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脉融新——半马苏河近代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

黄振炳

寻脉融新

——半马苏州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

1.M50

信和纱厂(莫干山路50号)

原功能：纺织厂

现功能：创意设计、艺术展览、旅游休闲、生产制作

M50前身是近代徽商代表人物之一周氏家族创办的信和纱厂。说到中国的周氏家族，不得不提周氏家族的奠基人——周馥(1837—1921）。李鸿章病故后，周馥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1904年，由山东巡抚擢两江总督。1906年，调两广总督。周馥跟随李鸿章兴办洋务三十余年，诸多赞画，深受李鸿章倚重。在北洋海军、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天津电报局、开平煤矿及唐胥铁路的创办过程中均有作为，是后期洋务运动实际上的操盘手，且助开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与安徽公学，有功于教育。他是淮系集团中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人物。

周馥一共有六个孩子，长子周学海，次子周学铭，三子周学涵(早夭)，四子周学熙，五子周学渊，六子周学辉。其中老四周学熙(1865—1974)最为出名。周学熙1900年入袁世凯幕下，主持北洋实业。1901年，他由山东巡抚袁世凯札委，创办山东高等学堂。次年7月，经直隶总督袁世凯委派总办银元局。1903年，他奉袁世凯之命，赴日本考察工商业，归国后任直隶工艺总局督办，成为“北洋新政”的一部分。1905年，出任天津道。1912年7月至1916年4月两度出任财政总长。1915年11月，为筹建华新纺织公司，利用财政总长职务之便，从财政部先垫借官款100万银元，并以其弟周学辉为该公司督办。1918年，亲自任华新纺织公司总理，先后创办华新所属的天津、青岛、唐山、卫辉四家纱厂。周以兴办实业成绩卓著，与南方实业家张謇齐名，有“南张北周”之说。周学熙有一个妹妹叫周瑞珠，嫁给了袁世凯的八公子袁克轸，使周、袁两家结为亲家。

周学熙有四位公子，分别是: 长子周志辅(周明泰)、次子周志俊(周明焯)、三子周叔迦(原名周明夔，字志和)、四子周志厚。老二周志俊(1898—1990)，是著名民族实业家，是上海“三信”、“三新”的创始人。正当青岛华新纱厂业务蒸蒸日上，形势逐年好转之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加紧对华北地区进行侵略，经济渗透，无孔不入，利用“入股”、“合作”等不择手段对我民族工业实行并吞。至“七·七”事变后，华新纱厂将一部分机器设备迁移至上海，不久，余下的设备与厂房被日商宝来纱厂以196万元低价强行收购。1938年1月10日青岛沦陷。迁出的部分机件运到上海后不久，上海抗战又开始西撤。由于江运不畅，周志俊只能将这部分设备安置于上海公共租界内的苏州河畔的莫干山路60号(今天的50号)，因地制宜，重振实业。接下来，他所需面对的将是抗战八年的坎坷之路。

当周志俊决定将企业扎根上海后，一年不到，便在苏州河畔莫干山路重振旗鼓，创办了三家周氏企业，分别是信和纱厂、信孚印染厂、信义机器厂，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实属不易。1944年，日寇为了以战养战，搜刮战略物资，企图将民营纺织厂的设备作为废铁征用，上海的众多纱厂机智应对，采取“化整为零”的对策，以800—1000锭为一组，偷运出上海外围的江阴、常熟等地，兴办小型纱厂，久安资本集团也先后在苏北开办了泰安工业社，在川沙开设了惠民工业社。同时，久安集团还与南通张敬礼合作，投资棉垦事业，购进2万亩棉田，准备作为战后信和纱厂复工的原料基地。只因战后美、印原棉大肆涌入，国产原棉不受待见，计划由此而流产。1943年，在上海证劵交易所复业后，久安资本集团先后发行了“三信”的股票，筹集资金，提高利用率，这不仅扩大了集团声势，同时也为“三信”企业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活力。

信和纱厂借英商名义注册亮世，其英文名称是 “ New China Textile Co.,Ltd ” 。厂名中“ NewChina ” (新中华之意)一词，彰显了企业创办人周志俊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也是民族企业家在内忧外患年代对复兴中华的殷切期盼。1940年，爱国实业家周志俊为了支援抗战，以久安资本集团名义与永安纱厂、中纺纱厂、英商信昌洋行联合，在香港组建安华贸易公司，利用近200辆卡车，在广州与韶关、仰光与昆明之间开展运输业务，将自产纱布和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至大后方，有力地缓解了战时内地民众的生活紧缺，为中国军民坚持抗战到底作出了贡献。抗战胜利后，周志俊除了继续经营信和纱厂之外，还陆续创办了10多家企业，成为上海久安系的实际掌门人。

2.天安千树

阜丰福新面粉厂(莫干山路120号)

原功能：面粉厂

现功能：建筑艺术、文化传承、历史遗产、自然风貌

2001年，天安集团对福新面粉厂旧址和阜丰机器面粉厂旧址进行规划设计开发。2004年，地块上的福新面粉厂旧址和阜丰机器面粉厂旧址老建筑的产权属于天安集团。2021年12月22日，天安千树一期商场正式开业。

1954年阜丰厂开始实行公私合营。1956年与福新二、八面粉厂合并，成为上海市区唯一的一家面粉厂，改称阜丰福新面粉厂。1966年更名为上海面粉厂。1984年12月成为上海面粉公司。目前保存下来的原阜丰面粉厂厂房和办公楼等历史建筑遗址，厂房为砖木结构四层，南北向，清水青砖、红砖相间外墙，底层拱券门；办公楼为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二层，巴洛克装饰。1999年阜丰厂旧址被公布为上海市级优秀历史建筑。2015年被公布为普陀区文物保护点。今天，在该旧址区域规划建设的天安千树，被誉为上海的 “ 古巴比伦空中花园 ”。它由建筑界 “ 鬼才 ” 设计师Thomas Heatherwick亲手打造，将传说中的古巴比伦空中花园“天安千树”移植到了苏州河之畔。2022年12月，天安千树获得RICS中国奖 “ 2022获奖单位展之年度建造项目冠军 ”。天安千树目前已成为普陀区地标性建筑，是苏州河畔的一道亮丽景观。

1898年，安徽孙氏家族选择在沪西苏州河畔莫干山路38号(今120号)筹办阜丰面粉厂，并于1900年正式开业，自此诞生了民族资本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家机器面粉厂。通过几次扩建，由开始日产面粉2500包，到1937年达到26000包，其规模不仅远远超过当时民族资本中号称最大的面粉厂——福新八厂，而且被誉为 “ 远东第一 ”。

“ 朝内无人莫做官，家门无官莫经商。” 这是安徽寿州孙氏家族祖传的一句警句。孙家能成为清末民初新兴资产阶级中一个兴旺的家族财团，靠得是祖上几代人辛勤耕耘，坚韧不拔，努力奋斗所致。孙家作为 “ 簪缨世家 ”，起始于近祖徐家鼐在清末官场中的发迹。其祖父孙克伟曾经营当铺致富，因为没有功名，属于只富不贵。后遭人嫉妒，乡里权贵借端兴讼讹诈，只因没有后台，屡次败诉，被逼歇业致家道败落。到了父亲孙崇祖这代，吸取了经验，教育子女学而优则仕，以此光大门庭。惜父早逝，遗有五子，妻承夫志，含辛茹苦守寡抚孤，终五子进学应举成功，跻身官场，让慈母如愿以偿。五子中数孙家鼐最有出息，地位最高。这就是孙家后代经常夸耀的所谓

“ 五子四登科，一门三及弟。” 孙氏家族是地主官僚世家，人丁兴旺，在寿州有一半土地属于孙家的，故民间有 “ 孙半城 ”一说。

孙家鼐(1827—1909) ，字燮臣。他在咸丰九年(1859)考中状元，从此青云直上，功成名就。他是安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状元。他做过光绪帝的老师，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之前身)的首任校长，称为“ 北大先导，近代文衡 ”。孙家鼐的个人成功，为孙氏家族的子孙后代开辟了成功之路。其胞弟孙传樾也是进士，娶了李翰章(李鸿章胞兄)的次女，故也成了李鸿章的侄婿。孙传樾有六子: 长子孙多鑫(字茘轩)，次子孙多森(字荫庭)，三子孙多培(字植轩)，四子孙多焱(字履平)，五子孙多堃(字厚甫)，六子孙多钰(字章甫)。多鑫、多森兄弟俩后来成为寿州孙氏集团(通孚丰企业集团)的创始人。

