰”，即中都县县长（中都县在今天的山东省汶上县）；第二个职位是季孙氏的“司空”，季孙氏是鲁国卿大夫，他有自己的封地和政府管理班子，孔子就是负责管理季孙氏封地内的水利、营建工作，这算是升职了；第三个职位是鲁国“大司寇”，在政治地位上是最高的，到了鲁国国君鲁定公的领导班子里，掌管鲁国的刑狱、纠察工作。看来孔子的职业发展，也是先得在地方上干出政绩，才能升迁到中央。在地方有政绩才能到中央任职，这种选拔方式至今仍适用。

到了战国时期，各国纷纷变法图强，国的范围通过兼并不断扩大，需要的行政管理人员也随之增加。除了贵族继续把持各国政府部门的关键职位，官僚体系的另一个重要团体走上历史舞台 – 文法吏。

秦文吏俑，注意腰间挂有书刀和砥石。书刀发挥着橡皮擦的作用，如果在竹简上写错了字，就用书刀刮掉。

周虽然是封建制，但各国的官员体制已经颇具规模和体系，专制集权的客观条件和工具已经成熟。秦灭六国，在政治层面上，当一切贵族家庭倒下，最后只有一个家庭变成了国家，“化家为国”达到极限。封建制结束后，除了皇帝能够世袭，一切其它的政府职位是没有世袭的，集权专制的时代来临。

二、百代皆承秦政治

政治活动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一是高效的官僚系统；二是组织和动员底层民众。在现实中，这两方面的社会活动，围绕着中央和地方的政府组织形式来展开。

下面这张图展现了秦统一后，中国集权型政府的组织方式。对比我们今天的社会组织和运行方式，是不是仍有两千年前的烙印？这套组织方法生命力之强大可见一斑。

秦朝政府组织方式与今日中国社会之对比

从这张图提取古代政治制度的三个维度：

1、中央政府内部的权力如何分配，即最高决策权和执行权到底在谁手里；

2、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3、官僚团体由谁组成，官员如何选拔。

接下来具体谈谈这三点。

（一）皇帝制 – 最高决策权属于谁？

“何以中国”外因篇讲过，中国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催生了集体主义的政治组织形式。集体主义最极端的形态，是整个社会服从一个绝对权威。秦朝建立后，皇帝成为了这个绝对权威。但此时的中华大地上，封建制已经运行了千余年，皇帝是个划时代的政治创新。对那时的古人来说，皇帝到底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脱离皇帝个人，把皇帝看作国家机器中的一个政治职位。

皇帝这个职位，最重要有两个职能：一、国家主权统一的唯一象征。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主权国家，不管它是何种政治制度，都有一个政治领袖来代表这个共同体。美国有总统，英国有国王，日本有首相。二、理论上，皇帝是政府法律和政令的最终决策者，在制度设定上，就表现为所有的最高政令，需要皇帝同意并签字。大家看古装电视剧，经常听到这句台词：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帝的诏令即为政府的最高命令。

第一项职能， 皇帝是国家主权统一的唯一象征。在法理和制度上讲，一个国家不可能有两个皇帝,这一点自秦至清末，帝制从建立到覆灭，从来没有改变过，也没有人去质疑、挑战过。

东晋的建立，全靠琅琊名族王导、王敦兄弟，二人一主政事，一掌军队。东晋元帝司马睿即位时，拉着王导要同登御座；王导再三推辞，说太阳若屈尊与万物并列，苍生就没法仰望了，司马睿方才作罢。

东晋政治的主要特点，是皇权低落，门阀掌权。即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皇帝的神圣性，至少表面上是整个社会的共识。这也是为什么，历代僭越篡位之举，形式上大多是旧王朝的皇帝采用禅让的方式，把皇帝的职位交接给新的王朝。

第二项职能，皇帝是国家法律政策、行政命令的最高和最终决策者。理论和制度是这样规定，实际操作是另外一回事。毕竟国家这么大，方方面面的事务繁多，皇帝这个职位拥有的政治权力不可能由皇帝这一个人去行使，他必须要把这种集中的权力分配出去，国家的官僚系统才能正常运转。

皇帝集权的分配，又分为被动和主动。

秦到北宋，定义为“半集权”，皇帝的权力是被动地瓜分出去。因为这个时期，社会中还存在着能够与皇帝抗衡的其它社会势力，那就是军事贵族、地方豪族和门阀士族，这是封建制的遗留。很多中国的历史学者将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定义为“豪族社会”。

西汉建立之初，郡国并行，封建遗留最重。军功集团有自己的封地，也把持着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军功集团被皇权渐渐消灭后，封地给了刘姓宗亲，后来这些刘家亲戚也起来造反，发生了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刘秀建立东汉，是得到了地方豪族的支持。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更是碎成一块块的割据政权。

皇帝集权被动分配给贵族/豪族，就好比一个公司里有很多股东，皇帝是大股东，被选出来当董事长。小股东们还喜欢把自己家的人安插到公司管理的各个部门，来保障自身权益。如果小股东的利益被触犯，他们联合起来的股份占比就超过大股东，投票把董事长换人。

当然，即使在皇权被动分配的时期，皇权的强弱也存在起伏，这取决于皇帝本人能力的强弱。秦皇、汉武、唐太宗雄才大略，自然是国家的最高话事人。东晋皇权相当低落，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就是说王家与司马家族一起控制着国家。在“半集权”时期，皇帝和军事贵族、豪族、士族门阀也始终进行着权力的博弈，争夺经济和政治权益。

汉武帝是加强集权的佼佼者，但他的成功是建立在文景两代的铺垫之上。削弱诸侯国势力的消藩政策，最早是文帝时期的政论家贾谊提出的。贾谊写的《过秦论》，今天仍是高中生必背课文。汉文帝实践了这个政策，哪个大诸侯死了，文帝就把这个诸侯国平均分封给他的儿子们，这样一来，大国就越分越小，慢慢失去与中央抗衡的力量。

到了汉景帝，直接给诸侯们找茬，然后消藩，最终闹出了前面所说的“七国之乱”，结果是晁错给景帝当了背锅侠，上班途中直接拉走被处死。到汉武帝，发布了推恩令，注意这是一条正式的法令，主旨很简单，任何诸侯王如果想把自己的国土分给儿子或兄弟，可以向中央打报告，皇帝一定会亲自过问，保证公平合理。

