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徽州拐卖骗婚惩治面面观

八月雪

　　明清至民国时期，由于古徽州“傍山依谷，东连严衢，南通遂安，西接江右。一切奸黠出没无常，动于交界地方，开张饭店，窝人惯盗，及打降拐带之徒，不时拐卖妇女丁口于异方”，造成偏远山村“每以及笄之女，卖与行路之人，或携入川，或带入省，一去永诀，咸所弗顾。 亦有孀妇改适，稍棍止求媒金之厚实，不问买娶为何人，甚至有夫之妇，忽而生离”悲惨情形屡见不鲜，为了惩治和预防当地不法之徒拐卖婚嫁行为，徽州官府一方面按照刑律严惩拐婚，一方面与保甲、乡约、宗族组织联手惩防并举，制定族规家法和禁约、公约严加防范。形成当地士绅、宗族与官府，合作遏制惩防拐骗事件发生的态势。

　　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记载了明朝万历年间发生在徽州府休宁县这么一起离奇的拐妇骗婚案。休宁县富家女姚滴珠，凭媒说合嫁与休宁徽商潘甲为妻，潘家家道贫寒，靠男贾女织辛劳度日。新婚两月，潘甲迫于父命外出经商与新妻别离，姚滴珠终日操劳，孤寂凄惶，又屡遭公婆辱骂，一气之下遂回娘家。谁知路途恰遇无赖汪锡，花言巧语诱骗，勾结串通王婆将姚滴珠卖给财主吴大郎作外室。引发潘姚两亲家对薄公堂，后又发生真假姚滴珠奇案，以至于县令将计就计，设计引蛇出洞，人贩汪锡浮出水面被捉拿归案，杖刑之下一命呜呼，王婆畏罪自缢，姚滴珠与潘甲重归旧好，而姚滴珠之兄姚乙为救出被骗的郑月娥假戏真做被判充军，郑月娥感恩遂生死相随，两人结为夫妇。最终，这起离奇曲折拐婚案以圆满结局收笔。

　　不过，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徽州类似姚滴珠被骗拐婚案屡见不鲜。明崇祯年间，歙县县令傅岩在其《歙纪·卷之九·纪谳语》中就记载发生在歙县这么一起拐卖骗婚案：“黄黑、张阔父母兄弟，皆以拐骗为生。 黑父文助，吴氏之仆，阔母乳黑，称兄弟焉。村民罗毛酗酒无赖，妻吴氏反目剪发，为夫所弃。黑诡称阔亲弟，串媒春老嫂，称阔为张廷诏，欲娶吴氏，和诱窝藏程思泉家，将携景德镇略贩，吴氏不从，阔打伤其手足……”这里说到了人贩黄黑、张阔相互勾结，与媒婆春嫂串通，冒充“张廷诏”以欲娶被同村罗毛妻子吴氏为诱饵，将吴氏诱骗藏匿程思泉家，而后诱骗至景德镇贩卖，遭到吴氏反抗后竟然打断受害人手足，残暴行径令人发指。

　　由于古徽州“傍山依谷，东连严衢，南通遂安，西接江右。一切奸黠出没无常，动于交界地方，开张饭店，窝人惯盗，及打降拐带之徒，不时拐卖妇女丁口于异方”，类似的拐卖骗婚案时有发生。尤其是徽州由于土地贫瘠、人多地少，男丁外出经商为贾居多，田业持家均由徽商妇承担，拐卖骗婚成为古徽州一大“公害”。

清康熙年间，徽州知府吴宏在其《纸上经纶》这样描述：“每以及笄之女，卖与行路之人，或携入川，或带入省，一去永诀，咸所弗顾。 亦有孀妇改适，稍棍止求媒金之厚实，不问买娶为何人，甚至有夫之妇，忽而生离”。《清嘉庆十一年四月廿三日徽州府严禁诱拐妇女告示》中也称：“推原其故，总因徽郡积习相沿，民间用财娶妻，凡遇再醮之人，并不确查来历，以致奸民希图获利，乘机扇（煽）诱，或缘贫苦无依，或遇夫男外出，无知妇女被其哄骗，甘心乐从。迨至事发到官，在此辈自罹法网，罪无可逃，而失节之妇何颜复与前夫完聚。”

　　造成古徽州拐卖骗婚时有发生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以下几个诱因：一是被丈夫虐待、贪图享乐、年龄差距等主观情感因素，仰或家居困难生活经济拮据、丈夫长期在外经商等原因，更多的是夫权思想影响，男尊女卑造成家夫纳妾或被丈夫遗弃致使感情破裂，一旦有人诱使家妇便逃离家庭，像《拍案称奇》姚滴珠离家出走以及黄黑、张阔拐骗案就是此因。

