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蚕茧

实圃斋

——《浙西乡镇纪事》之二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以财政员的身份进入了乡镇财政所。那时，财政体制分中央、县、乡三个等级，当然我是属于最底层的乡级财政，业务归县财政局管辖。简单说，就是一个乡镇的账房先生，听起来还算高大上，隔壁老王就羡慕的眼红，因为他有个比我大的儿子还在家待业。

　　承蒙祖萌庇佑，跳出农门，自己也觉得庆幸。说实在，往上推五代，家族里还从未出过一个像样当官的，现在我当乡干部了，大小也算是个官，着实让族里的老少爷们高兴了好一阵子。于是，谨遵父母的殷殷期望：“眼光看远点，为人诚实点，做事踏实点”的“三点”原则诤言，高高兴兴地赴任去了。

　　其实，工作并非想象中的如意，所在的乡政府条件非常艰苦。处在山岗上的一座不大不小的四合院，东西二排平屋，每室隔成两间，前室办公，后室寝卧；南侧一幢粗糙的三层家属楼，分配给居家带口的十二户干部；北侧一幢两层小楼是广播室、电话总机和食堂用；十来棵碗口粗的水杉树，一口水井，就是陪伴全乡二十来个干部生活、起居、工作的全部。

　　乡政府不仅硬件设施落后，财政收入也是差强人意。综合经济实力连续几年排徊在全县45个乡镇的末尾，整个乡政府的家底，可用资金人民币不足3000元。为保障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行，书记、乡长变戏法一样向上级部门积极争取资金，常常被同行们戏称为丐帮帮主。

　　要想改变乡政府财政困难的现状，等、靠、要总不是办法，“开源节流”才是必经之路。原来的农办、工办、民政办、综合办，土管所、规划站。。。七办八所收支自负，财务管理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自从财政所成立，组织机构健全，财务统一管理，明确了“乡长一支笔，会计一本账，出纳一个包”，从节流层面，走上了乡镇财政规范化管理的改革。

　　成立“农技管理服务站”是乡财政开源的一项重要举措。乡政府的各种大小钱包合并之后，特别保留了服务站的独立核算资格。经县工商局注册，合法挂牌，开展各项农业技术推广、指导和农资经营活动。

　　站长是个剥了皮会跳的主，手下个个是能人。因为实行“自主经营，年定目标，超额留用”政策激励，创收办法层出不穷，生意覆盖到全乡的每一个角落，大到一台大型农机，中到一个猪仔，小到一粒种子，凡是涉及“三农”，农民需要什么，他们提供什么，无所不包。

　　一帮人干得欢心鼓舞，事业可谓蒸蒸日上之时，出了件意想不到的大事件。小仙是隔壁镇嫁过来的蚕桑指导员，对娘家养蚕情况了如指掌，那一年，蚕桑丰产，凭着职业敏感，她嗅到了商机。经站长同意，指派小黄和小仙一起上门收购，小仙负责验货过称，小黄记账付钱。两人起了个大早，到太阳下山的时候，眼看鼓鼓的钱包“弹尽粮绝”，白花花的蚕茧堆积如山，蚕农个个喜笑颜开。

　　正当他们哼着小曲，迎着晚霞，满载于归的时候，被前方五六顶大盖帽拦住了去路。不分青红皂白，“咔、嚓”一声，两人各戴上一副锃亮的“手镯”。连人带货被这帮不知道是哪一路的神仙，一骑绝尘“绑架”了去。

　　半个小时之后，他们被带到了隔壁镇上的一家工商所，不由分说，铐在了办公室的铁窗上，大盖帽们留下一个看守，落下大门的铁锁，自顾饭店庆祝去了。

　　原来，他们俩被当作不法奸商查办了。事已至此，夜幕降临，已过了平时食堂晚饭用餐的时间，小仙担心起放学回家的儿子，好歹用眼泪说通了看守，准许她用一下桌子上的电话。电话是直接打到乡长那里的，听到乡长熟悉的应答声，小仙说明原委，委屈的哭了。消息不径而走，站长也回想起了这么一档子事，一时哄动了整个乡政府院子。

　　那时，除本地的乡干部之外，大家都以乡为家，乡党委徐书记也不例外。在那个缺少娱乐活动的年代，下棋是最聚人气的，他经常在晚饭后和干部下棋取乐，上下打成一片。特别对干部的生活、工作关爱有加，经常把下属比作自己的子女，一样看待。村支部书记小林工作很有魂力，就是沾有小赌赌的坏毛病，让徐书记很不省心。赌博是件不光彩的事，何况他三十出头，还单身，且名声传出去，也有损形象。这不，又撞到派出所的枪口上，幸亏他长的瘦小机灵又跑得快，闪电般躲进了徐书记的房间里，央求书记出面保全，并保证再也没有下次了。徐书记心一软，认为这小子学乖了，于是对尾追而来的派出所所长亮明态度：“我的子女我自己教，今天，小林犯了错，作为一乡之主，恳请网开一面，给我一次自己调教的机会，如果再不思悔改，被你抓到现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所长很明事理，事情也就这样摆平了。

徐书记军人出身，说话一个吐沫一个钉，说一不二；做事公平公正，敢作敢当，雷厉风行，在当地干部群众中留下很好的口碑。

那天晚饭后，徐书记照例摆开棋局。当了解小仙和小黄被抓的情况之后，气的暴跳如雷，推开对垒中的棋盘，迅速召集在乡的所有干部，分剩两台拖拉机，一面联系县工商局的局长，数落他的手下；一面气哄哄地跳上那辆老爷吉普，亲自带队，火急火燎地赶往工商所“救人”。

　　不一刻，一群人赶到了工商所。大门依然紧锁，绰号“日本佬”的机手，挥舞着拖拉机摇把，手起把落，愤怒地砸烂了“铁将军”。

“我的小仙在哪？”徐书记高声喊道。

“我在这，书记。。。”众人寻声而去。

看守见势不妙，飞也似的翻墙溜走了。一个叫“烂料”的联防队员，用万能钥匙打开了小仙小黄手上的镣铐。徐书记一边安抚一边拨通了局长电话，慢条斯理地说：“局长大人，你的人无故扣了我的人，今天——无论如何，我也要把你的人带走的”。

“使不得，使不得，书记你息怒，我马上就到，你等我一下，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你好好息着，人——我是一定要带一个走的”。书记一面恐吓，一面露出胜利的微笑。

半小时过去，大盖帽早已消声匿迹，不知所踪。夜已深，小镇上空的嘈杂声已恢复了平静。估计局长从县城赶到时，书记“救人”得手，早已休息了。

　　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一方合法经营有理，另一方不明就里铐人理亏，何况僭越了公安的职责，成了众矢之的，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谴责。作为一家之长，徐书记咽不下这口气，事情得弄个是非曲直，对小仙小黄有个交代，对干部群众也有个说法。

　　后来，在县领导的干预下，两家兄弟单位握手言和，工商所派出两名参与事件的菜鸟，在全乡的干部大会上作了深刻检讨；小仙和小黄各自领到了一份赔礼和道歉；那一车即将破茧成蝶的蚕茧也有了归属，被县供销社收购去了。再后来，随着乡镇机构改革的深入，农技管理服务站的经营模式，仅仅昙花一现，便匆匆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