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陶香｜鲁迅《故乡》里的风光﹝舒适精编﹞

人民万岁

留日期间的鲁迅

　　鲁迅故居有80多间房屋，连同百草园有4000平方米，除去厅堂、卧室、厨房、书房等寻常房间，还有佛堂、琴堂、织堂、佣房、后花园等娱乐性房间。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心禁不住悲凉起来。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起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故乡好得多了。但要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只是心情改变罢了，因为这次回乡，本没什么好心绪。

　　这次是专为别他而来。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如今谋食的异地。

鲁迅出生屋

　　第二日清晨，我到了家门口。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著，正在说明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所以很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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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自家的房外，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

　　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谈搬家的事。宏儿没见过我，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

　　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又买了几件家俱，此外须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再增添。母亲也说好，行李也略已齐集，木器不便搬运的，也小半卖去，只是收不起钱来。



“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母亲说。

“是的。”

　　“还有闰土，他每到家来，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我已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他也许就要来了。”

这时，我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狗獾）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这少年便是闰土。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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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大祭祀的值年。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要防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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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只有一个忙月﹝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工；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闰土阿爸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儿子来管祭器。

　　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早听过闰土的名字，而且知道与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爹称他闰土。他是能装弶（意为安装捕鸟的陷阱）捉小鸟雀的。

　　于是我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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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容易到了年末，一日，母亲告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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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

　　那时候记不清我们谈过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

于是我又很盼望下雪。闰土又对我说：“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贼么？”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月亮底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

那时我并不知猹是什么动物——便是现在也没搞清——只是无端的觉得状如小狗而凶猛。

“他不咬人么？”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他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



“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

　　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须回家，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在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终于被他爹带走了。

　　后来他托他爹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从此没再见面。

　　现在母亲提起了他，我儿时的记忆，忽而闪电似的苏醒过来，似乎看到我美丽的故乡。我应声说：

“这好极！他，——怎样？……”

“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



母亲说着，便向房外看，“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亲站起身，出去了。门外有几个女人的声音。我便招宏儿走近面前，和他闲话：问他可会写字，可愿意出门。

“我们坐火车去么？”

“我们坐火车去。”

“船呢？”

“先坐船，……”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我吃了一惊，赶忙抬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像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我愕然了。

　　“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母亲也进来，从旁说：“他多年出门，统忘却了。你该记得罢，”便向着我说，“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

　　哦，我记得了。孩童时代，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这么高，嘴唇也没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

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大约因年龄的关系，我未蒙一毫感化，所以竟忘却了。

　　然而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冷笑说：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那有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来说。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此后又有近处的本家和亲戚来访。我一面应酬，偷空便收拾行李，这样过了三四天。

　　一日天气很冷的午后，我吃过午饭，坐着喝茶，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便回头去看。看时，不由的非常出惊，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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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灰黄，而且加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周围肿得通红，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海风，大抵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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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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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阿！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分明的叫道：“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说不出话来。

　　他回过头说：“水生，给老爷磕头”。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这正是廿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这是第五个孩子，没有见过世面，躲躲闪闪……”

　　母亲和宏儿下楼来了，他们大约也听到了声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实在喜欢的不得了，知道老爷回来……”闰土说。

“阿，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母亲高兴的说。

“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闰土说著，又叫水生上来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紧紧的只贴在他背后。

“他就是水生？第五个？都是生人，怕生也难怪的；还是巨集儿和他去走走。”母亲说。

宏儿听得这话，便来招水生，水生却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亲叫闰土坐，他迟疑了一回，终于就了坐，将长烟管靠在桌旁，递过纸包来，说：“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请老爷……”

我问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规定……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菸了。

　　母亲问他，知道他的家里事务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没有吃过午饭，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

　　他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母亲对我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

　　下午，他拣好了几件东西：两条长桌，四把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抬秤。他又要所有的草灰（我们这里煮饭是烧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待我们启程的时候，他用船来载去。

夜间，我们又谈些闲天，都是无关紧要的话；第二日早晨，他就领了水生回去了。

　　又过了九日，是我们启程的日期。闰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没有同来，只带着五岁的女儿管船。

‍ 我们终日很忙碌，再没有谈天的工夫。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



‍ 待到傍晚我们上船的时候，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

　　我们的船向前走，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装成了深黛颜色，连着退向船后梢。

宏儿和我靠着舷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风景，他忽儿问道：“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你怎么还没有走就想回来了。”

“可是，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睁着大的黑眼睛，痴痴的想。

我和母亲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现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 （这是我们这里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低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人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令人非常的悲哀。

