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释碑雷人 虚造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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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读到系列文章《汾阳小相村考察简记》（下文称简记）：（1）~（6），结合简记（2）出笼前后，笔者有幸在《汾州文史研究论坛》停留二十天，几次与群主互动探讨三块涉相里氏碑石释读留下的奇特印象，一并聊录于此。简记作者以新颖奇特的文字大拼盘，意欲体现其高超的文学技艺和巧妙的剪裁搭配；俨然一副知识渊博，见解独到的模样。笔者浏览略读发现，从简记（2）碑释的荒疏浅陋，望文生义；到简记（4）的郢书燕说，移花接木；再到简记（5）的无本之木，形如漂萍；又到简记（6）的强解丛林，歧谈高论。可谓是集雷人语、奇葩文之大成者，读之令人齿冷，拙文略举二三，以免寡昧见忘，旨在奇文共赏。

一、释碑雷人语

碑文释读是指对古代碑刻文字的注释和解读，旨在帮助人们理解碑刻的内容和意义。基本要求是忠实原文，而非触动原作的根本属性而纂改原意。它是一项涉及历史、文化、语言学的多个领域的综合性工作，要点有：文字识读、历史背景、重点解释、年地考证、意义挖掘、校勘补正等。碑刻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记录了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人物关系和文化内涵，揭示出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小相村周围涉三块相里碑石，简记（2）的作者释读三碑语，与常人的理解大相径庭，频现雷人之语…

1、相里金碑释读

（1）、县邑与相城

　　笔者按（以下简称按）：先从汾阳置县说起，《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晋景公六年（前594）。晋侯赏恒之（荀林父）狄臣千室，亦赏士伯（士会，士贞子）以瓜衍之县。”

　　《山西历史地名》称：“瓜衍县，在孝义县北十里，今名虢城。”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载：“汾州虞、虢二城，相传晋灭虞、虢，迁其民于此，筑城以居之。”诸多史实说明，晋灭虢、虞后，为牢固控制河关险要，强行将虢、虞子民千里大迁徙，迁到晋国北方的边鄙塞外，介山险道雀鼠谷（今介休）以北的汾阳谷地，在这片地域繁衍生息。当时瓜衍县（今汾阳）的旧址，尚有小虢城、虞城两村，孝义有虢城，正是当年秦献公时两次“假虞灭虢”（前658年、前655年）后，将其民迁于此，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设置了瓜衍县，这是正史记载我国最早的县名之一。记载详实且有遗存（巩村遗址，战国时）的瓜衍县，开创了华夏建县的先河，引领了郡县发展的潮流，是有城有史，弥足珍贵的华夏早期县治。

汾阳文化学者王希良先生在微汾阳公众号发布的《千年古城话汾阳》系列文章之一：瓜衍——三晋最古老的县，之二：解读瓜衍县，之三：汾阳小考等，记载了汾阳县的历史沿革变化，1998年发行的《汾阳县志》卷首汾阳概述，开宗明义说明了汾阳的历史沿革是根据历代《汾阳县志》与国之正史的有关记载，并以考古成果为依据得出的结论。

　　2024年7月19日，王希良先生在同一公众号再次撰文，将汾阳的历史沿革阐述的清晰明了，特别是文末接地气的一句：“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改了名字就说他不是这个人。”通俗易懂，非常适合初学者阅读。郭世科老师《汾阳称名历史久远》一文，引经据典，碑刻与诗词佐证，将汾阳历史作了详实的论证。作为汾州文史研究论坛群主的简记（2）作者，不可能也不应该不了解汾阳的历史沿革。放着正史记载的瓜衍县不看，今人最新的研究成果不用，况且更早的康熙版《汾阳县志》有载：“…惟汾州之为汾阳，则自（东）周迄明，相言独久。总之，以郡言则曰西河，以州言则曰汾州，以邑和县言则曰汾阳，不得以为耿（隋称耿州）为浩（唐称浩州）而遂眩惑也。”简记（2）的作者唯独搬出乾隆版《汾阳县志》和顾炎武《日知录》中的只言片语来论证汾阳在公元前586年~558年才始有了县邑的雷人语，显是罔顾历史，纯属混淆视听。《左传•僖公十年》有：“晋杀其大夫里克”的信史和《元和姓纂》载：“克妻携少子季连逃居相城…”是能够相互印证的史实，惜乎今人未认真地阅读碑文“逃居相城”与《姓纂》记载“西河隰城，今汾州相里城是也”的联系，导致对相城所确指，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和异说，更值得审慎地研究和探寻！

