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处的那一抹旧绿（第三期）〕我的青葱岁月

椰林清风

青葱岁月是人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青春是最敏感，最好奇，最充满激情的时期，所遇见的人和事都终身难忘。我在文革中宣传队的那段经历深深地积淀在了内心深处，成为了记忆中的那一抹旧绿。

1966年我在成都13中初中毕业哪一年的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5.16通知），和在8月8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简称16条）以后，由此全国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国家要求全国人民都要积极投身到这场荡涤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去。整整3年全国大中小学都停课了，停止毕业，也停止招生。我们留在中学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初中和高中68、67、66级的三届学生后来就被称为了老三届。

那时我16岁，正值青春年少，精力充沛，对一切充满好奇与激情。对走出教室，离开书本，走入社会，对天翻地覆的社会现状既混沌迷茫，又新鲜好奇。

每天都有人在街上四处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各单位高音喇叭响彻四方，到处是红旗招展形成的红海洋，围墙上，过道上，房屋外墙上，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破四旧，批封、资、修，斗黑五类，斗走资派，花样百出，此起彼伏；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揪出那个，让人眼花缭乱 ；许许多多的小说、书籍、杂志、戏剧、电影、音乐、美术作品纷纷成为“大毒草”，要禁止，要批判。

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该怎么做才对？当时的学生有三种状态：革命派、保守派、逍遥派。所谓的革命派就是川大8.26兵团，红卫兵成都部队等学生组织，所谓的保守派就是最早的那批各校的校红卫兵，而逍遥派就是什么都不参加，每天在家里玩。

那时盛传运动后期是要清理每个人在运动中的表现，所以自己当时既怕站错队成反革命，又怕当逍遥派，以后被说成是在大是大非面前逃避责任而被清算，思来想去，宣传毛泽东思想最正确，所以自从1967年3月大串联回到成都以后，自己就一直在参加各种宣传队，直至1969年1月下乡。当时我身高1.75米，身材和跳舞还凑合，就在宣传队作为舞蹈演员。

1967年10月，我们红五一兵团（一个工人文革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成昆线工地大凉山彝族地区普雄、越西、甘洛等地慰问演出，想把当时一系列的最新最高指示宣传到工地第一线。

当时火车只能坐到关村坝，下来以后就要转乘来接我们的解放牌卡车（那时根本就没有客车），沿着蜿蜒的铁路施工辅道前往工地的生活基地。所谓的施工辅道，就是为了铁路施工而修建的运送建设物资、材料和生活给养的低等级公路。

因为正在修建的铁路路边是水流湍急奔腾不息的大渡河，紧靠两岸大多都是垂直的绝壁，所以无法在大渡河岸边修建生活基地。

只有通过在万丈绝壁上临时修建的施工辅道去普雄工地的生活基地。

那路况比当年我去二郎山的公路还要险峻得多。清一色碎石泥土路面的单车道。车道上方是近90度的岩石绝壁，车道下方也是几乎垂直的岩石山体，山体下是咆哮的大渡河和正在修建、蜿蜒前伸的成昆铁路。眼前险峻的环境深深地震撼了我，直观而深切地体会到成昆铁路建设的艰难与伟大。

铁二局派来接我们的车，在关村坝车站接上我们后，就由辅道前往普雄。汽车沿着陡峭的坡路一路上行，我们20几个人站在车厢里，正在行进途中，突然从山顶掉下一块篮球那么大的石头，砸在车头前1米左右的地方。大家吓得一片惊呼，司机却见惯不惊，飞快地把车往前开。如果当时刚巧砸中车厢，一定会造成严重死伤，好危险，就差一点点！

汽车继续行驶在绝壁之上狭窄的辅道上，看着路边的万丈深渊，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突然听到远处传来汽车的喇叭声，一看前方弯曲的山道上，也有一辆解放牌和我们相向而行。在这悬崖峭壁之上怎么错车？我们的司机把车停下，走到车头，一边比手势，一边大声呼喊：“我装的是人，你退”。对方司机也下车一边比划，一边吼道：“你过来，我退“。

在这如此险峻的高山上，对方的车艰难地缓缓后退，我们的车慢慢向前开。对方大约退了200多米，终于到了一段宽一点的错车道。我们全体下车站在路边，看着两车在宽度有限的辅道上惊险地错车。

都是铁二局的车，两个司机彼此也都认识。错车之后，相互友好地说：“把细点开“，然后我们上车继续前行。这段惊心动魄的山路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我们当天晚上天黑时分，汽车随着半山腰的辅道下行，到达丛山峻岭中的普雄工地和生活区。

当地接待我们铁二局的员工告诉我们，这里山上还有土匪，土匪头子叫罗洪布嘎，抢东西抢女人的事时有发生，让我们无论到哪里去都要集体行动。以前铁路文工团来这里演出，就有一个女演员在晚上上厕所的时候，被抢走，背上山去了。他们指着远处山峦上闪烁的点点火光，说那可能就是土匪的火把。

