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蕴：文革岁月

至简

我们

红卫兵

林伊

同学

母亲

弟弟

我俩

汪汪

潇雨

军训

文革岁月

作者：子蕴

目 录

最后一课

红色革命

不该凋谢的花朵

生死之交

国际歌战斗组

革命大串联

军训生活

当矿工

卖货郎

看芭蕾舞剧

告别演出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最后一课

1966年7月里一天的早晨，我们正在上化学课，化学老师叫陈广俊，是个五十岁上下的老先生，北京市一级教师。忽然间校园里乱了起来，学生们冲出教室大喊大叫，据说有人给校长焦其树贴大字报了。我们班也乱了，有人站起来好奇地往外看，陈老师大声说：“同学们请安静，安心听讲，不要受外面干扰！”我们听话地坐下来，听完了此生中的最后一堂课。谁会想到这竟是此生纯洁美好生活的结束？谁会想到曾经那么团结和睦、亲如姐妹的班级从此分崩离析、天各一方？谁会想到小小年纪的我们将经历一场人类文明的浩劫？谁会想到我们的生活和命运从此发生了逆转向着不可知的未来走去……十七八年后，当我们重新又走进学校，曾经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们不见了，成了历经苦难和沧桑的中年妇女。

凭良心说，我们班的同学还是相当不错的，不管当时心里怎么想，私下搞了什么小动作，但没有撕破脸皮，用当时流行的话，是温良恭俭让的。因为我记忆中没有同学之间彼此抄家、斗争，我们班39名学生，大约三分之一是高干、革干出身，三分之一是资本家、房产主、小业主或父母被错划右派即家庭有问题的人，三分之一是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属于父母历史较清白的人。只有一名工人子女秋，而且秋也是一个稳重的忠厚的女孩，至少我个人这样认为。

我记得当时有一篇社论叫《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不记得说的是什么，但标题没说错，日后的发展还真是不仅触及了人们的皮肉，更触及了人们的灵魂，连小小的孩子们也没放过。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再没有学习和集体活动，大家各自组团组队按照自己的派系活动，开斗争会，贴大字报。我不是红五类（工、农、兵、革干、高干）出身，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可我也不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出身，也不属于打击对象。充其量算作“红外围”（当时对既不是打击对象又不是依靠对象的同学称为“红外围”）。可我不记得哪位红五类来团结过我，我倒是自觉自愿地站在倒霉蛋儿（即黑五类）的一边儿了。因为我的几个好朋友的家庭都遭遇了灭顶之灾。

刚开始我们并不明就里，只是认为革命了、运动了，到处轰轰烈烈，人山人海。我们只是骑着自行车到各大学去看大字报，各种红卫兵小报满天飞，至少有百十种之多。本校也贴满了大字报，老校长焦其树突然成了反革命被打倒了，老师们也都靠边站了，工作组进驻了，掌了教育革命的大权……但是很快风向就变了，一队队的红卫兵骑着二六翘把自行车，剃着光头，戴着红袖章，到处抄家、打人，当时他们叫“联动”。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红色革命

我家住在东四十条某大院，院里加我家只有三户人家。房东三代女性，寡婆婆、寡儿媳带一个未婚的女青年，好像她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平时很少见她回家。房东住北房，两边两个小耳房，一边还供着灶王爷。西房住着老两口，先生是国民党将领傅作义部下，北京解放时起义的军官，姓康，级别不低，据说还是右派。老伴也有文化，干净利落的女干部形象，无儿无女。记得我们搬进院内东屋前，房东老太太要求见见我和弟弟（哥哥姐姐一直住校，现在想起来他俩多幸福啊），因为他们不喜欢有孩子的房客，需要安静的环境，待到见了我和弟弟两个规规矩矩的学生后非常满意。我们院很讲究，北房前廊后厦五大间很气派，院里有枣树、海棠树，中间是特大的大鱼缸，估计司马光砸缸也就这么大了。鱼缸周围是夹竹桃、石榴树、盆景等。我家的三间东房宽敞又明亮，隔断都是玻璃的，很漂亮。院子南向是一个大影壁，绕过影壁是临街的院门。我们偌大一个院子加起来日常生活的才七个人。西房的老两口总是看书、看报、写东西，偶尔在院里坐也拿着书报、杂志，对我和弟弟非常亲切。

