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队里的“特殊职工”

一杯咖啡

　　

写下以下这些文字应该纯属一个偶然。

上周末有事去了趟扬州。入住酒店后，趁还有些时间，去酒店的周边闲逛了一下。记得上一次来扬州还是十年以前的事了。现在的十年，能改变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对一座城市来说，恐怕已不是原来的那个江湖了。

途经一处商业街，颇具规模，打造的也十分迎合时代的潮流，既前卫又时尚。然而，就在一派谐和流畅的商业氛围中，意外见到一块硕大且格调有点奇特的店招牌，夸张的设计不仅让人觉得有些别扭甚至还有点粗俗：木制的长条形的店牌，悬于店门之上，一圈刻着精细繁复的图案，镶着金；底色为浅蓝，约半人高的方正粗体红字醒目地标示着：“风鸣茶楼”。在这满格前卫风尚的商业街里尤为显得的扎眼而不入流。

茶楼茶室乃幽静清丽之地，取名颇费心思，一般都以清新淡雅为多。不明白这家的主人何以另辟蹊径将自家茶楼的名字起得这般轻佻，隐隐地透着淡淡的胭脂气。

当然，这终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之所以觉得“扎眼”倒也不完全是因为该店招牌的个性过于昭然，真正的原因其实与这些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只因“风鸣茶楼”这一店名，蓦然让我想起了这么一个人，一个特殊年代的一个特殊的人。此人乃是我当年下乡所在连队的一个“二老改”（当年对刑满释放后留场人员一种非官方的称呼），姓“吴”，名，刚巧竟然与这家茶楼的店名撞上了。

其实， “吴风鸣”作为姓名倒也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的，只不过“吴”因患腿疾，以前大家都习惯以“吴瘸子”来称呼他，时隔久远了，还冷不丁地冒出个全名全姓来，何止是不习惯，甚至还觉得有点失真。

要说记忆也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像“吴风鸣”这样一个早已被边缘化的人物，岁月居然也没能将其痕迹完全磨灭殆尽，一经拨动，即被徐徐唤醒。

当年与“吴风鸣”有相同境遇的“二老改”，我们连队里还有二人：一个姓“郭”，另外一个姓“白”。他们仨原本都是北京市人，“郭”因犯“奸污妇女”罪；“吴”因涉“贪污”罪；而“白”则因其曾担任过国民党空军少校机械师这一历史问题，他们先后被发配到“兴凯湖”老改农场服刑，刑满后留场就业，后因边境“战备”吃紧，又把他们遣散到了黑龙江省内的各个农场。类似这样的“二老改”，当年的各基层农场和连队或多或少都会有几个。

“知青”与“二老改”，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特殊的群体，他们原本都有自身的人生轨迹，根本不存在交集的可能，一个历史的偶然，竟然在这里交汇了。

时代的风云瞬息万变，一个“前知青”的时代，终落下了帷幕。暂且不论“知青”的结局是美好还是缺憾，留下的记忆总还算是鲜明的，有血有肉的：在蹉跎岁月的叹息与迷茫中，至少没有完全泯灭对未来的希冀；青涩的时光里依旧有初恋的炽烈、女儿的情长。这些正负极碰撞出的火花构成了一段充满生活质感的回忆，而且延绵不绝，进而又融汇于“后知青”时代的故事里。

而对于始终背负着“二老改”这个沉重十字架的“郭、吴、白”们来说，那段岁月依旧是风寒潇潇，前路茫茫，终因曲终而人散，带着烙有时代印记的悲情郁郁离去。所谓岁月留痕，是个人记忆和社会记忆的反复闪现，如果全体失忆，又何从谈起。

