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如何被塑造的（一）

曦微w行走在路上

摄影:曦微|

但叫人间满光辉

天际星辰北斗远，白云沧海游龙飞。

清风送我从天降，但叫人间满光辉。

（曦微w行走在路上，甲辰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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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如何被塑造的（一）

从大量考古成果中，我们完全可以有一种判断，即人类文明，至少是中华文明，应该在距今万年左右开始起步，且与《山海经》中的一些传说得以呼应。非洲考古也告诉我们，人类从直立算起，大概有300万年的历史。如此说来，人类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黑暗”中无意识度过。

以万年左右为起点，人类开始建立自我意识，同时也开始知道，人跟其它动物不一样。因为，或更早时候的人，开始自主学会利用并制造工具，以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因为人类总在争取更好而稳定地生存，所以就有了劳动，反过来也可以说，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文化，劳动创造了我们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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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变化，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壳运动，气候迁延，森林减少，导致人类生存条件不断发生历史性变化。一方面，我们的祖先要不断转移、迁徙，以寻求生存出路；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希望定居下来，以保持相对稳定。或许就因为如此矛盾般的无奈生活，人类在夹缝中需要形成某种生存共识。于是，文化得以产生，文明也有了可能，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性进步。

我们的祖先，自从有了人的主体意识，他们最先迷茫的问题，也是当今我们依然难以解决的问题，即“我从哪里来”。天空乌云翻滚，大地暴雨倾盆；天空光芒四射，地面明亮一片；天外空洞漆黑，地球万籁沉寂；黑夜的天空有月亮、有星星，黑暗的地面也有一个一个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的祖先在无限迷茫中，首先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天空，希望在那里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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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祖先久久仰望天空的结果，知道了天圆地方，知道了太阳东升西落，知道了月圆月缺，甚至还找到了28个星宿，并以此作为人类进一步“仰观天象”的参照系。关键在于，我们的祖先通过年复一年的向天观望，似乎真的找到了“我从哪里来”的终极答案。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天上的星星与地上的人，他们彼此一一对应。因此，每当流星飞过，人们就会马上意识到，有一个人他已经走了，或者即将要走了，或者有一个人已经投胎重生。

奇妙的很，这个看似“天方夜谭”般的玄妙答案，甚至与生命起源的最新研究成果惊人相似。科学研究发现，生命很可能就是从外太空降落到地球来的，其实我们都是“外星人”。事实是，在太阳光的强烈激发下，蛋白质在外太空被大量合成，又纷纷从天而降，而且目前这一奇迹依然在进行。因为有了蛋白质，也因为有了适宜的温度，还因为有了充足的水，于是生命便得以在地球产生了一次“大爆发”，人当然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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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关于人的起源，学界普遍认为，人是从猿进化过来的，对于这种结论，我个人并不能完全赞同。如果对人的起源这件事进行反向思维，假设“人是从猿进化过来的”正确，那就意味着这样的进化应该可以复制。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让现在依然处于丛林中的猿变成人。这样的事情，显然很难做到，这不仅是时间问题，重要的是猿只能是猿，人也只能是人。其实，在上帝的“回车键”按下去的那一刻，一切都已经安排到位了。

我们有个传说，即上古时期，人类由伏羲和女娲繁衍而来，而且伏羲和女娲是兄妹关系。这说明，很可能人类一方面是基因突变的结果，另一方面还是近亲繁殖的结果。无独有偶，在基督教《圣经》中，也有个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即耶和华神首先创造了亚当，后来又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并让她们结为夫妻，共同生活在幸福的伊甸园。后来夏娃受蛇的诱惑，偷食了禁果，同时又唆使亚当也去食用禁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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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让耶和华得以发现，于是对她们进行了严厉惩罚，并将二人逐出伊甸园。按照《圣经》的说法，亚当与夏娃不仅是最早的人类，而且还成为了人类的始祖。基督教以此说明，人类不仅具有“原罪”，其实还在无意间，说明人类是近亲繁殖的结果。由此看来，人类起源“胎胞说”极有可能是正确的，即人类拥有共同的母亲和父亲，而且最初人类繁衍只能是近亲，并以此来强化人类基因的稳定性。

至于说“杂交优势”，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比如我国上古时期的“五帝”，单从个体人来说，或许都是“杂交优势”的典型体现。不同部落间因为交流和战争而不断融合，却在无意间发现“杂交”的孩子更健康、更强壮、更聪明、更智慧。我国古代，可能最先提出“同姓不婚”的是发源于周原的周人，甚至在“伐商”以前，就已经形成了这种先进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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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世界上很早就有了人，但人类文明的产生却很晚，明确说，人类文明的产生，要晚于人类起源299万年之多。这说明什么？说明物质财富并非是人类文明的必然原因，只有部分甚至个别人对物质财富的过度占有，才很可能是文明的“原点”。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现象，既是人类生存的需要，更是对物质财富的过度消费。