母亲和宏儿睡着了。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自己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种地步，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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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他们因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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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著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一九二一年一月。

　 鲁迅的母亲鲁瑞（1857-？），鲁迅的母亲，出生于浙江绍兴的“朝北台门”。她在家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仅是一个贤妻良母，还对鲁迅的成长和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瑞的成长背景和教育经历

鲁瑞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尽管受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影响，她依然通过自学掌握了一些文化知识。她在教书先生教授弟弟们识字时，偷偷旁听并自学了字词。尽管后来被父亲禁止继续学习，但她依然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知识，保持了对知识的热爱和追求。

鲁瑞对鲁迅的影响和教育方式

鲁瑞性格坚韧，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从不轻言放弃。她在鲁迅父亲去世后，独自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并支持鲁迅接受教育。1896年，鲁迅的父亲去世，鲁瑞顶住压力，卖掉首饰送鲁迅去南京读书，后来又支持他去日本留学。她的坚韧和开明思想对鲁迅的成长和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

鲁瑞的性格特点和家庭角色

鲁瑞性格坚韧、乐观且开明。她不仅是一个贤妻良母，还紧跟时代潮流，放足、剪发，体现了她的新潮思想。她在家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待孩子耐心且有爱心，从不呵斥打骂孩子。她的坚强和智慧为家庭提供了稳定的支撑，影响了鲁迅及其兄弟的一生。

　　【闰土】因为五行缺土而被他父亲取名，少年时来“我”家管祭器，与少年的“我”相互结交。鲁迅与闰土相识，并非偶然。鲁迅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虽然为知识分子，在地位上与农工大众有若干距离，但是又因为是破落了，这又使得他们有接近的可能。

闰土向“我”详细介绍了海边农村有趣的生活，比如雪天逮鸟雀、夏天在海边捡贝壳、晚上去看守瓜田的故事，带给“我”一种在城镇生活前所未有的新奇体验。中年后因为多子、饥荒、苛税等原因生活困难，再次与“我”见面已经产生了阶级的隔阂。

性格特点

少年闰土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富有表现力的少年。他的生命是有活力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心地也是善良的。跳动着的是一个活泼的生命。少年闰土较之少年的“我”更富于表现力，是一个有更多的新鲜生活和新鲜感受要表达的少年。少年的“我”的知识是从书本当中获得的，少年闰土的知识则是从大自然中，从自己的生活实感中获得的。他生活在大自然中，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他比少年“我”更像一个语言艺术家。

但封建的礼法关系逐渐压抑了他的生命力。久而久之，他的思想干瘪了下去，他的感受力萎缩了下去，他的表现力衰弱了下去，他的精神一天天地麻木下去，中年闰土是一个人性扭曲、没有感受力、没有思想能力和表现能力的木偶人，性格变得麻木、卑微、木讷。闰土不再把“我”视为平等的、亲切的朋友了，他把“我”放在了自己无法企及的高高在上的地位。

人物原型

闰土的原型叫章运水（一说章闰水）（1879—1936），浙江会稽道墟杜浦村（今属绍兴上虞区）人。根据迷信说法，他五行缺水，于是便在“运”字后面加了一个“水”字。章运水比鲁迅大两岁，其父亲章福庆（1850—1903）是一位能工巧匠，家在上虞百官镇龙山以下至绍兴三江口的江段，俗称“前海”，也就是《故乡》中说的海边。这里多沙地，所以种些西瓜、棉花、杂粮。

为谋生，章福庆还在绍兴新台门通向百草园的后门口找了三间小屋，开了一处竹篾作坊，制作或修补各种竹制品，还会用竹子制作乐器玩具。章福庆常到周家打工，比如秋后晒谷、舂米，俗称做“忙月”。

大约是1893年，鲁迅的曾祖母以79岁高龄去世，春节又赶上了周家各房的大祭祀。这种祭祀各家27年轮值一回，当年轮到了鲁迅家。从农历正月初一悬挂祖像，前后要忙整整18天。那时的祭器如铜烛台、锡果盘，价格都不菲，怕白日撞门的蟊贼偷走。章福庆便把他的儿子章运水叫来帮忙，主要是看守祭器。当时运水14岁，鲁迅12岁。鲁迅叫他“阿水”，他叫鲁迅“大阿官”，两人成了好朋友。章运水说起海边瓜地常被野兽糟蹋，周家正好有一支闲置的猎枪，就立即送给了他。此后周家跟章家经常走动：章家常给周家送一些土特产，周家也常送一些草灰让他们用船运回家做肥料。

