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长

涛声依旧

　　1971年的暑假，连续十多天的阴雨，天空就像一口倒扣着的铁锅，阴沉沉的，让人透不过气来。战备河浑黄的水茫茫一片，早己将一条通往生产队大田的小路漫过。雨水没有丝毫停下的迹象，时而疾如豆点，时而柔若抽丝，依然不紧不慢地下着。

早饭后，队长赵良民满脸愁容的踏进我家的门，与母亲商量起夏收的事。时任副大队长的母亲是我们生产队的包队干部，赵队长遇有此等大事，自然是要与她商讨和决策的。是啊，看着漫田遍野就要到手的麦子、蚕豆浸泡在雨水里，谁能不揪心，谁能不着急呢？那可是庄稼人一年的活命粮啊。

此后的日子里，正读高中的我与社员们一起，冒雨投入了雨口夺粮的战斗。那可是20多个日夜，20多个难熬的日子，我经历了一段“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人牛力俱尽，东方殊未明”的苦难人生。

背 影

　　生产队长，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个多么遥远和生疏的称呼。自从撤社改乡、改镇之后，生产队，这个农村最基层的一级组织也随之不复存在，现在应该叫村民小组了吧。

赵队长当了多少年的生产队长，我不清楚，只记得从我记事起，到我离开家参加工作期间，他一直当着队长。赵队长在社员中的威信极高，却不苟言谈，开社员大会时极少发言，即便讲话，也就是三言两语，大都跟布置生产任务有关。作为一队之长，也难怪他享有如此高的威望，我们生产队是当年全公社为数不多的明星生产队之一，上级经常在队里的田头，召开全公社大队干部参加的现场会。生产队的工分值一块多钱，而相邻生产队只有两、三毛。那时只要有点关系的，谁都想将户口迁到我们生产队，但实施起来却是十分的不易，其难度近似于后来的农转非。我印象中只有三户迁入的，一位是公社副社长的保姆，一位是信用社主任，还有一位是异地来我们大队任职的支书。

赵队长家住全村的最南端，每天干什么农活，他极少提前布置。所以，一大早到了快要出工的时候，人们都从屋里探出头，朝着队长过来的方向张望。早饭后，只见赵队长肩上扛着一把铁搭，慢悠悠地走在宽阔的马路上，像是检阅士兵的将军。男社员一下子明白了，今天的活是刨麦茬，于是，赶紧拾掇农具，跟着队长汇入去往田间的人流。有时，队长也会站在路中央，高喊一句:“妇女拾棉花。”女劳力们就擓着篦篓，系上围裙去棉田里采摘棉花了。虽然这种农活不提前布置的做法，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但习惯了却也不觉得有什么不便的。

干起活来的队长，耐力极强，像是拼命三郎，仿佛有股使不完的劲。邻大队的范老四一户人家，不知什么原因，两间土屋建在了我们生产队的田头。那时其他生产队的出工和收工都是看旗头，就像现在的升降旗，当旗子升起时，就到了出工的时间，干活到了中午或傍晚时，红旗降下就表示收工了。范老四就负责他们生产队的升降旗，而我们生产队不用看旗，只看队长。队长扛着农具出门，我们就开工，队长放下农具，我们就跟着收工。在那炎炎的夏日，干活到了中午时分，早已饥渴难耐，看到范老四降下了旗头，人群里不禁一阵骚动，纷纷将目光投向队长，此时的赵队长却是置若罔闻，低着头，依旧挥舞着手中的农具，丝毫不为正午热辣的阳光所动。众人只能叹息一声，小声地嘀咕两句，继续跟着干活。过了好一会，只见赵队长抬起头，向着天空看上一会，然后用脚蹭去农具上的泥土，扛上肩转身往回走，此时的大伙如蒙大赦一般，跟着队长逃离似的快步走出田间，奔向回家的路。

残门锈锁久不开 灰砖小径覆干苔

　　自打父母离世后，我很少回老家，每年只去三次，除夕、元宵和清明节，那是为祭祀我的祖父母和家族的先人。有一年除夕的下午，我照例来到祖坟，恰巧碰到赵队长，带着他的子孙也来墓地。见了面我俩都很高兴，闲聊起生产队里老一辈的故人，他得意中略含伤感地告诉我，全生产队80岁以上的老人现在仅存他夫妻双全了。看着面色红润，没有一丝老态的他，我自然是祝福他善待自己，健康长寿了。

隔年的除夕，当我再次来到祖墓时，却见赵队长的儿女们臂带黑纱，立在墓前。我心头一紧，他们家谁亡故了？近前细看，见是队长的墓碑。我十分诧异，询问缘由，原来他是罹患癌症而逝去。后来听知情的人讲，赵队长年初查出癌症，因不堪忍受病痛折磨，喝下农药，结束了自己的性命。我不由得一声长叹，在死神面前，生命竟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

我的印象中，队长本是一个坚强、倔强之人，从不轻易屈服于命运，为什么在病痛面前会选择如此极端的行为？诚如有人说过的，“如果不能自豪地活在世上，那么我宁愿选择体面的离开。”也许死亡正是另一端旅程的开始，愿赵队长天堂福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