这条法令成功的把消藩背后，中央和诸侯国的矛盾，转化为诸侯父子、兄弟之间的矛盾。多么高超的政治手段！隋炀帝数次征伐高句丽，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削弱军事贵族的势力，获得军队的统一领导权。他如果有汉文帝的耐心和政治智慧，隋朝哪能这么快被李唐取代。

再说说历史上的外戚和宦官专权。 外戚和宦官政治地位都是从皇帝的政治地位和权力衍生而来。外戚专权先出现，主要因为继位的皇帝未成年，无法正常扮演在国家机器中的政治职能，如若没有辅政大臣，他的监护人--母亲或者祖母自然就摄政。而皇室的女性无法直接与中央政府的其它部门联系，她们自然就只能依赖自己的家人和亲戚来处理政务，外戚集团由此产生。

当皇帝成人后，他们要收回被外戚集团占有的政治权力时，要么就利用官僚士人集团，要么就新组建一个自己的参谋团队 – 与皇帝朝夕相处的宦官就走进政治角逐的舞台。外戚专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政权“家天下”的特性，在帝制后期越来越淡化。宦官专权则纯粹是君主集权的产物。宦官和外戚集团，随着皇帝的去世，很快就失势，正说明他们是皇权的附属物。《三国演义》里面，宦官和外戚的戏份只限于前几个章节。这侧面说明，当皇权低落时，宦官和外戚专权是不可能出现的。

北宋以后，中国步入“集权制”阶段，皇帝的权力主动分配出去，即最高决策权在皇帝手里，执行权由皇帝分配到各级官僚。这时能够与皇权相抗衡的社会势力都消失了，中国社会进入学者们所说的“平民社会”，与前面提到的“豪族社会”相对应。

在平民社会里，一切力量都是平铺散漫的，无组织也不凝固，皇帝在制度和实践中，真正成为国家的最高的决策者。也好比说，公司的大股东吃掉了小股东的股份，现在变成了唯一的股东。所有社会阶层都是为皇帝工作的打工仔。

这种转变，一是因为官僚体系经过千年的发展，不断完善，在制度层面能够驾驭大型共同体；二是因为在官僚选拔的环节，科举制在隋唐正式建立并实施，几百年间，政权向所有的社会阶层开放，以往各种贵族、士族阶层长期把持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被慢慢侵蚀，无法再形成与皇权博弈的合力。

集权政治最终实现后，皇帝是否就能为所欲为了呢？答案是不能。约束皇帝行为的，不再是与他势均力敌的贵族集团，而是实行了千年的政府制度。 丞相往往被认为代表了负责国家运转的政府，相权一定程度上对皇权形成了制约，皇权和相权也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

相权所以能够构成一“权”，是因为官僚体系的规则一旦建立，在执行层面，国家机器可以自主运作。规矩立下了，皇帝若总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就等于在破坏规则，给自己拆台。这就好比，虽然公司只剩一个股东了，但企业的日常运营交给职业经理人去打理，公司章程、各部门的规章制度也都有，职业经理人在股东授权的范围内管理日常经营，股东就不太好再处处指手画脚。但在公司遇到重大决策时，比如遇到兼并收购，那肯定就得大股东同意。

在北宋以前的“半集权”时期，丞相的相权不仅拥有执行权，也部分拥有最高决策权，原因是这个职位往往被军功贵族、士族门阀这些“豪族”所控制。同时也与皇帝本人的能力强弱有关。汉武帝当政的50多年间，就慢慢把丞相的权力夺走，不仅最高决策权掌握在手里，连执行层面，也绕开丞相，直接指挥下面的九卿，国家的控制权从“三公府”转移到“尚书台”，司马相如就曾经在汉武帝的尚书台担任过郎官。反过来，也有相权超过皇权的时候，比如大家熟悉的“曹丞相”。

到唐朝，中央政府的三公九卿变为三省六部，丞相从汉时的领袖制，变为委员制。就是丞相一人的权力，分给了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 其中，尚书省只有执行权，六部都隶属于尚书省。中书和门下则有议事权。最高行政命令需经过：中书拟定--皇帝签字--门下复审，三方都同意，才能正式发布。在实际操作中， 中书省和门下省组成了“政事堂“，遇到大事先开会讨论，定了方案再提交给皇帝签字。

三省六部的中央政府组织形式，唐以后，只在中书、门下发布命令这个环节有变动，至于执行命令的尚书六部，从未由大变动。 北宋建立后，门下省的议事权被取消，“政事堂”只剩下中书省。遇到重要决策，中书先向皇帝提交草案，再按皇帝意愿正式拟旨。所以从北宋开始，皇权重相权轻。到明朝，朱元璋废除丞相直接统领六部，另外设内阁来辅助皇帝处理公务，内阁制在清朝被沿用。

中央政府架构的演变

（二）郡县制 --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幅员辽阔的大共同体，保持统一的关键，是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

战国的“郡”最初是一种军区，其长官称“守”，即镇守者。军事编制自带集权性，促进了行政编制集中化，换言之，郡县制源于以军政方式对地方实行集中化的控制。

回到前面秦朝的政府构架。今天咱们填写家庭住址时，一般是某省、某市、某区、某街道，家在城市最后就是某小区，在农村则是某村。秦汉时，相对应的就是某郡、某县、某乡、某里。

中间层和基层政府决定了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

“乡”才是最重要的基层行政单位。在这一级，三老掌教化，啬夫/有秩掌诉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中央的指示、郡县的命令、征兵和收税、登记户口、处理民事纠纷、维护当地的治安，都靠这一级人员来组织实施。所以一项政令的成败，完全取决于“乡”对政策的实施结果。最底层的里，属于基层自治组织，里正不是官吏没有薪俸，是当地居民的差役，就是每年老百姓需要为国家提供的义务劳动。

管理底层百姓最主要的方法是编户齐民，“何以中国”经济篇详细讲过，文末附有链接，可点击阅读。需要注意的是，当北宋以后进入“平民”社会以后，政府直辖千千万万小户农田，管理成本也大大增加，特别是在征收税赋这个环节。 所以自宋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出现新的制度来更有效率的管理底层民众。