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见到大门口停着大卡车，上边站着穿军装戴红袖章的红卫兵。进门一看院子里乱七八糟，原来康爷爷家被单位红卫兵抄家了，且把老两口五花大绑押上了卡车，据说是遣返回原籍，罪名是“历史反革命”。第二天一早我还没回过神儿来，一户工人家庭就搬进了西屋，他家夫妻俩带四个小孩子。更可怕的事还在后头，没几天的工夫我家院里来了许多不知哪个学校的中学生红卫兵，他们把房东的家抄了个底儿掉，开始时让婆媳二人跪在地上，院中间堆满了山一样的抄出来的东西，晚上开始烧，院子里火光冲天。弟弟胆大坐在房顶上看，我非常害怕，睡不着，找出一本《烈火中永生》的书趴在桌上抄。不料西房顶上也有红卫兵，看到我整夜抄写东西，第二天一早就涌进来问我出身，参加了什么组织，并且把我抄的东西拿过去翻看，看到是革命诗抄就没说什么。现在想想我们双方都很幼稚：我在这种情况下抄写《烈火中永生》究竟站在谁的立场上？而红卫兵不问动机只要看是革命的书就不再追究。实际情况是我非常害怕，找这本书给自己壮胆，什么也没想。红卫兵拿鞭子指着墙上的画，从我喜欢的画报上剪下来的画，说我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正闹得不可开交，街道居委会主任来了，她几句话就把他们劝离了我家。后来红卫兵在房东的屋顶搜出了房东老太太的先生穿军装（不知是军阀的还是国民党军队的）的老照片、军刀等，形势突然严峻了，说是婆媳俩想变天，他们解下皮带开始拼命抽打她们，那个女红卫兵边抽打边歇斯底里地哭，那情景实在太恐怖了。房东老太太先时还大声地说：“打得好，打得好！”渐渐就气弱了……我吓得趁乱跑出了大门……忘记过了几天，婆媳俩双双被打死了……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家的大院面目全非，满目疮痍，死的死，走的走，偌大一个院子，只有西房新搬进来的一家和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我受了这场惊吓，从此不吃饭不出门，连走路都腿软，得了一场大病。西房的新邻居温婶白天常到房内叫我出来到院里坐坐，但我拒不出门，这样的状态持续了近月余，母亲急得带我去看中医。中医大夫说我受了惊吓，惊恐郁结在心，建议我换换环境，出去玩玩散散心。后来我的病还真是出去串联后痊愈的。这一段不光彩的“革命史”我首次公之于众，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太没出息、太丢人了！

弟弟虽然小，胆子比我大得多，但一到晚上，秋风瑟瑟，树影摇曳，我就怕得不行，上厕所都得母亲陪着。偏偏弟弟没心没肺，自己上完厕所告诉母亲：“刚才我听到北屋的老太太叹气了。”这下一向胆大的母亲也怕得不行，很快我们就搬家了，搬离了这个让我至今写起来悲愤恐惧不已的“十三号凶宅”！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不该凋谢的花朵

茵是我高中时期的同班同学，我的好朋友之一。她温文尔雅，典型的大家闺秀。她的爷爷是民国时期的中国驻外大使，她的大伯当时在台湾，父系的亲属都在台湾。她的爸爸是唯一留在大陆陪着年迈的爷爷奶奶的这一脉家族的后代。茵的爸爸妈妈好像都是画画的，因为他们似乎都不上班。至于其他还有什么政治背景我不太清楚，只知道她家的事后来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她家有四朵金花，一个比一个漂亮。茵是老大，长得不算漂亮但白白净净、娇娇滴滴很讨人喜欢。她说话不多但很幽默，放学以后她常邀请我到她家一起学琴。那时茵正在学习夏威夷吉他，怂恿我和她一起学。她家住在南小街东总布胡同一所深宅大院里。每次到她的房间要经过两进院落，第二进院子是她爷爷的书房和卧房。院子里古色古香，绿树成荫，种满了菊花盆景。她的爷爷瘦瘦高高、留着长长的白胡子，很有些齐白石的范儿。第三进的北房是个大客厅，有些西洋色彩，落地的大瓶欧式的美女雕塑，我俩常在客厅里聊天、学琴。说是学琴其实我没见过老师，是热心的茵教我并与她一起练。茵的妈妈非常漂亮，是那种让人过目难忘的苏州美人儿。

