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之路】懵懂无邪的“第一次”

华伦

美篇昵称：华伦美篇号：628534图片：自拍或自有照片翻拍音乐：让我们荡起双桨 　　日前在给父亲整饬房间时，偶然发现了几件属于我的“文物”：从襁褓到总角的几帧小照、从幼儿园到小学五年的《学生手册》以及几本陈旧的日记簿，面对这些珍贵的“文物”，倏忽勾起我童年时的许多“第一次”。 第一次“出镜” 　　1953年10月16日，上海浦东南路899号（此处现为世界时尚巨擘老佛爷百货大楼）的一户殷实人家，一个九斤重的小屁孩呱呱坠地，这个小屁孩就是鄙人。按当地习俗，新生儿满月时除了宴请宾朋外，还要照相留念，于是，我在妈妈怀中又酣又憨的丑陋形象被定格了。 第一次心仪异性 　　五岁时，我进入了距家一公里左右的东昌幼儿园，几天后我就自行往返家、园两地了。现在想想我的父母心真大，如今许多中学生还要爷爷奶奶接送呢！ 三年后，作为“好宝宝”，我被挑选进入浦东最好的黄浦区第二中心小学读书。离园前那张十个“好宝宝”在滑滑梯前的集体照现在看来是多么的珍贵，除了满满的历史感之外，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其中还有我懵懵懂懂时的梦中女神呢！ 第一次学俄语 　　黄浦区第二中心小学是一所1889年由时任上海知县裴大中先生创办、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任首任校董的百年老校。能在此校读书那可是浦东所有学子的梦想。 以前的小学是六年制，六十年代初，上海市在每个区各挑选一所重点学校进行五年制教学试验，我们学校就是其中之一。因少读一年书，原本应70年毕业的我成了69届初中毕业生，从而成为这个中国最不受待见群体中的一员，人生轨迹也因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当然这是后话。 那时，我国与苏联正处在蜜月期，当时人们最爱看的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最受欢迎的电影是《列宁在十月》，最崇拜的英雄人物是保尔•柯察金，小伙伴之间经常打趣的话语是“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这些红色苏维埃的标签，是很难从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中抹去的。 作为试验，学校开设了俄语课，小屁孩们就像格式化了的存储器，很容易接受新鲜的知识并牢记于心，以至一些俄语在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老师进教室时班长喊一声：“福斯达气（起立）”，老师一摆手：“萨奇解斯（坐下）”，学生答对问题后，老师会表扬：“哦亲哈的啰嗦（很好）”。下课时，师生间要互相道一声：“达斯维达尼亚（再见）”。同学们见面时：“普里维特（你好）”，女同学会互夸：“客拉撒维查，姐勿失卡！（你好漂亮喔！）”，男同学则：“客拉撒维茨，马里切克！”（你好帅啊！），然后互相回敬一句：“去死吧！”（谢谢！）。 第一次获得荣誉 　　1965年暑假期间，我参加了上海市小学生足球夏令营，上海市队的张正友队长是夏令营总教练，作为守门员的我则由当时的国家队守门员蒋耀章负责训练，虽然练得很苦，但学会了基本的守门技术，甚至高难度的鱼跃扑球都很娴熟了，这为我以后代表南昌铁路局队参加江西省运动会获得好成绩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夏令营结束后，我又代表黄浦区参加了“上海市夏令杯足球赛”并获得了由《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市体委联合颁发的一本小红本，这对一个才12岁的小屁孩来说是多么大的荣誉呀。 正因为有了这个小红本，此后六十多年间，我断断续续码下了数百册日记，粗粗一算，这些文字没有“等身”也应该“及腰”或“近膝”了吧？而就此养成几十年不辍的笔耕习惯，也为自己靠笔杆子混迹职场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有“死亡”概念 　　太外公（母亲的爷爷）在1960年去世时，让我对死亡有了真切的感受。当时我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那年除夕，妈妈煮了粥让我端给卧病在床的太外公，太外公一看就大发雷霆：“大年夜就让我吃粥吗？旧社会都没有这样啊！”随即一甩手把粥打翻在地。不久，太外公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我们。看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太外公，我还以为他睡着了呢，妈妈告诉我太外公再也醒不过来了，我顿时嚎啕大哭了一场。 太外公葬于“久安公墓”。落葬时，他生前穿过的衣物、睡过的床，坐过的凳子，用过的碗筷等实物都在墓茔前焚烧或摔碎，不似现在用的都是纸糊的祭祀用品。 太外公的永久居住地现在已成为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东方路了。顺便“科普”一下，作为浦东开发标志的东方路，最早的名称令人毛骨悚然，因“久安公墓”的存在，附近一条乡间小路被当地百姓顺口叫作“坟墩路”。解放后，政府觉得此路名不吉利，便按上海话的谐音改成“文登路”，再后来要开发浦东了，“文登路”似乎还是有阴影，于是就以象征新生和希望的“东方”为其命名了。 第一次被“拘留” 　　东方路不远处有一座千年道观，因唐朝时皇帝钦赐为祭祀东岳大帝的行宫而得名“钦赐仰殿”。“钦赐仰殿”在浦东方言中的发音为“JinSiNiangDi”，故浦东人称之为“金丝娘地”。我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拘留”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那是1964年的暑假期间，我带弟弟到金丝娘地捉蟋蟀，不幸被贫下中农抓住，说我们踩坏了庄稼要赔偿损失，我拿出仅有的五角钱，贫下中农说不够，于是便把我扣为人质，让弟弟回去找家长。在被“拘留”了一个多小时后，妈妈终于把我“赎”了出来，回到家便吃了一顿“竹笋拷肉”。 日前，我再次光顾金丝娘地，拍下了重建后的钦赐仰殿的雄姿，也算是为六十年前被“拘留”的那桩趣事留下佐证吧。 第一次犯“政治”错误 　　那是特殊年代的一天，为了得到一枚领袖像章，我冒着倾盆大雨，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后终于请到了一枚“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像章，当时的高兴劲就像现在抢到了一张明星演唱会或足球德比的门票似的。满心喜悦的我回家后却犯了一个极大的“政治”错误：在小心翼翼把像章放在五斗柜内后，不慎打碎了柜上的领袖石膏像，我害怕极了，心想不会进提篮桥（上海的监狱）吧？我找来胶水想粘，可是怎么都粘不好。爸爸下班回家见状责备了几句后用报纸把破损的领袖像包了起来并藏在大衣橱里，为此我忐忑了好一段时间。那破碎的领袖像后来爸爸是怎么处理的就不得而知了。 此后我请到的像章越来越多，品种也愈加丰富，至今都宝贝似的珍藏着呢！ 　　胡乱写下这些杂七杂八的文字，既是为《童年之路》征文活动中众多美玉抛出的一块碎砖，更是为防止阿尔兹海默的不期而至所留存的一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