1934年3月，休宁程杏爱受人诱使与某锡匠潜逃黟县，被丈夫关益仂告以私逃罪上了法院，程杏爱又反告丈夫虐待和娶妾，双方对对薄公堂相持不下。1942年3月25日。歙县潘翠玉嫌夫家贫苦，在丈夫王经涛赴屯溪经商时，乘人不备“将重物妆饰卷逃一空”流落他乡。（李甜、王靖《民国徽州社会的婚姻冲突：以妻子出逃现象为中心》）

　　二是受人引诱而逃匿。1946年9月绩溪县在外经商的周文彬发现妻子通奸，向绩溪县扬溪公安局报案后，情夫带着其妻与孩子逃匿他乡。（《霸占妇女之一幕》，《徽州日报》1933年12月18日）1943年3月，屯溪镇李阿三的小妾刘金花被人引诱，带着金饰、服装棉被、法币和皮箱逃到乡下隐匿。

三是家庭干预所致。第一、娘家将家女视为发财捷径干预致使拐婚滋生。1934年3月，绩溪七都曹寿基以100元大洋，将亡弟的妻子胡氏转卖给歙东王氏，胡父及兄长获悉后，“即以贩卖人口诉曹于县府”，县衙审理后驳回胡父及兄弟控告，谁知，胡家败诉后竟然将胡氏隐匿转送他乡，继续威逼买卖双方拿钱“分羹”，王氏无奈之下，只得应允。（《利欲熏心，匿女敲诈》，《徽州日报》1934年8月12日）。第二、夫家刁蛮欺压造成逃婚拐婚案件发生。1934年9月歙县王灶淼的妻子姚氏生性泼辣，有“雌老虎”之称，媳妇江某常常受其刁难，无可奈何被迫逃离他乡被拐婚外地。1941年7月休宁程瑞仙嫁给胡稻舫不满四个月，即遭丈夫遗弃，“翁姑又无办法”，不得已逃回娘家帮佣后受人诱使远嫁他乡。

　　四是经济窘迫，为了生计而受人诱使出逃。1934年10月，外出经商的绩溪县章某，因商业不景气返乡，困窘之余逼妻子向岳父借钱，造成妻子逃走被拐婚。

五是新思潮影响和家妇外出帮工理念转变，被人引诱而婚变。1933年12月，屯溪某锡匠店金某之妻，“平日醉心自由”，忽然私奔后被拐婚。

　　针对日益增多拐婚逃婚现象，为了维系宗族家庭安宁和社会稳定，徽州的士绅、宗族与官府开展了积极预防和惩治的合作。一方面，官府出台各项严厉防范措施并颁布禁令严惩和预防骗婚拐卖犯罪行为发生。徽州知府吴宏在其《禁稍贩妇女出境》一文中指出：“嗣后凡有女之家，如系自幼许配与邻近地多，媒聘有凭，书帖有据者，仍许照常嫁娶外，其一切未经许配之女，务于本处择婿，不许与外境之人通媒议娶。民间孀妇，或招夫入堂，或改醮与人，亦止许与本处人成婚，不许稍棍簧诱嫁与境外。至于有夫之妇，其平日不相和谐者，或离或合，许其依律告官酌断。如有本夫私鬻，或奸徒用计买休，图奸图利，嫁卖出境者，本夫、拐犯各遵律例尽法重处。绅士大户所蓄婢女，非嫁为农妇，即配与仆人，亦不许潜卖出境。”

另一方面，通过建立保甲、乡约组织并施以各项严厉行政手段和措施预防和防控拐婚现象。嘉靖年间徽州境内保甲制度推行的主要目的是“以备防守”，即主要出于治安方面的考虑，它与乡约的实践紧密结合“立乡约导之使入于善，编保甲闲之使不为恶”（万历《绩溪县志》卷6《政治志·保甲》）。即将乡约重教化与保甲重治安的不同功能有机结合起来，成效十分明显，为徽州许多地方推行保甲时所继承。万历年间绩溪知县陈嘉策肃禁令，严格实行乡约下的保甲制：“严捕缉，殄灭黔， 配不贷，遂屏迹焉。”(万历《绩溪县志》卷6《政治志·保甲》。)一度收到了盗窃,拐骗“屏迹”的积极效果。

