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一工分

建成

在解放后的中国农村，从人民公社开始，直至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止，挣工分，曾经是亿万农民难以忘却的记忆。

在农村老家，乡亲们经常把挣工分叫做“苦工分”。一个“苦”字，形象地道出了挣工分年代的艰难与不易。

工分是什么？通俗地说，是集体经济时代，广大农村用于计算农民工作量和劳动报酬的计量单位。在农村，农民的工分可通过计件和计时劳动两种途径去获得。可计件的农活，由生产队长、会计和社员代表共同确定单件农活计量分值，供全队社员共同执行。以人工收割稻麦为例，如果将收割一分地稻麦的报酬确定为一分工，收割半亩地便可获得五分工，收割一亩地便可获得十分工。计件农活，不分男女老少，按件计酬，多劳多得，一视同仁。还有些无法计件的农活，只能用计时的方式来确定报酬，如为生产队饲养猪、牛、鸡、鸭，只能按每出勤一天记八至十分工来计算。通常情况下，都以成年男壮劳力劳动一天记满十分工为参照，劳动强度更小、技术含量更低的农活，记工数都在十分工以下逐步递减。成年男女普通劳动力都能承担的一般性农活，每出勤一天，大约记工分在七至八分工之间。在当年，一个农民家庭的贫富程度，和这个家庭劳动力数量以及每个劳动力在当年所挣工分的多少密切相关。

在人民公社时期，全国农村都以生产队作为经济核算的基本单位。国家给每个生产队划定一定数量的土地，下达部分指令性的农副产品的生产和征购指标。至于如何组织和管理农副业生产、经营，则交由大队、生产队自主安排。一个生产队，通常由全体成年社员民主选举出队长、会计、保管员这“三大巨头”，组成生产队领导班子。可千万别小瞧这个以生产队长为首的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在农民的心目中，县官不如“现管”，和自己朝夕相处、能决定你每天所挣工分多少的“父母官”谁都不敢得罪。生产队长是领导班子中的灵魂和核心，他（她）的思想觉悟和决策水平的高低、组织生产、经营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生产队每个农户的切身利益。选择到有觉悟、会经营、懂管理的人当生产队长，就能把本生产队的生产、经营活动做得风生水起，全队社员也跟着一起受益。反之，如果让觉悟低、私心重又不懂生产和经营的人出任生产队长，该生产队社员也要跟着倒霉。在同一个生产大队，各生产小队基础条件基本相当，社员们在一年中的劳动付出也基本相近，但在不同队长领导下的各小队社员，年终所获得的实际劳动成果会有较大的悬殊。

1972年底至1978年秋，本人高中毕业后作为“回乡知识青年”，曾经有过五年半“挣工分”的经历。本人所在的第四生产队，在精明的生产队长领导下，成了全大队中经济效益较好的小队，一个劳动日（十分工）的年终决算价都在八毛至一元钱之间。而本大队中的第七小队，每个劳动日的年终决算价仅为七分钱左右。当年的一只鸭蛋，拿到供销社可卖八分至一毛钱，在第七小队的一个男子汉劳动一天的报酬，还低于一枚鸭蛋的价钱。“一个男子汉，不如一只鸭生蛋”的感叹便由此而来。