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青年时代。鲁迅去南京读书后，寒假回故乡绍兴时，还邀了闰水一块儿去南门黾山游玩。他们登上应天塔，绍兴古城尽收眼底，冷风吹来，顿觉神清气爽。他们还去参观轩亭口、大善寺，两人边走边谈，极其亲热。

章运水生有四子二女，与小说中的闰土相似，幼子长生五岁夭折，长女阿杏26岁病故。章家只有六亩薄沙地，收获的粮食缴完租税后所剩不多。尽管章闰水起早摸黑地干，还是养不活一家人。1934年大旱，地里颗粒无收，逼债的、收捐的又找上门来，没办法，他只好把地卖了，成了一贫如洗的穷苦农民，只能靠租种土地和出外打工为生。

人物评价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陶长坤：闰土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凋萎了，虽未失农民勤劳、淳朴、憨厚的本性。闰土的辛苦麻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广大穷苦农民的写照。这一形象的塑造成功是对旧社会的有力控诉。

【杨二嫂】

人物经历

年轻时的杨二嫂，还算是个安分守己的生意人。大约开着一家小店，小本经营，磨豆腐、做豆腐、卖豆腐，生意繁忙。但生活的磨难，使她由“豆腐西施”变成了颧骨凸起的“圆规”。她青春已逝，美貌不再，失去了做人的最基本的天性。薄嘴唇，又让她随时对周围的人进行攻击。她不相信任何人，当见到“我”时，发出一种尖利的怪叫声，认为“我”外出归家，一定是有钱有势的人，有油水可捞，想沾点便宜。第一次到“我”家时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拿走了；第二次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定说是闰土埋着的，自以为有功，拿了那狗气杀，飞也似的跑了。

性格特点

杨二嫂的性格十分鲜明突出，她自私、尖刻、伶牙俐齿、泼辣放任。只要于自己有利，什么都满不在乎。鲁迅用“辛苦恣睢”四个字概括了杨二嫂性格的基本特点。“恣睢”，按照《辞海》，可解释为“放任无拘束貌”，这对杨二嫂的性格是比较恰当的。

‍ 杨二嫂是辛苦的，开豆腐店要起早睡晚，自然辛苦。她的性格和闰土完全不同，同样是辛苦，但辛苦的情况不一样；而且，闰土愈辛苦就愈麻木，杨二嫂却愈辛苦就愈放任。损人利己，顺手牵羊，小偷小摸，她不但毫不在意，而且似乎满有道理。

‍ 杨二嫂不像闰土那样老实、安分、默默地忍受一切痛苦，她有很多牢骚，她说什么“三房姨太太”、“八抬的大轿”、“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这些话反映了长期以来郁积在她心里的对剥削阶级的不满情绪。

‍ 杨二嫂对社会、对她自己的情况毫无认识。由于年月太久，“我”不记得她了。对此她感到“很不平，显出鄙夷的神色”，她把过去带有屈辱性的行为看作自己的光荣历史，颇有得意之色。

人物原型

杨二嫂是一个拼凑起来的人物。据周遐寿回忆，“近处豆腐店里大概出过这么一个搔首弄姿的人，在鲁迅的记忆上留下这名号。杨二嫂只是个平常的街坊的女人，叫她顶替着这个浑名而已。她的言行大抵是写实的，不过并非出于某一个人，也含有衍太太的成份在内。”

一种观点认为，鲁迅正在准备北上时，新台门对面的宝林娘到鲁迅先生家里来，看见鲁迅就说：“小时候长妈妈抱出来，我也抱过，现在做官哉！”顺手拿了一个“狗气杀”。宝林娘年轻时开豆腐店，相貌很好，人颀长，眉毛极细。大家都喊她“草舍美女”、“豆腐西施”。

‍ 可见，杨二嫂是取了某个街坊女人的外形，再把小市民种种恶习集中到她身上，塑造了这个“辛苦恣睢”的典型。

人物评价

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理事张铁荣：“杨二嫂这个人物，在《故乡》中正是和闰土对比来写的。用她的自私自利、尖酸刻薄，来衬托闰土的勤劳朴实、善良憨厚，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突出闰土的形象。进一步说明：就是象闰土这样的勤劳辛苦的农民，在那样黑暗的社会里也是没有出路的。......同时，从杨二嫂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随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破产，小市民阶层日趋贫困和他们中的某些人走上堕落道路。”