如果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即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不仅是物质，而更多是文化。也就是说，只有文化的产生，才使得人最终成为了人，也就是说，只有文化，才能真正塑造我们自己。不过，文化之所以成为文化，全部原因都在于人类不断适应自然、并不断顺应自然的结果。我们必应该知道，文化仅仅是一座桥梁，历史就是通过这座桥梁，将人类从蒙昧带向了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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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文化符号，无疑是那个变幻莫测、如影随形的“龙”。那么，“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里有个基本判断，即我们的祖先首先通过“仰观天象”获得巨量信息，同时又通过“仰观天象”构造了“龙”这一文化符号，并从“仰观天象”中探寻到“我从哪里来”的终极答案。

关于“龙”的形象，并非是中国人的主观臆造。我们的祖先，极有可能最早是从风云变幻中得到灵感和启发的。远古时代，气候剧烈变化，森林大面积消失，我们的祖先不得不从森林中走出来。也因为森林大量消失，动物数量减少，以致狩猎变得异常困难。所以，为了生存，为了更好生存，我们的祖先不得不通过耕种获得必要的食物，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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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事耕种，雨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时候的人，最初只能从天空云朵的样子，来判断有无雨水或雨水多少等。经过不知多长时间的观察、总结与联想，一般因为天空较多出现“龙形云”的时候，雨水就充沛，庄稼就丰收。久而久之，同样的情形不断得到验证，“龙图腾”便得以逐步定型，“龙崇拜”就此慢慢开始。

即便到了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天空出现“龙形云”的情形依然可以找到蛛丝马迹。今年夏天入伏以来，西安的雨水相对较多，所以湿热便成为这个夏天西安天气的主题词。每天出门晨练的时候，我有个习惯，首先要有意无意瞩目天空。还真是这样，当天空较多出现曲里拐弯的流线型云朵，大概都会在一两天里下雨。因为西安太热，一天到晚汗流浃背不断，于是在朋友的召唤下，我和夫人决定去麟游避暑一段时间，期间还去了甘肃的灵台、泾川、崇信等地走走看看。崇信县城旁边有个著名的龙泉寺，居然在那里，与朋友一起，我们真的巧遇了“龙形云”，而且形象非常逼真，令人无不惊异。更巧的是，第二天当地就下了一场好大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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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祖先，长期从事农耕生产的结果，似乎首先塑造了中华民族“实用主义”的民族性格，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便是这一民族性格的典型表现。天上的“龙”飘忽不定、时有时无、变幻莫测，也许《易经》“乾卦”中，那些淋漓尽致的阐释，如“飞龙在天”，如“潜龙勿用”，如“亢龙有悔”等，都直接得益于天上的“龙形云”。当然，我们的祖先，也可能通过观察星宿的形状，或者从彩虹的样子得到启迪，让“龙”更加具有神秘性。

要能够成为一种图腾，天上的“龙形云”无疑需要具象化，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人相信“龙”的存在。就目前考古成果看，红山文化的“玉猪龙”的出现，应该是“龙图腾”具象化的第一步，而且这更加证明了中华民族“实用主义”性格特征的渊源所在。一方面，因为野猪行动迅捷，嘴巴特别长，有弯曲向上的獠牙，样子十分象形于龙；另一方面，还因为猪在“家”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以至于无“豕”便不能成为“家”。所以，将猪的样子附会在“龙”的形象中，完全可以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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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农耕，掌握天时同样非常重要。山西襄汾县的“陶寺遗址”，是尧舜时代的都城遗址。该遗址考古发现了我国目前最早的圭和臬，我们的祖先以此来观察太阳并计算日影，即通过计算日影的长度来确定时令。这应该是人类“仰观天象”思维下的又一卓越表现。我们的祖先，不仅通过“仰观天象”知道了“我从哪里来”，也同时用“仰观天象”的具体成果，来指导每个人的日常行为。一年有365天，有12个月，有24个节气，所有这一切，都直接与我们的祖先长期不断仰望天空、测定日影直接相关。

其实，对人类来说，仅仅“仰观天象”还远远不够，当然还需要“俯察地理”。人们在“仰观天象”的过程中，忽然有一天，觉悟到不同的地理地形，对人的生存与发展，同样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这种情况，应该到“大禹治水”的时候，表现得最为突出，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也因此成就了立下万世之功的大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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