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姑婆（文：纤莲）

纤*蓮

　　母亲打来电话，闲聊之余说起小姑婆。

从血缘关系上讲，小姑婆是爷爷的亲妹妹。爷爷有五个兄弟姐妹，姑婆排行最小，所以，我们晚辈都叫她“小姑婆”。

从家族关系上讲，爷爷的母亲（我叫阿太）的妯娌年轻时就守了寡，无子嗣，就把爷爷过继给了她。我和哥哥把两个阿太以“大阿太”和“阿拉阿太”区分开来，而这种角色的转换及赡养责任的变更并未影响到彼此的亲疏关系。

小姑婆生活在城里，她回娘家探望大阿太时，经常会带一些当时海岛所没有的糖果糕饼之类，每次也会给阿拉阿太带一份。而阿拉阿太的娘家人来走动时，也会随一份礼品给大阿太。

小时候，对小姑婆的印象不是很深，只是在吃着两位阿太给的零食的时候，还有从大人们的嘴里听到关于她的情况。让我能够回忆起来的，是两次与她较为亲密的接触。

　　一次是父亲跑外勤（出差），带着尚未入学的我上城。当时我们家经营着不成规模的类似小作坊的塑料厂，因小姑婆的爱人（我叫小姑丈公）在无线电厂负责业务，一些零碎加工作业就“近水楼台”到了父亲手里。有些加工材料的采购需要跑到其他城市或周边地区，父亲舟车劳顿，一路风尘，带着我不方便，就把我托付给小姑婆。

小姑婆拉着我的小手，用一口地道的宁波老话，笑吟吟地柔声说道：“小娘句（老家长辈对女性晚辈一种亲昵的称呼）噶秀气啦，乖哦！”这是我第一次上城，马路上人来车往，比偏僻的海岛热闹多了。我一边好奇地打量着四周，一边拖沓着小碎步紧紧地跟住她。

上了公交车，要晕车的我耷拉着脑袋，小姑婆就紧紧搂着我，然后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块小糖，塞进我的嘴里，“熬一熬噢（坚持一下），几站路就到咧！”

小姑婆家的房子是当时小姑丈公单位分配的公房，分楼上楼下。楼下是公用的盥洗之类，楼上住人，虽然不是独门独户，稍拥挤而略显旧，但整个格局与农村的房子有着很大的不同，让我觉着既陌生又心生欢喜。而且小姑婆打理得很是清爽，厨房里的油盐酱醋、餐具、抹布都各就各位，房门外整齐地放着一排拖鞋，高低不平的木地板上一点灰尘都没有，踩在上面“吱嘎吱嘎”作响。小姑婆将我拉进房间，阳光透过窗户，一道道光影和婆娑的树影投射在地板上、桌子上、家具上，显得很温暖。

那一天，我吃到了从来都没有吃到过的美食——四喜烤麸，一种豆制品，与花生米、黑木耳、黄花菜合在一起红烧的菜肴。也许是味蕾正开的年龄，恰逢物质匮乏的年代，一旦吃到了美味就会念念不忘，久久地印刻在记忆里，以至于多年以后的我，依然很喜欢这道菜，百吃不腻。它不仅成为我外出求学、参加工作后的常备菜，之后随夫君到南方定居，这道菜仍是我心头挥之不去的乡味。

小姑婆家临近外滩的轮船码头。那一晚我舍不得入睡，码头时不时传来轮船的汽笛声，呼应着船体切开江面与江水摩擦的声音，在我的小耳朵旁不断地循环回旋，由远及近，又由近而远，像极了一首小夜曲深沉浑厚的呼吸。我躺在小姑婆身边一动不敢动，生怕吵醒她，可我的小脑瓜里像爱丽丝游仙境那般充满了奇特的幻想。

　　还有一次是老家盖房子，父亲委派堂姐陪我上城去采购猪肉，说是采购，其实是父亲事先与小姑婆约定好的，我和堂姐只是奉命去拿回来。

那时海岛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很遥远，一天只有一班车，必须先要赶上最早一班渡船到对岸，再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候车室”等候着客车发车，说是“候车室”，其实只是一个让路人临时歇脚之地，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客车上人挤人，我与堂姐被挤散到一个车头一个车尾。每天呼吸海岛清新空气的我一上车就像萎靡的含羞草一样，又在人群中被挤得大气不敢出，我连手都腾不出来伸展不开去，更没力气喊堂姐让她买票。售票员也在客车缓缓启动之后，从一头艰难地挤向另一头，而在另一头的堂姐也以为我买了票。