茵很朴素，衣着得体但不鲜艳，她总爱穿一件蓝色的外套，冬天戴个大口罩，口罩遮住了大半个脸，只露出一双圆圆的清澈的黑眼睛。老实讲我俩不是一类人，她是精致的易碎的古代瓷瓶儿，而我是粗糙随意的现代陶瓷罐。但不知为什么我俩相互吸引，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文革开始时，谁也没想到会与自己的家庭有什么关系，还一起骑车到处去看大字报，渐渐的班里不断有同学家里出事。有几天茵没有再来学校，是不是她家出事了？我和几个平时和茵不错的同学决定去找她。她家的大门紧闭，门上贴着大字报，按了半天门铃儿她才出来。她脸色惨白但很平静，告诉我们家被抄了。我们没问是哪里的红卫兵，也没问为什么，因为也没有为什么，当时已没有了是非标准，我们只是相对无言站了一会儿。她劝我们赶紧走，红卫兵不准她们与外界联系。告别的时候我们什么也没说，她匆匆关了门，我们默默地一步一回头地走了。很快传来了噩耗：不知是哪个学校的红卫兵连续三次抄她家，茵的爷爷、妈妈相继被打死，奶奶被打瘫，爸爸的肾被踢出血。据说在打她的家人时，让姐妹四人站在一边看着……茵是老大也才刚刚17岁，三个妹妹最小的也就十一二岁。四个女孩子被红卫兵关在一间屋子里，没有行动自由。巨大的悲痛和惊吓使茵得了癫痫，从此稍有惊吓刺激就人事不省、抽风吐白沫。面对重病的奶奶和父亲，送医院医院不收，加上三个无助的小妹妹，文弱娇气的茵以惊人的毅力和无比的坚强挑起了残缺不全的家。她到书店买了医书，每天到东单药店买药自己给奶奶、父亲治病。不知过了多久，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的茵已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她冷峻而沉默，苍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没有向我们任何人说起她的痛苦和灾难，我们也没有任何人敢于问她的遭遇，我们只是相对无言，沉默，沉默。直到有一天，班里组织同学们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自愿承担了为茵写控诉材料的任务，我告诉她，要说出来，不能闷在心里，要控诉，要让同学们知道真相。开会的那一天，她冷静得出奇，她毫无感情地读着我给她写的发言稿，就好像在说别人的事，全班的同学都哭了，一些和她有共同遭遇的同学更是泣不成声，而茵却一滴眼泪也没掉。我害怕地看着她，看着这个曾经那么温柔甜蜜的我的好友，我知道她的心已经死了。

很快，“上山下乡”运动席卷京城，我下乡走了，而茵因为频繁发作的癫痫无法下乡。听潇雨讲，大概是为了生存，大概是为了改变自己的成分，她匆匆地把自己嫁了，嫁了一个清华大学在读的出身红五类的哈尔滨青年，但是她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背景，影响了她丈夫的入党及其原本顺畅的政治前景，丈夫反悔了，而茵则陷入了另一轮新的不幸和痛苦之中。终于有一天，集所有不幸于一身的茵在又一次癫痫发作后再没有醒来，带着对这个世界的千般不解、万般无奈，带着满心的伤痕和不甘，我的好朋友茵就这样悄悄地走了，而此时的她还不足三十岁……

像是四十多年前满怀不平为茵写控诉稿一样，今天的我满怀惋惜和思念写下这篇追忆文章，谨以此文悼念我清纯可人的好朋友，不该凋谢的花朵——茵。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生死之交

潇雨、林伊与我的友谊在文革期间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我们患难与共，生死与共，用我们稚嫩的肩膀和对友谊的无比忠诚，共同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和不幸，共同承担社会和家庭强加给我们的责任，手拉着手，肩并着肩，渡过了难关，而我们的年龄当时都还不满18岁。

林伊的爸爸是文化界搞音乐研究的高级知识分子，妈妈是某女中的高级教师，都是“臭老九”，更要命的是妈妈还是剥削阶级出身，文革刚刚开始不久父母就双双被打倒，爸爸被送进了“五七”干校，妈妈被学校造反派打得遍体鳞伤，她的两个弟弟都还小。每天晚上林伊都要给受伤的母亲疗伤敷药，但旧伤未好，一场批斗又添新伤。眼看她妈妈快挺不住了，林伊哭着找我想办法。我和母亲打了个招呼，就把伤痕累累的伯母藏到我们新搬的位于朝阳门北竹竿胡同的家里。北竹竿的房子是在大院中的一个小跨院，我家住三间北房，和我们并排一间房还住着一对工人夫妇。为了不让别人知道家里来了生人，我家白天都挂着窗帘。可怜的是林伊的母亲就如惊弓之鸟，连厕所都不敢去，生怕“小脚侦缉队”看到。林伊把家里的一沓现金和父母结婚的龙凤戒指也交给我，我让母亲藏在她单位的保险柜里，我们就这样躲过了一劫。可惜的是，风声一过我把现金和戒指还给林伊，她不敢把戒指拿回家，让弟弟藏在地下管道里，最后都找不到了。很快她大弟弟下乡了，若干年后我利用“职权”把她大弟弟从下乡的地方调到我所在的大兴安岭，办了曲线返城，终回北京。