遇见“风鸣茶楼”，纯属偶然。然记忆的“潘多拉魔盒”一旦被打开，往事便如烟，散漫且无序。

既然如此，不妨就借这么一个“偶然”，试着再次靠近他们，说些不是故事的故事，也算是对“知青”往事的一些编外补充吧。

按当时的政治调调，曾有过“地、富、反、坏、右”这么一个阶级成分划分的对标，即当年耳熟能详的“黑五类”。千万不要小看这五个字，它极像一个涉及面庞大且又十分荒诞的阶级定位系统，能将社会上所有问题之人全部一网笼进。毫无疑问，“二老改”这样的群体自然也在落网之中。

我清楚记得我们来到连队后的第一次全连大会。除了简单的欢迎仪式外，作为会议一项必不可少的既定内容：向新来的“知青”介绍本连队阶级成分的基本构成情况与特征；进而再回归到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紧接着便是重述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等等……。会议的程序流畅，像是一种惯例。当涉及到平时应如何与那些有问题的人相处时，连队首长的语气陡然变得严肃起来，敲着重点提醒全体与会者：彼此之间必须要划出明确的界线，并且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意识，不准越界，非得交往时，只可直呼其名，不能以“老xx”相称云云。

警醒之下，以往抽象模糊的“阶级斗争”概念，瞬间具象化了起来，且离得那么近，几乎是触手可及，让一群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们突然觉得有点惶惶然。但毕竟才是十六、七岁的未成年们，甚至还没完全脱尽稚气，既感性又任性，因此这种慌乱的情绪也不会持续太久，犹如朝雾，转瞬即逝。况且，意识形态里的东西未必都是俯首沉思，仰首顿悟的，解释不清的居多。就说那个须泾渭分明的“界线”，不但概念模糊，逻辑牵强，而且还袭用“必须”、“不准”、“非得”等一串格式化的语言来强化约束，徒增心理上的疲惫。

谁都明白，类似这样的语言，由于使用过于随意，过于频繁，其执行力和威慑力早就被弱化了。这不是文字的本身，而是一种既成的，带有集体倾向的心理意识。

被会场的气氛引燃下的情绪是饱满的，也是短暂的，当激情消退后，一切如初，又重归于最初那种随波逐流的状态之中去了。至于那些常挂在嘴边的话，那能当真？

好在连队领导也只是在特殊的情况和特殊的场合下亮一下牌而已，平时倒也没过分执拗于那番铮锵的话语。日子该怎样过还得怎样过，确实谁也没把它当真过。

问题的仨人中，“知青”们最早接触的应该是“郭”了。其缘由是从“打井水”开始的。当时全连的人畜用水全仗着家属区中央那口深不见底的“辘轳井”。要从这样的“井”里取水，还真得需要掌握些技巧，这对初来乍到的“知青”们来讲，不是件容易之事，屡试不成。作为临时安排，连里让“郭”负责给我们打水。从那一刻起，“郭”便进入了“知青”们的视野里。

“ 郭”给人的最初印象和最终印象始终没有改变过：体格偏瘦小，尖嘴猴腮相，表情木然且猥琐，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走路踉踉跄跄，似乎一块土疙瘩就能将其绊倒似的，平时还习惯打着绑腿，一年四季皆如此。据说入狱前在北京曾是个拉人力车的，看来此习惯一定是深受过去职业的影响。说话倒是满口京腔味，只是含混不清，嘟嘟囔囔的，让人辩不清是在与你搭讪呢？还是在喃喃自语？

“郭”深知自己过去所犯之事，是一种最让人唾弃的恶行，所以平日里一直将自己压缩得很卑微，噤若寒蝉、唯唯诺诺。可是，一旦见到了女生时，两眼依然会突然放光，发出“嘿…嘿…嘿…”的干笑，好似恶性未绝，让人生厌。女生们皆视他为魔鬼般的存在，欲避而远之；男生们见到他少不了恶语相加。

