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党家堡迷雾（一）/陈永高

青云阁

拨开党家堡迷雾（一）

陈永高

党家堡位于榜罗盆地东南隅，西有圆嘴山之龙脉相托，东有树屲山之龙脉来拱，形成“二龙戏珠”之势，党家堡乃一“龙珠”。

党家堡，是榜罗近代史上附近居民的一个重要庇护所；是红军长征经过此地及榜罗和平解放的见证者，其身边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因而经常出现在文人墨客和史学家的文章中，久而久之，党家堡成为一个热点词，也成为一个特殊历史坐标。正因为如此，党家堡便被群众津津乐道，衍生出许多传说和故事来，而且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关于党家堡的许多历史本来面目，反倒被湮灭、埋没，甚至以讹传讹，出现不少缪误。笔者今天通过本文，以拨开党家堡的层层迷雾，还原一个基本的真相来。

关于党家堡名称

来源之迷

党家堡之名来源，说法很多，究其真相如何呢？

党家堡所在地，古时候为一小山丘，名曰文峰。文峰者，通常被视为智慧和学问的象征，代表了人们对教育和文化的尊重和崇拜，多出现在文风兴盛的地方，是古代常见的地理命名方式。榜罗文脉绵长，孕育了著名的东汉夫妻诗人秦嘉、徐淑，出现文峰之地名是自然而然的。榜罗文峰之上，很早就建有一座寺庙，初名文峰寺。文峰寺的初建应该在明朝中、晚期，重建应该在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大地震之后。寺庙的兴盛和地方人口的繁荣有很大关系。榜罗人口大量迁入是在明朝初期，集市繁荣是在清朝初期（唐朝曾有骡马市场，后废）， 乾隆初年，榜罗镇每月五日、九日逢集，主要为牲畜、米粮市。乾隆二十六年《通渭县志》首现“榜罗镇”之谓。此时，扩建文峰寺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也有最大的可能性。不仅如此，榜罗三街那时已经有了布局严谨的街镇建筑，包括庙宇。比如北街口的祖师庙，南街口的玉皇庙，东街口的财神庙（武庙）等等，什字中心有二层戏楼，下层为通行道，上层东、南、北三面开有台口，每年轮流向各街神仙唱大戏。正是这些寺庙文化，从侧面反映出榜罗镇当时市镇繁荣和文运昌隆的景象。

大约在清朝中期，文峰寺来了一位住持喇嘛，人称党喇嘛。党喇嘛广布善缘，大规模扩建寺庙，文峰寺一时香火鼎盛，闻名遐迩。文峰寺的建筑形制十分讲究，南有文昌宫，东西有左右寝殿，内供朱夫子（朱熹）等牌位，北有寺庙门，中有鼓楼和钟楼。寺庙门为三层楼阁，中层供奉菩萨，顶层供奉魁星，下层为通行门道。文峰寺飞檐架斗，楼阁嵯峨，庙貌堂皇，党喇嘛功莫大焉。而且他还精通道法，乐善好施，经常拨化暴雨，禳灾避凶，群众口碑甚好，民望很高。因此，文峰寺慢慢就叫成了党家庙。党家堡的修筑实际就是从党家庙的外围墙扩建而成，群众顺延党家庙之称，叫做党家堡，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党喇嘛在榜罗三街知名度很高，据传，他把文峰寺修成后，还准备在榜罗南梁修一个南山寺，已经动工修建了一部分，最后一次在岷县运木料回来，终因劳累过度，一病而亡。南坡寺便成了一个半拉子工程，此地现仅留下碎瓦一堆，与一个“党家坡”的地名，流传至今了。

调查走访中我们发现，党家堡之名是因为党喇嘛对文峰寺的巨大功德，先有党家庙（文峰寺），再有党家堡。党喇嘛确是榜罗镇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可惜关于记述他的片言只字，至今却没有发现一点，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关于现存堡墙的

修筑时间之迷

党家堡现存堡墙的修筑时间，没有发现明确的文献记载。现在各种资料常见的说法是修筑于同治七年（1878年）。如《璀璨的转折点》一书记述：“党家堡位于通渭县榜罗镇区南面的一处高地，建于清同治七年，占地25亩。”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呢？

据 光绪十九年《通渭县新志》载：

“（同治三年十二月）三十

日，河州贼（回民起义）

掠榜罗镇，进薄（迫近）

党家堡。 ”

同治三年（1864）十二月，即有回民攻犯榜罗党家堡的记载，显然，关于“党家堡修筑于同治七年”的说法是错误的。

那么，党家堡究竟修筑于何时呢？

据现存的光绪七年由候铨儒学训导、贡生李承昉撰书的《追赠大监元太学生经菴公蒲老先生老大人懿行序》载：

“道光乙酉岁，伏邑

（伏羌，即今甘谷）回变，

不日旋熄，翁（蒲经菴）

预料不久必叛，爰倡义

举，重建党家堡，以备

不测。捐百金以为版

筑费。堡功因之告竣。”