　　《元和姓纂》作为姓氏源流的著作，通过辑录和校补被收录于《四库全书》的子部，体现了其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独特地位，对研究中国古代家族、社会结构和文化传承具有重要价值。《钦定四库全书•元和姓纂•粗校》指出：“西河隰城，相里祉始居焉，今汾州相里城是也。”（注：用标点符号标出句读，叫做“点”；以一个版本为篮本，将不同版本的文字差别详细列举，并提出存疑的，进行必要的修正，叫做“校”，合称“点校”。“粗校”即粗略地点校，谦词）。明白无误的给出西河、隰城，今汾州、相里城等地名，皆为今日之汾阳。即《元和姓纂》成书时的唐•元和七年（812）已有记载。笔者以为：西河隰城，盖指西河国时改兹氏为隰城，这样上可追溯瓜衍、兹氏，下可延续唐肃宗上元元年时改隰城为西河县，直至相里金于天福五年（940）护丧葬于汾州西河县唐化乡大相里原（墓地小相里村北“太师茔”）。唐代《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谨录元出州郡，河东道四、汾州西河郡，出十姓：…相里、任姓…”和顾炎武考察相里碑后，在《金石文字记》云：“今汾阳有大相、小相二村，相里氏之后尚有数十家，因考北齐寺题名多相里氏…至今千年有余…而裔孙犹居于此…故能累代不迁…欲求元时遗族，已寥寥不可见矣”，早于顾炎武八年访相里碑的朱尊彝（号竹垞），在《曝书亭集》相里金碑跋云：“汾阳县有大相里、小相里，相里氏子孙聚族居焉。按：相里氏，东周时即有之，庄子称相里勤（战国墨子后学三脉之一）弟子是已…”。清•乾隆《汾阳县志》艺文志有辑录。氏族谱的【元出州郡】与顾氏【元时遗族】能够相互应证，皆指相里氏的元出地。结合相里金封爵西河县（郡）开国男（侯），碑铭：“近囗祖祢，食禄并汾…迁路即神，归葬故园”这么多的文字信息以及《史记•晋世家•夷吾遗里克书》：“诚得立，请遂封子于汾阳之邑”的记载，汾州相里城（相城）不是彰明较著吗？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学院副教授2024年2月在《新出唐粟特裔武将石磨咄墓志研究》一文中有：唐制“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地”的论述。尽管《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中记载的“相城”确实存在，惜其未能与相里氏的元出地和相里金碑序文中“远祖食禄西河，因居汾晋间”与铭文“近囗祖祢，食禄并汾”的记述相吻合，只能认为简记（2）的作者对相城的引述不当。

　　（2）、冯翊与汾晋

　　按：公七代祖唐相州刺史遵，其先（祖）冯翊（韩城）人，应无异议。远祖食禄西河（今黄河晋陕峡谷两岸），从祉到遵再到金一直不是汾州西河人的解读，则为大谬也。《史记•吴起列传》：“魏文侯时，吴起为西河守，甚而有名。”魏惠王后元五年（前330），地入秦、郡废，秦统一天下后（前221~前207）实行郡县制，河西郡（也称西河郡）划入左冯翊管辖，最早的河西郡消失不见了。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重置西河郡，将上郡的23个县和太原郡的13个县组成了跨黄河而治的西河郡，属朔方刺史部，与冯翊（韩城）已无任何地理关系。东汉初年（公元25），西河郡划归并州刺史部，东汉永和五年（140）郡治徙至离石，包括其后魏黄初二年（221）复置的西河郡（郡治兹氏）。汉西河郡及其后迁徙治所的西河郡无一与冯翊（韩城）有丝毫的地理交集，碑文中“因居汾晋间”的西河郡（县）定是不包括冯翊（韩城）。简记（2）的作者，曲解西河，篡改史实，望文生义，生硬地将“其先冯翊人，远祖食禄西河”的西河，强解为今黄河晋陕峡谷两岸的冯翊（韩城），或许是历史地理知识的水准使然。