阎晶明：流传百年，依然说不尽的《故乡》

那是整整一百年前，新年刚过，新春将至，时在1921年1月。鲁迅在北京，在自己亲自选定、倾力购买的八道湾十一号居所里，完成了一篇带有强烈纪实色彩的小说：《故乡》。

2月8日，那天是旧历大年初一，鲁迅日记写道：“晴。春节放假。上午寄新青年社说稿一篇。”而这一“稿”，就是《故乡》。

三个月后，《新青年》第9卷第1号上发表了《故乡》。从那以后的一百年间，在鲁迅所有的作品当中，《故乡》是影响最为广泛持久、评价最为确定的作品之一，是百年间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最稳定的鲁迅作品。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对鲁迅以及鲁迅的创作有怎样的评价起伏，《故乡》的超稳定地位几乎是个奇迹。哪怕中学生“最怕周树人”的怨言里，应该也不包含《故乡》。

《故乡》是一篇范文。有时候你不得不这样想，幸亏创作了《故乡》，否则，鲁迅作为一个“最会写作文的人”都会在地位上打折扣。然而，事情的另一面却是，《故乡》似乎一直在以“美文”的“样板”存在着。作为一篇范文，它可以被无数次仿写，在仿写中又一次次证明它“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的恒定地位。然而，在鲁迅研究界，在鲁迅思想研究甚至小说研究中，《故乡》的地位并没有它在阅读者心目中那么高。这个强烈的反差或许倒是重新解读《故乡》的缘由所在。

一、在影响力与研究的不平衡之间

最早对《故乡》作出评论的应该是茅盾。他以“郎损”之名，在1921年8月10日《小说月报》上发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文，对《故乡》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过去的三个月中的创作，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并且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故乡》的核心主题，那就是认为作品的“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茅盾这一高度评价是基于三个月中的创作而言，而且他特别强调了自己当时所持的创作观，即强调“到民间去”。“到民间去经验了，先造出中国的自然主义文学来。否则，现在的‘新文学’创作要回到‘旧路’。”正是在此标准下，茅盾肯定了《故乡》。

1923年，小说研究社出版《小说年鉴》一书。作为“年鉴”，所收小说当然应是上一年度即1922年作品。收录了鲁迅的五篇小说《兔和猫》《不周山》《白光》《故乡》《鸭的喜剧》，其中唯有《故乡》是1921年的小说。“年鉴”对《故乡》的评价，直接转述了《新青年》发表时的编者话。“这是作者一篇很有名的作品，不但气氛清隽，地方色彩也非常明显。最出色的，尤其是在初见闰土一节。读了以后，觉得有一个驯良的安分的乡人，活现在眼帘前面。”



1924年，成仿吾的《〈呐喊〉的评论》一文认为，《呐喊》里，“唯《风波》与《故乡》是不可多得的作品”。在这篇总体上是否定鲁迅小说的文章里，不但否认了其他所有作品，而且即使是《风波》，认为“亦不外是事实的记录”。由此，《故乡》倒是成仿吾唯一没有否定过的作品了。许杰认为，在艺术上，《故乡》与鲁迅其他小说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其他的作品大都是客观的现实主义，而《故乡》则是“主观的抒情的东西”。他甚至说“这篇小说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抒情诗还来得确当”。

二、在虚构与纪实的纠缠之间

作为一篇小说，《故乡》经常被拿来作纪实作品解读，然后又有知情者来指出其实多是虚构。虚构与纪实，于是成了《故乡》的主要争议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耽误了对作品内涵的深刻理解。其实，五四时期的小说中，无论是哪一流派，“自叙传”色彩都是十分浓厚的。把《故乡》拿去和郁达夫、冰心、郭沫若等的小说比较，已经在“自叙传”方面很克制也很隐晦的了。那一时代风潮中的小说中，留有纪实的痕迹不但不是小说的毛病，反而倒是增加小说可信度的途径。

《故乡》里的纪实，有的经过了明显的改写、掩饰，使其更符合小说性要求；也有的又刻意要强化，使其近乎“实事实录”。也就是说，艺术化处理和刻意强化兼而有之。

不妨从头梳理一下。

1、“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鲁迅最后一次回绍兴，是在1919年12月，目的是卖房，并将全家搬迁至北京。这一背景与《故乡》的描写基本吻合。1898年第一次离开绍兴到南京，时距正好“二十余年”。北京到绍兴一千三百公里，相隔“二千余里”也是对的。

2、“渐近故乡时”，“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究竟何处是故乡？周家聚居于绍兴城内。这个大家族几乎占了大半条街。据傅建祥《鲁迅作品的乡土背景》介绍，1893年时的绍兴城，仅桥梁就有二百二十九座。又据藤井省三《鲁迅的都市漫游》一书介绍，1910年时的绍兴城内，人口已达十一万。小说里也明确说闰土把来“我”家说成是“上城”。“几个萧索的荒村”，应该还不是故乡，而是“渐近故乡时”所见之景物。然而“我”却把这些景物就当成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一方面，这是近乡情更切所致；另一方面，目的就是要让眼前景观与天气阴晦、心境悲凉融合为一体。