1897年，孙多鑫、孙多森兄弟俩开始分头在沪筹办建厂事宜。弟弟多森留居上海选择厂址及筹措资金，哥哥多鑫则出国选购生产设备。因孙多鑫不懂英文，乃随带翻译颜仲山(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北洋后期国务总理颜惠庆之长兄)同去，从法国到美国考察了一圈，最终以22000美金订购了美国爱立司(Allis Chalmer Co)制造的全套制粉设备，并取回机房图样以便按样仿造厂房。对方销售商并随机器派送一名技师，负责给予机器安装。在筹备期间，孙多森向商部立案注册，要求政府援例免税，时清政府正值奖励创办实业，很快即被批准 “ 概免税厘，通行全国 ”，期限五年(期满后又延长五年)。孙氏家族所有人对创办上海阜丰面粉厂都相当支持，家族领袖孙家鼐在开始筹备之际，即托病辞去协办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官职，并以其长子孙传懋名义入股2万元，办厂注册也是由孙家鼐奏呈慈禧获得允准的。最终，孙多森将厂址选择在苏州河畔莫干山路38号(今120号)，孙多鑫采办的机器于1899到沪，1900年阜丰面粉厂正式建成投产。因阜丰厂是我国从美国进口的第一套近代制粉没备，国内尚无生产之管理和技术人员，阜丰厂只能以月薪200美金的优厚待遇聘留来沪安装的美国技师，请其指导生产及培训工艺技术人员。

阜丰面粉厂，整个工厂像似一座知府衙门，厂门上方高悬虎头牌，左、右两边竖有“肃敬”、“回避”高脚牌，并备有二根红头军棍，厂门两侧有巡丁站岗，路人经过时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厂中一些重要机房和办公之处亦是这样的布置，使工人望而生畏，退避三舍。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社会文明明显进步，然阜丰厂依旧墨守成规，一成不变。更甚者，1915年后该厂曾雇用过印度、白俄巡捕驻守厂门，以示威武显赫。从1900年至1949年，该厂先后担任总理、协理共10人，除1946年为寻求政治庇护聘用席德炳为总理、1931年任用孙多森外甥顾翊经为协理之外，其余均为孙氏创办人及其亲属担任。六任厂长中，非亲属即亲信，没聘过一个外人。在工人录用方面，也都是从孙氏族内亲友中与本乡佃农中选取。该厂职工90%是安徽人，形成安徽地方帮派，并以孙族中的孙以芗为头领，对工人实行封建帮派统治。“ 阜丰面粉厂在上层人员中任用亲属，实行总经理独揽大权的封建宗长式统治，在下层人员以及广大工人中，则利用封建帮会与乡土观念进行层层控制，这在早期的民族资本企业中不是个别的现家。”(《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9月版，页193 ) 这种采取以封建家族势力进行控制的治厂办法，在阜丰厂确实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而另一方面，与上述这种封建思想相去甚远的是，阜丰在办厂手段上又非常接收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创办人孙多鑫游美归来后，孙氏子弟赴美留学接连不断。据当年留美学生会记载，仅1900年一年中，寿州孙家子弟孙多钰(年20岁)、孙多堃(未曾入学即夭折)、孙元方(年19岁)、孙季方(年17岁)、孙裕方(17岁)、孙震方(年16岁)等同时赴美留学，要知道广东、浙江当时每县不过一二人。可以说，阜丰开风气之先。而以上这些海归学子，“ 回国后不但生活方式全盘西化，甚至在家庭间彼此都以外文名字相称，其与美国关系之深可见一斑。” (《近代中国工商人物志》(第一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2月版，页177 ) 另外，孙家事业第二代继承者 “ 方 ” 字辈中，留美归来的还有孙启方(多鑫之子)、孙观方(多森次子)、孙煜方(其父为多森堂弟)、孙豫方(多焱长子)、孙晋方(多焱次子)等。在阜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几乎清一色由孙氏家族垄断，但出于对具有西方文化和知识的特殊人才，公司还是将其吸纳入股，成为阜丰的创业伙伴。如家族外的颜仲山(颜惠庆胞兄)、宋耀如(宋庆龄之父)等。颜仲山，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精通西方文化的专家学者，随孙多鑫去美考察，担任英文翻译，途中病死国外。据资料记载，1903年至1910年间，宋耀如在上海的阜丰面粉厂任秘书兼翻译，孙氏兄弟正确地挑选在美国养成了现代商务意识的宋耀如，聘他为经理，他担任此职直到去世。1910年美国太平洋沿岸联合商会代表团访华，据该团团长大来先生记录，是年9月15日该代表团到阜丰面粉厂参观，“ 宋先生用英语作了非常精彩的报告，他的报告时常被掌声打断。这一报告对我们许多团员来说一件惊喜之事 ”（《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九辑，中华书局1997年版 ) 这足证宋耀如在商业界的强者风范。

3.申九女工宿舍

申新纺织第九厂(澳门路150号)

原功能：纺织厂

现功能：商务、办公

申新纺织第九厂现存历史建筑由英国建筑事务所设计，由协盛营造厂承建，1931年9月开始动工，1933年建成投产。今天，原纺部已成为“月星家居广场”、织部为“红子鸡美食广场”，唯女工宿舍仍保存，旧称二、三区，分单身女工宿舍和家庭工宿舍，为南北走向，连成一体的两幢英式“密柱密梁”小框架结构的四层楼房(局部五层)，东西宽18米，南北长95米，南楼竣工于1935年，北楼1946年完工，总建筑面积约7300平方米，现外立面有改建，门前的“双马”圆水池早已不见踪影。

1950年6月，毛泽东在寓所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有关人士，荣毅仁受到特别邀请，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席间，毛泽东特别问起了他的父亲荣德生先生，并鼓励他：要为人民做事，要一贯地做下去，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当时在场的周总理还给他起了一个雅号叫做“少壮派”。

1955年9月28日，申新棉纺织印染厂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公私合营。经清产估价，申新系统的资本总额为6400万元，占到上海全行业合营厂的总资本额的47.32%。合营后，申新总管理处仍由荣毅仁担任总经理，吴中一任副总经理兼任申新九厂厂长。荣毅仁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到了带头作用，为新中国的工业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全国工商界产生了相当大的积极影响，赢得了社会上的普遍尊敬。

申新纺织第九厂（简称“申新九厂”或“申九”）的前身，可追溯到1878年李鸿章派郑观应等人，在杨树浦集资50两白银开设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它是中国第一家官商督办的机器纺织厂。其局屡经变迁，1913年定名为三新纱厂，成为盛宣怀家族企业。是年，由荣氏家族控股的申新纺织公司收购该厂，并将其更名为申新纺织第九厂，1933年迁至现址。至此，申新系统已拥有棉纺织厂9家，纺织53万锭，织机537台，分别占全国民族资本（除东北外）纺锭、布机总数的19.9%和28.1%，使荣氏兄弟继“面粉大王”之后，又成了名副其实的“棉纱大王”。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真正称得上是财团”。

金双马棉纱是申新九厂的名牌纱，1931年荣宗敬买下三新纱厂成立申新九厂，因其长子荣鸿元，次子荣鸿三马年同庚，便沿用原三新纱厂“金马”商标，添一“双”字，组成“金双马”，意为双马奔腾，金光闪耀。1932年1月1日，以三新纱厂名义呈请转移注册专用“金马(金双马)”商标获准。此后又呈请专用红、黄、蓝、紫、绿“双马”为“金双马”联合商标，各色分别用于各支纱线。1940年，“金双马”被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定为标准纱，并发行栈单。上海解放后，荣家最大的一家企业要数上海的申新九厂了。

上海解放后，申九有133184纱锭，827台布机，6000多职工，棉纱和棉布生产量分别是21226件和102889匹，这个数字在中国纺织业内是排在第一位的。除了申九，荣家在上海还有申一、二、五、六、七等5家纺织厂，家大业大，要有人管理，从此时起，荣毅仁便逐渐成为荣氏家族纺织业的代表人物。