相里金碑序文中：“因居汾晋间，奈（怎么）为汾州西河人也”的解读，更让人难以卒读。标准的陈述句，“这是成为汾州西河人是已”的缘由，“奈”在古汉语中是自指代词，与“公，讳金，字国宝”对应，表明其籍贯或出生地；说明与公七代祖遵，唐相州刺史，其先冯翊人的身份相异之处和遵的先人有过迁徙冯翊的经历，该陈述句正是为相里金封爵西河郡（县）开国侯（男）铺垫出名正言顺的理由。

汾晋，意思是指汾水流域。亦特指山西省太原地区。唐•杜甫诗云：“千秋汾晋间，事于云水白。”金•元好问诗：“我从汾晋来，山之面目腹背皆经过”叙说的清晰明了，并无歧义。唐初•房玄龄撰写的《晋书》（二十四史之一）：“董卓之乱，则汾晋之郊萧然矣。”是正史中记载的汾晋；《隋书•食货志》记述：“隋开皇三年（583），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十三州，置募运米丁。…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这是隋文帝诏书中的汾晋；《北史•齐本纪》魏征总论曰：“有齐全盛，控带遐阻，西包汾晋，南极江淮，东尽海隅，北渐沙漠。”这是北齐全盛时记载其疆域中的汾晋。为何简记（2）作者统统视而不见，仅凭“其先冯翊人”一语，偏偏要曲解汾晋间为今黄河晋陕两岸峡谷呢？况且其后的碑铭“食禄并汾…归葬故园”前后呼应！体现了碑文撰写人李霞蒸高超的文字功力。简记（2）作者的解读着实令人费解，可谓是：一叶（冯翊）障目，望文生义。

碑刻序文中一句简单的陈述句：“奈为汾州西河县人也”，简记作者解读为：“（怎么）能成为汾州西河县人呢？”的疑问句，并美名曰是碑文作者李霞蒸整篇碑文承上启下的转折句。还说“他人可能不懂其句之意”，洋洋自得，自以为是…并言：“金以前先人没有一个与汾州西河有关系的！”“从金开始才有了关系”。不知相里金缘何封爵西河郡（县）开国侯（男），历史知识之贫乏可见一斑。然而，崇胜寺北齐天保三年（552）的相里寺碑中诸多相里氏人名，不正是可以揭穿简记（2）作者臆说的实物证据吗？

　　（3）、避窨与全身

　　按：简记（2）的作者，将“协避窨全身支道，见因地得姓之由”解读为：“调理人的血脉气道，避害趋益，修养生息，以地为姓。”读来令人齿冷，患在典籍不熟，强不知以为知，砌词愈夥，离题愈远，每有“南华非僻书”之叹。此句本义为：协调避窨潜藏和保全身家性命二者之间的途径和出路（支道）；揭示出克妻司成氏，携少子季连，避地居于相城，因地得姓“相里”氏的缘由。

《五代史平话•晋史•卷上》：“遂宣授石敬瑭复为河东节度使，敬塘既得还镇，常思为全身之计”。全身之计的意思为：保全身家性命的计策。简记作者的解读，使笔者甚感困惑，难道他的语文老师是“天外来客”，培养出如此霸屏霸气的《汾州文史研究论坛》群主。

至于其“铁口直断”相里祉是相里金的十六世祖的雷人语，或许能得到坊间的追棒，相里金生于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相里祉即使是东汉末年（220）任济阴太守，按任职时二十岁计，相差670多年，怎可能是十六世祖，常规三十年一世，小学生也会计算…对释读相里金碑中其它的雷人语，拙文不再赘述。