潇雨的爸爸是老卫生部的律师，北大高材生。1957年，性格耿直的他，因给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右派，因不甘屈辱愤而辞职。但他哪里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天网恢恢”，回家后仍旧接受街道有关部门的监督改造。文革风骤起，一帮红卫兵闯入她家，连抄带打后将她病入膏肓的爸爸遣送回了老家。潇雨的妈妈是某大型汽配厂的一名干部，面对是离婚保住两个女儿，还是全家一起遣返离京，妈妈做出了艰难痛苦的抉择，为了女儿的前途，她痛苦地离开了相爱的丈夫。但天真的妈妈并没有保住女儿，两个女儿都必须“上山下乡”。妹妹所在的中学武斗之风盛行，出身不好的孩子常常挨打遭批斗。如果妹妹随学校走，后果不堪设想。已经身心俱损的潇雨找到我，说妈妈再也受不了这样的刺激。我这个当姐姐的毅然做出决定，让潇雨的小妹跟着二十五中弟弟的同学伯光一起插队（当时出身不好的孩子不能去兵团）。伯光是个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子，非常仗义，面对我的托付慨然应允，带着潇雨的妹妹一起插队去内蒙古了。他忠于自己的承诺，始终照顾着小妹，直到返城回京。不久噩耗传来，潇雨的爸爸客死他乡，妈妈不堪打击住进了医院九死一生，这才保住了潇雨没有下乡。

那一段时间我们仨常常在一起，相互倾诉，相互鼓励，相互依靠，尽己所能帮助对方，精神上成为彼此的支柱，我们仨的家长也因此成为相互信任、相互往来的朋友。

转眼间1968年末了，林伊也不得不下乡了，我们仨商量再三，决定让林伊去投奔我的一位男性朋友，后来成为我丈夫的D，他和我们仨都相识，也是倒霉蛋儿之一。他插队的地方是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旗扎如木台生产队，是达斡尔族人居住的地方。他来信说，扎如木台意即“小鱼”的意思，风景优美，民风朴实，希望我能去，并且说他有能力用自己的双手给我盖红木到顶的房子。我那时还幻想能留在北京，因为六八届将有一批留京指标。我对林伊说：“你去找D吧，他会照顾你的，你俩在扎如木台等着我，北京待不下去时我会去找你们。”林伊走时，潇雨的妈妈带病给林伊做了厚厚的棉衣、棉裤，D亲自从呼盟来京接林伊。当轰鸣的火车带走了我一对至亲至爱、患难与共的好朋友时，我哭得死去活来，并且从火车站一直哭到家，我觉得自己的心也随他们去了……

林伊走了不久，我也下乡了，不过不是去内蒙古找他们，而是奉母命去北大荒兵团找弟弟了。我们仨人中两个都走了，唯一留在北京的潇雨担起了三家的担子。林伊的爸妈都离开北京去了干校，她和大弟弟都下了乡，只留下一个刚刚上学的小弟弟，托管在邻居家。我没下乡时常常用自行车驮着这个小弟弟到处玩，到我家吃饭。他白白胖胖，一笑两个小酒窝，非常可爱。我下乡后，潇雨成了这个小弟在京的唯一亲人，每周末她都要去托管的邻居家接小弟弟回家住，周一再送回去。不仅如此，她还经常到我家看望孤身一人在京的母亲，陪母亲去给下乡的我和弟弟买吃的寄包裹，帮母亲安炉子，给母亲做伴儿。姐姐生蛮蛮时，她替我去侍候姐姐坐月子，她把对我和林伊的思念全部化作默默的行动，辛苦照料着我俩的家人。

大约是1969年底、1970年初吧，林伊顶风冒雪、千里跋涉，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来到北大荒，来到我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十二团看望我，在单调、艰苦、多雪的大山里，我吃惊地看着我的闺中密友，疑似自己在做梦，紧接着我俩抱在一起又哭又笑……从那一天开始，她大约在连里住了一个多月，白天我去干农活，她在宿舍看书。晚上我俩挤在一个被窝里聊啊聊啊，我们的浪漫之情未泯，我们希望有一天能走出大山，走出这一片黑土地，我们憧憬着爱情和美好的未来……林伊的到来给我带来巨大的欢乐，休息时我俩一起到山里照相，她带了一台“一二○”相机，我们拍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拍雪景，拍雪中的小黑狗。噢，我这才觉得原来我的连队自然风景这样美啊！