比如明代的“一条鞭”法，把民间的差役杂项，一并归入田税，田税则根据土地的面积来征收，目的就是简化税收手续。如此一来，人口统计管理就慢慢不再重要，中国政府的户口册子，清初还有，后来逐渐没有了。一个国民，如果他没有田地，不参加科举，不触犯法令，不参加军队，可以终生不和国家发生任何联系，自然在普通民众中，也不会有公共意识萌芽和发展。

郡和县是中层政府，这一级行政长官，由中央任命，并且有个制度，郡县的长官避用本郡县的人，以防止地方势力坐大。这项制度从汉一直到清都在实行。如果查一查今天中国各省省长的简历，就会发现除了部分少数民族自治区，省级的行政长官也都不来自本省。

每年郡需要向中央汇报工作，称为“上计”，一切经济、财政、刑事、教育、徭役、灾荒等情况，有一个册子，分项分类统计上报。同时，西汉时还把全国分为十多个调查区，每个区有一个刺史，来监督调查本区内各郡的行政情况，汇报给御史大夫。

郡县长官拥有其下属的人事任免权，也就是说郡守、县长/县令有权组建自己的领导班子。县的长官对本县的百姓和下级官吏有生杀予夺权，县级单位的工作经历，是晋升到中央政府的重要资历。比如萧何就曾是沛县县令手下的主要官僚；袁绍的祖辈袁安，他仕途的起点就是东汉县政府的功曹。郡县长官在地方上拥有的行政权是很大的，刺史原本是中央在各地的耳目，后来逐步参与到郡县具体行政工作中，这就为东汉末割据势力的形成埋下伏笔。东汉末年割据荆州的刘表，就曾任东汉的荆州刺史。

隋以后，九品以上的地方官吏，一律由中央任命，地方长官不再拥有辖区内的人事任免权，这些官吏的考核，都由六部中的吏部每年来组织实施。地方政治的自治性随之降低，中央集权得以加强。

自郡县制建立，后来的各个朝代对于中层政府的划分和名称有改变，但总体的管理方式没有大变化。

（三）士大夫阶层和官僚选拔制度

秦和西汉初期是“文吏政治”，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技术官僚，或者叫“专家政治”。汉初的官僚系统，是功臣和文吏支撑的：开国功臣元勋及其子弟占据要职，具体政务则由文法吏来承担，汉武帝时期擅长文法、会计财政的张汤、桑弘羊，都属于“文吏”的范畴。 这些拥有特殊技能的文法吏，都是通过考试选拔的，更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以考试选取人材，不是在隋唐时期凭空产生，它具备源远的历史和实践经验。

汉武帝时期，正式实施察举制，让地方官员推举有贤能的人才到中央任职。这样一种选举推荐制度起源于周，据《周礼》记载：周代，（诸侯国的）乡大夫秉承大司徒的“教法”，令乡吏施教于乡民。三年进行“大比”，“考其德行道艺”，将“贤者能者”贡于周王。

汉武帝后来“独尊儒术”，具体方法是禁止儒学以外的其它士人（知识分子）参与察举。以此为起点，西汉开启了士人儒学化、官吏儒士化的进程。好比现在，要参加公务员考试，就得准备《行测》和《申论》这两个科目，在西汉要进入仕途，就得学习儒家四书五经，同时也得熟悉国家的基本律令。士（知识分子）、吏（在职的技术官僚）都可以参加察举，让已经存在于政府内的行政人员也向儒学靠拢。中央的太学出来的五经博士，还可以直接获得刺史、郡守等职位。

独尊儒术以后，儒士的思想和国家慢慢发生冲突。 儒士们认为，君主代表了政治的权威，士人代表了思想的权威。士人和君主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关系，这种思想在“何以中国”思想篇中详细解释过。思想权威高于政治权威，儒家经典理论高于法律。儒士们把行政体系当作实现学术理想的途径和工具。这种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王莽代汉改制。

到了东汉，光武帝反向操作，也从察举制度入手，把儒学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作为考核的双重指标，后者占比更大。就是说，学术水平再高也不行，升迁要按照工作表现一步步来，即所谓的“明试以功”。东汉顺帝嘉阳年间，对察举制进行改革，在州郡举荐之后，还增加了书面考试，“以文取人”，埋下了察举向科举考试过渡的伏笔。

经过东西两汉四百年的波动，探索和实践，文吏和儒生的关系最后达到了“吏服训雅，儒通文法”的状态，从此，以学者兼官僚为主体的政治形态，即“士大夫政治”开启。英语中“士大夫”被翻译为scholar-official是比较准确的，它说明士大夫身兼二重角色，既能够通过技术手段理性行政，也能对民众进行教化，这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色之一。士大夫阶层，不是空想的思想家，也不是并完全被工具化的行政工具，他们所秉承的儒士思想立场，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也形成了对皇权一定程度的制约。

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本意是为了在天下分裂的战乱中，为中央人才任用制定一个较为客观的标准，但它本质上类似于察举制，是一种基于地方和中央官员个人主观意愿的选举制。随着地方豪族、士族势力的发展，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逐渐被士族门阀把持，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成熟于唐。科举考试由六部中的礼部组织，在考试中及第以后，只是获得了候选官员的资格，就是进入了中央政府的人才储备库。然后还要通过吏部的实习、考试，再根据之前的工作经验、业绩正式授予官职。科举制创设之初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改变官僚系统被贵族控制的状况。隋唐两朝都面临着军事贵族的制约。武则天当政时，通过科举考试，将关东贵族引入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用以制衡关中贵族。唐宋时期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和改进，也使得更多的人能通过读书进入国家政权机器。

有了科举制以后，政权向全国开放了。一个底层读书人有可能进入国家的权力中心，阶层的流动被激活。但读书人做了官，他的儿孙未必能继续做官，不断有新的穷苦奋发的人填补上来。经过几百年的积累效应，盘踞在社会中上层的贵族、士族阶层彻底被打散，北宋的平民社会形成。科举制加上中国重农抑商的政治传统，使聪明有才智的人都选择仕途和做官，而官僚的权力最终都是从皇帝的集权衍生而来，所以在社会上就无法形成全新的政治力量，整个国家其它方面的创新也被抑制。

