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巷的保健站

羽清子

　　木樨村的保健站，是一栋民国时期的建筑，座落在河边巷。河边巷由鹅卵石铺成，不长，由村中旧凉亭进入，走了十几米就到了。过了保健站，再往前走一小段又有一个小凉亭一一讲理亭，专门处理村民纠纷的地方。出了小凉亭有一棵大樟树，大樟树在河边，终年郁郁葱葱。

保健站有两层，一楼设有药房、诊疗室、打针室等，总共有四个房间，二楼是居所，也有四个房间。1972年春天，19岁的大姐去保健站上班，成了我们村最年轻的赤脚医生。到了夏天，大姐被派往县卫生院学习接生技术，三个月后，大姐从县城学成归来，当上了木樨村的接生员。为了不影响工作，她住到保健站去了，从此，我见到大姐的次数大大减少，只有三餐回家吃饭时我才能见到她。

　　我那时八岁，喜欢跑到保健站去找大姐玩。到了保健站，我手攀着药房窗口，踮起脚尖，对着正在抓药的大姐喊一声，大姐就会给我一个塑料瓶子。

塑料瓶是装药片用的，白色，盖子有红、黄、绿三种。药片卖完了，空瓶子大姐会留着，生了病的孩子哭着闹着不肯打针，大姐就会拿个瓶子诱惑这个孩子：

“乖，不哭，打完针这瓶子归你。”

孩子就不哭了，打完针后，拿着大姐给的塑料瓶，高高兴兴跟着母亲回家了。

这种白色塑料瓶，那时是村里孩子们的最爱。孩子们为了得到瓶子，常常央求自己的母亲去向大姐讨要。我把从大姐那里要来的瓶子，送给了蓉子和阿玉。

　　到了保健站，我还喜欢去大姐的房间玩。大姐的房间在二楼，要爬楼梯上去。上楼时我最怕碰到林医生（下放的那个林医生）的妹妹。林医生的妹妹戴着眼镜，头发卷曲着，大概二十几岁的样子。她每次看到我都似笑非笑的，从不说话。因为戴眼镜，我们村的人都叫她“四眼筒”。

大姐房间的门是不锁的，推门进去，我直奔窗口。大姐靠窗口摆放了一张木桌子，木桌上总是堆着各种玻璃丝线。这些玻璃丝线，形状各异，有圆的，也有扁的；颜色更是多样，大红、粉红、紫色、绿色、黄色的都有。大姐用这些玻璃丝线编龙虾、金鱼，编蝴蝶、蜻蜓，还会编各种小花，我真的是太喜欢大姐编的这些小玩意了。大姐的房间，对于儿时的我来说，就像童话里的小魔屋，充满了吸引力。

　　大姐上楼来了，见我喜欢，有时会送我一条金鱼或一朵小花，有时会送我几根玻璃丝线，但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给我扎头发，大姐说母亲给我扎的发型太土了，不好看。

大姐给我扎头发，总是先用梳子将我的头发梳顺，然后用刺猬的刺在我的头上划一个圆圈，将我头顶上的头发全部挑起，她将这些挑起的头发梳好，用玻璃丝线扎紧，打个蝴蝶结，就算扎好了。扎好的发型像一只展翅欲飞的蜻蜓。

大姐很满意她扎的这种发型，扎好了，总要拿着镜子让我照，问好不好看。我不知道好不好看，但我知道很难受，大姐给我扎得太紧了，玻璃丝线绕了一圈又一圈。每次照完镜子，我就赶紧溜，一离开保健站，头上的玻璃丝线就被我给解开了。

　　去保健站的次数多了，我对那里的一切都已非常熟悉。保健站的门口有一块水泥地，光滑又干净，我和阿玉、蓉子常常蹲上面在玩拣石子，因为大姐的缘故，从来不会有人来赶我们走。有时候要给七妹抓药，母亲也会让我拿着药方去，大姐不在也没关系，我只要交了五分钱的挂号费，就能把药顺利取回家。

河边巷的保健站，是我童年记忆中的一抹亮色。每一次踏入，都仿佛能闻到那淡淡的药香，感受到大姐的温暖与关怀，那些美好瞬间，永存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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