记得有一次晚年的母亲心梗住院了，听到消息她俩匆匆赶来看望已87岁的母亲。母亲拉着她俩的手，感慨地说：“你们虽不是男儿，却侠肝义胆，胜似桃园三结义。”听到母亲的话，我们都哭了……

我亦以此文感激我的同样侠肝义胆的母亲。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国际歌战斗组

人们承受苦难的能力是无法限量的，人们追求光明和快乐的心是永不泯灭的。尽管灾难突至，疑窦重重，但是随着文革的深入，武斗的停止，人们抚平伤痕，擦干眼泪，凭借着对党、对毛主席的信任和忠诚，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而生活尽管充满那个极左时代的烙印，却也不乏色彩，至少我的文革后期生活如此。

记不清是几月了，我和同学们又陆陆续续回到学校。面对着学校红卫兵分成“四三派”“四四派”的激烈论战，我和我的无派别散兵同学们，学习、思考、讨论，我们认为这种派别之间的争斗耗神费力毫无意义，况且连毛主席都说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于是我和林伊决定成立“国际歌战斗组”，我们打出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旗号，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革命”作为我们的号召。我们将大家的讨论意见归结起来写了一个宣言。我俩的文笔都不错，引经据典，慷慨陈词，写的文章主题鲜明、铿锵有力。我们主要阐述无产阶级应有五湖四海之博大胸襟，应有以天下为己任之鸿鹄之志，求大同存小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策略，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目的。大字报贴出来之后马上引起轰动，有许多外校同学来找我们。我记得有二十五中的，有男四中的，还有许多分不清是哪儿的同学，赞成我们的观点，想和我们联合。但我们这几位高唱《国际歌》主张大团结的人，却叶公好龙，拒绝了一切想和我们联合的外校同学。我们的战斗组也只写了一篇文章便偃旗息鼓、鸣金收兵了。因为我们被热烈的反应和热情的同学们吓坏了……现在想起来虽然可笑，但也令我们骄傲，因为我们的主张经得起时间考验、历史的推敲，说明我们是有头脑的、有主见的青年。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革命大串联

那一年的秋天，全国范围的革命大串联开始了。我的哥哥、姐姐、弟弟都不知跟着谁也不知到哪里去了，只有我一人还待在家里。有一天，我的同班同学，革干出身的汪汪找到我，问我：“想不想去串联？”我当然想出去，可又很害怕，汪汪拍拍胸膛：“怕什么，有我呢！”她长着一张娃娃脸，性格很像男孩子，她总爱嘲笑我胆小爱哭，但我俩平时关系很不错。她的爸妈都在内蒙古，她独自一人在北京上学。出发那一天，母亲给了我15元钱，加上我自己兜里的1元钱，一共16元钱。母亲一再叮嘱汪汪多关照我，还给我俩炒了一罐菜。其实汪汪比我还小，只是独立生活能力比我强，我们就这样在母亲的婆婆妈妈的叮嘱中上路了。比起1元钱走天下的D（后来成了我的先生），我实在老实窝囊得让人脸红。我们只去了广州、上海、天津三个城市，身上的钱就花光了，而且来来去去也只用了21天。因为乘车不用花钱，火车上挤得一塌糊涂，连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是人，那也难按捺我兴奋好奇的心情。我因为有靠窗的座位，一路上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的景色，夜晚都舍不得眨眼。我记得火车经过湖北、湖南时窗外绿油油的田野和黑白相间的屋顶上翘翘的房檐；我记得车停靠时，南方的大嫂子、小媳妇挎着装满小食品的竹篮挤到车窗下的叫卖声；我记得充满乡土气息的南方小调的轻快旋律……夜晚伴着车轮“咣当咣当”的节奏，听着车厢内此起彼伏的鼾声，望着窗外满天的星星以及不时经过村庄小镇的点点灯火，我思绪万千，生活尽管沉重，尽管灾难重重，未来却依旧充满期待和希望，活着真好啊！

因为大汪汪从来不是极左派，因此我和汪汪的串联也没什么革命色彩，我们俩除了住在大学校园里，看看大字报、抄抄大字报外，就是逛逛街，吃吃小吃。在广州校园里的饭菜很难吃，米饭粗糙得扎嗓子，青菜又大又绿没有味道，但为了省钱，我们也只好将就。晚上我俩乘车到市区去吃冷饮，汪汪有钱，她总买香蕉船之类的冰淇淋，我钱少，每次都买一盘七分钱的红豆冰。时至今日，红豆冰仍是我的最爱。在上海，我们住在徐家汇，白天我们到街头去吃阳春面，还买奶油花生牛轧糖吃，晚上我们俩到黑乎乎的黄浦江边看船。有一天夜晚，我们住在大教室里，上海的红卫兵来查出身，我吓得不敢出声，汪汪爬起来对他们说：“查什么查，老子是北京红卫兵，还没查你们呢！”几句话就把他们喝退了！