　　崇祯年间歙县知县傅岩鉴于“流寇之乱起于西北，蔓扰中原”[（明）傅岩：《歙纪》卷8《纪条示·团练乡勇》，明崇祯刻本，安徽省图书馆藏。]等日趋严峻的社会形势，主张在乡约的框架内推行保甲，将保甲的推行与乡约甚至里甲相结合，维持治安。傅岩在其《歙纪·卷之九·纪谳语》中写道：“拾家为甲，拾甲为保，择材能诚实者为长甲，置牌架器械，遇盗鸣锣，传知救捕。 平日逐户挨查赌博非为，呈首究治。其无籍流棍，技术流娼，游食僧道，严行驱逐，地方宁谧”。

嘉靖二十三年（1544），曾任南京刑部主事的歙县岩镇人郑佐倡导并建立预防盗匪、拐卖骗婚等具有治安防御作用的岩镇乡约。他在《岩镇乡约叙》中记载：“是以众谋佥同，群策毕举。一镇分为十八管，有纪有纲；每管各集数十人，一心一德。毋小勇而大怯，毋有初而鲜终，毋生事而败盟，毋见利而忘义。理直气壮，强暴知所警而潜消；力协心孚，良善有所恃而无恐。庶患难相恤之义，复敦而仁厚相成之俗益振”。（雍正《岩镇志草》贞集，《艺文志下·岩镇乡约叙》）为了防盗治拐御匪郑佐将岩镇划分十八个管区，每管区数十人，专司习武、稽查和巡逻等众任，起到了保甲作用。徽州知府何东序据此倡立具有保甲功能的乡约，“令每十甲为一约，于内选殷实公正、日为乡党推服者二人为约正、副，率领众人，每约置炳大牌，书百姓家名，送县标押。每十家置锣一面、铳一把，闲暇操练。一遇有警，约正、副持牌鸣锣号召。并力追捕。”（乾隆《绩溪县志》卷四《武备志·捕察保甲附》），到了明末还出现休宁知县李乔岱“偿申乡约、保甲合一法”并“刻书颁示”的现象。（道光《徽州府志》卷八之二,《职官志·名宦》）。

　　在官府强力推行乡约、保甲制影响下，徽州宗族也借鉴这一流行做法，遵循地方官的倡导与设计，在宗族管理中将乡约与保甲结合起来。休宁范氏一族认为：“上司设立保甲，只为地方，而百姓却乃欺瞒官府，虚应故事，以致防盗无术，束手待寇，小则窃，大则强。及至告官，得不偿失，即能获盗，牵累无时，抛废本业，是百姓之自为计疏也。”（万历《休宁范氏族谱》之六《谱祠·宗规·统宗祠规·守望当严》）由此，休宁范氏一族也在乡约的大框架内推行保甲，保甲与乡约结合十分严密。

为了配合官府惩治和防范拐卖骗婚现象，徽州宗族除了制定了对族内不肖弟子拐卖骗婚行径施以“杖责、逐出”最严厉家法外，同时还制定各种保护措施来预防骗婚拐卖现象发生。

对内，家妇女眷保护方面往往以限制恪守“伦理规序”来规制防范。一是以贞节观为要旨，对家妇女眷言行举止进行严格规制。黟县环山余氏宗族《余氏家规》辨内外第六条明文规定：“一、闺门内外之防，最宜严谨。古者，妇人昼不游庭，见兄弟不逾阈，皆所以避嫌而远别也。凡族中妇女，见灯毋许出门，及仿效世俗往外观会、看戏、游山、谒庙等项，违者议罚。”“一、本族男妇接见，自有常礼。但居室密迩及道路往来仓卒相遇，务照旧规，各相回避，毋许通问玩狎，违者重罚。”“一、女子年及十三以上，随母到外家，当日即回。余虽至亲，亦不许往，违者重罚其母。一、妇人亲族有为僧道者，不许往来”。

绩溪华阳邵氏宗族《家规》别嫌条规定说：“物各有偶，无相渎也。设恣淫行，以溃内外之防，是禽兽也。礼义之家，可有是欤?谚云：‘好男不看春，好女不看灯’；‘男忌花街，女忌佛殿’。切戒谨耳。”

二是以崇尚“三从四德”，做贤妻良母为要旨，强化妇女内敛教化。歙县潭渡黄氏宗族《潭渡孝里黄氏家训》规定：“风化肇自闺门，各堂子姓当以四德三从之道训其妇，使之安详恭敬，俭约操持……并不得出村游戏，如如观剧玩灯，朝山看花之类，倘不率教，罚及其夫。”休宁《茗洲吴氏家典·家规》规定：“妇人必须安祥恭敬，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礼，待姊姒以和，无故不出中门，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如其淫狎，即宜屏放。”“妇女宜恪守家规，一切看牌嬉戏之具，宜严禁之。违者，罪家长。”