“郭”的心里很清楚，全连上下都很不待见他，甚至是厌恶他。所以平时他尽可能地避开众人们的视野，躲藏在他人不知晓的天地里，好让大家忽略他，忘记他的存在。

因此在大家的印象中，他的身影总是飘忽不定的，往往是突然消失后又突然出现。以致时至今日再说起他，我依旧没弄清楚：平日里的“郭”，究竟是在哪里歇的脚？是在“马号”呢？还是在…？反正就巴掌大的连队，实在也没有几个地方能让你去猜测的。

“郭、吴、白”仨人，虽师出同门，但就数“郭”最为倒霉。但凡连队里最能看低人格尊严的工作，基本上都是由“郭”承担着的。比如掏厕所。一年四季，没有轮空的时候。尤其到了冬天，严寒能把一切都冻成坚硬的固体，掏厕所这样的活也就变得越发的艰难。在凛冽的风雪中，只见“郭”头上耷拉一顶狗皮帽，着一身黑色破棉袄裤，腰间系着一草绳，站在粪池里用力挥镐，浑身上下沾满了飞溅的冰碴。冰冻状态下味道还不至于散发，一旦进了暖屋蒸腾发散开来，其味道是可以想象的。不过“郭”也颇为知趣，只要是在干这种活，就不会贸然地踏进公共场所一步。如像去食堂打饭，一定是要等到最后没人了，才会捧着一个硕大的茶缸，步履蹒跚前去。

“郭”的扮相实在可怜。说是在故意“卖惨”吧，环视周围冷峻的目光，恐怕他连想试试的勇气都没有；说是自我作践吧，那分明就是抬举他了，自我作践的精神内核是用痛苦寻求人生的淬炼，“郭”他哪来这种境界？

那只有可能是受制于他对自己生命体的解读：人生早已千疮百孔了，亦如此又何求。

“郭”日常的卑微，除了“世无可恋”的麻木心态外，或许还有一种动因：自认为这种自贬方式，能最有效地让他避开来自政治上的挤压。事实上也确实蛮有效用的。

但人的情绪不会总维系在一条直线上的，难免也会有失控的时候。因此，偶尔也能见到与往常判若两人的“郭”，怒气冲冲，吐沫星飞溅，操着含混不清的“京腔”与他人竭力争辩着什么。我想这种时候，多半是因什么事而触碰到了“郭”那一丝尚存的人格尊严的底线了。即便命如草芥，人格尊严仍有底线，仍有容忍度。

人格尊严，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领域。无论是“人治”还是“法治”，意欲瓦解一个人的意志，以此入手，极其有效。正如像掏厕所这一类的活儿，若欲将其作为一种惩罚性手段的话，那么首先瞄准的就是人的尊严。

让人担心的是，一旦失度，就会让法律蒙昧。如：有期“刑期”之后的无期惩罚，便是其中的一例。那时的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郭”他们所承受的正是社会给予他们的第二次惩罚。

岂止我们。权力一旦傲慢起来，法律就会休克，整个社会就会变得癫狂愚昧起来。

“郭”在竭力躲避着人们的视线，而在人们的视野里其实早就没了他的存在，一个完全被遗忘了的角落，像似一片飘零的落叶，刮来无声刮去无痕。只有当粪池又快溢满的时候，大家才会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老郭”，这粪池是不是该掏掏了吧……

听说“郭”的最后结局也颇让人嘘唏不已。在一个凛冽的风雪之夜，在一个四面透风的茅草房里，与同住的另一老者发生争执，对方失手，一个孤独的生命就此结束。犹如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悄悄地飘来又悄悄地飘去，无声无息、凄凄切切。

“浅看是宿命，深看是解脱。” 忘了这是哪位学人说的了。

　　

如果说，用“猥琐”、“木然”、“卑微”、“步履维艰”就能大体勾勒出“郭”的形象的话，那么接下来要说的“吴”，则似云遮雾障，蒙蒙然，又颇具多重人格，很难将其一言说尽。

