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刘立福:回忆顾存德先生</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收集整理|茗香斋主 七碗茶</span></p><h1><br></h1> <h1><br></h1><h1>顾存德先生,生于1910年,比我大十四岁,我记得我问过他,他和姜存瑞先生可能是同岁,姜先生略大一些。顾先生是天津我们这一辈的著名评书演员之一。他也是茶坊口出身,从小喜爱评书,后来拜徐豫田先生为师,但主要受业于师爷张诚润先生,原来他们这门的底活是《隋唐》,他又兼听师叔边豫棠先生的《水浒》,还吸收了前辈徐坪玉和霍正荣的表演风格。</h1><h1><br></h1><h1>解放前,顾先生的底活是《剑侠图》,他经常上的地方是新三不管、六合市场等处的边边沿沿园子,河东地道外他也去过几回。鸟市和东兴市场他原来很少去,原因是蒋轸庭把着呢,外人不好进。所以他、姜存瑞和姚存礼这三位存字辈的演员可以说是说《剑侠图》的“边关大将”。另外他还上电台说书,再有1948年他曾经在中华路惠中茶厅白天表演《剑侠图》(晚上是国剧清唱大会)。</h1><h1><br></h1><h1>解放后,他参加了南开区曲艺团,1955年批判《三侠剑》之后,这类武侠书都不让说了,他把《水浒》拿起来了,下了一定的功夫。比如他说《狮子楼》中对酒楼环境的描述,非常细致。后来说新书,他说过《新儿女英雄传》、《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1958年他还创作了《梨园头》。1962年第一届“津门曲荟”上他表演的是《揭阳镇》。</h1><h1><br></h1> <h1><br></h1><h1>顾存德和我们三辈人都走得很近,他和我父亲是因为抽大烟认识的,关系很好。我父亲过生日等由头,总是接(陈士和)师爷和他来家里吃饭,爷几个经常一起洗澡。不过他这人有个性,不候别人帐,也不扰别人,自己付自己的。他那时在南市清河街旅馆里,不回家,一个人雇间小屋。他有一个木头小箱子,里边都是药,他总吃药。</h1><h1>有一年过年,我们爷几个去洗澡,我一见着师爷赶忙说“爷爷,给您拜年。”师爷嗯了一声,顾先生接过来说:“哎!听见了吗?人家跟你喊爷爷,拜年呢!”师爷白了他一眼:“就他妈的你懂事!”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给我。(师爷从来不花这种钱,还就我花过他这种钱,他请别人吃饭有时都记我帐上。)</h1><h1>顾先生有时还跟我拍老腔儿,有一次我们爷几个一起吃饭,我师爷在座,他指着师爷对我说:“告诉你立福,跟老头学学他那能耐,别总学他那大模大样的劲儿。”我那时也年轻,犯嘎,我没等他话撂地就接过来了,“对,可有人还就爱学他那大模大样的劲。”(我意思是说他总学我师爷的派)气得他直骂我,“你们家大人都不敢跟我这么说话!”我父亲一打圆场就过去,虽是玩笑,也说明我们之间过得着。</h1><h1><br></h1> <br><h1>顾存德在大直沽联升书场说过书,那时候一进大直沽口,斜对过是个戏园子,掌柜的姓崔,外号崔老,当时顾先生抽“红人”烟卷,我记得当时红人的卖三毛二、中华的卖三毛五。顾先生艺术好,可是嘴不饶人,有时候在台上也得罪人。他在开书前跟观众聊天,举着手里的烟卷冲观众说“您看,红人的烟卷,当初毛主席就抽这个牌子,应该灰白火亮的,现在呢,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还带断火的。”好嘛!转天烟厂的工人就把大字报贴到书场来了,说顾先生“你侮辱我们工人阶级是黄鼠狼。”当然现在听来是个笑话,可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顾先生还得向人家烟厂道歉。</h1><br> <h1><br></h1><h1>解放初,杨文艳(唱西河大鼓)的父亲杨宝林在教堂后干了一个书场,是一个席棚子,当时把我找去了,我跟顾先生连着,有时候从一点小事上能受很大的教育。</h1><h1>有一次,他和我同在谦德庄义顺书场说书,我接顾先生,那个年代刚兴皮猴,就是马三立说的《算卦》中的那种,我也年轻,为赶时髦就在劝业场斜对过新买了一件红羽毛牌的,派克绒的里儿,当时花了90多万元(约合90多元),当时穿着也是挺神气的。一进书场,我师弟王立平跟着我,给我拿着皮猴。顾先生在台上看见了,冲观众说:“您瞧我们这位是大说书的,后面还有人给架皮猴,”他把我叫到跟前,“多少钱买的?你爸爸有吗?”我的脸当时腾一下就红了,含糊着说“有”,他似乎也明白,也就没再追问。闹得我心里非常别扭,回家就收起来了,不敢穿了。</h1><h1>我这一宿觉都没睡好,转天早晨,我和父亲去南市新华池洗澡,(这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习惯),洗完澡我跟我父亲说“走,我给您做皮猴去。”我父亲直纳闷,都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带着自己的一点积蓄和父亲就去劝业场了,我父亲要一件长毛绒的,活帽子的,当时没有,还得定做,可能我身上带的钱还不够,差个几块钱,还是我父亲添上的。很快,几天后做得了,我见父亲穿上了,才敢穿自己这件。这件事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育。其实我父亲有衣服,冬天爱穿蓝春绸的裤袄,外面套一件二大棉袄,但怎么也不能他还穿棉袄呢,我这弄件皮猴穿。