等到了站，出站口检票时，我和堂姐都等着对方拿出车票，之后又在面面相觑中不知所措。堂姐想找售票员补票，但这时哪里还见得着售票员的人影，跟工作人员解释也无济于事，一口认定我们是逃票。没有办法，两人共罚了10元。

我憋屈极了，忍不住哭了起来，气恼自己为什么不在车上的时候喊一下堂姐，一边的堂姐也不断自责。出门前母亲给了来回车钱加上买肉的钱，还有多余是给我上新华书店买书的，这下好了，书肯定是买不成了。

这时，小姑婆和小姑丈公骑着自行车来接我们，看到堂姐丧着脸我抽泣着，问明由来然后不停地安慰我们，小姑婆还是操着一口柔软好听的宁波话对我说，买书的钱她出。

有一天，在家里看那天上城买的书，翻着翻着蓦然发现书里夹着10元钱，我大声叫了起来：“妈，妈，书里怎么会有钱？！”后来我才知道，是小姑婆夹的。

我怔怔地看着这钱，眼泪霎时就流下来了。按说城里的生活条件肯定要比农村来得好，小姑婆和小姑丈公都吃公家饭，拿固定工资，每个月有粮票肉票糖票还有其他的票领，但他们也有孩子，也要养家。而在农村，农民只有等庄稼丰收了，去收购站换取粮票。这10元钱意味着什么我心里再清楚不过了，在当时的年代，白糖棒冰5分钱一支，很多日常用品的购买大多以分、角计算的。后来离开海岛读书求学，除了粮票换取学校的饭菜票外，母亲给我的生活费是每个月30元，这10元钱，真的比金子还重。我每每回想起来，就会为当时自己的轻率懊恼不已，心也会紧跟着一揪一揪地疼。

　　隔辈的亲情依然在时光中开着花。后来，我也来到了这座城市，工作单位与小姑婆新搬迁后的家在同一个区。有时我会替父母带一些东西给小姑婆，有时逢节日或周末我也会前去探望他们。

有一次，小姑婆硬拉我上去留我吃饭，我依然看到她把一室一厅的家打理得一尘不染，窗明几净。吃饭时，我看到小姑婆准备了四喜烤麸，我“噗嗤”一声笑了。我对她说：“姑婆，您还记得吗，我小时候吃这道菜的时候，想着先把不喜欢吃的花生米吃掉，您以为我喜欢吃花生米，使劲往我碗里夹。”

“小娘句，你咋不说啦？”小姑婆也笑了。

“那时候小，我想说，但又不好意思说。”

饭后，小姑婆专门把花生米全挑去，用一个盒子把“三喜”烤麸装起来让我带走。

论长相，小姑婆长得很一般，确切地说还有点小缺陷，她的一只眼睛是有点斜视的，但她说话的声音很好听，我后来在单位与同事们说着一口流利的宁波话，也或多或少受她的影响。



正是因小时候与小姑婆的这两次亲密接触，让我这颗幼小的心灵与城市之间有了最初的碰撞，让我对“城市”这个词有了最初的印记。在稍懂事且敏感的年岁里，也从未曾捕捉到像电视剧里播放的城市人对乡下人的嫌弃之感。

小姑婆性格脾气也极好，勤俭持家更是一把好手，这使从小就父母双亡的小姑丈公倍感温暖。她与小姑丈公的婚姻，也见证了那个年代的爱情婚姻观。小姑丈公去世之后，小姑婆潜心修佛，一门心思扑在寺院。

如今，年迈的她在两个儿子家轮流住，身体也不太好了。

世间万物不过是人间寻常，时光无情又有情的雕刻，都是一道道生命浥泽中无法抹去的漪澜。但愿小姑婆在安享晚年之时，身体少些病痛，当那天真正来临的时候，如其所愿，正念菩提，得以与心爱的人再度重逢。

原文刊发于儒林文院·2024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