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馆》

宝珍亚

《文化馆》

作家余华曾经说过，当年他千方百计的从牙医诊所调到文化馆后，在上班的第一天，就知道在这里工作算是来对了！

我从临泽中学为了调到高邮文化馆，算是费尽了周折，当时，教育系统的人事调动抓得特别紧，虽然计生委宣传科答应接收我，但文教局没有明确答复会放我走。为此，我拎着烟酒去找当时主管教育的局长，围着他家转了好几圈，愣是不敢敲门，只感觉到背后一直在冒汗……。后来一咬牙，敲开门见了面。我把东西放下什么都没说，至于局长当时和我说了什么到现在也回忆不起来。早知道连自己“难为情”这一关都过不去，还不如留在临泽中学教书算了。

后来，在众多朋友的帮助下，终于进了城。在计生委上班的第一天，遇到了当年接生我的医生，她和我同在一个办公室，这也是绝无仅有的巧合。至于后来在计生委的工作对我来说总觉得有些不着调。记得有一次在全市计生委工作会议上，由我向大家作计划生育宣传演讲。在坐的全都是各个单位的妇女主任，一双双妇女同志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弄得我脸上火辣辣的。一个20岁出头的大小伙子，一本正经地和一大群妇女干部讲什么一胎二胎的控制，节育避孕措施等等，有些荒诞了……

后来计生委又来了一个小伙子，叫赵勇，是从部队复员来的，高高的个子，眉目清秀，一脸的诚恳，也喜欢画画。自从他来了以后，我就经常不来上班了。记得有一次去陕西、川藏写生，足有两、三个月，画了不少画，每天步行三四十公里。特别是在海拔高的地方，一天走几十公里还是比较累的，但精神上十分饱满。再回到高邮的时候已经是人瘦毛长，衣衫褴褛的模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种形象出现在公众视线中，给人的印象是“非疯即傻。”正是因为这次出行，大家都觉得我应该去文化馆搞艺术创作才对。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正式调进了文化馆。

文化馆对我来说是新单位，老熟人，我的同班同学房林已经比我先来了一步。以前听我母亲说，文化馆的戎经亚是个画家，曾经给我儿时画过肖像速写，他现在是馆长。我在15岁那年，还曾经参加过文化馆的美术创作学习班，接受过朱葵老师的美术指导。

朱老师是高邮美术界的无冕舵主，他早年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下派到高邮车逻公社在广阔天地接受锻炼，后来，组织上发现他是位难得的文体人才，就把他调到了文化馆，随后与高邮化肥厂上海大学生吴安美结为夫妻，在高邮安了家。我在文化馆创作学习班期间，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生动的朱葵老师。他培训授课以鼓舞人心为主导，描述未来的语句简洁可信，讲解美术专业风趣生动。他在讲课时常因裤腰不适经常把手伸进裤子里去作临时调整，学员们都不敢笑。朱葵老师酒后作画时常念念有词，将普通话、南京话、高邮话都念到一起而恰到好处，标准的“三合一”，等念到酒醒时却画不下去了。

朱葵和龚定煜的关系十分要好，他口中的“小龚”已经是一种口头禅，什么事都有“小龚”的份。推荐他去南师大美术系读书，毕业分配把他要回到文化馆。不过“小龚”很快就被高邮中学张校长给挖走了。朱葵调到省文化厅后，还不断地想办法要把“小龚”调到南京去，但高邮中学就是不放人。

朱葵工作能力很强，所以美术组的事都由他说了算，大家都心服口服。朱葵在家里也是劳动模范，听说他做起家务事来简直是奋不顾身，洗衣服、做饭、搞卫生快如神速，就连倒痰盂的事情也没有难倒他。堂堂男子汉在家里对老婆可以做到礼贤下士，真的是君子中的君子。

朱葵调走以后，高邮文化馆一下子变得安静了下来，我就是在一片寂静中悄悄地来到文化馆的，因为大家都很熟悉，又彼此了解，所以，“来到这里”与“回到这里”几乎是一个意思。

美术组的组长李一技是文化馆的老资格，他是从北京《中国建设》杂志社下放到这里来的，这本杂志是周总理委托宋庆龄办的，全是外文，来头很大，当年黄永玉是美术编辑，李一技给黄永玉当助手。和黄永玉在一起工作，学本领自然不用说，光是学来的做派和腔调就够吃一辈子了。黄永玉老是劝李抽烟，说不抽烟的人就不会思考，李就学会了抽烟。后来黄永玉抽上了烟斗，黄又告诉李：“我不但会思考，还会哲学思考，只有会哲学思考的人才有资格抽烟斗。”由此可见，文化人瞎吹起牛来实在是只图一时的快活。