“吴”似乎要比“郭”见得起阳光。他本就不想封闭自己，他认为这世界如此的辽阔，总有一处哪怕是一个角落也该有我“老吴”的一席之地，所以满连队到处都能见到他晃荡的身影。为人世故油滑，行事不拘常规，隐隐然还自带着些许“赖气”。这“赖气”，多半是来自他患疾的那只腿脚，每当想要为自己争取些什么，倒不如先用这只不健全的腿脚耍一下小赖似乎更为有效。但终究是有碍于自己的“身份”，平日里也只能小心翼翼，低眉顺眼，但又不甘心事事逆来顺受，所以时不时也会带出些脾气来。

我们刚到连队的时候好像并没有见到“吴”，不知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突然地冒了出来。他的住处被安排在我们男生宿舍，可是没人愿意挨着他睡，于是一合力便把他挤到了炕梢，并且中间还用一排箱子将其隔开，楚界汉河两不相干。看似很决绝，实际上正中了“吴”的下怀，让他独占了一个自然形成的空间。从此，躲进炕梢成一统，管它东南西北中。

“吴”要比“郭”幸运的多，仗着“腿疾”，在连队基本上没干过什么累活脏活。夏天，拿根棍子在麦场赶赶猪赶赶鹅；冬天，就给各宿舍烧烧炕添添煤，工作种类虽繁杂但至少不用出大力。除了在“狠抓阶级斗争”的风口浪上，会流露出些许不安外，平日里就数他悠闲自在。若逢心情好，也会偷偷地咪上一口小酒。这口小酒里，有着他的人生感悟：既然自轻自贱并不能帮他解脱些什么，那就干脆放弃挣扎随遇而安吧。

日常生活中的“吴”，倒也不是个很无趣的人，也很“八卦”；自持有些文化，总爱以过来人的口吻传授些所谓的人生经验，但听者藐藐。或许大家的心里都有杆秤：既然你这么明白，为何把自己的人生搞得如此的糟糕不堪。

对于这样的冷遇“吴”并不十分的在意，因为他还有另一种精神层面上的爱好。

当年，八个“样板戏”曾风靡全国，各领风骚，他唯独钟情于京剧“龙江颂”，说得再明白点，对“龙江颂”里的“江水英”有着超乎寻常的迷恋。在他只够睡觉的空间里，几乎是贴满了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江水英”的海报，而且非常用心护惜着，生怕有人恶意损坏它。只要是睁开眼睛，目及皆是“江水英”；还有他那台破旧的半导体收音机，只要有动静，必然是唱着“江水英”。如果喜欢一个人只是搁在心里，那怎么去想都不算过分，偏偏“吴”一张口，便是“我的江水英”……。仿佛在告示着众人，你们皆为局外之人，唯他才担得起“江水英”的捍卫骑士。这种极具自恋式的迷恋，倘若放在当下，那妥妥就是个“铁粉一族”了。只是那个年代还不兴这一说，都说他是个“变态花痴”。

有了“变态花痴”这样的众评，那么同“吴”聊“江水英”这件事自然就变得有趣起来了，不仅能打发无聊，而且还能趁机戏谑他一番。

“吴”则不以为然，“江水英”是他精神里的一切，但凡是同他聊“江水英”，“吴”的眼神就会发光，情绪就会高昂，话匣如决堤，滔滔不绝：“………你们尚年轻，可能只知道“江水英”的李炳淑，其实她早就是声名赫赫的“梅派大青衣”了。当年那些久演不衰的大戏，如：“白蛇传”、“杨门女将”，哪一出不是她在挑大梁？要说她的大红大紫，岂止只在当下！……最让人迷醉的‘贵妃醉酒’，更是‘梅派青衣’经典中的经典啊！……”

每每说到“梅派青衣”，“吴”就会情不自禁的勾起他那略有变形的梅花小指，眼皮耷拉着，嘴唇似张非张，“痴相”毕露。

不过那年代，能拿些陈年旧事来说道说道的，怎么也算的上有点见识的人了。

当然，“吴”的那点玩意还不至于迷倒见多识广的“知青”们，至多只能充当无聊时的消遣。

然对“吴”来说，这是他可遇不可求的“高光时刻”，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那些陈年故事，除了能帮他带来某种心理上的满足外，同时也给了他重温昔日浮华岁月的机缘，不然何以那么乐不可支？