中国古代官员选拔制度演变

三、结语

从炎黄二帝生活的新石器时代，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华大地上人类组织的格局经历了倒三角的发展历程。黄帝时有上万个部落，商三千国，西周一千七八百国，春秋两百国，战国末期七国，最后归于秦一家。自此中华共同体分分合合延续两千年至今。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新民族融合进来，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非种族共同体。

外部环境、经济结构、思想体系、政治制度为帝国的存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向心力，塑造了中华文化。陈寅恪先生说过，读史早知今日事。回顾“何以中国”外因与内核，能更深刻的认识自我和我们生活的社会。中华文化古老而深邃，经历数千年的打磨，不断自我纠错和更新，今天仍焕发着勃勃生机。

我们理应为此感到自豪、自信，立于祖辈铸就之基石，继续自立、自强。

西汉铜镜，刻有铭文“人民昌，四夷皆服，中国强”。

赵现海：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与“差序疆域”

内容提要：在东亚大陆的广阔空间，古代中国努力构建以“王者无外”为内涵的“天下秩序”，积极向外拓展，从而构建起庞大的王朝疆域。在军事、行政能力具有一定局限的情况下，古代中国为管理广阔的疆域，对广阔疆域实行差序治理，在直接控制区施行郡县制度，在无法直接控制的边疆地区实行羁縻制度，而在更为遥远的异国实行藩属制度，于是形成直接控制区——羁縻区——藩属区的层级结构，从而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单一性”“均质化”疆界不同的“差序疆域”观念。一部中国史，便是在“王者无外”的天下观念下，差序疆域格局内部不断整合，转变为“均质疆域”，而外部不断向外延伸与扩展的历史。正是在不断的边疆内地化浪潮中，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逐渐形成。相应地，无论是对中国古代疆域的历史认知，还是对当代中国疆域的现实认识，我们都应从王朝天下的角度，而非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否则难以避免理解错位。差序疆域所具有的弹性空间与灵活方式，也为解决当前现代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的族群冲突、宗教对立等现实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与解决思路，是未来值得借鉴与挖掘的疆域管理模式。

东亚大陆广阔无垠的地理空间，促使中国古代形成了开放性的疆域观念——“天下”。只有实现“天下一统”，才能完成政治建设的终极目标，赋予政权本身以政治合法性。但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军事、政治能力的局限，致使直接统治所有已知地区既不可能，也无必要。那么，如何克服政治观念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与落差，以有限的能力构建起普世的“天下秩序”，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构建疆域模式时所需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尝试考察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的独特疆域模式，并将其与现代民族国家视野下的疆域观念相对照，以期揭示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疆域模式的历史特征及其对当代边疆治理研究的潜在启示意义。

“王者无外”理想观念下的“天下秩序”与“王朝体系”

东亚大陆开阔的地理空间为中国古人提供了广阔的视野，促使其思维呈现无限制的延伸，认为地无边界。战国时期道家著作《列子》，借助汤与革之间的对话，表达了这一观念。在“大一统”思想影响下，中国古代相应形成“王者无外”的政治观念，而其所标榜的国际秩序，相应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没有边界的“天下秩序”。中国古代的中原王朝一直未将统治视野局限于“中国”，也就是目前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本土，而是以中国本土为核心，观照普天之下。比如《礼记·中庸》认为“至圣”，也就是圣明君主能够将恩泽普及包括中原与边疆的所有地区：“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相应，历代中原王朝所定政权的名号，也非“国号”，而是“有天下之号”。目前所见，“天下”一词最早见于《周书》：“用于天下，越王显。”在“天下”观念下，并无真正的国际秩序，异域政权通过各种形式，被巧妙地安排于中国主宰的“天下秩序”的不同序列，如果无法安排进来，那么就将其作为“荒”，选择性地遗忘或放弃。

《史记》描写了舜统御四海、禹治理天下的景象：“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古文尚书·周官》描绘出周天子统治普天之下的理想图景：“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绥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归于宗周，董正治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秦始皇于琅琊勒石纪功，便将当时所知地区皆纳入秦朝的一统秩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东汉时期将华夷音乐合奏于殿廷，视作盛世之气象。明永乐时期，在多方经营“四夷”、取得巨大事功之后，用乐舞形式展现了“万邦来朝”的“太平盛世”。天下秩序体现在族群层面，便是无论华夏或者夷狄，皆被纳入统治秩序。“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天下秩序体现于战争层面，便是只有以上伐下的“征”，而无敌国之间平等的“战”。“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者。”西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淮南王刘安上书谏征闽越称，“天子之兵有征而无战”；三国曹魏明帝时期，散骑常侍钟毓劝谏曹芳伐蜀，也称“王者之兵，有征无战”，甚至将战争视作刑罚之一。可见，天下秩序的政治理念是积极而开放的，是致力于向外拓展的。

作为天下秩序的直接反映，古代中国建立了以广疆域、多族群、多宗教为特征的“王朝体系”。与近代以单一民族为主体、单一宗教为主流信仰的民族国家体制不同，古代帝国往往是多族群、多宗教的混合体，这是古代帝国崇尚开拓疆土的历史产物。中国古代不仅同样如此，而且更为典型与稳定。这不仅源于古代中国处于一个相对完整而封闭的地理单元，为中华帝国的开疆拓土提供了有利地形，还在于古代中国奉行“有限扩张主义”，在疆域治理上更为弹性、温和与稳定。相应，在中国古代，长期呈现在汉人或北方族群建立的中原王朝之下的边疆不同政权、不同族群虽不断与之发生战争，并长期保持自身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宗教信仰的独立性，却基本与中原王朝保持不同程度的羁縻或藩属关系，在竞争中彼此共存、共生，共同发展，从而共同构成疆域辽阔、族群复杂、宗教多样的“王朝体系”。因此，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族群与宗教，应从王朝天下的复合性的角度，而非现代民族国家、单一性的角度去审视，以免造成理解上的错位。对于当今中国的疆域、民族与宗教的理解，也应充分关照这一历史特征。

