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桥头

江楠

　　我出生在江南的一个小县城，在老城河边的“板桥头”长大。板桥头，这里的“头”字，没有字面意思，只是一个语气词，表示“这一带”、“这一片”，好比我们常说的角落头，井根头，城里头…… 算是江南“吴侬软语”的一种特殊表达。

板桥是一座桥。始建于宋代，明代和民国时期进行了重修。架在老城河上，历经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风吹雨打。原名叫“孔家桥”，也许桥板比较直观，甚至有可能当初用的是木板，有别于其他石板桥，所以，“板桥”的名头就留了下来。

我记忆里的板桥，不是现在拆迁后的平桥模样，而是民国时期改造过的拱桥。桥面是石板的，两边的桥体由整块大青石错位码起，雨水冲刷了几百年，雕琢的麻点已经变得圆润，透着悠悠的青光。桥的护栏是民国时期改造的，两侧拱起的弧形砌成密不透风的墙体，表面用水泥粉刷。那时的水泥不是现在的青色，而是被称作“斯门汀”的舶来品。这种材料夹杂大量的粗黄沙，雨水冲刷后，黄沙中的小石子凸显出来，表面很是粗糙，一些居民常常跑过来，在上面磨菜刀。远远看过去，板桥是黄色的，每到夕阳西照，还有点金碧辉煌的味道。

桥的西南角，不知道是修桥时遗留的堆土，还是住户倾倒的垃圾，久而久之形成一小块三角形陆地，鸟儿衔来的那颗幸运的种子，在合适的时节发了芽，渐渐长成一棵树。它委曲求全地歪着脖子，努力把头探向桥洞的方向，构成了一幅美妙的风景画。特别到了落雪的天气，枫杨树黑色的枝干描着白雪的轮廓，便多了几分岁月沧桑，让板桥更加的稳健古朴。

板桥头是一个片，泛指板桥周边的那个区域。以板桥为中心，往南是小牛场，那是清康熙年间形成的一个耕牛交易市场，随着城市发展，牛市场外迁到了南门外。留下一片操场大小的空地，成了那个时期开群众大会、放露天电影的必选之地，六七十年代的批斗大会、公判大会经常在这里进行，因而成了一个小小的政治中心。更多时候是孩子们踢球、游戏、约架的场地。板桥的东南向，原本有一条斜着的支河，我有记忆时已被填埋，成了密密麻麻的街巷。但土桥、坝桥的名字留存至今。

板桥往北就是南草巷、中草巷和北草巷，这三条巷子横向贯穿了整个老城区，生活在这里的住户，是丹阳当年的老资格市民。板桥下的老城河东西走向，往东有南桥、沈家桥、斜桥、贤桥，往西是水关桥、寺前桥，河道拐了弯，我就不记得那些桥了。

宽泛地说，板桥南北河沿，以及辛巷、小南门、四牌楼、双井巷一带都可说是“板桥头”。我的家在板桥南河沿，最初是九号，后来成了十一号。

板桥头是一幅画，满载这个江南小城的人间烟火。板桥头的生活填满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我家住在河边上，出门跨六步就下了河。那条老城河，原先是护城河，最早的城市中心和政治中心在西门谷口街一带，于是，护城河以北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既为城里，自然就多了几分贵气。建筑等级明显高于南岸，那些粉墙黛瓦的院落比较规整精致，大户人家门栏上的那些砖雕堪称艺术精品。记忆深刻的靠近板桥的那一处宅院，不仅建筑宏伟，高大的马头墙很远就能看见，关键是那个门栏上有一块汉白玉雕刻的牌匾，上面镌刻“润庐”两个大字，落款康有为。虽然那时候文化不值得显摆，但这三个字算是如雷贯耳，站在康有为这样的大人物的题字面前，不由得肃然起敬。这样，那院子就成了板桥头的一个标签。

俗话说：隔河隔千里，两岸居民时常要打照面，却无法交流，那些略显模糊的轮廓，成了我最熟悉的陌生人。偏偏有小孩遇见同学，在河边上隔空对话，那种喊话式聊天甚是搞笑。即便那样，我还是能感受到那些城里人的优雅，同样在河边纳凉，大家讲着纯正的丹阳话，悠闲地摇动大蒲扇，哪怕再热的天气，也少有袒胸露背的。