最后一站是天津，我这个曾经的“天津卫”带着汪汪逛劝业场，看水上公园，去墙子河，津钢桥。汪汪对天津话表现出极大兴趣，一路上嘻嘻哈哈笑个不停。她后来去了美国，据说嫁了个意大利人。我俩自从文革结束分别以后再未谋面，不知在我眼里极具英雄气概的大汪汪过得可好，别来无恙？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军训生活

到部队参加军训是我一生最幸福、最难忘的经历之一。因为我的理想就是当兵，穿上绿军装，飒爽英姿，多神气，多漂亮。那时毛主席有一首诗词：“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当兵确是当时所有女孩的向往。我们军训的地点是秦皇岛某步兵部队，我们和现役军人在一起训练学习。我们排长叫辛凤枝，是个非常淳朴憨厚的农村兵。每天早晨军号一响我们就集合出操，迎着朝阳，披着万道霞光，我们跑步、正步走、练习队列、射击。每天下午学习政治、讨论、发言。给我们军训的班长以上的干部全部是现役。全连第一次射击训练，连长示范后我就被叫出列射击。我趴在地上，屏住呼吸，一枪就打了个七环，给自己挣足了面子。

我们内务标准和现役军人一样，被子必须是豆腐块儿，床上一个皱褶不能有，鞋子两只要摆齐齐的。早晨我们一出操，班长就来检查内务，几乎每个人都不达标，班长只好一个一个给我们重叠。有一天晚上，我们和部队联欢，几架大探照灯从四面打到大操场的中心，那就是舞台。解放军战士和我们互相拉歌，场面热闹极了。我们班表演唱《萨拉姆毛主席》，我们把勺子放铝饭盒里当手鼓，载歌载舞，非常投入，小战士们不断地叫好给我们鼓劲儿。最后是我们全体军训学生给解放军唱了大合唱《欧阳海之歌》：“湘江水，滚滚奔流，歌唱着舍身的英雄……”歌声回荡在军营的上空，传得很远很远……

本来我的军训生活非常圆满，可惜因为自己的狭隘任性，伤害了排长的感情，使我至今想起来还惭愧不已：因为排长总是表扬我，同学们就总嘲笑我，可我越怕他就越表扬，为了撇清，我索性不理排长了。这使傻根儿式的排长不知所措，找我征求意见，我就不说话（当时军人找学生谈话必须两个对一个，或者两个学生，或者两个军人）。当军训结束时，解放军到火车站欢送我们，排长站在我的车窗外流着眼泪说：“我没完成好党交给我的任务，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可我这个混蛋仍旧一句话也不说。后来我长大了，明白了，也晚了，我再没机会向他道歉了，但是我永远记住了朴实的一根筋的他的名字——辛凤枝。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当矿工

到门头沟煤矿城子矿劳动锻炼也是文革后期我们的生活内容之一。我不记得是学校组织的，还是我们自己联系的，反正只有我们班七八个人一起去的。我们穿着矿工服，戴着矿工帽，每天早上和矿工一起排队领矿灯，然后和煤矿工人坐吊车一起下到几百米深的井下挖煤。挖煤的活儿非常艰苦，低矮的地方得爬着走，井下通风是大帆布的圆筒子，头上的矿灯是黑洞洞的井下唯一的光亮。我们的班长姓郭，是个南方人，其余几个工人都是当地的，还有一个工人叫常来，是密云人。我们和工人们相处非常融洽，劳动虽然艰苦但很快乐，我们几个疯疯癫癫的女学生给他们艰苦枯燥的生活带来很多欢乐。每次到一个巷道，我们按照要求挖洞，挖洞时多数要猫着腰甚至跪着，因为井下低矮、狭窄，然后工人放上炸药，我们再躲到远远的安全的地方等候爆炸。爆炸过后，满巷道都弥漫着浓浓的呛人的煤灰，要等好长时间，煤灰大致散去之后，再把炸碎的煤装上铁溜子运走。每次矿工装炸药时，我们等着无聊就开始唱歌。我们喜欢唱二重唱，或者多声部合唱，我的几个好朋友大活宝——阿胖、丹妮，都来了。我们在煤烟弥漫的井下大声唱歌真是傻得流鼻涕，大口地呼吸井下废气还挺高兴。那个叫常来的工人和我们年龄差不多，他听我们唱多声部的歌很奇怪：“你们唱歌怎么那么难听，像放焰口似的。”（“放焰口”是死人时唱的歌）我们就叫他唱，他就很原生态地唱：“密云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枣花香……”