2、相里瑞碑释读

　　 按：顾炎武先生造访汾阳时，在《金石文字记》中留下了对相里瑞碑的记载。

　　清•乾隆版《汾阳县志》载：“按，相里瑞，唐时人，盖金之远祖。然则金世居汾州西河，而五代史云并州人，考之未审也”。

两次出任汾阳县长的王堉昌，在民国十三年亲访两碑，并在《汾阳县金石类编》中留下了记载。

　　陕西省三原相里氏后裔相里忠祥推算：“相里瑞应该是相里金的九代祖（2019年10月13日）”。

从上述几位学人推断的相里瑞碑为武后时所立。笔者查阅史料，《资治通鉴•卷204》记载：“武则天永昌元年（689），敕令颁布十二个新字，史称“武周改字”。历代字韵书及有光关唐史著作中大都会提及武周新字，但对新字数量、字形与分期等尚未形成共识。依据大量唐代碑刻用字，大多学者倾向于武周新字17字18形（其规范形体以董作宾先生摹写最为精准）。

　　尽管顾炎武先生认为“埊”字在武后时流行，但“埊”字在武后前早已出现。《战国策•魏策一》载：“张仪恶陈轸，于魏王曰：轸善事楚，为求攘埊也甚力”，《前汉•赵充国传》中：“令不得肥饶之埊”，两书出处皆早于唐。但结合上骑都尉勋转为唐武德七年始设，学者的推断相里瑞碑为武后时所立，还是有所依据的，其断代应是准确的。武则天敕令颁布新字中含有“埊”字，可以印证。据武后颁布的诏令《改元载初敕》：“（新颁文字）上有依于古体，下有改于新文。”宋•郑樵在《通志•六书略》中称：武后新字中至少有七字来自篆文、古文或籀文。”可见，则天新字也并非完全凭空虚拟或新造。

国内唐碑有武后造字的碑文不少，典型的有：泰山《双束碑》（10个则天新字）和西安碑林博物院收藏的《大周故郢州刺史杨府君之碑》（5个则天新字），都留下了明显的则天新字刊刻痕迹。

另外，相里瑞碑立于相里金碑东侧，古人奉行“以东为上”，这是中华文化传统的基本常识，相里瑞是相里金的先辈应是确信无疑的！仅以相里金碑文中没有记载相里瑞（碑文中相里金的四~六代祖，也未刊刻名讳），而武断地认为是相里金的后人，不知是什么逻辑？简记作者论坛中所言：“@李海见，我明确告诉你，相里瑞是相里金后面的人，是相里金的后人”之说，纯属无稽之谈，不仅无视古今学人已有的研究结论，而且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常识。

3、相里寺碑释读

　　按：在汾州文史研究论坛中，笔者曾停留廿天，互动中提到北齐天保三年相里寺碑上的多个相里题名，作何解释？简记（2）作者言：“碑上所有姓名几乎全是后来刻上去的”，确实震撼雷人。相里寺碑，又记名“崇胜寺北齐造像碑”，林徽因考察后写作“任敬志等造像碑”，三名同为一碑。

笔者查阅史料《佛教造像碑题字与铭文》（中台山博物馆馆长、前国立高雄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

见迅法师）记载：“佛教造像碑上层为佛龛，下方刻有文字；或正面造像，而题字在碑阴及碑侧；或于碑阴及下方刻有供养人像，每一像旁有题名。随造像碑选型的不同，题字的位置亦随之变化。题刻在佛教造像上的文字资料，称为造像题记或造像记，其结构大多涉及造像时间、造像者、造像动机和发愿对象。造像纪年、像主地缘、誓愿回向，这些文字记录都是研究当时佛教艺术相当珍贵的石刻史料。”清代王昶《金石萃编》在北朝造像诸碑总论中写到：“造像或称一区（或作躯），或称一堪，其后乃称一铺。造像必有记（原注：记后或有铭颂），记后题名。”得知造像题名实乃佛教造像碑的应有之义。翻阅造像资料可知，以像主一家或兄弟姐妹共同供养的方式制作造像，在北朝最为常见；毕竟在多部佛经中，都曾提到制作佛像所具有的功德意义。如赵明诚在《金石录》中所说：“盖欲以托付以传不朽尔”。其试图通过或高尚或显赫的碑主建立联系，以达到彰显自己的目的（赵明诚撰《金石录校正》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5年）。