这个记述明确告诉我们六条关于党家堡的重要信息：

一，党家堡重建背景是因为“道光伏邑回变，”道光乙酉（1825），伏邑没有回变发生。据清道光、光绪时期伏羌籍良吏、学者王权所著《笠云山房诗文集》载：“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回民聚众诵经，弥月不散。邑人昼夜严防，县令封公，百计调和，事幸得寝。然汉回仇隙，自此结矣”。清侯新严所修《续伏羌县志》也记载了这件事：“邑回不靖（安宁），公（时任伏羌知县封景岷）调停，义安，尤惠”。1999版《甘谷县志》载：“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949），有回民聚众讲经，礼拜之事”。因此，结合道光时期有关伏羌“回变”的各种资料，幛文中的“道光乙酉，伏邑回变”应该为“道光己酉，伏邑回变”的误写。这次“回变”虽然“不日旋熄”，但却引起了近在咫尺的榜罗有识之士的警觉，立即捐资并动员群众重建党家堡。

二、党家堡的重建时间，便在道光己酉，即道光二十九（1849）年。因为此次伏羌聚集酿事，虽然立即解决，然“翁预料不久必叛，爰倡义举，重建党家堡”。“爰”者，于是也，就是立即行动。道光二十九年，蒲经菴四十九岁，其家庭财力和社会威望，正当鼎盛，有倡议修筑党家堡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如果按原幛文“道光乙酉”（1825）计，此时，蒲经菴只有二十五岁，父亲去世五、六年，三个弟弟尚未立业，家境窘迫，当时他没有“捐百金”重筑党家堡的财力和社会威望。

三、此次重建的党家堡即现存堡墙。仅蒲经菴先生，即捐“百金以为版筑费”，这尚不是全部费用，肯定还有其他地方绅士及群众的集资，可见费用较高，工程浩大。必为现存堡墙无疑。从现存堡墙保存情况看，不足200年时间，符合这个时间节点。

四、榜罗镇文峰村人蒲经菴先生是党家堡重建的首倡者，也是重要出资者，居功至伟。而且可以看出经菴公具有洞察局势，预见事变的先见之明；具有行事果决，立马付诸行动的胆识和魄力。之后的事实证明，他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同治初年（1862）陕甘回民大规模起义，持续十余年，生灵涂炭，此时，距伏羌回变（1849）仅十三年时间。也是这次党家堡的重建，使榜罗三街能够未雨绸缪，避免了遭受大的劫难，从容应对局势变化。

五、党家堡此次筑堡工程，是“重建”。“重建”者，重新筑建。含义有二：其一、党家堡原来有过堡墙，但已年久失修，已经失去防御功能。这个堡墙就是原来依党家庙墙加固而成的内落城，规模和面积相对较小。后面笔者还要就此话题详尽论述。其二，此次重建不是原来堡墙基础上的加固，而是重新修筑。我们在现场察看，此次重建，堡子规模和面积比原来扩大了近三倍，墙高壕深，堪称坚堡。新建时，夯筑墙土大部分来自堡内高丘部分，使堡内墙下形成一道宽约两丈的环形凹地，便于隐蔽人群，堡内的容量大幅度提高，堡墙高度和厚度也于原来不能同日而语。

六、关于道光伏羌回变的记载很少，这是一起小规模的回民聚集，持续月余。通渭境内堡寨，鲜见在道光时期修筑者，党家堡确是一个例外。也就是这个例外，反映了榜罗乡贤的敏锐和胆识，当时隔仅十三年之后，同治回民起义时，榜罗士民能够有一个坚固的庇护堡垒，真是一个未雨绸缪的成功典范！

蒲经菴者，真义士也。生于嘉庆五年（1800）左右，卒于光绪四年（1878），享寿七十八岁。乃榜罗近代教育的奠基者“五大师”之一黄家庄蒲建洲（字协中）之祖父。经菴公，祖上农人，世贫，公少时也从师就学，颇能记识。未及弱冠，父丧。经菴公乃力挑家责，助母抚养三个弟弟成长，并供他们读书。自己和两个弟弟皆名列成均，取得监生功名。后来三弟早逝，又承担起两个侄子的抚养义务，授业课读，视为己出，直到成人。他勤劳耕读，又善于经商，终于在中年时，使得家道兴隆。自己平常仍然省吃俭用，在亲朋乡里有困难时，却能够慷慨解囊。

更重要的是有洞察局势的先见之明，在道光伏羌回民的小叛乱中，立马预见：回民将后必然再反。遂捐百金重建党家堡，这个举措非常人可比，有胆有识有能，防患于未然，救民于水火，真君子风范。