4.上海造帀厂

中央造币厂(光复西路17号)

功能：货币制造

古往今来，不论孔方、纸钞，还是机制币、金银币、纪念章，与一个国家的荣誉和人民的利益是紧密相关的。

1914年2月8日，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及施行细则，规定七钱二分之银元为本位国币。时各省开厂铸造银元，重量成色并不统一。1919年，上海白银库存仅为一战前的三分之一，现洋缺乏，金融动荡。鉴于各省所铸银币重量、成色无统一标准，各地互不流通，政府铸造的银元一直没有成为真正的统一本位币，币制紊乱，急需统一币制成为上海银行界的共识，一致主张建立造币厂统一货币铸造权。1919年12月上海银行公会（1918年7月8日成立，会址香港路4号）呈请财政部、江苏省省长在上海设立造币厂。

1920年2月，北洋政府大总统令第456号指令：批准建立上海造币厂。2月14日，财政部任命钟文耀为上海造币厂第一任厂长，并设“上海造币厂筹备处”（于香港路4号上海银行公会大楼内）。因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无款可拨，由沪地华银团代募国库券250万元作为开办资金。厂址选在戈登路(今江宁路)底吴淞江北岸，用地103亩，当时造币厂门前还没有造桥，“造币厂桥”是1929年才建的(俗俗“洋钿厂桥”，就是今天的江宁路厂)。同年11月，聘请美国人克利福德·赫维特（C.Hewitt）为造币厂总技师，设计生产能力为日产银元40万枚，厂房构造、机器设备均仿造美国费城造币厂模式。赫维特先生1869年8月10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曾任全美国造币厂总工程师，是造币设备立式光边机和银币自动校准机的发明者。1920年应北洋政府邀请，经当时的美国总统哈定批准，作为政府特派的造币技术专家，负责上海造币厂设计及建造。1933年，中央造币厂开工铸造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船洋”图稿，也是他的杰作，成为民国国币“船洋”的“祖钱”。1922年，具有欧式古典风格的上海造币厂大楼和厂房在光复西路17号先后落成，机器亦陆续运到。由于基建工程费用超过预算，借款实收不足，无款提取机器而被迫停顿，这一搁就是6年。

“废两改元”的政策在清末便已提出，及至1927年北伐军进入上海，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统一币制再次提上日程，上海造币厂方才复苏。1928年鉴于国内币制紊乱，国民党政府为使统一币制，财政部长宋子文宣布上海造币厂复业，并委派唐寿民为厂长，将筹建末成的上海造币厂更名为中央造币厂，继续投资建造，于1930年竣工。中央造币厂（今上海造币厂）由通和洋行承担设计，姚新记承包建筑，订购机器设备等项由茂生洋行华昌公司承办。主楼的入口门廊高至二层，以爱奥尼克柱支承，上饰三角形山花，两侧则饰有贯通二层的爱奥尼克壁柱。其建筑风格属于西式复古样式包括外廊式和西方古典复兴式，在空间体量、细部装饰、比例、色彩等方面采用或借鉴西方复古主义风格样式的工业建筑。造币厂的厂房，从原料库到成品库建成一个“回”字的形状结构，为保证货币生产的安全，整个铸币过程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完成。

从上世纪20年初的多方博弈筹建到政府直接控制，从财政困难到1933年的正式开铸，从银币铸造再到1935年的辅币生产，造币厂的筹建、更名、运行、内迁与复厂的数次波折中可以反映出近代中国货币制度演进的风云变幻和时代更替。此外，上海造币厂的地理位置独特，处于近代民族工业聚集地——苏州河沿岸，象似一位历史长者，见证了上海近代百年工业文明的发展历程。

5.梦清园

英商上海啤酒有限公司(宜昌路130号)

原功能：酿酒厂

现功能：生态、观光、休闲、娱乐、教育、科普

梦清园的前身是一家资本注册于丹麦的在沪企业。关于这家德商企业的创立时间，据2019年新注册成立的 “上海友啤贸易有限公司 ” 的网页介绍，德商开设的这家上海啤酒厂，“ 创办于1911年（宣统三年），位于戈登路 (今江宁路 ) ，资本银40万元，西名 Union Brauerei，A.G. 或 Shanghai Union Brewery 。经营啤酒酿造业务，德商顺和洋行 ( Schwarzkopf & Co.，F. ) 总代理，赛法特 ( H.Seifart )首任经理，华名别称顺和啤酒厂，是上海最早的啤酒生产厂家，生产 ‘ UB ’ 黄啤，故被市民习惯称为上海友啤啤酒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挪威商汉记洋行主人汉记 ( Frithjof Hoehnke ) 等出面接办，更西名为 Aktieselskabet U-nion Bryggeri 或 Scandinavian Brewery Co.，Ltd 。1931年改组，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在香港注册 ‘ 英商友啤公司 ’，1936年改名为英商上海啤酒公司。上海啤酒公司是 1930年代远东最大的啤酒制造商，生产的 ‘友啤 ’ ( UB ) 啤酒，又名 ‘上海啤酒 ’ 。”

“1920年，上海当时最著名的建筑师 Ladislaus Hudec ( 1893—1958 ) 给公司董事 F.Hoehnkc 建造了房子。三年后，啤酒厂迁新址，新厂也是由同一名建筑设计师设计，地址就选在如今的宜昌路82号 ( 今130号 ) 。建筑师在新厂房的设计中融入了Art Deco 的建筑风格。”(《从光辉灿烂的昨天到生机盎然的今天——大上海地区的丹麦人和丹麦公司 [ 1864—2006 ] 》，【丹】曹伯义Carsten Boyer Thogersen 韩悦仁Hans Jorgen Hinrup/著 陈颖/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页92-94 )。

挪威商业主为扩大生产，囿于戈登路1420号的厂地局限，便想到了搬迁到宜昌路130号盖建新厂，买下原本茂兴面粉厂的地块，请邬达克来设计新厂房，由于资金不够，挪威商业主向上海滩首富、英籍犹太人维克多·沙逊（Elias Victor Sassoon，1881～1961年）借钱，“ 翘脚沙逊 ” 也看好该产业，早就想让啤酒厂变成沙逊产业，故直接投资成了啤酒厂的大股东。就这样，邬达克开始了他的大手笔，但在苏州河滩这松软的沙地上造这么个巨物可不是易事，地基打了三十多米，用了两千多根原木打底。新厂占地面积超一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2700平方米。据意大利研究邬达克的建筑史专家说，1931年邬达克回欧洲做心脏手术，康复后，他特地去了慕尼黑考察啤酒厂建筑设计，原来，邬达克后来设计出的上海啤酒公司新厂建筑，叠方块错落，美妙的不对称，是他蕴酿已久策划而成的。

盖新厂的营造商是利源合记营造厂，业主是两位川沙人，祖上种田，念过私塾。后来朱顺生跟着亲戚学泥工，叶宝星也是跟着叔父学木匠。出师后，朱在各个营造厂工作，渐渐独当一面，同时还读夜校，学英文学制图，理论和实践深度结合。在工作中认识了已经颇有名气的木匠叶宝星，性格投契，合作了国际饭店、新永安公司、衡山饭店、麦琪公寓几个大工程。1930年，两人又找了油漆挡手、钢筋混凝土挡手和账房，五个人合股创办利源合记营造厂，朱任经理、叶任厂长。利源合记营造厂承建的啤酒厂宜昌路新厂，整个厂区总平面作马蹄形布置，建筑面积约2.88万平方米。主要建筑有酿造楼、灌装楼、仓库、办公楼等。其中酿造楼为9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总高48.89米，在解放前同类结构厂房中首屈一指。

宜昌路新厂于1935年竣工。因英商沙逊成为大股东后，1936年也将斯堪的那维亚酿造公司改名为英商上海啤酒公司，资本注册于香港。新厂上马后，生产的 “ UB ” 牌啤酒和皇后牌啤酒，行销于港澳和东南亚，深受国内外市场欢迎。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该厂停止生产，职工被分批疏散。1950年4月，英商沙逊抽走资金，返回英国。工厂由俄籍雇员沙塔维夫和中国雇员梁少泉管理。停产期间，工厂依靠厂房出租所得，维持18名留守职工的生活来源。1956年9月12月经国家外交部批准，该厂收归国有，划归上海第一轻工局冷藏工业公司 ( 今上海食品工业公司 )，由其委托上海华光啤酒厂接管。1957年5月，经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恢复啤酒生产，并改名为上海啤酒厂。