造像题名，尤其是同一家族成员合刻的造像题名，其功利性或许没有那么突出，但也非别无所图，祈愿佛祖保佑的心愿则是显而易见的。

而造像碑安放的位置，也更加凸显这层意味。造像一般安置于形胜之地，或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或紧邻道路，交通便利——对后者的强调显然是期待造像能被更多的人观瞻。达成“行夫辍足顾，儒生执而虔”。以此向乡邻或行人展示自己参与造像。发愿文与功德回向：造像题记中“上有皇帝、陛下，下有七世眷属、父母”之发愿基本模式，体现佛教与儒家伦理思想的忠孝精神与传统礼教结合，传达出佛教的本土化和世俗化，具有民间性和大众性。这样珍贵的相里寺碑刻题名，简记（2）的作者臆测为“全部为后人加刻上去的”，其语能雷倒一片众人！在其面前逻辑是无力的，史实是苍白的，只有臆想才是最为合理的。

《三晋石刻大全•汾阳卷》收录了该造像碑拓片（碑阳），现著录如下，以供方家研究参考。

　　简记（2）的作者，无视北朝造像碑展现的佛教艺术的巅峰之美和当时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忽略当地民众的祈福心愿，以及造像刊刻的题材和铭文必有的供养人姓名（多刻于正面的两旁、碑侧及碑阴等部位）及其发愿文（大多刻于佛像下面的正中部位），而是臆造出“所有姓名几乎全是后来刻上的”雷人之语。真是应了周立波语录：“念了十几年书，想起来还是幼儿园最好混的”。其在汾州文史研究论坛中称“以汾阳市政协特聘社情民意信息员提案，呼吁对这三块碑做科学的文物鉴定”，不知提案呈送了没有？鉴定结论定会让罔顾史实的人闭嘴…

二、虚造奇葩文

虚造奇葩文，是指无事实根据，对着墙壁，凭空捏造出来的文章；整体上指的是那些没有事实根据，却试图通过奇特、新颖的想象或描述来吸引注意力的作品。这种作品往往缺乏真实性和可信度，更多的是故意制造噱头、编造故事的行为。乡壁虚造出自汉•许慎《说文解字•序》：“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清代•徐特立《国文教授之研究》云：“盖解释义意，不可乡壁虚造也。”记载历史史实，一定要基于客观事实，不可捕风捉影、凭空捏造。浏览略读简记（4）、（5）、（6），使人如坠烟海。

1、远来的高僧

　　7月17日简记（4）的作者，用优美的文笔，巧妙的虚构，拽来了年仅十一岁的童僧（何时入佛门未知）。“‘志慕情远’的高僧灵藏（生于公元519年），于公元530年左右，随着逃亡避难的人流走进了山西，来到了小相村所在的卜阳地域，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建立起了自己的家：灵藏精舍，佛光生辉…村人为了感激灵藏法师的恩德，定村名为灵藏村，以示千秋万代，永作纪念”云云。“两位高僧在灵藏精舍前树林中，品茶下棋，谈佛论经。此人正是佛教净土宗的奠基者昙鸾大师。灵藏与昙鸾（晚年移住石壁玄中寺，今号“鸾公岩”），商议创寺，取‘灵’与‘岩’，创建了‘灵岩寺’名，时间约在北魏至东魏（530~540）年间。灵岩寺与崇胜寺同属佛教净土宗寺院。”

按：笔者查阅史料，隋文帝开皇二年（582）诏建大兴城，敕令迁寺（原名遵善寺）于新都，命为国寺。因隋文帝在北周时原为大兴郡公，故取“大兴”二字和靖善坊（新寺址）的“善”字命名为“大兴善寺”。

《长安志》载：“大兴善寺开山祖师是灵藏大师，他是隋文帝杨坚的布衣知友，同时任隋朝管理全国僧尼事务的昭玄都僧官。”《续高僧传》卷二十一载：“开皇四年（584），关辅亢旱，帝引民众就给洛州，敕藏同行共通圣化。”就给洛州，明明是为洛阳，怎来（山西）汾州？偷偷换作卜阳，纯属移花接木。