李一技是个胖子，怕热，不留头发，夏天一律白色老头圆领衫，短裤、凉鞋，平时手上抓一把芭蕉扇子，有活动就换成折扇，芭蕉扇可以辅助拍打蚊虫叮咬，折扇显得斯文稳重。平时，黑边眼镜一直挂在鼻子上，所以给人的印象常常是斜翻着眼看人。他常和我吐槽戎经亚馆长做事太慢，说老戎工作起来总是不断地叹气，不断地抽烟。戎馆长不会像李一技那样可以把烟叼在嘴边上，他必须要停下来认真地抽烟，所以很浪费时间。戎的美术字写得不错，所以我来以前宣传标语都是他写，（朱葵不会写标语，只能帮老戎打格子）但戎馆长在搞美术创作时就显得特别艰难，觉得自己很慢很累，急得脸通红，还直跺脚，弄得满地的火柴棒和烟头。目不忍睹！神奇的是每次都能在最后一刻胜利交稿。戎馆长早年和朱熙元一起创作出版过连环画《三垛河伏击战》而名震一时，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业绩，所以就理所当然地当了文化馆馆长。

戎经亚在文化馆之所以能成为元老馆长，这和他的脾气好，甘心情愿地听取大家的意见是分不开的。老好人成了戎馆长的性格标笺。但老戎在家里就完全是另一种人，首先是在家什么事都不会做，也不想做。加上戎师母性格很强势，命令他在家里享福，什么事也不让他做。没办法，戎在家里为了刷存在感，换蜂蜜煤就成了他在家里唯一要干的大事。有人笑他要去浴室洗澡，就在家大声地喊：“我的衣服呢？”……，炉子上水开了，他全当没看见。有一次以前的一位女同学给戎写了一封信，里面有一些些爱昧的词句，吓得他不知道如何是好。考虑再三，决定找戎师母汇报，这还得了！这种汇报既出卖了女同学，又伤害了夫人，戎师母和他闹了好几天，他连检讨代说好话，好不容易才算是平息了下去。高邮人有句俗语“夫妻之间是一块馒头撘一块糕”，想必馒头与糕的辩证关系也是可以转换的。

戎馆长在单位偶尔也有难以捉摸的地方，当时朱葵负责文化馆的接待工作，花了不少钱，老戎觉得不妥，逼着朱葵撂挑子，等到上面再来人时，老戎不懂如何接待，急得团团转，只好又向朱求援，朱葵这次不花单位钱了，在自己家招待了客人，弄得老戎心里七上八下，过意不去。还有一次戎馆长星期天让我来录像厅收门票，我告诉他我星期天要出门写生，他很不高兴，敲着桌子命令我一定要来。当时我也不干了，把手上的一串钥匙摔在了地上，令我没想到的是他居然开门跑了，我追出去想把他拉回来，刚好碰到秦馆长，秦拦着我说你怎么可以追打领导，我笑着说，我是拉他回来开会。

美术组的朱瑞庭老师是老临中毕业的，城府较深，一般不多说话，或是不说没用的话，也不说不中听的话，当大家不说话的时候，他又喜欢挑个话头聊天。他最擅长的是木刻版画，每次展览任务下来他总能拿出不错的作品来，他的版画技巧有一部分是李一技老师传授的，这与版画大师黄永玉有一定的渊缘，当年黄永玉创作的木刻版画作品《春潮》轰动全国，正因为如此，李一技老师在版画创作中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对黄永玉的《春潮》评价极高，他觉得黄永玉后来在木刻版画方面再也无法超越自己。

李一技对黄永玉是有感情的，只要高邮美术界有人去北京，他都会让人带上双黄蛋之类的土特产送给黄永玉，龚定煜去北京送完礼物回来告诉我们，说黄永玉这么大人物，住在北京的一个大杂院里，就一间屋子，不到十个平米，有个小阁楼，白天把被子放上阁楼，在家里画画，晚上把被子拿下来，放在画案子上睡觉，十足的名气大得如雷贯耳，家里却无立锥之地。

后来落实政策，组织上安排李一技回北京，李表示哪儿也不回，就在高邮生活，他在高邮生活了十几年，高邮的鸭子都吃了十几趟，拍屁股走人实在是对不起高邮咸鸭蛋。我和他去过基层文化站，听汇报工作都是采用边吃边聊的形式。酒过三巡，文化站长给李老师递上二胡，李老师刁着烟，眯着眼，如来佛的肚皮落在大腿面上，《二泉映月》开场，一曲相思，一曲悠长，津津有味，保留曲目沙家浜第四场《智斗》过后，回招待所睡觉，这种日子真的好过。