西欧在近代化过程中产生出诸多以单一民族、单一宗教为特征的现代民族国家，借助《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所形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国际法的形式，确立了现代民族国家之间主权神圣、独立平等的国际新秩序，一直影响至今。产生并崛起于现代民族国家模式的欧美国家，与单一民族、宗教的日本，对于国家体制与国际秩序的讨论，相应都是从自身的历史经验与现实背景出发，建构相关的疆域、民族与宗教理论。这一现代民族国家视角对于认识近代以来的国家体制与国际秩序无疑是恰当的，但对于理解世界古代，尤其中国古代的国家体制与国际秩序，显然是以今非古的错位视角。当今西方主流学术界对于中国历史上疆域、族群、宗教的解读，都陷入以单一性、斗争性错位地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复合性、共生性的认知困境。当今我们应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揭示中国古代独特的疆域观念与管理模式，并建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以“天下观念”视野下的“天下秩序”与“王朝体系”取代当今流行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

先秦时期“五服”“九服”的“差序疆域”观念

正如上文所述，“王朝体系”下，中华帝国治下不同疆域、政权、族群、宗教之间拥有巨大差异。或者说，古代中国的管理方式，呈现了区别对待的差异取向。正因为具有这一包容性，古代中国才能不断将边疆政权、族群纳入“王朝体系”之下，并在近代遭遇外界巨大压力之后，仍能保有绝大部分的疆域遗产，并通过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互动，建立起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体制，成为当今唯一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古代帝国遗产的现代民族国家。这种区别对待的差异取向，体现在疆域管理上，就是呈现“差序疆域”的政治地理格局。

在世界诸主体文明中，中国最为强调血缘。血缘不仅构成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上升为社会体系、国家政治的核心原则。中国古代政权称作“社稷”，其中之“社”便是祭祀祖先的场所，也即在中国古人看来，政权实际上是血缘群体的延伸、扩展与提升。《尚书》在论述上古政治运作模式时，不仅将血缘伦理作为政治原则，而且将政治视作宗族管理的延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同样，中国古代最早的疆域观念即“五服”“九服”“九畿”体系，也脱胎于对亲属关系的因袭，与血缘关系依照亲疏呈现出由近至远的差序一样，“五服”“九服”“九畿”的疆域划分，也同样表现为差序格局。

五服、九服、九畿虽模拟血缘次序，但在其疆域格局之下的不同部落或政权，却并不依靠血缘脉络，而是依靠地缘次序来维系政治关联。这源于伴随上古华夏文明的不断拓展，政治体已不限于某一具有血缘关系的部落，而是不同部落共同组成的政权甚至国家，地缘于是逐渐取代血缘，成为政治体之间的联系纽带，但血缘的政治观念却仍然保留下来，地缘格局从而仍用血缘概念加以表述，呈现了拟制血缘的特征。

但另一方面，伴随华夏文明的不断拓展，为统治越来越广阔的疆域，在模拟血缘关系的同时，势必要树立足以整合广大地区的地缘观念。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天”作为中国古代原始崇拜的重要对象，由于其包容无限的形象特征，从而逐渐进入政治层面，成为与祖先同等重要的政治合法性的源头与标准。五帝时期，统治者即位仪式便已是祭天、祀祖的结合。伴随国家疆域的进一步扩大，“天”的地位甚至逐渐超越祖先，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原则。尤其在政权鼎革之时，普世性的“天命”观念便成为起事者质疑、批判既有统治者尊奉“祖先”观念的舆论工具。夏启、商汤讨伐有扈氏、夏桀，西周讨伐殷商，都分别以“天命”作为号召。而“祖先”观念由于倾向于维护现存秩序而被选择性淡化。不过政权一旦建立，更有利于一姓统治的祖先观念便再次反弹与昂扬。比如商宣扬以天命取而代夏，但在革命成功之后，却大行祖先崇拜。周也号称之所以能由“小邑周”代替“大邑商”，原因也是天命所在，而一旦建立政权，却将宗法制充分发展，大行分封。

正是缘于血缘与地缘、祖先崇拜与天崇拜的相结合，中国古代的差序疆域逐步形成了。如果中国古代政权仅限于血缘观念，将使疆域视野狭隘化，无法将越来越多的地区置于政治视野之下；如果仅有地缘观念，那么不同地区将是散乱而平等的地域联合，而非由内至外的井然有序。正是血缘的有限差序与地缘的无限蔓延的结合，才形成了由内而外、王者无外的天下秩序。而这一秩序的排列方式与逻辑显然是差序格局。

《尚书·酒诰》将商朝天下分为内服、外服。“服”，“服事天子也”。学界认为“服”包括了向天子尽职与纳贡两个方面。顾颉刚认为内服指王朝，外服指诸侯。内服内部又分诸多种类，外服内部又分多个层次。“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君。”《逸周书》记载周初成王时期，有三层政治区域：比服、要服、荒服，每种政治区域以千里为距离，“方千里之外为比服，方千里之内为要服，三千里自后内为荒服。是皆朝于内者。”比服在后世儒者看来，应为王畿附近地区或五服中的侯服、甸服、宾服区域。孔晁认为这种三分法，并非周代所创而是承袭殷商之旧，“比服名因于殷，非周制也”。

而据《史记》记载，舜任命禹治理天下，已经建立起“五服”统治序列，“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道有功”。成书于东周的《周语》记载“五服”即“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顾颉刚认为侯服为诸侯；宾服为前代王族有国者，以宾礼待之，希望其能帖服新朝、作王屏藩，故名“宾服”；要服，“要”即“约”，指常居中原之夷蛮，文化程度较高，虽不属华夏，但仍受约束，故名“要服”；荒服指戎狄，“荒”犹“远”，即未受华夏文化陶冶之外族，时时入寇，虽欲跻身华夏而不得，故名“荒服”。

《周礼》又在五服基础上，衍出“九服”观念，即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

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逸周书》也有大体一致的记载，只是措辞稍有不同。在九服政治序列下，各政治区域虽然规模是一样的，皆为五百里，但政治单元数量却越来越多。“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周礼》认为周朝借此实现居内驭外、居重驭轻的政治目的，“凡邦国，小大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由于越向外，政治单元越多，相应周王室管辖起来越益不便，因此周天子并不直接管理各诸侯国事务，而维持象征性的治理：“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遍存；三岁遍覜；五岁遍省；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十有一岁，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周王每隔一段较长的时间，《周礼》记载是十二年，才巡视一下诸侯国，“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维系周王室与九服之间政治关联的制度形式，是宽疏而松散的朝贡关系，“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在发生大事时，周王室才以天子权威仲裁、解决，“凡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协其礼，宾而见之。若有大丧，则诏相诸侯之礼。若有四方之大事，则受其币，听其辞。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周礼》关于九畿序列的设定与九服序列基本一致，同样只是措辞有所不同。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在五服、九服最内层，也同样具有分层，由内至外分别为都城、京师、甸服，“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内曰京师，天子所宫曰都”。