6.中华1912

中华书局(澳门路477号)

原功能：出版、印刷

现功能：创意、文化、艺术和时尚

澳门路477号中华1912创意产业园的前身是1912年成立的中华书局。1911年秋，陆费逵、陈寅、戴克敦三人合资在上海东百老汇路 ( 今东大名路 ) 开始筹建书局。1912年元旦正式成立，名为中华书局，2月正式开业。

陆费逵 ( 1886—1941 )，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浙江桐乡人，陆费墀后裔。1903年到武昌，任武昌新学界书店经理，汉口《楚报》主笔。1908年进商务印书馆，任商务出版部部长。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陆意识到，随着革命的进程，教育制度和科教书都将进行前所未有的变革。而当时商务对形势认识不足，在对待教科书编印问题上，举棋不定，最终采取躲避风险，采用保守做法，沿用 “ 大清国民读本 ” 旧版课本，出版发行教科书。陆身在商务，对这一做法据理力争，激烈反对，最终未果，使他深感失望。之后，他邀志同道合的陈寅、戴克敦等，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编写 “ 具有革命性的 ” 适合共和体制的中小学教科书。当陆费逵准备辞去商务工作另谋出路时，商务曾以月薪400元的待遇加以挽留，陆不为所动。

中华书局创立之初，资本仅2.5万元，局址设在四马路 ( 今福州路 ) 惠福里弄堂口，陆费逵自己任经理，主持全局业务，戴克敦任编辑长，陈寅任事务长。开业伊始，打出 “ 教科书革命 ” 和 “ 完全华商自办 ” 两块牌子与同行竞争。起初业务范围尚小，仅十余位编辑。是年秋，书局迁至河南路，并在福州路开设印刷所，职员增至50人。1913年，中华书局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到100万元。总公司全面工作由局长陆费逵主持，下设编辑、事务、营业、印刷四所。是年抢先出版的《新学制教科书》、《新编国民教育教科书》，即给世人眼睛一亮，书的封面以新国旗为图案，替代老套的今已遭淘汰的大清龙旗图案，而且教科书体例编排也与时俱进，新颖独到，此教科书一上市，便广被采用，销路供不应求。至1916年，中华书局总营业额已达402万元，盈利54.6万元，在全国设有分局40余处，职工达几千人。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总局迁往昆明，静安寺路上的印刷厂的全部设备和大部分人员陆续迁移香港。陆费逵于11月6日离沪去港，上海中华书局由吴镜渊主持。1938年，澳门路上的中华书局上海印刷所借助美商永宁公司名义经营。1941年9月陆费逵在港不幸过世，由李叔明任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抗战胜利后更名为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1946年书局总管理处由重庆搬回上海。由于国统区通货膨胀，中华书局印钞业务日夜加班不停，盈利惊人，占到书局总收入的60%以上。1949年2月，总经理李叔明离沪，由舒新城任代总经理。其为一代辞书编纂大师。1928年，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之聘，任《辞海》主编。1930年起，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全力主编《辞海》。解放前夕，他出任代总经理，明确向职工声明：“ 不迁厂、不裁人、不减薪。” 对中华印刷厂不迁台，安定职工生活，以及调回香港资金等，都做出了贡献。1957年9月1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接见舒新城，勉励他在中华书局设立编辑部，以先修订《辞海》为基础，然后再搞百科全书。

如今的中华印刷厂老厂房，是英国泰利公司于1935年所建造的中华书局印刷厂，已有近90年的历史，也是中华书局百年文化沉淀的见证，1999年被评为上海市 “ 优秀历史建筑 ”。2009年，在上海市经委及上海市普陀区政府的指导下，为更好地保护和利用中华印刷厂这一历史建筑群，使其焕发独特的魅力并在产业升级中起到领头羊的示范作用，由上海仲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项目开发运营，并将其修缮改建为 “ 中华印务创意产业园 ”，并将其推广名定为 “ 中华1912 ”。

7.泰欣嘉园

福新第三面粉厂(光复西路145号)

原功能：面粉厂

现功能：商务、公办

该厂是20世纪30年代当时中国面粉工业中最大的联合工厂，福新茂新面粉集团约占全国机制面粉生产能力的32%，所拥有的资本占全国私营面粉厂总资本的30.5%；该厂被建筑专家称为“上海民族工业起源和发展的标本”。2015年被公布为第一批普陀区文物保护点，是泰欣嘉园小区一部分。

无锡荣宗敬（1873-1938年）在旧上海享誉“面粉大王”、“纺织大王”是无人不晓的。荣氏家族在上海滩面粉业的发迹，是靠着最早在无锡创办茂新面粉厂起家的。他和其弟荣德生（1875-1952年）创建的“兵船”牌面粉，在与外的竞争中站稳了脚跟，为兄弟俩日后在上海开创面粉事业挖到了“第一桶金”。1910年茂新厂已能日产面粉2500包，为1902年建厂初期产量的8倍。

1912年荣宗敬来到上海打拼事业，于上海新闸桥旁开了荣家在上海的第一家面粉厂，名称为福新第一面粉厂（简称“福新一厂”或“福一”）。创办这家新粉厂是荣家、王家和浦家三对兄弟（即荣宗敬、德生，王尧臣、禹卿，浦文汀、文渭）合伙投资的，其中王禹卿、浦文汀分别是茂新的销粉主任和办麦主任。两个人一个人对销售很有办法，一个人对采购原料很有经验。一个好汉三个帮。三姓六兄弟联手从无锡到上海来打拼，在当时沪上商界被传为佳话。

关于福新三厂，在荣氏办企过程中有过前后两次。第一次是1914年6月向无锡人周舜卿、潮州人郑培之等，购进新闸路浜北光复西路毗邻福新一厂旁4亩余地，办起了福新三厂，于1916年6月正式开车，出品“宝星”、“蝠寿”牌面粉，1925年1月，福一失慎被焚，即以近旁福三补福一，改称福一，故福三由此变得名存实空。现有人不注意，将第二次1926年为补其缺而“新生”的福三的创办时间，混淆为创办于1916年。创办福三(光复西路145号)，集资30万元，荣宗敬、德生兄弟出资11万元，占股份总额36.7%，王尧臣、禹卿兄弟6.3万元，占21%，其他股东12.7万元，占42.3%。王尧臣任经理，吴昆生任副经理，该厂布局前为公办室主楼及两翼的二层栈楼，后为五层楼钢骨水泥厂房。机器购自美国华尔夫厂，有24部钢磨，每天能出粉6000包，用麦3200余担。厂雇职员30人，工人100人。次年在厂东北处又扩充厂基10余亩。

1948年12月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新福三厂经理曹启东（早年南社社员）将中共地下党员林枫藏在自己的经理室里，当特务闯入福新三厂搜捕，林枫正西装笔挺坐在写字台前，特务错把他当成高级职员而无获离去……

1949年5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进上海，国民党残余退踞吴淞江北岸负于顽抗，当时小沙渡对岸驻扎着国民党军队，又是这位福新厂经理曹启东，配合并透露情报，告我解放军“可向厂中7号仓库开炮”，果然敌人被吓得四处逃窜，我军即乘势过河追击，为解放军渡河解放上海浜北地区开辟了通道……

今天，这幢有着“红色故事”年近九旬“房龄”的老建筑，尽管当年主楼左右两翼二层砖木结构的栈楼已不复存在，但主楼入口处的三个连成一体的拱券、二楼洋台上的雕花铁艺栏杆、三楼外廊上的四根多立克柱，加上带有现代主义装饰风格的窗框、主楼顶部的三角尖顶山墙，依旧浑然荡漾出几分“古董”韵味。

今天在西康路桥与镇坪路桥之间的苏河北岸的福新第三面粉厂（光复西路145号 ) 被普陀区政府定为不可移动的历史建筑文物得以保护。说“不可移动”，实际上已经被移动了。这幢焕然一新的保护建筑，是从其东南方向55米处原址上平移过来的。平移工程由上海天演建筑移位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该工程规模仅次于2003年上海音乐厅的平移工程。计划在恢复外观原貌后，将内部装饰成“荣家餐厅”，由开发商香港泰升集团进行商业运作。