凡事显形于外的，未必真实，隐形于内心深处而从不轻易流露的往往才是终极的内心世界。“吴”亦然。过去的劣迹，以及不健全的腿脚所带给他的阴霾心情，无时不刻地在蚕食着他的自信和自尊，这才是他无法承受的人生之重。或许正因为过于沉重，才故意装得漫不经心。直至出现了属于他的“高光时刻”，他才突然感受到了阴霾心情消解后的那种欢愉与慰藉，即便是稍纵即逝，依旧触及心底，复苏了他内心残存的一丝希望。他甚至觉得这是上帝为他打开的另一扇窗，不然这样的感觉为何来得如此之突然？

于是，他凭借着朦胧的意象，毫不懈怠地继续创造着属于他的高光时刻。话题虽然还是围绕着京剧打转，但语气好像有点飘了，有时甚至还会带出点“贬南褒北”的意味来。他说：你们南方人老爱说去戏院“看戏”，而北方人特别是我们老北京人一定是说去戏院“听戏”的。看似一字之差，却能分出欣赏的层次来。“看”，只是看扮相，再次一等的那更只是在看热闹；而阖上眼睛，心无旁骛，沉心静气地“听”，这才是真正欣赏京剧韵味的内行之所为……。

我很不赞同“吴”的这种说法，觉得其中有太多的炫技成分。鬼才相信，你“吴瘸子”的那架破半导体收音机放出的东西能抵得上一台大戏？如果大家进戏院都是闭着眼睛光听不看的话，那么演员们还有必要在台上那么使劲折腾吗？

没想到好些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位真正的行家谈论关于看戏的“正道”，好像当年“吴”说的那些并非完全是错的。

“江水英”于“吴”而言，是女神般的存在，情怀之热切，容不下任何的谰言，可谓一片真心可对天。既然自诩为“江水英”的捍卫骑士，那也意味着是自我聚焦，一不小心总会有被点燃的时候。

果然，就有人悄悄地瞄上“江水英”了。

一位来自上海的“知青”，姓“董”。董“知青”生性喜欢热闹，也能琢磨，枯燥乏味的生活，经他一搅动，趣意叠出，很得人气。这次他又暗自盘算着：凭着“吴”对“江水英”超乎寻常的神迷心醉，何愁搞不出具有轰动效应的乐子来？

一旦“作案”动机形成，便欲罢不能，接下来就是择机出手了。大家心照不宣，也乐意配合。

一天“吴”回到宿舍，发现他最钟爱的一张“江水英”的海报被故意撕掉了一大块。这还了得，这不是等于在割了“吴”的一块心头肉嘛！“谁这么缺德……”“吴”终于狮吼了起来：“你们有本事冲着我来呀！为什么偷偷地对江水英下手！……”“吴”看着被撕下了的海报，气得直喘粗气，欲跺脚却又不能（因腿疾），只能拿着那根赶猪赶鹅用的木棍使劲敲打着炕沿，满嘴吐沫星飞溅，“哼！哼！实在是欺人太甚……”

大家忍住笑，不吱声。一位“知青”还故意装模作样凑上去安慰“吴”：“真是的，谁的手这么贱啊！是不是对革命样板戏有仇啊……”

接下来的日子里，类似的“案情”频发，“江水英”不是今天少了一只“手”就是明天丢了一只“脚”。一之已甚岂可再乎？“吴”的愤怒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只苦于见不着“真凶”，除了大肆咆哮，粗口骂街，或用木棍猛烈敲打炕沿外，又能如何？直到有一天，那位董姓“知青”又在悄悄“作案”时，被“吴”逮了个正着，人赃俱获。至于前几天的“案情”是否也和他有关？已经不重要了，对“吴”来说这已足够，这些日子积攒下来的所有新仇旧恨，终于有了可以倾泻的出口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众人见此状，纷纷退缩一旁，腾出场地，屏气凝神地静候着一场"暴风疾雨"的到来。在坚决捍卫“江水英”这一重大角力时刻，“吴”终于要出手了。