我们每天乘吊车从几百米深的井下升到地面，相互一看，整个儿一“非洲”，除了眼白和牙齿白，那叫一个黑，真是“赛过李逵，气死张飞”。可等我们洗完澡再相互一看，那叫一个“漂亮”，原来都洗干净了，只有双眼皮里的煤灰洗不着，就跟现在纹的眼线似的，个个浓眉大眼，跟上了戏装似的。

有一天我们在井下干活儿，看到运煤的铁溜子磨得光亮亮的，像滑梯似的，不知道谁说了一句：“我们与其像狗似的爬来爬去，干吗不坐铁溜子滑下去呢？”话音未落，有三个同学就坐上去了，我只记得其中有一个是杨诗仪。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到几声惨叫，三个人头朝下就栽下去了。原来铁溜子只一段，下面是空的，煤块儿在铁溜子里只走一段就悬空掉下去。而我的几个不知深浅的同学也悬空头朝下栽下去了。幸亏下面不深，她们惊魂未定，连哭带号：“我的鞋，我的鞋！”“我的灯，我的灯！”我们几个在上面看到她们的惨状，乐得前仰后合。那时的我们活得可真简单，我们不想从前也不管以后，每天嘻嘻哈哈乐不思蜀，在煤矿一干就两三个月。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一句经典台词来形容我们当时的状态再恰当不过：“年轻人，你可真年轻啊！”（意即单纯到傻的地步）

后来矿工常来带着土特产到学校来看我们，告诉我们，自我们走后，煤矿塌方，小郭班长的腰砸伤不能动了，善良的老班长得了矽肺病，另一个爱开玩笑的工人被打成了反革命。因为那时煤矿主巷道里贴着毛主席像，那是供矿工们早请示晚汇报用的，有一天这个工人下班前给毛主席像鞠了个躬说：“毛主席，我下班了，您老人家在这儿待着吧！”就为这，他成了反革命。我们听了，唏嘘不已。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卖货郎

文革期间我的另一个不能不说的有趣经历是到王府井东安市场卖文具。东安市场是现在王府井东风市场的前身。那时候东安市场没有现在东风市场这样现代这样气派，格局同现在也不一样，但是有浓浓的北京味。一个一个隔断分开，有卖北京小吃的：奶油炸糕、灌肠、油茶；有卖北京特产的：山楂糕、糖葫芦、糖炒栗子；还有卖工艺品的：泥人、脸谱、风筝、空竹等；当然也卖服装、鞋、布料、文具等。虽然刚经历了文革破四旧的冲击，许多老北京传统色彩的东西淡化了不少，可是在我眼里还是满有意思的。而我和同学就在这个特殊时期接受了这个特殊任务——卖文具。现在想起来我还不明白，那些职工到哪儿去了？干吗让我们卖货？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卖文具的大背景是全国范围的革命大串联正在如火如荼，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全国各地的学生涌向北京。除了等待毛主席能在天安门接见检阅红卫兵，到各大学看大字报外，大部分大中学生也为看看首都北京什么样子，开开眼界，反正他们都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吃住乘车都不用花钱。那时候所有的宣传用品都是毛主席、林彪的照片和八个样板戏剧照，笔记本的插图和文具盒盖上也不外乎是这些。只有一种印有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剧照的笔记本和文具盒大受欢迎，供不应求。早晨商店一开门，大批的学生就蜂拥而入进来了，没有人排队，就那样里三层、外三层地挤在柜台前，手里举着钱大声地吵嚷，而我们就马上进入紧张状态，一边收钱一边卖货，忙得满头大汗。好在一般半天多就断货了，我们得以喘一口气，进入正常卖货状态。那也是我们最愉快的时候，各省市来的学生会好奇地问这问那，而我们也好奇地问他们的生活，就好像我们都是好朋友、老同学似的，一点不感到生疏。我最喜欢和边远山区的学生聊天，他们特别淳朴，连能和我们聊聊天都感到荣幸，认为首都的学生了不起，盲目地崇拜我们。为此我还闹了个笑话：返校以后，有一天我们接到一封湖南山里学生的一封信，信封上注明收信人是北京女十二中在东风市场卖文具的学生，然后又描述收信人的长相、特点等，直到说戴着蓝色的套袖（那时候时兴像产业工人干活时一样戴套袖），大家才知道收信人是我。我记得阿胖毫不留情地批评我说：“你他妈是不是太多情了，到哪儿都惹事。你干脆给人留个姓名，省得大伙儿跟着猜谜语。”信的内容是欢迎我到他的家乡（忘记具体地址了），美丽的大山里看看，希望我们能互相通信，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我当然没有回信，第一我连发信人是谁都搞不清楚，第二我怕阿胖把我吃了！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看芭蕾舞剧