李老师睡觉打呼噜那是在高邮文化界出了名的，我们出差一般都是分楼层开房间，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扬州开会，到了招待所服务台，服务员说，“今天招待所客人多，你们三个人只能住一个房间，李老师打呼噜厉害，估计你们二位（我和房林）是睡不好了，”原来李老师打呼噜在扬州也是有一号的。那天晩上，我们三人聊得很好，李老师喜欢讲段子，讲到精彩处，段子就变成了呼噜。我们近距离领教了李老师“坎坷曲折”的呼噜声，从涓涓细流到汹涌澎湃，我们随着他的节奏，慢慢也进入了昏昏欲睡的状态。突然一个戛然而止，我提心吊胆地在等着他的下一口呼声，可就是迟迟不来。房林也担心地说：“怎么一口气特下去上不来了？”就在我准备叫他的时候，只见李老师长嘘一声，说了句：“谁说我上不来了？”我们连声说，有您这打呼噜的节奏还真的有点催眠效果，不过您不能突然停下来，您这一停，我们就得等到您下一口呼吸才能放下心来。他却来了句：“我是故意吓唬你们的。”说完，翻了个身，又接着呼噜了。

李一技喜欢摄影，他的暗房技术好过他的拍摄水平，他当年拍摄的鹅群、鸭群以及高邮湖渔归的作品不少。尽管如此，在文化馆搞摄影的刘荣桦老师对李老师的摄影并不卖帐，他不止一次地说老李是眼高手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不能搞摄影，作为一名文化馆的干部，吹拉弹唱、写画拍照样样都会本身就是很难得的。有一个小秘密，李老师每次下基层都喜欢带相机，大家都希望李老师多拍照片，有些人还让李老师拍个人照，全家照等等，他一既不拒绝，叽里咔擦地拍了好多，大家都很开心，好吃好喝好招待，李老师脖子上挂着两个相机，那个120相机里是不装胶卷的，135相机有胶卷，很多是用120相机空拍的，最后在暗房选几张135的照片来还人情。

我曾经和李老师、房林有过一次快乐的湘西之行，在天子山，被大雨困在在山顶十来天，有一位当地的县长也被困在上面，他是带摄影师来拍风光片的，我们就沾光了，每天好吃好喝，李老师负责和县长谈经论道，我和房林陪两位摄影师瞎聊天。招待所食堂每天变出花样做好吃的，狍子、麂子、野鸡、野兔等等，但做出来都是一个味，就是辣，吃每顿饭都要出一身汗，二两白酒下肚，火烧火燎，身体舒坦了，两头受罪。难得雨停了半天，我们在山顶周围转转，亲眼看见山涧深处猎豹在吃挂在树上的山羊。当年的天子山真的是野气十足，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们的房间里跑进了一只野鸡，非常漂亮，早晨被我和房林放跑了。后来，天终于放晴了，我们三人在下山的路上有说有笑，李老师更是带头脱光了上衣，光着膀子一路跑一路扭着屁股，唱着歌，开心的像个孩子。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张家界，那时的张家界，还处于半原始状态，群峰林立，山气日夕之间，宛若仙境。

刘荣桦老师在文化馆是负责摄影工作的，他是湖北人，文化馆唯一的离休干部，他早年是专业的摄影记者，见过世面。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板门店谈判的拍摄，见到过彭老总，还去西藏参加和平解放拍摄。刘老师普通话讲得很好，只是在高邮生活了几十年，没有学会一句高邮话。他平时待人接物极为平和，平和得有点拒人以千里之外。他的摄影作品是延续了摄影记者的拍摄风格，从来不搞摆拍，当时我们觉得他的作品有点平谈无奇。现在想想，刘老师是对的，摄影是要通过时间来证明它的存在价值，而且触发记录的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在他离休的时候，把陪伴了他半辈子的相机赠送给了房林。

和刘老师同在一个摄影组的是后起之秀朱崇平，他原先在扬州木偶剧团工作。练了一段时间男高音，已经具备演唱级的水平，后来还是放弃了。搞摄影本是他的爱好，后来把爱好变成了专业，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我在调来文化馆以前和他的关系就很好，我的工作调动他父亲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我和崇平虽然在文化馆共事的时间不长，但友谊很真诚，当年，我和戚耀春每天滚在一起玩，画画、聊天、拜访老师、看电影、踢球、打架玩皮，高邮城到处都是我俩骑自行车的影子。朱崇平来到文化馆以后，就变成了三人小组，戚跃春几乎每天都来文化馆找我们，很多人以为戚跃春也是文化馆的人。后来戚跃春在厦门大学成了设计学院的戚院长、教授，算是功成名就。应该说高邮文化馆曾经是孵化他梦想的摇篮。

文化馆之所以是个吸引人的地方，因为这里有自由的空气，可以孵化独立的思想，可以培养文化人的缺点，正如余华所调侃的那样，可以迟到，可以不上班，还可以用公款出门游玩……

作者：宝珍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