</h1><h1><br></h1> <h1><br>文革后,曲协在永安饭店开会,当时王焚是主席。在上楼梯的时候,我又遇到了顾存德和陈笑瑕。这是时隔很多年后我们老友的重逢,他头发已经斑白了,身体也挺不好的,顾先生拉着我的手说:“你可真行啊,14年了啊,你都不看看我去?”我说“您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心中真是感慨万千。他对我说“你回头上我那去啊,我给你点儿活。”<br><br>1979年4月18日,我那天是头一天应人民公园的业务。当时文化局找我,中央文化部的王朝闻同志来了,要听评书,就顾存德、姜存瑞和我找去了。就在电影厂的一个屋子里,我们一人说了一个片段,姜存瑞的《斩华雄》,顾存德的《棒打洪教头》,我说的《瑞云》。<br><br>由于他常年追随我师爷,所以他一定程度上借鉴我师爷的表演艺术,把书改细致了,贴近社会生活,并且有他自己的风格特点;又因为他是茶坊出身,所以书里杂学多、零碎多,所以有书座反映他闲白儿太多;在台上表演活泼,嘴巧,有的时候嘴也损,挖苦人,但说的都是地方。<br><br></h1> <h1><br></h1><h1>前些天,电台播放了他1981年左右录制的《水浒》,他的说法主要是讲解,讲、谈、分析、评论、他的气派和口头语都学陈老(我的师爷),总有点压着人的范儿。从表演来讲,武打是他的擅长,但他也是说招。我听过他的“清河油坊镇”、“五小闹府”等几个片段。他和别人的评书口不一样。他最大的缺点是没有“驳口”,在台上一看到点了,该敛钱了,一摔醒木,台下敛钱,台上接着说。这也是一种功夫,他能在台上连着说,甚至在台上很少喝水,我们都讲究是用大碗量的。</h1><h1><br></h1><h1>他后来也说《聊斋》,但书目、说法与我们的不一样,有他自己的创新。他在南开区时有个学员冯玉春跟他学,后来在实验(剧场)时,冯跟我说“我学不了顾先生,他的‘焦桐卖艺’能说一天,他里面套着《剑侠图》呢。”冯跟他请求来听我的书,顾先生欣然同意了,这是在过去艺人之间不容易做到的。</h1><p class="ql-block"><br></p><h1>他家就住在仙春园附近,我有一个书座祁先生和他是邻居。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是第四届全国文代会的代表。晚年好象是去了住在郊区的闺女家,最后病故在那里。应该是1985年去世的。</h1><h1><br></h1> <br><b>附记:</b><br>书坛双壁 - “姜三国”与“顾水浒”<br><br>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士和在天津走红后,在当时的青年评书演员中间,产生了大批陈士和的追随者,姜存瑞和顾存德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前者主攻《三国演义》,后者打磨《水浒传》,以他们精湛的艺术造诣,让这两部古典小说以评书的形式在津沽大地家喻户晓,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姜三国”和“顾水浒”的美称。<br><br>姜存瑞(1908—1997),1928年拜师蔡豫卿,实际受业于师爷瑞诚咏。他凭借演说学自师门的评书《隋唐》,崭露头角。后和师兄魏存发一同整理评书《三国演义》,他们吸收了“三国四奇”的艺术长处(“三国四奇”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天津以说《三国》闻名的张慰臣、吴志子、张岚溪和西子云四位先生),在不断的艺术实践中,结合自身条件加以发展。上世纪40年代,魏存发不幸去世。姜存瑞继续对评书《三国》进行整理,到50年代中期,他的表演日臻完善。姜先生便放弃上演其他书目,专说《三国》。其风格粗犷豪放,尤其擅长大段的赞、赋表演。他在河东地道外一带的书场茶社演出长达三十年之久,在当地观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晚年在电台和电视台都录制了评书《三国》,并撰写了《我的学艺生涯》和《改编评书〈三国〉的始末》两篇回忆文章。<br><br>顾存德(1910—1985),从艺后拜在徐豫田名下,实际由师爷张诚润传艺。出师后,长期演出于新三不管、六合市场等地的书场茶社,在此期间还曾到电台播音。解放后,开始着手加工评书《水浒传》。他汲取了前辈名家边豫棠、徐坪玉和霍正荣的表演经验,同时揣摩和吸收陈士和的表演艺术,将众人之长融于一身,形成了说表细腻、含蓄稳健、贴近生活的艺术风格。1979年4月18日,美学家王朝闻路过天津,提出欣赏传统评书的要求,有关部门便延请姜存瑞、顾存德和刘立福为他分别表演了《斩华雄》、《棒打洪教头》和《聊斋•瑞云》三个评书选回。顾存德晚年在电台留下了《武松传》的录音,还在文化局录制了评书《聊斋》选段。相声演员王大宝曾拜他为师,学习评书表演,说表颇有乃师风范。<br><br> <br>姜存瑞和顾存德除了《三国》和《水浒》这两部代表作之外,他们早年还都表演过《雍正剑侠图》。这是一部短打评书,在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曾盛行一时,许多评书演员争先演出,解放后则长期绝迹于天津舞台,直到80年代,一位评书老演员再次把它搬上舞台,令其重获新生。<br><br> <br>2024年08月25日定稿于天津<br><br> <br>感谢阅读、理解、支持!<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