8.小红楼

英商江苏药水厂(宜昌路550号)

原功能：化工厂

现功能：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江苏药水厂遗址“小红楼”，位于镇坪路桥西南堍，宜昌路550号，原同济大学二附中校园内。

1880年，英商美查兄弟二人(F·Major和E·Majo)合伙创办江苏药水厂，它是中国第一家化工厂。主要生产硫酸、硝酸、盐酸的化工企业，该厂资本为官银十二万两，英国占股92%，其余8%为美国、德国、比利时、丹麦、中国等所有。江苏药水厂创办之初，厂址在上海新闸桥北，大王庙对面，是采用铅宝法生产工艺，年产600吨，主要生产硝镪水（硝酸），用于银炉业提炼金银之用。清末出版的《沪江商业市景词·药水厂》说：“远装磷石到申江，机器烧成露满缸。名是硫酸资化学，俗呼药水出番邦”。1907年开始迁至现址，药水弄地名因此而来。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占领，战后由英商收回，1954年改地方国营。解放后由于该厂受场地限制，以及设备供应不足，无法实现扩能改造，所以在1962年停产，其中全部人员并入吴化烃厂，其中原厂区也改造为住宅区。1963年关闭，结束了其90年的历史。

江苏药水厂是中国化工产业发展的开山鼻祖，是中国化工产业发展的基础所在，虽然目前已没有该厂，但是该厂为中国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档案材料，如上海地名、中国近代化工产业的生产模式等，可谓意义非凡。这位英国商人在上海除了创办药水厂，1872年他还同伍华特、普莱亚、麦洛基合资创办了《申报》(原名《申江新报》)。该报在中国新闻史和社会史研究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被人称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现江苏药水厂旧址仅剩原先作为办公之用的二层砖木结构洋房一幢。该洋楼坐北朝南临河而建，面阔5间，设有宽阔的门廊，饰多立克柱，青瓦坡顶，红色清水砖外墙，故有“小红楼”之称。屋面曾有烟囱数根，现已不存，门廊亦有所改动，建筑东侧因建设镇坪路桥拆除一间，但基本保持原有历史风貌。

9.麻袋厂仓库、塔楼

日商东亚制麻株式会社(长寿路625号)

原功能：麻纺厂

现功能：文化艺术交流、创意产业

东亚制麻株式会社，日商企业，创办于1916年8月，为上海第一家黄麻纺织厂。其旧址在今天的长寿路652号上海纺织工业职工大学内。现临苏州河宝成桥河段拐弯处，有一幢二层坡顶仓库和一幢四层曾作为配电间的塔楼，就是东亚制麻厂遗存下来的历史建筑。

日商东亚制麻株式会社的创办资本为250万日元。主要股东为日棉实业株式会社和日清纺织株式会社两家，其中也有少量的华商股资，约占2%。1916年8月在劳勃生路64号(今长寿路652号)出现的这家日资企业，为国内唯一一家黄麻纺织厂。该厂有纺锭3040枚，线锭128枚，麻袋织机85台，麻布织机63台，全厂工人约1300余人。董事长山田五郎，厂长饭田二三男，专制麻袋麻线及打包麻布，产品销本埠及东北在华各日商棉纺织厂。1922年东亚制麻厂在槟榔路(今安远路)东麻里开设分厂。

东亚麻厂开业后，其生产原料皆依赖于印度输出。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东亚麻厂的原料来源给中断了，无奈之下，东亚麻厂只能选择国产杭州的络麻(俗名“市皮”)及天津的芙蓉麻来替代印度麻。但国产讪麻须经过浸洗及脱胶等手续，方能投入生产线。为此，东亚麻厂于1942年在杭州太平门外华家池附近勘定浸洗工场，置造仓库，建立办事处，并奖励麻农改良种植，以应厂用。杭州的洗麻工场，占地50余亩，经三年运作下来，效果明显。但难题是，其产量明显不足，仅能供应本厂所需原料的十之一二。1945年春，东亚麻厂在杭州租地40余亩，自行试种印度黄麻。

1945年9月22月，日寇战败纳降，国民政府经济部苏浙皖区特派员办公处派员到厂接收。1946年1月，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成立，东亚制麻厂交给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管理，改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一制麻厂(厂址长寿路652号)，委聘吴襄芸为厂长。1946年春，日商日华麻业株式会社并入上海第一制麻厂，并改名为上海第一制麻厂沪太路工场。

10.创享塔

宝成纱厂(叶家宅路100号)

原功能：纺织厂

现功能：办公、创意活动、商业、教育

劳勃生路(今长寿路)748号日华纺织公司第五、六、七厂，成立于1926年。其前身是宝成纱厂，为江苏武进实业巨子刘伯森于1918年创建。今天叶家宅路北端苏州河上宝成桥桥名的来源，即因当年宝成纱厂的存在而沿袭。

刘伯森(1869——1940)，原名树森，字柏生。早年任塾师。25岁赴沪入德商信义洋行工作。光绪二十四年(1898)，改入美商茂生洋行，推销机器、军械。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闽浙总督许应骙及福州将军善联置办军火，赚得数千两佣金。随后又为善联代办进呈慈禧贡品“万年青”号轮船，深得善联赏识，并与善联合股创办慎泰恒字号，专营烟煤生意及进出口贸易，获利丰厚。光绪三十年(1904)，与盛宣怀合股开设三星香烟公司。后因受英美烟草公司排挤而停业。宣统三年(1911)，与张謇合作，通过湖广总督瑞澂的关系，租办湖北官办纱、布、丝、麻四局，开办大维公司，自任总经理。当年，辛亥革命爆发，他避往上海。1915年至1918年，其先后租办伦章、苏纶(苏州)、裕通纱厂，分别改为宝源造纸厂和宝通、宝丰纱厂。

1919年4月，他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洋货中断的机遇，在上海苏州河谈家渡南岸购地创办宝成纱厂，先后向美商慎昌洋行订购10万锭纺机。接着又办宝成二厂，因经营得法，仅一年就获利300余万银两。随后又在天津创办宝成三厂，在沪接办华章造纸厂，改名宝源纸厂东厂，原宝源纸厂改为西厂。至1923年，他已控制5个棉纺织厂和2个造纸厂，一跃成为上海颇有实力的资本家。他花10余万银两买下上海有名的愚园作为住宅，同时在北京香山建造玉华山庄作为行署，达到他一生中的全盛时期。非常可惜，若当年宝成纱厂的这位主持人——刘伯森先生，不事投机，不举外债的话，宝成纱厂的产权也不至于落入外商囊中，乃至无法挽回。宝成纱厂分为两个厂，一厂和二厂，分别完成于1920年和1922年。刘伯森1921年2月便以全部财产作抵押，向日商东亚兴业会社借款500万日元，负息12%。1924年因借贷关系，刘伯森乃将宝成纱厂交予日人喜多与和田两人经营。至1925年2月，宝成纱厂欠东亚兴业会社的债务本息升至530万日元，宝成偿还告急。次年复以市况不振，宝成偿还无望，于是被东亚兴业会社拍卖抵债，买主就是日华纺织株式会社的喜多、和田两人。日人既得此厂后，将原有机器设备稍加整理，遂改名为喜和一、二、三厂(一厂即宝成二厂之北厂，三厂即宝成二厂之南厂)。因其两人原为棉花商出身，对经营企业不擅长，旋与日华纺织株式会社合作，改组为日华五、六、七厂，后日华五厂改组，由日华纺织株式会社与东京广濑商会合作，创建日华广濑缝制工厂(厂址劳勃生路76号)。因日人1938年曾将该厂改作广濑军服缝制工场，1946年3月改为国民党军政部上海被服厂三分厂，同年6月改为国民党联勤总部上海被服总厂沪西被服厂，故不再属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管辖。