在五服、九服、九畿差序疆域下，不同政治区域与周王室政治密切度依次递减。《尚书》记载五服政治区域对于周天子具有不同的政治义务。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至，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周礼》也指出不同政治区域距离周王室越远，朝贡次数越少，与周王室关系就越疏远。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一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一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一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一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一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一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

《吕氏春秋》也指出诸侯向天子缴纳贡赋多少、抽税轻重，主要依据是远近与出产情况，“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有鉴于此，东汉末年曹操谋士何夔称，“先王辨九服之赋以殊远近”。到了要服、荒服层次，周王实际上已不能控制。

西周时期“差序疆域”中的分层管理模式

五服、九服、九畿的整齐布局，虽是后世儒者的理想化阐述，周代实际疆域格局不会如此规整，但这一疆域观念仍大体反映了周朝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于不同政治区域、不同族群，实行不同的统治方式，构建起亲疏不同的政治关联，从而建立起具有差序特征的国家疆域格局。西周时期，祭公仲父劝谏穆王征伐犬戎的政治论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专门记述穆王西巡寻找西王母之事的《穆天子传》，对于穆王伐犬戎，记载甚为简略：“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胡觞天子于当水之阳，天子乃乐，赐七萃之士战。”而信奉儒家学说，为孔子《春秋》作传的鲁国史官左丘明，在其另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中，详细记述了谋父劝谏之语。谋父首先指出西周历代天子皆注重德行，反对武力，也就是所谓的“耀德不观兵”。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戴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

那么，对于武王伐纣又作何解释呢？谋父认为武王这一作法是为民除害，而武力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谋父接下来解释了西周历代统治者为何不使用武力。周天下是一种“差序疆域”，不同的政治单元在周天下统治序列中，具有不同的地位，相应也承担不同的政治义务。“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在这种“差序疆域”下，周天子不对不同政治单元要求同样的政治义务，而是按照其与周王室的关系，规定相应的政治责任。在这种统治秩序下，居于要服、荒服的“夷狄”即四裔族群，身处“差序疆域”的最外层，与周天子关系最为疏远，只需要承担对周天子的朝贡、接受名义上的统治便可以了。

谋父认为不同政治单元由于在统治序列中占据不同的位置，因此在这一政治区域内违上，并不意味着在另一政治区域内也是违上的行为。比如四裔族群只有不向周天子朝贡、不承认周天子的名义统治时，才是违上的行为。针对不同政治单元不符约束的违上行为，周天子也应采取相应的方式，而非无差别的一概而论。

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

在针对不同政治单元的政治方案中，征伐仅应实行于侯服、宾服，征伐虽然看起来是使用武力方式，其实是周天子管理臣下的一种政治方式，因此具有政治合法。但在这一政治区域内采取这种作法才具有合法性。超越这一政治区域，居于更遥远的四裔族群即使有违上行为，也不应采取仅适用于侯服、宾服的征伐方式，而应采取柔性统治方式，即宣布天子旨意，加以规诫。如果在天子告诫之后，四裔族群仍不听从，也不能采取武力手段，而应进一步加强德行的修养，感召四裔族群，使其逐渐向心归化，“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因此，穆王对犬戎“不享”于朝，即不将祭品贡献于周天子而行征伐。“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这是一种违背周朝“差序疆域”统治观念与制度的行为，“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犬戎树惇，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

对于谋父的劝谏，穆王并未听从。《国语》从而以委婉的方式，对穆王这一不仅未有收获，反而加剧了与四裔族群矛盾的做法加以批评，“但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在古人的论述中，无论五服，还是九服、九畿，基本限于“九州”范围之内；而在此之外的地域，古人认为三代仍有措意与区划，故而称五服、九服仅限治土。西晋著《三国志》，也持这一观点：“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译而至，非足迹车轨所及，未有知其国俗殊方者也。”值得注意的是，陈寿将距离较远的边疆族群置于九服之外：“自虞及周，西戎有白环之献，东夷有肃慎之贡，皆旷世而至，其遐远也如此。”

战国秦汉时期“差序疆域”管理模式的松动与确立

春秋战国时期，伴随华夏国家不断开拓边疆并实施直接管辖，时人始鉴周天下秩序逐渐瓦解的现实，质疑松散的差序疆域是否是一种切实有效的疆域管理模式。比如战国时期，便有人指出周朝并未对楚国、越国进行过有效管辖。从诸子百家学说特征来看，这应是主张积极进取的法家在全面质疑并改革周代遗制时所提出的一种观点。但这一观念并未上升为春秋战国疆域观念的主流，还遭到了其他学派的反对。比如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从尊崇三代的学说立场出发，对这一新生观念进行了抨击，仍致力于维护差序疆域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世俗之为说者曰：‘汤、武不能禁令。’是何也？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荀子还指出，商汤、周武王实行王道，凭借弱小势力，使天下闻风归附，“汤、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汤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曷为楚、越独不受制也！”而王道政治理念并不强调在所有地区实行同样的制度，而是针对不同地区的区域差异，因地制宜地加以统治。

彼王者之制也，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岂必齐哉！故鲁人以榶，卫人用柯，齐人用一革。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备饰不可不异也。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

由此而形成了五服差序疆域格局。

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夫是之谓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贡献，是王者之制也。

在这一差序疆域格局中，楚国、越国仍然服从于天子权威，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彼楚越者，且时享、岁贡、终王之属也，必齐之日祭、月祀之属，然后曰受制邪？”因此，从春秋战国时代背景出发，主张以“均质疆域”管理模式取代差序疆域管理模式的学说主张，并未理解远古圣王、王道政治的内涵与实质，是孤陋寡闻的浅薄之见，“是规磨之说也。沟中之瘠也，则未足与及王者之制也。语曰：‘浅不足与测深，愚不足与谋知，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此之谓也”。

进入帝制时期之后，以法家为意识形态的秦朝，开始对三代差序疆域的弱点与不足，从官方角度进行了明确的批评与否定，认为直接管辖的郡县制度优越于差序疆域，于是完全以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并固定成为地方管理的基本制度，这亦是秦始皇功高五帝的重要功绩。