在挣工分的日子里，单位工日的价值，等于生产队全年的农、林、牧、副、渔的总收入和全生产队年支出工日总量之比。农民平时所挣的工分，在形式上与城市干部、职工的工资基本相似，但两者也存在着明显差别。工资是攥在手中的真金白银，马上可以投入消费，而工分在平时仅仅是一种虚拟收入，必须等到年终决算（一般在秋收之后、春节之前）分红时才可统一折算成货币。扣除全家人的口粮款及个人必须承担的税、费之后仍有结余的农户，被称为“得钱户”。而人口多、劳力少的农户，一年辛苦所挣的工分折算成货币后，还不足以支付一家人全年的口粮及应上缴的税、费的款项，这类农户叫做缺钱户、困难户，也叫“周转户”。缺钱户因无法买回全家人一年的全部口粮，生产队便将该农户一时无法买回的部分粮食先卖到公社粮管所，由粮管所发给该农户“周转粮供应证”，等待农户有钱时自行去粮管所购回。这些吃“周转粮”的困难户，在年终决算时就入不敷出，日常生活中的开支，就只能指望家养的几只鸡、鸭下的蛋或养的一头猪、一两只羊出售后的微薄收入来对付，鸡、鸭、猪、羊就成了家中名副其实的“小银行”。遇到孩子上学要缴学杂费或家人治病所需的大宗支出时，只能依靠东挪西借来应急。当年，亲朋好友们的家中也并不宽余，东挪西借也未必每次都能如愿。即便借到钱，也要优先用于去粮管所购回周转粮。没有粮食，一家人的基本生计就难以维持。为了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困难户先用借来的钱去粮管所购粮，然后再从中拿出一部分到集市上出售（集市的粮价高出粮管所供应粮价约一倍左右），用卖粮后得到的钱先把欠款还上。这样一来，本来并不充裕的家人口粮就减少了许多，粮食不足，只能靠自家自留地、十边地（沟塘旁的零星土地）里长的瓜菜、萝卜来作补充，吃糠咽菜的艰难可想而知。在我的老家，年终分红时的“得钱户”，绝大多数年收入也仅是几元至几十元不等，达到或超过百元的已是风毛麟角。1976年，我们一家五口人，姐姐已经出嫁，哥哥中专毕业后有了工作，父亲、母亲和我都是壮动力，辛苦一年后的分红所得，才刚刚超过一百元。生产队将我们家作为得钱“大户”，安排到全大队的社员大会上去领取分红款。绝大多数农户，都得依靠这区区几元至几十元的现金，加上家中养鸡、养鸭和养猪、养羊的临时性微薄收入，来维持全年的日常开支，大家的日子过得都不轻松。在当年，农民们只要能够吃饱穿暖就心满意足了。

早在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国家还曾经在全国推进过经济建设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农村大办农民公共食堂，集中统一供应农民的一日三餐，还把本来已分配给农民一家一户耕种的自留地、十边地重新收归集体，不允许农民自家养猪、养羊、养鸡、养鸭。可好景不长，农村的公共食堂就因无粮可供难以为继。又遇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导致农田大幅减产甚至绝收，农民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不少地方的农村，出现了区域性饥荒，部分农民因长期饥饿导致体质虚弱，在不该去世的年龄过早离世。鉴于推行极左的大跃进政策和自然灾害对农民的双重打击，造成亿万农民生活更加困顿的现实，国家又专门花了近三年时间对现行政策进行调整，农民的日子才重新回归到人民公社初期的常态，并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夕。

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正式拉开。在广大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的核心内容在于，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使用权分离开来，土地依然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公有或集体所有的性质不变。将土地的经营使用权直接交由农户自主支配。此项改革，使农民真正成为经营使用土地的主人，农民在承包的土地上如何种、种什么、种多少都由农民自己做主，土地里生产出的粮棉等大宗产品，国家按规定的指导价收购，其它农副产品可以随时到市场上按市场价自主出售，收入完全归农民所有。再后来，又完全停止农业税的征收，另按农户承包土地的面积为农民提供适当补助。实践证明，此项改革，把农民从传统的集体经济模式的束缚下彻底解放了出来，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生产的主动性、积极性，土地经营效果的好坏和效益的高低，直接和农民的切身利益挂钩，让亿万农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模式下，种地不再仅仅是为了国家作贡献，同时又是实实在在地为家庭致富下功夫。随着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全面推广，以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为基础的农村及农业集体经济的管理模式和农民通过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的分配方式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四十多个年头，我国的各行各业特别是广大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现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农民彻底挣脱了旧的经营和管理模式的束缚，土地的经营管理模式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又正在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相融合的纵深方向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重新回望改革开放之前农民靠挣工分维持生活的艰辛岁月，就应该倍加珍惜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丰硕成果。对广大农民而言，国家还是人民的国家，土地还是人民的土地，农民还是原本的农民，我们只是在不改变土地公有制性质的基础上，对土地的经营和管理模式进行了改革，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我国农村生产力快速发展，使困扰党和政府多年的城乡、工农、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现实差别有了实质性改观，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

不忘过去，是为了更好地珍惜当下；牢记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一次必须经历成功与失败的艰辛探索，只要我们不忘初心，矢志不渝，坚定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砥砺前行，我们的农村各项改革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当下，随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全国新农村建设将再登新的台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幅中国农村、农业发展逐步迈向现代化，农民的新生活逐步迈向城市化的壮丽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