关于佛教，笔者属于门外汉，史载大兴善寺为“密宗（真言宗）祖庭，灵岩寺属净土宗寺院。二者修行方法和教义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简记（4）作者把两者融合起来，应是佛教界的创新之举，因为现有的历史资料，尚无密宗与净土宗的高僧共商建寺的真实例子存在。

简记（4）的作者，精心剪裁典籍、史料，肆意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生造野史！！众所皆知，历史本身不是文学创作。颠倒时空，戏弄读者，误导众人，文德何在？

海建同学见此简记评价：“文笔确实了得，只能当做传说”，算是相当的客气；笔者当即点评：神童…高僧…十一岁…灵藏，此简记可更名为《高僧童话》。笔者思忖良久，若是让隨文帝早登基50多年，或许可能…不知简记（4）的作者是何居心？祈愿虚造的奇葩文，不会污染佛教以诚信对待宗教信仰和实践的一方净土。

2、北齐之高欢

　　7月30日，该作者又炮制出了简记（5），这次请来了北齐高欢，他是东魏王朝的建立者之一，也是北齐王朝的奠基人。其子高洋立国号北齐后，追尊其为神武帝。文中记述了：“高欢长居晋阳，遥控邺城。为了辟谣，稳定军心，不顾重病，在露天营地与诸将宴饮高谈，命令斛律金唱《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回肠荡气，哀感流涕。进而描写了高欢的文韬武略，注重边防建设，堪称保国良将。公元550年次子高洋立国号北齐，次年修筑黄栌岭长城，顺势引出了在汾阳罗城村和小相村烽火台遗存。之后，简记（5）的作者站在小相村北齐残存的烽火台前，双手合十，愿把自己塑成一位“圆通圣境”的虔诚的寺僧…”

按：《北史》记载：“神武（高欢）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祖父犯法，父亲高树生“不事家业”，高欢出生后，被送到了已经出嫁的姐姐家寄养，其出身地位低微史家公认。从军后高欢迎来了命运的重大转折，结识了生命的最重要的贵人——未来的妻子，随后一路高升至北魏大丞相、太师，后实控东魏朝政。儿子高洋立国号北齐后，尊为神武帝。

查阅史料。关于烽火台，夏朝末年始见烽火台的记载，最著名的是《东周列国志》中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烽火戏诸侯。到了汉代，烽火台的建设规模更大了，用土木筑成的被称为“烽燧”的烽火台。南朝吴均诗句：“羽檄起边庭，烽火乱如萤”，唐代大诗人杜甫《春望》中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名句。小相村中的土台子，始建年代不详，二十世纪初曾有汾阳市分管文物考古的当地专家根据挖到的陶片，初步考证为：“年代约在东周至汉代之间，而洞中的庙宇不过是明代人掏空利用空间的产物！”（见《寻觅古相城的踪影》）2009年9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马升、王俊等考证汾阳巩村遗址，断代为战国时遗存（一说为春秋至汉，春秋使用为多），村南有烽火台样土丘，应能给小相村土台子（烽火台）提供一定的启示。

简记（5）的作者，描述为北齐残存，不知有何证据？倘若有人抄一段《史记•周本纪》中的《烽火戏诸侯》段落，然后站在土台子的前，同样双手合十，该夯土建筑岂不成了西周残存的烽火台了吗？若另抄一段墨子书中的《号令第七十》：“与城上烽燧相望，昼则举烽，夜则举火…”然后在土台子前双手合十，岂不又成为战国遗存了吗？倘若有抄一段《前赵刘元海》筑八门城，有烽火台，岂不又成为前赵遗存了吗？这样的无本之木、形如飘萍般的肤浅论理，应之不免贻笑于“风吹草低见牛羊”之“牛羊”；不应，恐给善良的读者造成误导，应与不应之间只好选择鉴赏。因前有简记（4）的乡壁虚造的高僧灵藏建村“灵藏（自然村）”之文，简记（5）的“北齐残存”之说，只能存疑，不可当真。期待新的史料或专业权威的断代结论，或新的考古证据证实。若近期没有更权威的说法，相信读者会从上述“东周至汉”、“北齐残存”两说中找到需要的答案。从简记（5）文末附：汾阳三晋文化研究会长留言：“由此看来，汾阳晋秦古道烽火台建于北齐…上次小相村考察，潘（如有）书记还说大悲庵由烽火台改建而成，存有质疑，当时我没有确凿的证据，没有和他探讨，现在这个迷终于破解啦！”留言可知，该会长已明显受到简记（5）的影响。着实令人叹息，确实存在误导，笔者撰写鉴赏之文，或可澄清一些不实之词！郑重提醒善良的读者：若信简记（5）之诡辞妄说，不免上当受骗。