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

秦始皇东巡，勒石琅琊，继续宣表这一空前功绩。但秦朝二世而亡，客观而言，与郡县制有一定关系。秦灭六国之后，东方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因地制宜地进行差序治理，更富有弹性而合理。无视这种区域差异，完全实行扁平化的郡县制管理，构建“均质疆域”，不仅不利于消除这种区域差异，反而激发出更多的社会问题，此是秦朝未能成功管控东方地区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汉代在总结秦朝灭亡教训时，也将郡县制的普遍推广视为因素之一。

客观而言，差序疆域在秦朝前后大体是当时中原与周边地区历史发展水平的真实反映，即以自然条件最为优越的黄河流域为核心，存在一个文明程度递减的地缘格局。继秦而起的汉朝政权，将儒家思想确立为主流意识形态，在疆域管理模式上再次复归传统的差序疆域，实行了多种不同的地方制度，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的疆域观念与管理模式。虽然严格的五服、九服政治地理随着时代变迁早已不存，但差序治理观念与方式却在中国古代一直延续下来。这不仅与儒家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指导思想有关，更源于中国古代虽然奉行“天下观念”，但受限于实力，并不能将所有已知地区皆纳入统治范围，有限扩张主义对于边缘及其以外地区的开拓也缺乏足够的兴趣；中国古代政权不能总是漂浮在文化幻想中，而实际上必须拥有现实的政权边界。

事实上，古代华夏政权与后来的汉人政权，一直有关于边界的观念与实践。唐贾公彦作《周礼疏》，认为黄帝以降，中国一直只是天下的一部分。《周礼疏》云：“自神农已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黄帝以来，德不及远，惟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尚书》记载舜统治时，将天下划为十二州，每州边界以“封”即土堆作标志。周朝式微，战国七雄互相争强，彼此之间皆拥有明确的边界，以土堆、树木结成的“封”为界，后来进一步修筑了长城。西汉最初由于力量不足，也不得不承认与匈奴以长城为界，南北分治。西汉初年刘邦与匈奴约定：“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古文尚书·毕命》明确主张：“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五代、两宋受到契丹、西夏、女真的强力压制，与以上政权皆划定了明确的国界线。

至于北族政权，由于更看重对草原、人口与牲畜的控制，疆域意识并不如农业政权强，因此边界长时期不明晰。这样的北族政权有匈奴、突厥、回纥等。但北族政权中的东北政权，在开拓广阔疆域、整合农牧经济、建立强大政权之后，比如北朝、辽、金、元、清，便如同汉人政权一样，具有了明确的边界。相对于汉人政权，这些政权在边疆开拓方面动力更足，疆域也更为广阔。其中，元帝国开拓疆域的动力最强，而其之所以止于东欧，既与汗位争夺导致内讧，无暇西进有关；也与匈牙利平原地处欧亚草原的最西端，再向西的地方由于缺乏大片草原，难于支持蒙古帝国的大量马匹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骑兵有关。

中国古代“差序疆域”中的弹性管理方式

显然，现实政治中的边界畛域，会给“天下秩序”的理想蒙上一层阴影，尤其当中原王朝势力衰落、边界不断内缩之时，这一阴影所造成的心理失落会更为明显。那么，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如何应对并解决这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与尴尬呢？针对于此，中国古代中原王朝采取弹性方式，对于适宜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的地带，利用军事、政治手段加以直接控制；而对边缘及其以外之地区，在拥有足够实力时，仍致力于直接控制；而在力量稍逊时，倾向于选择非军事手段，主要通过政治交往、经济补助、文化传播，与军力无法直接控制的地区“让而不臣”“待以客礼”，形成一定的政治联盟，获得政治宗主的地位，从而仍在形式上维持着天下秩序。正如陈大猷所说：“圣人政事所治，详内略外，不求尽于四海，而道德所化，则无内外之限，而必极于四海。”

具体而言，便是在直接控制区施行郡县制度，在无法直接控制的边疆地区实行羁縻制度，而在更为遥远的地区实行藩属制度，于是形成直接控制区—羁縻区—藩属区的层级结构，从而建构了与现代民族国家“单一性”“均质化”疆界不同的“差序疆域”观念。而即使通过多种方式，仍无法达成一定关系的边缘及其以外地区之政权，则会被天下秩序选择性地忽略。伴随对外交流逐渐展开，中国已认识到在遥远的地区，存在诸多甚至文明程度并不亚于中华文明的国家，比如秦汉时期对于大秦的了解，东汉以降对于印度文明的了解，以及明清时期西方地理知识的传入等。虽然中国古代逐渐了解到诸多异质文明的存在，甚至据此开始修改自身的地理观念，但作为主流的政治地理观念，天下秩序一直是中国古代疆域模式的核心内涵。

在中国古代差序疆域中，直接统治区实行郡县统治，而在其外层的是羁縻统治区。所谓“羁縻”，是将边疆政权从形式上纳入国家体制，但一般不干涉其制度形式、内部人事更替与社会风俗，实行间接统治，也就是所谓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改其宜”。中央政权与羁縻政权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中央政权担负保护羁縻政权的职责，羁縻政权具有承担赋役、应征出兵的职责。羁縻统治区以外是藩属统治区，与中央的关系更为松散，两者之间只是名义上的君臣，仅依靠数年一次的朝贡维系彼此关系。可见，差序疆域在地缘政治上呈现从中心到边疆，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层面，关系由紧到疏，控制力由强至弱的差序格局，即所谓“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

比如明朝便是如此。明朝大体继承了元朝直接控制区，为管理广阔疆域，在不同区域实行不同的管理模式，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地区，设置郡县，直接控制；在北方边疆，设置军镇，实行军事化管理；在西南边疆，遍设土司，实行羁縻统治；而在朝鲜半岛、蒙古高原、西域、东南亚，则实行藩属制度，从而呈现出鲜明的地缘差序与区域分治特征。而为贯彻政令、管理地方修建的驿站，覆盖了直接控制区与羁縻区。《明史》先叙明国之事，继之以“土司传”“外国传”，反映出中国在传统社会晚期，仍维持着中华亚洲秩序的差序格局。在朝贡贸易中，也通过设定不同待遇，以排定不同羁縻部落、藩属国的不同地位，从而不断形塑其与明朝的关系。比如万历时期，明朝在与兀良哈三卫、女真、西番（“回夷”）、“北虏”的朝贡贸易中，通过制定不同的次数、人数、地点、赏赐规格，表彰拥护明朝者、批评叛附不常者，从而调整与维护周边族群与明朝的政治关联，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政治统治。