只见“吴”手持着赶猪鹅用的木棍，脸色铁青，鼻孔翕动，一声不响地走到了董“知青”的跟前，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董“知青”，胸脯剧烈地起伏着，大有将其一口吞下之势。但接下来的举动则完全出乎众人的意料。他突然扔掉了手中的木棍，“噗通”一声，双腿跪下，两手伏地，一边磕头作揖，一边不停念叨着：“小祖宗，姑奶奶，你饶了我吧……你放过我的江水英吧……”

“吴”的这种暴力式的自虐的行为，不但蹂躏着在场所有人的情绪，更是活生生地把董“知青”架在火上烤了。站在一旁的众人们惊愕不已却又束手无策，不知道该如何来圆这个场。可以说，此刻的董“知青”面临的是一场严峻的心理挑战，无论是双手一背欣然接受；还是置之不理拂袖而去，皆为下策。两军对垒，容不得一丝的犹豫一丝的畏怯，哪怕是一个怯怯的眼神。

非常时刻， 董“知青”显示出了非常的胆识，他随手拿起一把锄头，锄刃朝上，“咚”地一声直接搁在了“吴”的面前，毫不示弱地反击道：“你磕呀！有种你就对着锄刃磕！老子就不信这个邪了！本来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你TMD居然还来这一手！你这是做给谁看呢！你以为能吓唬住谁！………

刚才还似捣蒜般的脑袋，在利器的威慑下戛然而止。“吴”万万没想到会碰到一个比自己还“赖”的对手，真是一物降一物。既然“戏”已经演到了死角，“吴”也只能怏怏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尘灰，嘴里喃喃地嘟哝着：“得、得、得，咱惹不起你，可躲得起你……你是大爷，服你了行不……”

这是一场“赖劲”的较量，董“知青”凭着一股锐不可当的“赖气”，扭转了局势，硝烟也随之散去。

海报风波之后，一切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模样。乐子既然已经找过了，“知青”们对“江水英”海报自然就失去了往日的那份兴趣；而“吴”的“梅派青衣”、“听戏正道”等拿手好戏，也经受不住反复的咀嚼而失去了新意，终落得门庭冷落，很少再有人去问津了。惟“吴”的初心未改，依旧痴痴地迷恋着“江水英”，“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并且，一直还很自豪地认为：当初正是凭借着自己那股无所畏惧的胆识，才让那帮小子没敢再对“江水英”妄动手指的。

有一年的春天，“吴”听说我探家返程时会绕道北京，便怯声怯气地问了下我，能否帮他带几个“松花蛋”回来，若可以，他就给北京的亲属去信，届时我只要去拿一下就行。我也头一回知道，我们南方人叫惯了的“皮蛋”竟然还有“松花蛋”这么一个美妙的名字。

老实说，以“吴”当时的身份向我开出这样的口，还真需要点勇气的。因此我也没犹豫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到了北京后，拿着“吴”给的地址（隐隐记得是在国子监那一带）寻访而去。地方不是很难找，是幢有些年头的房子。开门的是位中年妇女，猜不出与“吴”到底是什么关系。她好像知道我的来意，不等我开口便冷冷地说道：“是农场来的吧，回去告诉他，我们没有闲钱给他买那东西……。”就这样，我连门都没跨进就怅然而返。

路上，我回想着刚才的一幕，心情陡然变得黯然起来。这能怪“她”的无情吗？大家都知道，那个年代如果家里出了个“劳改犯”，那么家道必定沦于中落。“吴”的过去所犯之事，一定是给这个家庭带来了莫大的痛苦，要不然他的亲属们也不会这么的绝情。