3、奇葩的高论

　　简记作者不满足于高僧立村“灵藏”说，高欢北齐残存“烽火台”，于8月19日又写成简记（6），算是赤膊上阵、亲自出马，发出了“究竟是先有小相村，还是先有小相寨？”疑问，引用《文峪河志》：“…远古时，先民在山林河谷聚居，狩猎采集，繁衍生息。随着太原盆地湖泊缩小，先民逐渐移居新陆，成为村落、封邑”的记载。依据“喜居高、厌低阴，既是人类的本性使然，也是居住环境的自然要求”的推理，得出了：“地处海拔800米以上的小相寨，无疑要比地处750米以下的小相村历史古老悠久的多”独特新颖的高论。总之，简记作者的文章必须高人一等才是，正如唐代诗人•杜甫诗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味。

更为令人齿冷的是，文中引用了明代乡进士王近臣在明万历二十年八月《大相村增修崇胜寺记》的开头语：“崇胜寺在州之大相里，为东北一大丛林。”的记载。进而写到“说明，大相村周围至少五六里范围内，是被原始森林覆盖。小相村距大相村直线距离不足三华里，正处于原始森林的核心地带，低洼潮湿，易于水淹，在军事保障上也难以与小相寨相比胜”。《增修崇胜寺记》明明载明崇胜寺是（汾）州之东北一大丛林，简记作者则强解为原始森林…

面对如此奇葩之文，笔者只好借用《地道战》中的经典台词：“高，实在是高！”

按：“丛林”，在佛教中指代汉传佛教的大寺院。通常指禅宗寺院，也称禅林，后世教、律等名宗寺院也有仿照禅林制度而称丛林的。《禅林宝训》记载：“丛林乃众僧所止处，行人栖心修道之所。草不乱生曰丛，木不乱长曰林，言其内有规矩法度。”佛教用语“丛林”之意，就是符合规矩法度。将寺院写作丛林，就是喻指寺院乃是规矩之所，是修行所在。百丈山怀海和尚（720~814）创立禅宗，其重大贡献就是制定了二十条丛林要则。

简记（6）的作者强解丛林，读之可当《笑林》。对古刹丛林一无所知，却妄图在丛林深处发出惊世骇俗的高论，实乃现实版“盲人摸象”，寺院非但是言语所能尽述之秘境，更是心灵得以栖息的净土。在未能深谙禅意与古韵之前，或许应抱持谦虚之心。如此，方能在不言中领悟丛林之深邃；而非凭浅尝辄止之谈，留下笑柄于悠悠古木之间。

明代乡进士王近臣若是地下有知，一定会说：丛林、丛林，傻傻地分不清，怪谁？简记（6）作者做出与原意大相径庭的奇葩解释，却能字字句句自圆其说。

辞藻满天飞，读得心里累。放着收入《汾州沧桑》中著名作家田文海《小相寨村》现成的资料不用，1982年版《汾阳县地名录》的记载不看，2020年汾阳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写的《21世纪汾阳村落存影》不采，民国学者刘天成《汾阳遗事》附记：小相寨水颇缺的事实不顾，偏偏标新立异，篡改史实，愣说地处800米以上的小相寨，无疑比地处750米以下的小相村历史古老悠久的多，实属高谈怪论（简称高论）。强解“丛林”意，止增笑耳矣。