至于叶家宅路100号的国民党联勤总部上海军需材料仓库，于1949年5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后勤军需部接管，属上海被服总厂军代表室代管。1954年撤并给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一○二厂，定名为解放军总后勤部上海军需材料仓库（七四九仓库)。改革开放后，这座大楼归于央企新兴际华集团下属的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所有，开始被用作传统办公、仓库、建材市场等使用。“叶100”(叶家宅路100号)依旧与蜿蜒的苏州河相偎相依，却难以再现往日的光采。直到2016年，在城市更新这个大背景下，为了激活老厂房的活力，再现当年的风华，多方成立了上海际华创意产业有限公司，开始打造“创享塔”这个园区项目。现存的历史建筑中有一幢带有瞭望塔的三层仓库，这个瞭望塔很有特色，被完好地保存下来。这家带有瞭望塔的原日华五厂是1938年德国人设计制造的。

这家带有瞭望塔的工厂改造工程，今天则由意大利著名设计师Per Erik Bjornsen 操刀设计，沿用包豪斯理念，融入蒙德里安风格，在空间改造中，一边葆有对传统的敬畏，一边结合这个时代的需求，并以现代审美诉求为标准进行视觉营造，从而给“叶100”注入生动的灵魂，给予它创享塔“the x tower”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为独具特色的“创享塔”——创意产业园。它集办公、创意活动、创意商业和创意教育为一体，以互联网思维与匠心精神，为人们提供新潮、互动、有温度的无界生活方式与多维价值体验，多位一体的生态型创意园区，独特的景观和氛围，成为众多创意设计行业青睐的兴业之地。创享塔与莫干山路的M50创意园区，已是今日普陀的两张文化名片，它们成为上海人了解普陀人文历史与现代都市摩登的又一个典范。

11.苏河·梦立方

日商日华纺织第三厂(武宁路24)

原功能：纺织厂

现功能：办公空间、美学街区、文创活动、潮流商业

苏州河武宁路桥南堍左侧旁的百年老厂——上海第六棉纺织厂，如今唯一留下痕迹的，就是该厂的准备车间还部分存在，只是变成了今天的“苏河·梦立方”。

上海第六纺织厂的前身，即是日商日华纺织株式会社(简称“日华”)第三、第四厂。二战前，在华的日资纺织企业主要有八大资本集团(大康、内外棉、丰田、上海制造绢丝、上海、日华、东华、裕丰与同兴)。日华纺织株式会社(简称“日华”)位居老二，仅次于老大内外棉。

1918年，有日本大阪喜多又藏向英国购进纺纱机20000锭，准备在台湾开设纺织厂，未能成功。刚巧此时日华纺织公司打算在沪西曹家渡开设日华第三厂，便从喜多又藏手上收购了这批纱锭，并另外再添置同型号的纺纱机10000锭，合计30000锭，择址劳勃生路98号(今长寿路868号)购地建厂，至1921年7月建筑竣工，始行投产，称为日华纺织公司第三厂。

由于三厂营业兴盛，获利甚厚，日华纺织公司又斥巨资，从西洋再购进25600枚纱锭，在三厂位置南侧再添新厂，于1923年5月竣工投产，称为日华纺织公司第四厂。其经营主项是为本市布厂供应用纱，日华出品的蓝凤牌棉纱在南洋一带非常抢手，颇有商业信誉。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该厂工人罢工三月余(6月3日至9月11日止)。次年，因厂方采用养成工遭工人反对，引发工人罢工5天(2月26日起至3月2日止)。1927年2月18日，北伐军占领杭州，为庆祝胜利，日华三、四厂停工四天(2月19日至22日)。是年3月15日起，该厂发生工人罢工，罢工持续一个多月(到4月21日才开始复工)。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工厂关闭达三月之久(1月29日起至4月26日止)。1939年日华纺织株式会社择沪西第三、四厂苏州河旁边新建布厂，将浦东第二厂劫后余生的750台布机运至新厂，整理装置。同时另行购买新布机258台，合计1008台。至此，日华三、四厂成为一个完整体系的棉纺织厂。抗战告捷后，1946年1月16日，由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正式接管该厂，并将厂名改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六纺织厂(厂址长寿路868号)。

12.开纶·江南场

江南制纸股份有限公司(光复西路1003号)

原功能：造纸厂

现功能：办公、商业

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在《江南制纸股份有限公司计划书 》(桐乡陆费逵伯鸿甫序，1929年2月 )这篇序的开头，以游记散文的韵味笔触，一下子在你面前描绘出一幅画面，将当年苏州河北岸光复路10号(今光复西路1003号)的江南制纸厂的方位进入到你的视野，好像就在眼前。他在序中说，他曾两次参观该厂，中华书局自该公司开业后，遂为该公司大主顾。书局所印小册子或大部书籍，都用该厂纸张，钟爱有加。如清史列传八十册、古今墨迹大观六十册、古今碑帖大观五十册、学生古书读本二百册等，皆选购该厂纸张印成。今该厂 “竟有芦浆之现既达，余之夙望尤足，为国产纸张开辟一新路”。

据1928年12月19日国民政府全国注册局颁给江南制纸股份有限公司的执照，该公司成立于1925年12月27月。公司董事共五位:分别是吴耀庭、郑寿芝、张谡臣、孙洪芬、虞洽卿，公司监察人分别是郭外峰、陈公博。股份总银数为40万元。厂址为上海曹家渡，事务所设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32号。

江南制纸厂成立后，即择地苏州河浜北光复路10号(今1003号)购进18亩土地，盖建厂房，并从公司中拿出15万元从日本买下一家完整的造纸厂，计造纸机4部及其他打浆机、蒸球、锅炉、马达等全部机械设备。机器设备运抵后，由日籍工程师宇贺负责在上海重新装置。1928年，江南造纸厂开业出货，产品上市，正逢时运，搭上“顺风车”，营销畅道无阻。为避企业中日合资之嫌，是年日籍经理兼厂长胜贺野告退，厂长一职由董事孙洪芬兼任。至此，“公司成立已历三年，工厂规模粗备，有全副制纸机器二部，有职工300人，日产连史、毛边、海月等纸二万磅，其销行区城，西迄成都，北达辽沈，南至百粤、东遍三吴。” (《江南制纸股份有限公司计划书 [ 附添招股份简章 ]》，1929年2月印制 )

1940年，日寇厚颜无耻，强行与前董事长吴耀庭谈判，仅用军用票40万日元，将江南厂全部(分厂除外)霸占，归属于“钟渊株式会社”，将江南厂改名为“江南制纸工场”。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次月，陈彭年代表“财政部”由重庆飞抵上海接管该厂，因沦陷期间日军在厂制造钞票纸，国民党为应对通货膨胀需要，将其改为“财政部中央印制厂上海第一造纸厂”，继续生产钞票纸。时总经理为凌宪扬 (1941年2月1日中央信托局成立印制钞券事务处，凌宪扬任首任总经理，为中央印制厂的发展和民国钞券的顺利发行做出重要贡献 )，厂长为陈彭年。次年2月，经济部苏浙皖区特派员办公处上海造纸工厂复工指导委员会又将该厂重新接收过去，改名为“经济部第一造纸厂”。因陈彭年原本就是该委员会成员，故依旧担任该厂厂长。

1947年，撤销经济部上海造纸厂复工指导委员会，江南厂由中央信托局接管，更名为“中央信托局接管江南造纸厂”。1950年1月1日人民政府正式接管江南，人民银行给予新的定货，于是三部车全部制造钞票纸，偿还人民银行。重新开工后，工厂面貌焕然一新，一片生机勃勃。由于全厂上下一致努力，各方面都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好的记录。1950年9月，本厂职工计浩然同志当选为上海十五名劳动模范之一，赴京出席北京工农兵英模大会，接受毛主席之宴礼，为江南制纸厂放出一片异彩。1954年2月1日，本厂与益中造纸厂合并，正式转为公私合营，1966年10月21日改为“国营江南造纸厂”。

 由于产业转型，江南造纸厂于2004年宣告停产。厂房在空置数年后，在2010年启动第二轮转型调整，上海开伦造纸印刷集团投入约5500万元进行全面整修，经过美国设计师的改造后，整座园区如今已改头换面，昔日造纸盛况虽已不再，却透露出另外一种典雅之美。曾经的上海造纸业头把交椅，如今已改建为创意园区——开伦 · 江南场(光复西路1003号)。忆当年，它曾经是上海造纸行业大型骨干企业之一，也是我国民族资本在普陀区内最早开设的造纸厂，纸业辉煌时，周恩来总理也曾陪同缅甸国家主席奈温(1956年7月29日)到访过，在外国政要面前引以为豪称赞不已！