看来这个家，对“吴”来说已经失去了“家”的意义了。

在路过的一家副食品商店时，我动了恻隐之心，顺便买了几个“松花蛋”给“吴”带了回去。我什么没说，他也什么没问，只是一个劲地谢谢。不清楚“吴”是否知道了这件事的原委。反正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吴”谁都没有再提起这件事。

有一年在上海知青的聚会上，有人还提起了“吴”。据说他后来也离开了农场。但没人知道如今他究竟在何处安身度日。不知道北京的那个家最终是否接纳了他。不然，他又能去哪里呢？

“郭”的人生结局让人唏嘘；而“吴”心里的那片“天”最终似乎也没能再亮起来。

不管如何去解读那历史，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郭、吴”他们所犯的那些刑事罪，不管身处哪个朝代，皆为社会共诛之。罪与罚，皆是因果。

然而，构成“白”这一类所谓的“政治犯”，由于受之于历史上的各种缠绕，往往是多元复合的，想要说明白，好像又找不出必然的关联，所以就显得格外的晦涩。

以前读过一本书名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纪实文学作品，好像是由一位将军的后人所写，讲述的是北京“功德林”墙内的故事。曾经铁马金戈的将军们的一个终结与一个开始的历史见证皆在功德林。

“白”不是将军，也不曾铁马金戈，一个不上不下的身份——国民党空军少校机械师，最终让他去了“兴凯湖”老改农场。在一个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这种情况并不算很新鲜，然个人的命运，从此卷入时代的大潮与世沉浮。

“白”对自己的身份从不做任何刻意的掩饰，他认为，崇尚“知识”这一理念无论在哪个朝代都是一种进步的象征，国家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国家。至于他个人现在的境遇只能说是充当了政治交替中的牺牲品，就连“误入仕途”都算不上。就他个人而言，通透简单，惟看重的是这份职业给他带来的自尊与自信。而这些，又于政治无关。

一个“政治犯”，却表现出对政治的淡泊，似乎逻辑相悖，但细想，又觉得合情合理。冠于“政治犯”是后来来自社会上的认定，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历来都有一种疏离政治的倾向，在“知识”领域里的他们，状态松弛，思维活跃，而面对繁杂严酷的现实社会，却显得十分的稚嫩，力不从心，许多不该发生的悲剧往往由此而引发。好在由“知识”锻造过的人格，一般不会轻易的自馁自弃，会有抱怨但又不失本态。这种微妙的情绪，在“白”的神态中多少也能感受到一些。

我猜测，在对待自身的荣辱得失上，“白”一定有自己的度量原则。因此也就能理解，虽然与“郭、吴”虽然都是来自“兴凯湖”的老改农场，但对他们始终不屑于一瞥。“白”认为与他们完全不在同一个维度上，并从心底里鄙视他们，鄙视他们低劣的人格；所以他也不会像“郭、吴”那样，凡事唯唯诺诺，低眉顺眼，任凭时势变化，始终奉行：不激、不怒，淡然、超然。从他从容的态度，以及不卑不亢的做派中，隐隐然透露出一股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傲气，这股傲气既是自我的救赎，同时似乎也在提醒着周围：我，“白”某，虽时运不齐，命途多舛，但从未因此而放弃过由知识沁润过的人格尊严……。

这是一种经历了炼狱之后的顿悟。

“白”带有家属，住在家属区，和“知青”们的往来仅限于工作上的时间。即便是闲聊也很少聊及他的过去，因此，对他的过去知之甚少。但从眉宇间流露出的气度似乎也能告诉你，他的过去即便不是那么的灿烂辉煌至少也不会流于平庸之辈。在农场漫长的岁月里，我与“白”很少有像与“吴”那样的接触，要说彼此间比较轻松的交往，印象中好像也没几次。