3、“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 “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是鲁迅回故乡处理事务的见证者。《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开头就写了同样的场景。小说里，“老屋难免易主”的时限是“正月初一以前”，这与周建人书中所记邻居“买主朱朗仙”“最后的期限定在一九一九年底”大体相符。

4、“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在回乡时间上，小说里是“清早晨”，周建人的记述则是“一个雨夜，大哥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鲁迅日记也讲得明白，自12月1日至4日，先后乘坐京奉、津浦，渡扬子江，换宁沪、再换沪杭，最后乘坐越安轮，“晚抵绍兴城，即乘轿回家”。作为小说，这点虚构的权利是必须有的吧。然而强调纪实时指出这点差异，也很正常。即如那“瓦楞上的枯草”，不是“清早晨”也看不到，然而看到了，却也有引起歧义处。

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就曾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指证：“但实际上南方屋瓦只是虚垒着，不像北方用泥和灰沾住，裂缝中容得野草生根，那里所有的是瓦松，到冬天都是干萎了，不会像莎草类那么的有断茎矗立着的。”这等于直接消解了小说描写的真实性。不能说周作人的追究没有道理。鲁迅《野草》里的《颓败线的颤动》，开始就写道：“眼前却有一间在深夜中紧闭的小屋的内部，但也看见屋上瓦松的茂密的森林。”不过我以为，《故乡》开头所有的描写，都是为了强调环境之凄冷、人气之凋敝、心境之悲凉。瓦楞上呈现枯草的断茎在冷风中抖动，当然比起瓦松更能强化整体氛围。

5、“忙月”“草灰”“狗气杀”。小说在以上三个概念出现时，分别使用随文注释的方法，解释带有方言色彩的三个概念的含义。这种笔法似已超出了小说的写法，具有强化纪实性的意味。“我们这里”，而不是“我们那里”，居于“异地”写作却选用了“在场”的词汇。这也如同开始时“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一样，如果用“这（难道）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或许更指向疑问。然而仔细品味，“这不是”的味道更复杂。

三、在叙事、抒情、说理的分寸之间

《故乡》之所以成为中学语文教材的常客，一是“故乡”这个恒定的文学题材，二是强烈的主观抒情与故事叙述的结合。其实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说理成分的存在。从范文的角度讲，说理自有好处，因为它方便、准确，有归纳主题的作用和启示意义。比如最后一句话：“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话其实恰恰与整篇小说的调性相逆反，却一直被视为整篇《故乡》的“金句”。因为它积极、向上，特别符合我们对悲剧艺术的结局与作者意图的要求。

《故乡》在艺术上十分讲究，谋篇布局匀称。在行云流水般的叙述中，叙事、抒情、说理犬牙交错般达到“秩序化”的程度。如果小说是先叙事、再抒情、最后来两句议论的话，那就是见多不怪的大路货了。

《故乡》一上来就是抒情。但不是赞美式的激动心情，反而是在阴晦的天幕下，几个败落的荒村，惹得人心绪十分悲凉。然而作者又强调，这悲凉其实并非只是自然之景色让人失望带来的结果，而是心情本来不佳的反应。由此引出回乡卖房的缘由。然而，这样并不明亮的抒情在小说里其实只在开头出现了一次，造成抒情效果的另一因素来自故事叙述。凡是少年闰土在记忆中出现，闰土形象在大脑中浮现时，那美妙的月光下、田野里的情景描写，同时也是一种抒情性表达。这样的情景，在“我”的母亲第一次提到闰土的名字，在小说最后一段的开始，都以画面感极强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眼前。这种遥远的、不可能还原的场景，和“我”此时正面对的现实以及心情形成巨大反差，从而使这两种反向抒情制造出极其特殊的效果。

正是依靠特别的叙事方法，《故乡》里那些并不精彩，也缺少真正戏剧性冲突的故事情节，生发出格外的效果。变成了一篇故事一波三折、戏剧性变化极强的小说。如果还原故事的话，其实非常简单，曾经的儿时伙伴变成了一个被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年男人。一个曾经在小城里吸引过众多目光的女子，如今却变得丑陋、势利、恶俗不堪。鲁迅把这点人人皆共同感知的唏嘘感慨，打碎重来，不但使线性达二十年之久的故事得以“浓缩”，更从中生发出别样的、复杂的意味。