三是倡导从一而终，苦志贞守理念，维系家族稳定，防止孤寡家妇拐卖婚骗发生。绩溪《明经胡氏龙井派祠规》记载说：“妇人之道，从一而终，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泛柏舟而作誓，矢志何贞?歌黄鹄以明情操，心何烈?倘有节孝贤妇，不幸良人早夭，苦志贞守，孝养舅姑，满三十年而没者，祠内酌办祭仪，请阖族斯文迎祭以荣之；其慷慨捐躯殉烈者亦同，仍为公呈请旌，以表节也。”

上述清规戒律扼杀女性自由权益，有其消极糟粕一面，但在预防不法之徒欺骗诱使导致拐卖骗婚发生起到一定防御作用。

　　除此之外，徽州宗族强化对于子弟教化引导，将诱拐骗婚之举作为宗族严惩不赦内容。《歙西岩镇百忍程氏本宗信谱》卷之十一《族约》篇记载说：“上之读书为士，下之力田为农，至于为工为商，守分安生，何所不可?乃有不务生业、游手好闲、赌博骗财、诱人为非者，真盛世之敝民，乡族之巨蠢也。”歙县虹梁《程氏阎族条规》记载：“今之游荡戏侮者，殆又甚焉。职业不修，放辟邪侈，使酒骂座，生事里间，聚党构徒，摊场赌博，诱人子弟，荡人身家。若此之流沉溺，既必至渐随于卑污，甘冒辱人贱行而不辞矣，宜痛惩之，使其迁善。”

祁门县文堂村陈氏乡约专门于乡约之所设立纪善纪恶簿二扇，对约中成员善恶言行进行监督和奖惩：“自约之后，凡我子孙各宜遵守，毋得故违。如有犯者，定依条款罚赎。”对约内子孙若“有忤犯父母、祖父母，有缺其奉养者，有怨訾者，本家约正、副，会同诸约正、副言谕之。不悛即书于纪恶簿，生则不许入会，死则不许入祠”，惩罚措施极为严厉。

　　在惩治骗婚拐卖中，官府除了出台禁令告示以及通过保甲、乡约乡村组织加强防范和之例外，主要通过施以刑罚来惩治遏制骗婚拐卖行为蔓延。

一是鸣官缉捕，问罪课刑。当地官吏深谙骗婚拐卖造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危害之严重，导致“民多鳏旷，则不能长其子孙。人稀地废，日渐荒残”恶果，当地官府一矣庶民告官报案后即立案拘捕传唤嫌疑人到堂听审，一待案情查明即下判课罪问刑。傅岩《歙纪》中谈及的“黄黑、张阔拐骗案件”，傅知县裁判“奉本府宪提，里族俱有公鸣……吴氏一案，黑、阔二犯罪岂胜诛，姑薄杖。其余如程思全之窝囤，文助、春老嫂、潘应忠之党恶，各责惩，免拟。”

　　二是多措并举，积极解救被拐妇女。除了对涉嫌拐卖“本夫、拐犯各遵律例尽法重处”外，防止“民多鳏旷”而积极解救也成为官府一项职责。徽州知府吴宏在《纸上经纶》中要求：对拐骗事件“除已经一面出示严禁外， 但嗣后若有汉属别州县违禁买去者，卑职尚可移关追回”。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古徽州是传统的宗族社会，对于宗族内不肖子弟犯有拐卖骗婚之罪，徽州宗族首选并非鸣官公办，而是通过宗族内族长、长老或者里甲、里保通过内部惩戒或者责令具结悔过，写下甘罚书约来处置，一方面由于宗族均是由血缘亲情为根基熟人社会群体，在族内作奸犯科，徽州宗族习惯于族规家法来惩处，大多族规家法均有处罚条约相对应，另一方面大多族内发生这些拐卖骗婚案与偷奸逃婚相关联，而发生诱因又有夫或妻一方存在遗弃、虐待、生计等诸多复杂因素参杂，加之无论是犯科人还是受害人有着亲族化、血缘化关系，双方对于由族内长老、族亲或者近邻处置更易接受和认可，所以，大多此类案件按照族规家法惩戒后，由犯科着签下认罚“甘约”了结。对于个别屡教不改、屡罚屡犯者则由宗族送官问罚。

同治元年，歙县徽民王长魁串通村民张广林，将关系不合的张妻张方氏拐骗至江西浮梁县转卖，后被娘家发现，寻至浮梁地广人稠“避匿无踪”，受害家即将两骗婚拐卖者捆绑送至里老惩处，王长魁、张广林“自知理亏，跪求再四，蒙恩宽恕轻释”，罚其逐村，族老责令犯科人签下“甘约”，承诺“改过自新，决不敢再行入村，如再仍蹈前辙，任凭送官处死。”【王钰欣,周绍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卷)·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