有一次，好像是刚到连队不久，我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口吻与他说：你讲话字正腔圆，特别是发声似来自胸腔，非常浑厚，还略带磁性感，若“五音”没问题的话，那唱歌一定不会差到哪里去。“白”听了只是笑了笑，不可置否。虽然这笑笑里有点儿意味，但我最终没能得到印证。

再一次，与我同宿舍的一位哈尔滨“知青”，有一块由上一辈传下来的瑞士全自动手表，大家都很稀罕，天天琢磨着手表背面的那些外文字到底说些啥？一天田间作业休息，遇上“白”，于是向他请教。“白”略微一瞥，随口一句：“时间的主人”。听过也就听过了，没有再去想它。好多年后，我去了趟欧洲，看到了这块手表的广告牌，当然款式不知更新了多少代。广告创意独特，好像是从手表背面文字中引出的一句广告词。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当年哈尔滨“知青”那块手表的故事。于是请教一位资深翻译求广告词的意思。资深翻译深思了一下告诉我：“时间由我主宰”。很文艺也很霸气。只是不知道此表与彼表背后的外文是否相同，若是，那么空军少校机械师绝非浪得虚名。

还有一次算是牛车上的闲聊吧。我跟牛车去团部拉“豆饼饲料”，“白”顺便搭车回连队。牛车晃晃悠悠，车上除了人畜无害的车把式外，就我和他俩，气氛相对比较轻松。不知从什么话题引申到了“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么一个很当下的问题。“白”说：自从“农场”改建“兵团”后，来了好多现役军人，紧接着又从全国各地来了好多“知青”，总算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农场”的人员结构。尤其你们“知青”，身世简单，清澈透明，城府尚未形成，难得一股清流。而过去农场职工中的绝大部分都是随“闯关东”过来的，形形色色，难免鱼目混珠，你们要接受的“再教育”，难倒是来自于他们？

我深以为然。其实我们也早有感触，只是从未有过如此直白的表述而已。而让我感到诧异的是，似淡泊于政治的“白”，居然也是很政治的。可见，这位特殊时期的特殊“知识分子”，无论怎样想雪藏“自我”，一不小心总有忘情于率真的时候。

通常来说，对“政治犯”的潜在危险的评估要大于一般的“刑事犯”，敏感度也高。幸好周围的环境对“白”还算是不错，没让他处于一种很窘迫的境地。现在想来，这多半也是出于对“知识”的一种敬畏。

每年的入冬前，连队都要更换一批炉筒子。用一张铁皮敲打成一节取暖炉的烟囱，也许算不上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能者甚多。如是要敲打成一个带有九十度的拐角，那就又是另一回事了。首先要在铁皮上画好几何图形，然后再裁剪、对接。专业工匠另当别论，对普通人来说，技术上应该有相当的要求。据说，能胜任这项工作的，当时全连只有“白”一人。因此非“白”莫属。然而对“白”来说，又实在是太小儿科了，简直是手到擒来。

这样的一种“惟我独能”的潜在心理意识，很容易产生一种相悖的情绪：既可让这位曾经的空军少校机械师展现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无比优越感，同时亦可让他退缩到一个颇为尴尬的境地，为他曾经钟情的职业留下一段无情的自我嘲讽。至于心理上的天平偏向哪端，那要看当事人了。

“白”夫妇不曾生育，他们领养了一个女孩，取名为“白洁”。“白洁无瑕”。作为父亲，一定是在女儿名字的意象里托付了自己的心愿。

“知青”返城后，历史终于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农场落实了政策，给予他彻底的平反。据说还让他担任了一家贸易公司的经理。退休后又重新回到了北京。一个轮回，尘埃落定。

以上这些记忆的碎片已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在说完他们的故事后，我陡然隐隐然感到了一种困惑，这些支离破碎的记忆，虽然也能依稀折射出我们曾经“知青”生活的斑斑点点，而当下热热闹闹的“后知青”时代的回忆录里是否能容下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