不仅如此，咸丰四年（1854）大饥，乡邻乏食者，沿街僵卧，，经菴公慨然以家粟施舍，本街赖以存活。同治初年，回匪复叛，四方烽起，翁（蒲经菴）乃出资捐炮买火药，以为守备，且虑堡中乏食，捐粟数十石”。回乱十余年，军需浩繁、四方粮尽贫民饥饿，辗转沟壑者，不计其数。“翁（蒲经菴），目睹心恻，复出赀赈济，至熟方止。时谷价过昂，升粟千余文，翁怃然曰：吾苟有粟，必不忍与他人俱长矣！吾粟尽，乃已。邻里数百家，頻年凶荒而仰事俯畜得全性命于今日者，翁力也。”蒲经菴先生的做人准则就是：“积金银以遗子孙，不如积阴德以遗子孙”，真乃不可多得的乡中贤士。

另据现保存的由通渭县榜罗镇贡生李承昉拟撰，武山鸳鸯镇拔贡杨映塘书写的《例授文林郎诰封中宪大夫原任中卫县教谕伍老先生老大人讳重华字协一懿行序》记述：

“北上后（进京参加进士

考试）先生（伍重华）

遂家居，怡然色养，奉侍

宜人（其母），以乐余年。

忽贼氛（回民起义）四起，

同治二年，即在本镇办理

防务，兼筹粮饷，出力十

余年，军需赖以足。”

伍重华者，字协一，今通渭县榜罗镇文峰村人。清咸丰十一年

(1861）辛酉科举人。同治二年（1863），伍重华即在榜罗办理防务。同治四年，为抵御回民进击，图谋平定河州，时任甘肃提督曹克忠派部下傅先宗统领宗顺五营，驻兵于通渭马营。同治七年，署理陕甘总督穆图善照会傅先宗，命其率军收复狄道州。傅先宗奉命北上抵达渭源，在洮州总设粮台，榜罗镇设立分局，委托伍重华任督办委员，负责筹粮征饷事宜。出力十余年，“前方车需赖以充足”。

就是这样一位地方重要人物伍重华，在同治初年回乱暴发后，他恰巧以举人身份待命在榜罗家中。动乱年间，各地士子皆身先士卒，担负起了保家卫国的重要职责，这是他们作为读书人的道德义务，也是国家责任，他们在当地享有崇高威望，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同治回民起义期间，通渭各地很多生员、举人同时兼任堡总，有的在动乱中甚至壮烈牺牲。如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一日，“陕回犯榜罗镇之大河滩，生员（秀才）焦铣暨同族三十余人皆战死”。

伍重华在同治二年“即在本镇办理防务，兼筹粮饷”，那么，当时榜罗镇最大的防务是什么呢？当然是加固堡寨。因为堡寨是当时最紧要、最有效的军事工程。那么这个堡寨是什么堡寨呢？榜罗街镇唯一而且最大的堡寨就是“党家堡”，舍此无它。

在上述关于伍重华的同一《懿行序》中还记述：

“筹防之年，粟价过昂，

饿殍相望，先生（伍重华）

为之遏价籴粮，且劝有粮

者输流出粜，以赡贫民之

用不匮。复捐钱筑坞外旱

台以继之，盖所以賙贫民

至矣。”

这段话中“筹防之年”，“复捐钱筑坞外旱台以继之”，比较难以理解，但却至关重要。

“筹防之年”，即伍重华在榜罗“办理防务，兼筹粮饷”之年，这个时间段是从同治二年开始的。

“复捐钱筑坞外旱台以继之”，“坞”者，坞堡也。“旱台”作为古代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一部分，通常被设计为坞外的一层防御设施。古代筑堡，多在堡外5-10米开外取土以用，堡成壕就，是为堡壕。堡墙与堡壕之间的这个平台地段，通常称作“旱台”，有的还在“旱台”外边上筑了墙，称作“旱台墙”。

那么，这里记述的伍重华“复捐钱筑坞外旱台以继之”是指什么？很显然就是复筑“党家堡”堡外之“旱台”，使之更加坚固，以继承前人的筑堡伟功。同时，也说明此时坞堡早已存在，也印证了前文关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重筑党家堡的事实。

综上所述，党家堡现存堡墙，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由监元蒲经菴先生倡导并捐资重建；同治二年（1863），由举人伍重华捐资复筑了堡外之旱台，对党家堡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加固和维修。

【作者简介】陈永高，字望齐，斋号青云阁。1968年生，甘肃省通渭县人。1988年，毕业于陇西师范学校，200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法学本科。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楹联学会会员、甘肃省诗词学会会员、甘肃省诗歌创作研究会会员、定西市政协文史研究员。原任通渭县文化广播影视局副局长，现为通渭县文联副主席、诗词学会会长。创办《通渭文化》刊物，主编《渭城朝雨》文集，出版《新时代通渭诗词精选》等书籍。诗书兼修，词翰并重，长期致力于书法、诗词联赋、地方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及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