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杨庄（三）

杨庆民

　　转眼就到了入学的年龄，俺娘说：“以后不能再光光腚，也不能穿漏裆裤了，上学得有个学生样。” 她破天荒地到大街上截了三尺布，给我做了新裤子新褂子。

村小学，就在我家隔壁，隔条胡同，是旧时村里大户人家的老院，大门朝南。我家则门朝西，和小学斜对门。

我是守着小学长大的。从一出生，就天天听学校的风声、雨声、读书声，打铃声，早操的号子声，以及下课后孩子们扯着喉咙的嚎叫声。

学校的大门有门楼，门阔墙高，两侧还带耳房，很适合躲风避雨。夏天我经常端着小碗，坐在门楼底下的门墩子上吃饭，纳凉，扣脚趾头。

学校的师生，也都是本村和邻村的人，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即使叫不上名字，也混得脸熟。

记得入学第一天，父亲带我去学校报名，见了一年级的班主任何老师。

何老师是一位很有经验的老民办教师，家住邻村何庄，洼沟脸，有点托盘嘴，说话不紧不慢，谦虚而有耐心。因为和我父亲都是教师，所以更加熟悉和亲近一些。

他本想简单的面试我一下，结果激发了我的表现欲，嘴巴像打机关枪一样，说个不停，恨不能把自己知道的，都和盘端出。何老师听了一会，索性给我父亲建议，让我跳过一年级，直接上二年级。

父亲说怕我底子打得不扎实，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最后还是坚持让我从一年级开始上起。

学校教室的外墙上，用石灰水醒目的刷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大字。其实有些课，就是走过场，不正规。

比如劳动课，当时正赶上学校拆迁，学生上课的主要任务就是搬砖。体育课，大部分时间都是跟着当过民兵的新耀叔跑步，跑累了，就卧倒，趴够了，就开始扔报废的手榴弹。

而画画课则是村里下岗的桂兰嬷嬷教的。无非是画一些瓜果蔬菜，花鸟虫鱼，一月二十还上不了一堂课。没多久，她就嫁人了，画画课也停了。

说到底，学生还是要比学习，也就是语文和数学。

因为学习好，我自然成了何老师的“眼珠子”，他任命我为班长兼学习委员。早操带队吹哨的是我；上课喊起立、坐下的是我；替老师领读课文的是我；下课帮老师跑到校园槐树下打铃的是我；帮老师收发作业、批改作业甚至批改考卷的还是我。

慢慢地，村里的大人小孩也都知道我学习好了。孩子作业不会做的，来问我，大人有不认识的字，算不清的账，看不懂的信，也找我。我成了村里识文断字的“小秀才”。

有人说我不亏是教师子弟，有学习基因，辈辈传。还有人说地震那年下大暴雨，全村人都搬到院子里住，我半夜掉进粪堆里，没淹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俺娘苦笑着说：”孩子都快受罪死了，有啥福，有豆腐”。一想也不对，补充说：“连豆腐也没有”。

一年级结束的时候， 我的语文数学考了双百分。寒假通知书上的年终评语，通篇都是表扬的话，只是在最后稍微拐了一下弯——“就是有点不爱讲卫生”。

家里人都笑话我，说我平时不洗手脸，活该。我觉得瑕不掩瑜，又不是语文数学不好。只是让别人看通知书时有点心虚，总是不自觉地偷偷把最后一句捂住。

小学一年级，学习上没有遇到过对手，沾沾自喜之余，难免有点小失落！直到 二年级一开学，班里转学来了一个新同学。

这新同学姓周，也是教师子弟，他父亲是乡中学的数学老师，和我父亲是同事。

　　估计他父亲也早早就下手培养他了，他一进来，就开始对我形成了挑战。

　　我的语文比他好，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念给同学听。他的数学比我好，经常被老师点名到黑板上去演算。我俩语文数学两门课考试的总分加一起，每次也都不相上下，不是他第一，就是我第一， 是老师公认的两颗好苗子。

俩人在小学剩下的四年里卯足了劲，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生怕对方超过自己。毕竟当时都是孩子，很容易心生嫉妒，一山不容二虎，为了争第一，甚至到了见面不搭腔的地步。

现在想来，自己当时学习的动力，很大一部份都是来自和周同学的竞争。真正的对手就是自己前进道路上的牧羊鞭啊！

小学毕业时，我俩分别以全乡第一第二的成绩升入了乡初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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