如果说前面讲述的活动还多少是有组织的活动的话，那下面我们的活动纯粹是个人爱好，是自发的了。八个样板戏里我只喜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钢琴协奏曲《黄河》。那时候我刚好认识中央乐团的人，因此连《黄河》的排练我都看过，正式演出我总有票，也没少看。《白毛女》是上海芭蕾舞团的，我们看不到。但《红色娘子军》是中央芭蕾舞团的，我就痴迷地看了一场又一场。可看芭蕾舞并不容易，得自己去排队买票。那时中央芭蕾舞团演出地点是天桥剧场，看芭蕾得整夜排队，但我和同学们并不在意，甚至深夜排队也成为我们的娱乐活动，乐此不疲。因为排队人太多且大部分是中学生，大家就自动分组，十人一组，自己登记名字。我们就给自己胡乱起名，除了不改姓外，什么侉什么土起什么。比如：吕秀粪（芬）、刘翠花、程香草、乔大妞之类，然后大声呼喊，相互取笑。晚饭大家分头去买，囫囵吞枣，好替换别人。我和林伊总一起去吃晚饭，有一次，我们相中一家小酒铺，里面喝酒的都是天桥住的老头儿，彼此认识，吆三喝四的，我对林伊说：“兴许都是蹬三轮的，老舍笔下的穷人都在里边，咱俩体验一把怎样？”林伊欣然同意。我俩进去以后，买了二两散装白酒，在众目睽睽之下，分成两杯一饮而尽，然后在众老头儿的叫好儿声中退场，心里好生得意。后来下乡听人说东北几大怪之一：大姑娘喝啤酒，站着喝还不就菜！我心里颇不平：想当初咱当学生时站着喝白酒都不就菜，啤酒算什么？

我究竟看了几遍《红色娘子军》都记不清了，只知道我但凡有点天赋也应该会跳了。戏里大段的乐曲我都会唱，甚至过场音乐我都会。我记得A角叫薛菁华，B角叫钟润良，C角叫赵汝衡。赵汝衡现在做了中央芭蕾舞团的团长。薛菁华个子高高的，腿特别长，非常挺拔，赵汝衡比她要小巧些。这几个角儿我都看过。《白毛女》因为是上海芭蕾舞团的，是在八个样板戏都拍成电影之后我才看到。其中“山洞里遇喜儿，又是喜来又是悲……”伴唱是后来红透半边天的女歌唱演员朱逢博。前两年我又看了一次中芭复排的《红色娘子军》，我觉得大不如前，小字辈的演员是把这个剧当舞跳了，没演出内涵，没有她们前辈的精气神儿。是啊，让现在的孩子满怀阶级仇恨跳舞也太难为她们了。时光荏苒，一切都变了，不可同日而语了。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告别演出

大约是1968年春或秋天吧！学校组织了一次全校汇演，名目是什么我忘记了，无外乎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之类的。而那次演出也就成为我们告别母校、告别老师、告别同学们的绝唱。演出之后，我们分赴各地，天各一方，至今再没团聚过。而这次演出也因此而永远留在我记忆深处了。

这次演出，没有人动员，我们班剩下的三十多人齐刷刷都参加了。我是编导之一。我们排练了一组各族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歌舞。令我惊奇的是，三十多人中居然拿出十一把小提琴。我用诗歌把所有节目串起来，班里两个同学文慕洁和郭小燕朗诵。朝鲜舞前的串词是：“金光照，银光照，红日出山光万道，毛泽东思想照延边，延边人民心欢笑！”陕北民歌是汪汪独唱：“宝塔山的那个宝塔哟，顶顶儿连着那个天，哎哟毛主席和咱战士呀哎，心呀相连……”最活泼的是新疆舞，我们大个子扮男生，小个子演女生，一对对跳得特别投入。最可笑的是，大个子史小因和小个子郭小燕一对，因为史小因太过热情，不断对郭小燕抛媚眼儿，以致郭小燕总笑场，排练都排不下去，娇滴滴的郭小燕还撒娇说：“你倒是管管史小因呀，她也太热情了，如果她是男的，还不成了流氓！”

……

写到这里我已抑制不住滚滚热泪，我才知道我是这样留恋我的学生生活，这样怀念我的班级，这样想念我的同学们！我的淘气可爱的同学们，你们过得可好？真想你们啊！

本文选自《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子蕴／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来源：私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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