杨二嫂与闰土作为小说人物，具有相同的和平衡性的地位。闰土两次出场，一次是母亲提及他的名字，“我”即刻幻化出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形象与美好的情景。这种“临时”的、“短暂”的回忆，却已经开始了闰土的故事叙述。打断这种回忆式叙事的是杨二嫂的出场，那是一种先声夺人的戏剧性出场，旋风般的到来，刻薄的语言，顺手牵羊的恶习，把小市民的势利写得淋漓尽致。在几句散文式的过渡后，紧接着是中年闰土的正式登场，那是一种令人心酸的特殊场面，也是全篇小说的中心情节。再经过一番看似随意的过渡后，又在母亲的回忆中，以“不在场”的方式，描述了杨二嫂的另外一段故事，目的是做实、强化杨二嫂的刁蛮、逐利。也就是说，闰土和杨二嫂一样，分别获得一次正式出场，一次依靠回忆和转述得到的“不在场”式的“出场”机会。而且以忆闰土、见杨二嫂、见闰土、转述杨二嫂故事的次序交错进行。从小说场景上，杨二嫂与闰土并未真正遭遇，但他们之间的冲突，分别带给“我”的复杂感受，却又是一种同时“在场”的效果。正是依靠这样的叙述法，两个没有故事的人，在小说意义上产生了很好的故事，甚至推波助澜至戏剧化程度。

“母亲”形象在小说里并不是故事的参与者，却是故事的引发者。闰土的出场是由她介绍引起的回忆，杨二嫂也是由母亲引见。当“我”和家人已经行船离开故乡后，母亲“又提起闰土来”，并且补充了“我”不知道的杨二嫂拿了“狗气杀”的过程。闰土的儿子水生，“我”的侄儿宏儿，则可能是为了表达“希望”的主题而设置的角色。

《故乡》留有明显的说理痕迹。尤其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希望、地上的路，高墙、隔膜，这些概念的引入以及讲述方式，却有离开故事而专门说理的印象。在专业的评论家看来，这些都是对小说本身有损伤的做法。如朱湘就指出这样做使得小说变成了“杂感体”。应该说，这种杂感式的直说是鲁迅事先地铺陈好了的，属于其小说构思中的一部分，并非是信笔而来的感想。宏儿这个人物设置，从一开始就出现，中间又接应了闰土儿子水生，仿佛就是接续了儿时的“我”与少年闰土的情景。直到最后，当“我”为人心之隔膜而难过、悲凉时，两个少年的约定又让“我”对未来的希望产生真实的确认。这使得说理不但顺理成章，而且成为主题中的一部分。尽管在主体故事面前，这一主题并不占主导，但因为与中心主题密切相关，加之又有光明与理想的色彩，所以它的突出也是自然不过的事。就《故乡》而言，结尾的说理既然是从开头而来，它就并不突兀，也非枝蔓。更重要的，鲁迅应该是早就意识到了全篇氛围的营造，总体偏于阴晦、悲凉，时有悲哀、讽刺在其中，说理的调色既是需要，更可见出鲁迅创作意图上的自觉。他所要做的，就是如何使说理的亮色能更好地与故事融合到一起，而不再像《药》一样，出于“遵命文学”的需要，到结尾来一个“平添的花环”。的确，比起《药》，《故乡》的构思更显成熟。

其实，《故乡》的说理成分也非只在结尾才有。当“我”与闰土相遇，当闰土终于叫出一声“老爷”来的时候，“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这里的“厚障壁”，和结尾的“高墙”，其实都是一种说理的比喻。鲁迅在创作前对这些呼应都早已做了充分准备。就说这一声“老爷”吧，其实也是一种呼应。在此之前，回忆儿时认识闰土时，“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从“少爷”到“老爷”，闰土的这一声称呼并不完全不合情理。

必须这样说，正是这种说理的存在，说理的积极格调，让《故乡》稳定地存在于中学语文教材里。从创作学的角度讲，这些说理与故事之间，从构思到表达，早已做了最大限度的结合，并没有在实质意义上损伤小说性。而且说理中的“希望”说，并不是对中心故事的主题做直接对冲，而是在其基础上所做的延展，当然是反向的延展。这一点，我以为鲁迅创作时有清晰的自觉意识。