那么，除却文化的想象，直接控制区之外的羁縻区、藩属区，即“五服”中的“要服”“荒服”是否属于王朝疆域呢？南宋范成大在《志蛮》中如此表达：“今郡县之外，羁縻州峒虽故皆蛮，地犹近省，民供税役，故不以蛮命之。过羁縻，则谓之化外，真蛮也。”这是说明羁縻区属于疆域之内，之外则属于“化外”，即疆域之外。也正因此之故，明初四川播州夷民归附之后，明朝虽实行羁縻统治，却将之视为处于版图之内。洪武七年（1374）三月，中书省奏：“播州宣慰司土地既入版图，即同王民，当收其贡赋。请令自洪武四年为始，每岁纳粮二千五百石，以为军需。”

但另一方面，虽然朱元璋也认为播州隶属于版图之内，仍将之与内地加以区别，并未命其如同内地一样承担赋役。“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图，供贡赋，但当以静治之，苟或扰之，非其性矣。朕君临天下，彼率先来归，所有田税随其所入，不必复为定额，以征其赋。”可见，羁縻统治区与直接统治区在国家定位中，仍有相当不同。二者不仅政治制度不同，更重要的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赋役制度上也存在巨大差异。在古代世界，疆域的意义主要并非土地本身，而是生存于其上的民众以及其所承担的赋税、兵役，如果能够承担赋役，才会获得重视。这与现代疆域观念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将每一寸土地，无论其生态环境如何，都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观念非常不同。因此，在中国古代，又有在严格意义上，将羁縻区与直接统治区相区别，不将羁縻区视作国家版图者。万历二十七年（1599）在播州之役进行之初，为笼络播州周边土司，明朝放缓“改土归流”的步伐，认为土司与州县在国家疆域的意义上性质一致，明神宗诏称：“土司自我朝开设以来，因俗而治，世效职贡，上下相安，何必改土为流，方是朝廷疆宇？”但从这种反问的语气来看，当时人有以土司不属国家疆域，只有设置流官、直接控制的州县，才属国家疆域的观念。实际上，明人在一定程度上将仅设置军事机构，不设民政机构的边疆地区，鉴于其不承担与内地州县一样的赋役，而认为其属于化外。景泰时期，“贵州苗反，久未平。何文渊请罢藩、臬二司，专设都司，以一大将镇之。于少保谦不可，曰：‘若不设二司是夷之也，何以通滇僰道？且无故弃祖宗疆内地，不祥。’遂寝。”果然，在播州之役后，朝廷在播州改土归流，认为从此播州属于明朝，而邻近土司仍保持原貌，被划于疆域之外，双方有正式边界。万历二十九年（1601），兵部奏“正疆域”。

播左连水西，右通永宁，地址虽若犬牙，彼此原有疆界。但夷性犬羊，互相雄长，侵剋无常。既改土为流，当清疆界，永杜争端。原系播州者，归我版图；原系永宁、水西者，归之奢、安二氏。勒碑立界，永为遵守。

万历三十二年（1604），明朝在议平播之功时，也称：“平播一功，开疆展土，奇勋懋绩。”

可见，在中国古代差序疆域观念下，直接控制的郡县地带属于正式国家疆域，而间接控制的羁縻区，则处于疆域的模糊地带，存有争议。至于藩属国，则不属于国家正式疆域，与正式疆域之间更是同样存在边界。不过中国古代不断进行的边疆开拓逐渐将羁縻区，甚至部分藩属区明确纳入国家疆域。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一进程在前近代时期十分缓慢，中国古代疆域格局从而呈现不断扩大的、动态的“差序疆域”。一部中国史，便是在“王者无外”的天下观念下，差序疆域格局内部不断整合转变为“均质疆域”，而外部不断向外延伸与扩展的历史。正是在一波一波的边疆内地化浪潮中，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逐渐形成。“古之戎狄，今为中国。”

结 论

东亚大陆的广阔空间，使中国古代形成了“王者无外”的“天下”观念，而其所标榜的国际秩序，相应是以中国为中心，没有边界的“天下秩序”。在“天下”观念下，并无真正的国际秩序，异域政权被通过各种形式，巧妙地安排于“天下秩序”的不同序列。作为“天下秩序”的直接反映，古代中国建立了以广疆域、多族群、多宗教为特征的“王朝体系”。在“王朝体系”下，虽然边疆地区政权、族群不断与中原王朝发生战争，并保存自身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宗教信仰的独立性，却基本与中原王朝保持不同程度的政治关联，在竞争中彼此共存、共生、共同发展。

为管理庞大的王朝疆域，中国古代在差序血缘观念基础之上，采取拟制血缘的方式，对广阔疆域实行差序治理，在直接控制区施行郡县制度，在无法直接控制的边疆地区实行羁縻制度，而在更为遥远的异国实行藩属制度，于是形成直接控制区—羁縻区—藩属区的层级结构，从而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单一性”“均质化”疆界不同的“差序疆域”观念。一部中国史，便是在“王者无外”的天下观念下，差序疆域格局内部不断整合，转变为“均质疆域”，而外部不断向外延伸与扩展的历史。正是在一波一波的边疆内地化浪潮中，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逐渐形成。由于“差序疆域”采取多样而富有弹性的统治方式，从而使中国古代长期保持了王朝体系的稳定，并在近代屡遭冲击之后，仍促使各边疆族群对中央政权保持相当的向心力，使中国成为至今唯一一个大体继承了前近代王朝体系遗产的现代民族国家。

相应，无论是对中国古代疆域的历史认知，还是对当代中国疆域的现实认识，都应从王朝天下的角度，而非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应从复合性的角度，而非单一性的角度去审视，否则便会造成理解的错位。差序疆域所具有的弹性空间与灵活方式，也为解决当前现代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的族群冲突、宗教对立等各种现实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与解决思路，是未来值得借鉴与挖掘的政治管理模式。

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19年第3期

赵现海，中国社会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秘书长。

发布于 2024-08-29 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