13.东方国际文化产业空间

日商上海制造绢丝株式会社(万航渡后路33号)

原功能：绢丝厂

现功能：文化商业产业、文化产业办公、社区文化、体育用房

据悉，位于苏州河第一街坊，原苏州河畔上海绢纺织厂旧厂房，后为“曹家渡花鸟市场”，随着产业转变、上海“一江一河”沿岸空间发展及地块的整体品质提升，本地块将蝶变为一处全新的文化商业产业空间，计划于2025年8月竣工。根据规划，新的建筑空间——东方国际集团特色文化产业空间，将自然、文化、建筑三者有机融合，结合苏州河慢行步道，创造一座典雅的海派都会建筑，成为普陀区苏州河畔一处标志性新景观。

万航渡后路33号原上海绢纺织厂，背靠吴淞江(苏州河)，位于曹家渡五角场北面，普陀、长宁、静安三区交界地段。这里曾是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绢纺织厂——上海制造绢丝株式会社的诞生之处。

1905年，上海制造绢丝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上海制造绢丝”)筹备处在日本京都市绢纺织株式会社内部成立。京都市绢纺织株式会社拟募资40万银两，其以自己企业所拥有的绢丝纺织机械作为实物投资，作价20万银两，获取新成立公司总股数的一半，其余的一半股份则来沪募集，由上海本地的华商认购，两者合成40万银两作为资本金，来沪开设上海制造绢丝。并推举本地华商李云书（1867—1935）为董事长、日商明渡知榆太郎为副董事长、本地华商朱葆三（1848—1926）为董事。1906年，上海制造绢丝以中日合资形式，依据日本商法登记注册，是年11月于极司菲而路138号(今万航渡后路33号)正式开工生产，雇用工人450人。

至1911年上海制造绢丝业主变更，迎来企业发展新时期。是年，财力雄厚的钟渊纺织株式会社(日本纺织业垄断组织，原名东京棉商社，1886年创立，次年改名。由三井财阀投资，主营棉纺、绢丝等业)收购京都绢丝纺织株式会社，于是钟渊纺织株式会社成了上海制造绢丝的新东家。1918年，上海制造绢丝的股份性质由中日合资向日商全资的方向蜕变。是年上海制造绢丝株式会社召开第18期股东大会，作为原华商董事长李云书、监察叶子衡(叶澄衷之四子)因此退任。至此上海制造绢丝实质上完全成为钟渊纺织株式会社囊中之物。仅管两年后上海实业巨商朱葆三等人再购回股份，且在公司里一直担任监察，看似中日合办重启，实质上已名存实亡，华商控股权的完全弱化，初创时“平分秋色”的格局己一去不复返了。

1925年上海制造绢丝改名钟渊公大三厂(系根据钟渊在华企业的排列顺序)。同年，因场地不够，在星加坡路698号(今余姚路60号)征地68亩，建成厂房2幢，将部分绢纺设备迁往，成为该厂的绢纺工场，而曹家渡老厂则改为绢织工场。本拟再扩大绢丝生产，后因国际市场销售形势变疲，星加坡路新厂改为毛纺，称钟渊公大四厂。1925年，钟渊公大三厂绢丝纺锭增至9900锭，织机增至313台，具备了从原料进厂到练白或染色织物出厂的能力，成为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绢纺织厂。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钟渊公大三、四两厂由国民政府经济部敌伪产业处理局接收。1946年1月16日，拨交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经营。同年3月，公大三厂更名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一绢纺厂。1949年5月上海解放，该两厂由市军管会接管。1950年7月将中纺公司第一绢纺厂改为国营上海绢纺织厂。1958年4月16日，国家副主席朱德到上海绢纺织厂考察。

14.上海印纱厂

中央印刷厂上海厂(曹杨路158号)

功能：货币印制

抗战爆发后，中国沿海城市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被迫退至以西南为主的大后方。由于从事印钞的北京财政部印刷局沦陷，原国内四大银行委托美英等国代印的纸币发行，因战争而受阻，时财政部长孔祥熙批准在中央信托局成立印制钞券事务处，于1941年2月1日接收重庆财政部印刷局，改组成立重庆印钞厂。中央信托局重庆印刷厂，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家大型国有印钞厂。她的出现，改写了中国钞票主要由外国公司印制的历史，为稳定大后方经济，支援前线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中国现代钞券印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中央印刷厂上海厂成立于1945年9月，由战后国民政府接收的原上海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印刷所改组而成。其以哥伦比亚路厂为总厂，另有侯家宅厂、齐齐哈尔路厂、徐家汇厂和老靶子路油墨厂等。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于1941年，其下属的印刷所初期的各厂房都十分狭小，设备相当简陋，生产效率低下，印刷质量较差，仅是为了应付恶性通货膨胀印制券钞而存在。

1945年9月8日，重庆中央印制厂监理委员会总经理凌宪扬等人，来上海接受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3个印刷所及日本挂版印刷株式会社，改名为中央印制厂第一、二、三、四印刷所。12月，在光复西路10号扩建新厂。1946年8月，第一、二、三所合并迁入新厂( 今上海印钞厂 )。是年，按照 “ 重庆厂结束，北平厂缩紧 ” 的方针政策，将重庆厂平、凸、凹版机、制版等重要设备器材与技术人员一起东迁上海，成立中央印制厂上海厂。1946年底，该厂运用中美租借法案款项向美国购买的各式新型印刷机部分安装完成，加之重庆厂关闭，北平厂紧缩，致使该厂成为中央印制厂印制钞券之主力厂。

中央印刷厂上海厂成立于1945年9月，由战后国民政府接收的原上海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印刷所改组而成。其以哥伦比亚路厂为总厂，另有侯家宅厂、齐齐哈尔路厂、徐家汇厂和老靶子路油墨厂等。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于1941年，其下属的印刷所初期的各厂房都十分狭小，设备相当简陋，生产效率低下，印刷质量较差，仅是为了应付恶性通货膨胀印制券钞而存在。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同时宣告成立，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次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第一号《通令》: “ 本会兹派冯锦璋、张腊良同志前往伪中央印制厂上海厂监督接管，即日起开始工作，兹令各该部队接受其领导，继续负责警卫，切实保护为要！” 冯锦璋作为上海军管会金融处接管组军代表接管该厂，同时将旧厂名改成 “ 上海人民印制第一厂 ”。当天下午，军代表冯锦璋即宣布召开全厂动员大会，要求全厂所有从职人员，坚守岗位，原职原薪，马上开工，赶制印钞机印版，迅速印制第一套人民币，5月29日开印200圆 “ 绿长城 ”，次日开印100圆 “ 红轮船 ”，从此翻开了上海印钞史新篇章。由于任务紧、印量大，上海人民印制一厂下属的五个分厂同时开工，并组织了京华印刷厂、中华书局印刷厂、大业印刷厂、三一印刷厂、大东书局一厂和二厂等6家民营企业特约厂协助赶印。至1953年止，上海共生产了12种面值、16个品种人民币。

15.长风1号绿地

瑞典美光火柴公司(光复西路2521号)

原功能：火柴厂

现功能：智慧创新、儿童友好，自然环境、文化体验。‌

长风1号绿地的设计理念体现了“崭新的河流、流动的河流”，在景观上传承拓展了长风公园生态、绿色的自然特质。这里不仅有开阔的人工湖水域和蜿蜒的园路，还开设了游船码头可供停靠。绿地内保留了原上海火柴厂厂房，体现了场地的工业遗址文化。

上海火柴厂的前身为瑞典美光火柴公司。上海美光火柴公司（AMERICAN FAR EASTERN MATCH CO）于1931年11月在收购的日商上海燧生火柴厂的基础上改组成立，事务所设在上海圆明园路185号，厂址沪西周家桥（今上海光复西路2521号上海火柴厂），占地47亩，雇用职工500余名，总经理E，Varland，营业经理S，Beijer。