工地生活区的舞台早就搭建好了，那个时候文娱生活非常缺乏，尤其是在崇山峻岭的民族地区。我们的舞蹈、独唱、方言小品、二胡独奏等等节目受到铁路员工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演出非常成功。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清晨舞台上就挂着一个七、八岁孩子的尸体，据说是土匪在打招呼，要我们赶快滚。

我们在普雄几个基地轮流演出，有一天夜晚，当我们演出之后回驻地的路上，突然看见前面有一大堆黑乎乎的东西，我们的卡车开近之后，这团黑乎乎的东西突然射出两柱强光，原来这是一部巨型推土机，完全挡住了去路。我们急忙倒车，突然不知什么时候埋伏在车后路边荒地上的另一辆巨型推土机也打开灯柱，爬上了土路，完全堵死了我们的退路。土路两边黑暗中也突然冒出了埋伏的一二百人，完了完了，我们被包饺子了。

在雪亮的车灯下，我们看清楚了形势，不是遇上了土匪，只是铁二局的产业工人战斗军的职工（当时的对立派），这下我们宽心不少。

他们围住我们的目的是要辩论：究竟应该全盘否定二月镇反，还是根本否定二月镇反？就为这个命题，当时四川文革中的两派争得不可开交。“你们是撬狗儿兵团的（指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该挨打”，有人开始用镐敲打车厢板，有人说:"全部抓回去再说"，气氛十分紧张。

我们连忙说我们是红五一兵团，跟老产（产业工人战斗军）是一派的，我们的观点和你们是一致的，我们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最新指示，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瞬间敌对情绪就化解了，还邀请我们到他们修建的路段去演出，这段冲突就这样戏剧性地化解了。

就这样，无论碰到兵团派、还是老产派，我们都说是一派的，他们也弄不清楚成都红五一兵团究竟是哪一派，总之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足够了，此后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凉山地区的慰问演出。

从凉山回来后，68年我们又到到安岳、罗至、内江、自贡等地演出，那时是文革中武斗最厉害的时期。

有一次我们准备乘火车去内江、自贡演出，快走到成都火车北站时，在北站附近的人民北路，七、八个端着56式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的红成派（红卫兵成都部队）学生从8中冲了出来，先用冲锋枪对天开枪命令我们站住。一看这架势，被抓住恐怕没有好果子吃，我们整个宣传队一下就分散混在街上的人群中跑开了。

看见我们分头逃跑后，他们就从8中开出吉普车，提着枪在火车北站的广场上四处来回地追逐抓捕我们。看到有人持枪的吉普车横冲直撞，广场上的人群吓得鸡飞狗跳，唯恐避之不及。我们中吹黑管的赵良成（毛巾床单厂的干部）和10中的女生史蓉德先后被抓。我和马光荣趁乱已经跑出了火车站广场。

不应该啊，我们与红成虽然派别不同，但是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啊，怎么会这样呢？

红成的武斗队抓了老赵他们之后，再把吉普车从车站广场折返过来，远远地直冲我俩追了过来。我们两人向着火车站后的公路狂奔，吉普车在后面一边鸣喇叭，一边疯狂追赶。车上站着的几个红成学生端着枪指着我们，大声喝令我们站住，不然开枪了。这阵仗令街两边的人群惊慌失措，作鸟兽散，甚至有人吓得卧倒在街边树后的街沿上。吉普车追过火车站后面的铁路与公路的交叉口，眼看着离我们越来越近，慌忙中我们拐进了公路边的小路，向着田坝和农民的房舍亡命地飞奔。吉普车无法开上田间小路，只得看着我们的背影消失在农民的竹林院落之中。

当时一点都不觉得害怕，可是事后觉得还是危险，要是哪个二愣子在吉普车上对着我们开枪，那就玩儿完了。

我和马光荣逃脱之后，马上去找红五一兵团与宣传队队员的家属，大家充分动员起来去找与红成有关系的人，营救被抓的队员。后来才知道，他们把吹黑管的老赵误认为是省革筹张西挺的秘书了，那人才是他们的目标。弄清楚了误会，很快老赵和史蓉德就被红成武斗队放了。

到了内江的第二天，在内江火车站，我们又遇到重庆反到底（群众组织）开枪打死人，尸体用白布裹了一下，扔在我们住的小旅馆的开水房里就没有人管了。当时的乱象是现在的人们不曾见过的。

当年的青葱少年，如今安享晚年。

1976年结束了文革，国家翻开了改革开放，富裕强盛的新篇章，回忆青年时代恍若隔世。岁月在跌宕起伏的时代大潮中缓缓地度过了，记忆深处青葱岁月的那一抹旧绿，让我对现今安宁小康的生活倍感珍惜。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鸣谢！

2024,08,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