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的女儿

丹是一棵松

记忆，像一条绵绵长长又纤细若无的线，在夜深人静没有一只虫子还在鸣叫的时候，也在落日黄昏的二环线车河里，莫名开始。它是没有来由的，也就没有限制，只随着感性的藤蔓攀爬。

牵挂那些与我生命关系莫大的人与事，是甜蜜的。哪怕有些感伤，也是甜蜜的感伤。

林语堂曾经说苏轼，“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在乐天这点上，我也是无可救药的。

再不好的未来，不也要谨慎乐观吗，就像《活着》里的福贵，你们觉得他痛苦，但他不认为苦，只要活着，活着就有了意义。

前些天看陈冲的集子《猫鱼》，其中讲到文革往事。广播里响着哀乐，有个女同学哭出来，“大梁倒了，以后怎么办？中国怎么办？”窗子外的秋阳里，割草的女人还在割草，有人冲她吼:你没有听到吗？毛主席与世长辞了，你怎么还在割草？

记忆一下子打开。我清晰地看到，一个4岁多的小女孩狂奔着，穿过灰暗且漫长的厨房，邻居灶台上老开水正冒着白色蒸汽，她连滚带爬，迈上30多级石阶，扯开喉咙喊：“毛主席死了！毛主席死了！娭毑，广播里说，毛主席死了！”

这竟是我最早的人生记忆。外婆的反应倒有点模糊。应该是跺着脚，用颤抖的衡阳话说：“嘛得了嗨！咯又嘛得了嗨！”

我一直没想通，4岁的我为什么如此敏感，知道某个人的死是天大的事情，必须马上给大人报信？虽然，我其实并没有伤心。

这又想起另一件事。几年前清理父母的老房子，翻出一个小学作文本。其中有篇1981年儿童节的作文，大意是，我们陷入了欢乐的海洋，此时突然想到“台湾的儿童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不开心起来，我“希望台湾儿童也能像我们一样幸福”。

乍看好笑，细想又震惊。这念头，这语言，竟出自我吗？这一切怎么开始的，居然毫无印象。

上小学前，我寄住外婆家。房子随山坡建造，楼地二层，是当时省哲学研究所安置省公路局职工的住所。

六十年代因为要建清水塘纪念馆，公路局有一半土地被划给了纪念馆，这一半地上的房子就得拆除，偌大单位几十户人就被分散到长沙各处安置。外公外婆拖着一大家子人，来到德雅村。

当然这都是我出生前的事了。

事实上我连外公的面都没见过，大字报糊到他病榻的惨状，更不可能亲眼看到。同为民国走出的桥梁工程师，他跟林徽因一样得了肺痨，在剧烈咳嗽中接受改造。

肺痨，就像那个时代给他们下的蛊。

房子的第二层有个门，连着30多级石阶，下去就是四户人家共用的一条走廊改成的厨房。厨房的玻璃窗蒙上年深日久的油烟，太阳透不进来，厨房里终日暗暗的。

四家共用厨房，烧饭做菜的气味就到处窜。一家炒辣椒，四家人跟着咳，一家炒酸菜，四家人一块嘴里返酸水。

外公去世后，家里阶级成分不好，软弱的外婆常常被邻居排挤，只有母亲回家才有人帮她出头。看起来乖巧可爱的我，心里也藏着些不服气，藏着些鬼机灵。

有一天，汤家老太婆忽然骂她老头子，你煮饭放半锅水，你发颠了吗！汤老头闻讯起了高腔：哪个说的，老子只放两杯水。他过去掀锅盖，傻了眼，这是哪个搞的！哪个害老子！

我躲在台阶后面，差点笑出声。大我三岁的姐姐仿佛也有默契，她就给他家锅里偷偷放盐。

为什么要捉弄他们?残存的记忆里，应该是他们欺负了外婆？四岁七岁的我们，或许知道要用自己的方式，让他们付出代价。

到文革结束时，发生在我身上，且残留记忆的，也就这么几桩事。关于那场“革命”对母亲家族造成的阴影和伤害，长大后我逐渐从各种叙事中，拼凑还原了一部分。

但就我言，童年还是无忧无虑的。

不知为何，从小喜欢“飞”的概念，对天空，对高处，对鸟，对一切未知事物抱有浓厚兴趣，甚至走在路上，还做白日梦。

若干年后，我首个微博号是“飞行家一号”，个性画像“无足鸟”，网名“飞”。童年呀，还真的会跟着你一生。

今年六月，在一万多公里外的寂静山林，我看到漫天飞舞的蒲公英。晨光从森林缝隙里射来，丁达尔效应下，蒲公英顺着风，在光柱里缓慢而优雅地旋转。

如果给这唯美的画面配乐，一定是萨蒂的《裸体之舞》，缓慢简省而优雅，像中国水墨画，墨色流淌出千变万化，在思想深邃上走得很远。

在荒无人烟的小木屋，魁北克深山里，除了虫子和鸟的叫声，就是风吹过林涛，敲打窗棂的声音。夜里打开窗子，繁星在黝黑的宇宙闪烁，越看越多，越看越亮。

一生中，总要自由地活一次。就像蒲公英，随着风，飘到任何地方，风再起时，又开启新的旅程。她们是风的女儿，自由自在，四海为家，四海心安。

母亲说，哪里有家人，哪里就是你的家。她的睿智打破了世俗的乡土观念，强调家人在哪家乡就在哪，与“此心安处是吾乡”一样，都深刻影响了我。

于是在地球另一端，在蒲公英飞翔的地方，我听着夫的鼾声，亲吻着女儿的脸蛋，心如平静的湖水。一只无足鸟，缓缓收起翅膀，落到了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