四、在故乡及人的变与不变之间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曾说过：蹇先艾等“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许钦文的第一个小说集命名为《故乡》，是因为作者本人早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这些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作鲁迅的自况。《故乡》的创作差不多也是出于这样的背景和缘由。从1898年决定“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开始，鲁迅在其间也回过数次故乡，最长还在1910年时在那里任教职达一年时间。然而在鲁迅心中，早已把自己当成一个“生活驱逐到异地去”的游子。虽然北京在“一九二〇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但故乡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梦想。那里的一切，在变与不变间，在他的内心产生了太多复杂的情绪，但若说是眷恋，可能是恰恰最没有的。他和五四时期的其他作家一样，作品中“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炫）耀他的眼界”。

鲁迅比其他五四运动作家更彻底，他不是侨寓在城市而回味故乡。他是向故乡来告别的。从1919年这次举家离开，鲁迅再也没有回过故乡。《故乡》于是成了他向故乡发出的诀别书。通常我们认为，鲁迅写了二十年间故乡及故乡人的改变。而我以为，也许我们更应该看到，“不变”才是最让鲁迅揪心和悲哀的。一开始写了“几个萧索的荒村”，也说了“我的故乡全不如此”的疑惑。然而我们还应注意到，“故乡本也如此”的不变，或许才是鲁迅真正要表达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中间的那句抒情为什么是“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刻记得的故乡？”而不是“这是我——”后者才是真正的否定式疑问，前者含有“本也如此”的确认。

人物方面，闰土的一声“老爷”让期望中的亲切化为乌有。这是因为闰土变了，从外形到内心都变得让人不敢相认。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从前是“少爷”，今日是“老爷”，闰土的姿态其实没有变。就像闰土自己说的，小时候无拘无束，“那时是孩子，不懂事”。阶级之分从来没有改变过。其实闰土的今天和昨天，就像相隔二十年之久的故乡一样，“本也如此”。改变的只是我们的“心绪”。

杨二嫂的改变比闰土要更明显。作者的鄙夷态度也更鲜明。从“豆腐西施”到“圆规”似的腿脚，的确变得吓人。然而鲁迅的笔调间其实也在暗示着不变。“西施”时“颧骨没有这么高”，那是因为那时“擦着白粉”；当年不记得“圆规式的姿势”，是因为她“终日坐着”，并未见得就好到哪里去。今天所见的杨二嫂，不过是完全放弃了装扮，不再以“西施”自居，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可悲。如果故乡果真是从前美好，今日破败，如果从前的故乡人都是跟少年闰土一样活泼可亲的话，那当年的“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了。

鲁迅当然是对自己故乡怀着深厚感情的，在三年后的散文诗《好的故事》里，对故乡的自然之美做了梦幻般的描述。但面对现实中的人，则又是另一番感情和态度。即使是改变，也是可想而知的必然，这也是一种“不变”，这才是让人莫名难过的。正像结尾时所说，“我”和闰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样的。都是辛苦生活，区别只是一个辛苦恣睢，一个辛苦麻木。希望也一样是“手制的偶像”，差异“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少年鲁迅在故乡时，所遇见、所经历的，家中的长辈、衍太太、长妈妈、治死自己父亲的庸医，等等，都是让他决计要出走的原因。闰土、杨二嫂，在其中并不突出，不过是最平庸的角色。

生活改变人，这是规律，也是必然。然而不同的时势，又会造成不同的改变。即如闰土，他生不逢时，生活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横行的时代，“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这正是《故乡》的批判性所在。杨二嫂呢，虽然粗俗刻薄让人惊讶，但仍然守着一些可笑的“行为规则”。比如她连偷带拿的来占便宜，每次都要为自己的占有找个理由，先是说“我”阔了，后是认为自己揭发闰土有功，仿佛因此理由十足、理所当然似的。小说早有交代，那些木器，虽然小半卖去了，但“收不起钱来”。卖和送，和弃之本来也都差不多的。可见杨二嫂这人，固然恶俗，但也并非恶人。

《故乡》写了两个闰土，两个杨二嫂，在极致的意义上讲，终究也都是一个。他们自己并不感到分裂的痛苦。生活的重压是一点一滴地加到他们身上的。“辛苦麻木”是他们不变的本质。

直到最后，小说并没有把希望说成神话。“我”和闰土的希望之间，切近的可笑，有意义的渺茫。但为了“救救孩子”，必须相信未来，为了未来，必须再一次平添上一个花环：希望。“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要相信“无中生有”，要相信在“无”中追逐“有”的力量。