1931年，瑞典商将其资产移向美国注册，并扩建厂房，添置各项新设备，使该厂成为当时中国最早完全由机器生产火柴的企业，有“远东最先进火柴厂”之称誉。其火柴生产能力为年产量2万箱，占上海火柴总销售量的30%～40%。

瑞典商美光火柴公司在上海沦陷后，凭借“美商”招牌，安然无恙。但美光厂预料美国可能卷入战争漩涡，为谋产业安全起见，特向驻沪日领事馆登记声明，取消美股部分，易名瑞典火柴公司取而代之。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以该厂申请是近6个月之内之事，不予承认，被列为第二种敌产，予以军管理，“并委托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经营，成为专门生产日本军用火柴的工厂。”(《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10月版，页 124 ) 日军在生产的“振兴牌”火柴上恬不知耻地印上“皇军万岁”字样。

美光火柴公司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境内惟一留存并继续开工生产的一家外国火柴企业。1950年12月，美国单方面宣布冻结我国在美国辖区一切公私华人资产，中国政府以牙还牙，于1951年4月19日上海市军管会对这家注册于美国的美光火柴公司宣布管制。后经查明，该公司中美资股份仅占11%，其余均归瑞典人投资，遂于次年2月宣布撤销管制，退还业主。鉴于美光厂业主不愿继续在沪开业，并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歇业，经双方洽谈，上海市政府将其全部资产以承租方式指定上海华光工业公司接管下来，并于1953年8月10日成立地方国营上海华光火柴厂。1966年正式定名为上海火柴厂(光复西路2521号)。

16.半马苏河公园

中央制药厂(光复西路2549号)

原功能：化工厂

现功能：漫步、跑步、骑行

半马苏河公园由1号公园、2号公园、3号公园和云岭公园四个公园组成。其中的2号公园就是在原上海试剂总厂(部分)及陈家渡棚户区地块上，于2005年改造逐渐被建成。现存历史建筑包括62米高的老烟囱和数幢一层和两层的老厂房。保留的厂房建筑现已改造成上海游艇会(上海长风游艇游船馆，大渡河路160号)，作为会所使用，外观和内部结构均有所改变。园中并保留的老烟囱，远远望去很是壮观，漫步其中，仿佛那只烟囱、那几幢红顶瓦房，娓娓道来上试一厂历史上的一段传奇……

我们从《上海化学工业志》上了解到，上海试剂一厂前身是中央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它是由交通银行、卫生署等集资法币140万元，于1940年12月创建成立。总公司在重庆南岸铜元局，办事处设于成都祠堂街。公司总经理由是年4月刚卸任卫生署署长的颜福庆出任。初创时有职工200余人，主要生产经营原料药品、生物制品和卫生器材等抗战急需的药品。颜福庆（1882—1970），字克卿，祖籍福建厦门，生于江苏上海江湾镇（今上海虹口区）。先后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耶鲁大学，博士。与兄长颜惠庆（外交家）、颜德庆（铁道专家）曾并称为“颜氏三杰”。其兄长颜惠庆与普陀近代民族工业也有缘，曾担任过N50莫干山路创意园区原信和纱厂的董事长。

1941年，中央制药厂总经理一职由药理学家朱恒壁接任。朱恒璧（1890—1987），江苏阜宁人。1916年毕业于上海哈佛医学院。1918年、1923年两度留学美国。1919年回国后，经协和医院院长格林介绍，到长沙湘雅医学院（现湖南医科大学），边当教师边当医生。由于他深受湘雅医学院院长颜福庆的赏识，被提拔为教务主任。1928年，他随颜福庆一起到上海主持中央大学医学院（后改名上海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工作，颜福庆任院长，朱恒璧任教务主任兼药理科主任、教授。1940―1951年朱恒璧任上海医学院院长，对学院的创建和发展，对培养中国高等医药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朱恒璧是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药理学家之一。上世纪50年代大力提倡并深入研究定量药理学，为药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46年冬，中央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由重庆迁至上海，设办事处于南京东路慈淑大楼501号，开始筹建中央制药厂总厂。次年春，购得白利南路底(今长宁路)沪西周家桥陈家渡A7号德商哈门药厂，开设上海总厂（今上海试剂一厂前身），原重庆厂改为分厂。1948年12月，股本总额为金圆券300万元，交通银行占63.2％，卫生部占6％，孔祥熙占2％，余为民股，成为一家官商合股企业。中央制药厂早期产品为硫、草酸、原料药品、硝酸银和铋化合物等。从这家厂的资本构成看，除国有资本外，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四大家族之一的孔家也占了2%的股本，其中民族资本30%都不到。据资料显示，中央制药厂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为朱祖薰(立据人)，还有肇新化学厂的法定代表人、经理为朱祖彝(连署保证人)。朱氏两人的出现，表明中央制药厂总厂落户上海后，小港李氏家族成员即参与其中，如中央制药厂在沪后的首任总经理即为小港李家坤三房如山公四子李祖薰。

1949年6月2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员接管，中央制药厂成为公私合营企业，隶属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有职工100人，生产麻醉乙醚、生理食盐、硝酸银和铋、汞的化合物等。1953年成立“国营上海化学药品试剂厂”，隶属中央重工业部化学工业管理局管辖，职工364人。1956年6月更名“上海试剂厂”，改属化学工业部有机化学工业管理局。1958年3月，下放给上海市化学工业局。1962年5月，隶属上海市化学原料工业公司。1965年6月，改名“上海试剂总厂”，隶属上海市化工局 。1971年9月，撤销总厂制，改名“上海试剂一厂”，隶属于上海市化学原料工业公司。1980年11月恢复总厂制，隶属于“上海化学试剂总厂”，成为一家全民所有制国家大型二档企业，是全国试剂13个骨干企业之一。1983年12月，上海化学试剂总厂迁至上试一厂。

曾经坐落于苏州河畔的上海试剂一厂，如今已没了踪影。放眼望去，作为该厂的那只标志性大烟囱，在苏州河畔的生态绿地走廊上，却原地不动地耸立着，任沧桑巨变，岿然不动，彰显它曾经给人留下的深刻记忆；那不远处几幢红顶瓦房，能依稀感觉到当年该厂喧闹的身影，那青砖红瓦记载了它曾经拥有过的业绩与荣耀。建于1947年的试剂厂内的几幢厂房如今被改造成上海游艇会，62米高的老烟囱则成了绿地内的景观装饰，苏州河上首家时尚休闲游艇码头就在上海游艇会门前的不远处。

17.华屋丘墟

天利氮气制品厂(云岭东路345号)

原功能：化工厂

现功能：工业遗产

天利氮气制品厂，作为中国工业遗产的一部分，已经不再进行氮气制品的生产。该厂因其历史价值和工业遗产的重要性，被保护起来，主要用于展示和教育工作。它见证了中国工业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化学工业的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通过将其转变为工业遗产保护地，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国的工业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到中国工业的发展历程和成就。

天利氮气制品厂旧址，云岭东路345号，现上海化工研究院内。天利氮气制品厂由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奠基人之一吴蕴初创设，1935年投产。天利氮气制品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它是吴蕴初创办的“天”字号化工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第一家生产合成氨及硝酸的化工厂。该厂的设备最初购自美国杜邦公司，合成氨车间由美国工程师设计，建厂之初购自美国的氢气压缩机至今仍在使用。这些设备和建筑不仅代表了当时的工业技术水平，也反映了中外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

上海化工研究院成立于1956年，由沈阳化工综合研究院矿物肥料部、上海天原化工厂天利部分、上海制酸厂合并而成，最初位于上海市普陀区光复西路2789号，实验工厂位于军工路酸碱村1号。院内的建筑风格保持了国营单位的老派风格，其中老大门位于云岭东路345号，依旧保持着其独特的建筑风貌。院内的车间建筑墙面斑驳陈旧，门窗为老式木制，玻璃颜色深浅不一，而室内空间被隔板分割成若干份，抬头可以望见老式气窗和木质屋顶。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利氮气制品厂成为了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历史建筑和设备被保护起来，用于展示和教育目的。通过这种方式，它成为了一个“城市秀场”，向公众展示中国的工业遗产和工业文化，帮助人们了解和认识到中国工业的发展历程和成就。这种转变不仅保留了工业遗产的物理形态，更重要的是传承了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信息，使得这些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