2023年2月11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最新考古成果，在汾阳市冯郝沟村东北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离小相村六~七华里左右），距今约5500年。发掘两座仰韶中期房址，均为半穴居，海拔高度为748米，为杏花村遗址的组成部分。正好可以佐证远古时期海拔750米左右，更适合人类居住。海见同学提供的汾阳地区800米等高线处在小相寨村与小相村灵岩寺之间。

　　等高线图显示：小相村灵岩寺与冯郝沟村同处800米等高线以下一侧，与该等高线距离大体相当，有理由推断：二者同属750米左右的海拔等高线，或能说明同期小相村即有人类活动居住的可能，期待更新的考古实证…历史资料和等高线图，结合冯郝沟遗址的半穴居等考古实证：750米左右的海拔高度在太原盆地西缘处，或许更适合人类生存；远古时期，人类择水而聚，逐水而居，邻水选址，依水建邨（村），文湖水与小相村相依相偎，它像乳汁一样滋润了一辈又一辈先民，水是泉之源，每眼泉水，像一部部音符，回响在小相村千百年的悠悠岁月中…《管子•乘马》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建邨也同此理。史籍记载和客观的事实是小相村地理位置刚好在大山脚下之平川，更为邻近文湖的东北岸，取水非常便利，下湖可以捕鱼，上山可以狩猎，冲击平原处泥土松软，便于农业种植，得此天材和地利，怎不能与海拔800米以上的“水颇缺”（民国刘天成《汾阳遗事》附记）的地方相比胜？当然其前题需排除简记（6）作者所释“丛林”言说的“小相村正处于原始森林的核心地带”之高论，方才可以成立！

综览简记所载，穿越文字的迷雾，偶遇雷人之语，奇葩之文，字里行间都似醉拳般的如狂似癫、东扯西牵…简记（1）、（3）个别句子也有神解读，多看一眼就会穿帮的文章，让人不禁扶额长叹：“这脑洞，也是醉了！”在这光怪陆离的简记中，逻辑成了迷路的小鹿，林深心慌，不知归处；而臆想却如脱疆的野马，肆意奔腾，横冲直撞。

三块相里碑石，金、瑞、寺的释读尽管雷人，但掩盖不住封爵西河郡、则天造新字、造像有题名的历史真实；三篇简记文章（4）、（5）、（6）甚显奇葩，却掩饰不了高僧低龄来、高欢低微身（指出身）、高论低劣性的增饰非实，虚造奇葩。

碑释的雷人语，虚造的奇葩文，皆与客观事实相悖，零藏村为小相村的自然村，确与灵藏高僧无关；烽火台初考为东周至汉代间，或与北齐高欢无涉；小相寨村是小相村的附设寨，清初称鸿堡庄，乾隆年间改名为小相寨，实与丛林高论无干，简记作者靠臆想成文，影响甚广，误人误已。笔者不得作此【鉴赏】美篇，澄清史实，以正视听。

简记作者虚造的奇葩文，其魅力就在于它能带你邂逅意想不到的“风景”，哪怕那风景是在原始森林处，循着“牧童指处”的杏花相里，共赏“简记拼盘”的丰盛滋味，喝点“精心勾兑”的犟香原浆，享受“冲脑上头”的朦胧醉意…如坐云雾，如堕烟海，在这雷人奇葩编织的梦幻泡影中，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理解和鉴赏，用兼容并蓄的姿态阅读与品味…

碑释雷人，足以掩人耳目，

虚造奇葩，多为增饰非实。

井底之蛙，岂知天之高远，

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

2024年8月26日草于兴隆家园

说明：

1、作为小相村在外游子，时刻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变化。有义务提醒村人中的读者慎阅慎思；也对村志编辑组呼吁一定慎引慎用。仅此而已，不作它用。

2、文中截图大部分源于汾州文史研究论坛、汾州文化美篇，少量出自网络，深表谢忱！

鸣谢：

1、感谢村志总编继先同学及编辑组制定的既要对历史负责，又要尊重史实的编写原则，为笔者提供了指引。

2、海见同学适时地提供了汾阳境域800米等高线的地理图片，为草就拙文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