最后还要补白一下。从纪实的角度讲，鲁迅回故乡搬家时，的确丢失了不少东西，其中还有价值连城之物。但这些大盗绝不是顺个手套、拿个“狗气杀”还要找理由的杨二嫂，也不是把几个不用的旧碗碟装在草灰里的闰土。而是自己的家族中貌似颇有身份的人。周建人《鲁迅故家的破败》记述，他们的姨表弟车耕南曾经在搬家时来访，且惊讶于周家墙上居然挂着赵孟頫的画。周建人问：“画得好吗？”车耕南回答：“现在已是无价之宝啊！”第二天清早，周建人发现那幅画不见了。鲁迅“只淡然笑了笑”，母亲也一样“什么也没有说”。鲁迅写杨二嫂的那点贪图，实在也是含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

这就是《故乡》，它破解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一个千年母题：故乡。比起恒定不变的游子心态、思归情结，鲁迅写出了一个回不去的故乡，回去也索然，变与不变都让人无奈，告别了也“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的故乡。这是现代小说在起点上发生的转折，也是从未有过的高度。它也回应了“当下”的社会在变与不变中带来的悲剧与无奈。纵然，固化的不变让人麻木，而苛税、兵匪等带来的改变让其更加不幸。闰土的未来，杨二嫂的今后，更让人担忧。

破千年之题，解一时之忧，《故乡》的指向相当深远。繁复的结构，跳跃的故事，真切的抒情，密接的说理，让这一短篇小说幻化出百般色彩。说不尽，道不完，却又不失其恬淡的、平和的、素净的情致。它以看得见、说不完的模样，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鲁迅先生通过故乡之行，描写即将破产的农民与衰落的商户为镜、以现在与过去，横向和纵向对比的手法，及个性化的审美，洞悉人性幽暗。举重若轻、令人含泪微笑。

《故乡》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后现代主义的英雄戏仿等多维复杂的艺术，对闰土、杨二嫂等劳苦大众给予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表达了对劳动人民人性、人道、人权等人文核心价值、时空的关注。映射“吃人”的旧社会终被“文明社会”取代的历史必然。感人至深。

《故乡》既汪洋恣肆，又华美雍容。以音乐艺术般的文风，高山流水般娓娓道来中华儒家文明，及江南水乡良俗。意境深远，情感真挚，乃世界文学之翘楚。中华文学之瑰宝。

《故乡》语言温柔、豁达、生动、形象、艺术传神。展现出多幅水墨山水画卷及身临其境的场景，其精湛、深刻、直抵心灵的笔触，使《故乡》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作者：姚 彤）

　　《故乡》通过讲述主人公“我”回到故乡后与闰土的重逢，揭示了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以下是一些名家对《故乡》的点评：

民国大家对《故乡》的评价

1. 费正清：《故乡》展现了鲁迅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通过对人物形象和社会环境的描写，揭示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封闭、保守和压抑，以及封建家庭的腐朽和残暴。作品中饱含着对人性的深思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2. 蔡元培：《故乡》是鲁迅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鲁迅以其独特的文风和鲜明的思想，勇敢地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和愚昧。作品中对于个人命运和社会环境的抱怨与痛苦，展现了鲁迅对于人类命运的思考和对社会进步的追求。

3. 茅盾：《故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鲁迅以其犀利的笔锋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冷峻的视角揭示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晦暗和人性的扭曲。作品中充满了对于祖国和家乡的深深眷恋，以及对于封建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4. 胡适：《故乡》塑造了一群普通人的形象，却展现出了他们内心的复杂和矛盾。鲁迅以其饱含力量的文字和深邃的思考，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和愚昧，以及人性的扭曲和面目。

《故乡》是鲁迅先生的一部杰作，它以其深刻的思想、真挚的感情和简练的笔触，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鲜明，情节紧凑，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故乡》可以被称为诗化小说。

首先，它通篇以抒情的笔调渲染童年生活的美丽，字里行间密布着款款的乡情，使小说的意境深远，诗意朴茂，具有浓厚的抒情气质。

其次，鲁迅在小说中巧妙地将叙事功能和抒情功能结合起来，使《故乡》在情感表达上超越了一般小说的叙事功能，而成为一种本体呈现，传达了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某种诗性感受。

此外，小说中的景物描写、人物刻画以及情感抒发都充满了诗意，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抒情传统一脉相承。因此，《故乡》被誉为“东方的伟大的抒情诗”，完全有资格被称为诗化小说。

被视为诗化小说的作品有很多，它们通常融合了小说的叙事与诗歌的抒情，创造出独特的艺术效果。例如，汪曾祺的《受戒》和《大淖纪事》，铁凝的《哦，香雪》，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等，都是诗化小说的代表作。这些作品通过细腻的描写、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哲理，展现了诗化小说的独特魅力。此外，台湾作家古龙的中后期作品，如《天涯明月刀》，也体现了诗化小说的明显特征，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