我生活的板桥南河沿，原则上说是以前的城外，从建筑到住户就明显有了落差，居住在此的人大都从四面八方迁居而来。语言也具有丰富性，有的是老丹阳话，有的是本地“四门八腔”的乡音，还有一大拨人讲的是苏北方言。他们大抵是结伴逃荒过来的老乡，经历一代代的繁衍壮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部落，那些大呼小叫的江北话，响彻板桥南北。孩子的小名也很有特色，有“油条”，有“麻团”。虽然他们来自苏北不同地区，但在本地人听来那都是“江北话”。我的外婆外公就是苏北高邮一带逃荒而来，在辛巷扎下根来生儿育女，有几十号人头，不算名门却是望族，圈内语言当然也是清一色的江北话，我母亲虽出生在丹阳，但在江北人家长大，娘家话自然流利。我的父亲是本地人，所以，在我们家，两种语言可以随时切换，无障碍交流。

板桥南九号算是板桥头的头牌。不是因为我住在那里，也不是因为建筑特别雄伟，而是因为当地最高长官居委会主任住在这里。找她办事的进进出出，人流量明显高于任何一个宅院，那时候上学、参军、工作、结婚，甚至办丧事都要加盖居委会的大章子，那可是拿捏人生命运的一个坎儿。我住的大院就成了板桥头的一个焦点，认识道的要来，不认识的找人打听也得来。

我们院里住着三户人家，有三进院落，原先都是周家的祖产。所谓一进，就是一排房子连着一个院子，依次推进。早年间，往南还有一处大厅，那是以前的周家祠堂，厅内的八颗楠木柱子高大雄伟，每根都有两人合抱的粗度。后来被公家没收拆除，里面的建筑材料建成了一个小学校。这个院子是周家的私产，解放后，除留了几间周家自用，全部没收，由房管所对外出租。居委会主任占了半壁河山，我们家租了河边一排平房，后经房管所“公建私助”翻建了两间小楼，产权归公家，我们家资助了800元。由于是见缝插针，楼上楼下的四间屋子不仅面积小，且都是平行四边形，我结婚时搞装修，那可是伤透了脑筋。

我们的周家大院很是气派，不仅占地从河边一直连到辛巷，而且建筑高大，装饰精美，厅堂用方形地砖铺设，卧室有木地板。周家那时候戴了“帽子”，算是大院里家境最为困难的，却依稀可见过去大户人家的印记。那时候我经常去他家中乱串。偌大的房间中央，有一张精美的老式雕花大床，床栏周边镶嵌多块玻璃彩画。墙上挂着西湖八景的四条屏水彩，我经常在画前发呆，想象着哪一天能去西湖看看真实的断桥残雪，由此，我开始对画画有了兴趣。他家房间东侧有一个窄窄的弄堂，是日寇侵略丹阳时，为避难修建的隔墙，人躲进去后封死，那样就可以不被发现。哪知再精妙的设计也顶不住纷飞的战火，大部分房屋还是在轰炸中被烧毁，后来在断垣残壁上进行了重新修缮，建筑规格和档次却大不如前。

板桥南的最西头住着一位真正的“高人”。他叫严慈，身材高大，白皙微胖，那时是“被打倒”的四类分子，每天早晚都要拿着大扫把，将河边的道路清扫干净。平日沉默寡言，见人总是双手合拢放在身前弯腰致礼，一副谦恭的样子。后来才知道他原先供职于新华社，是个副主编以上的头头，他去世时已得到平反，新华社专门为其发了讣告。

那时候物质匮乏，大家都在节俭过日子，算着花钱就是最真实的家庭计划经济。小干部是当时的“贵族”，生活水平处于上流。我的父母是国营厂的双职工，有固定收入，算是中等水平，每周还能吃上一两次红烧肉。还有很多人家就比较困难了，干粗活，打零工，捡垃圾的都有。但邻里之间却能保持和睦的关系。一个院里，端着饭碗到处跑，走到哪家都可以去饭桌上伸筷子。哪家做了好吃的菜，也会盛上一碗端给邻居。孩子没人带，抱给隔壁大妈看半天，那都是常事。李家衣服小了，张家拿去穿，也不存在谁看不起谁的事。那是一段生活简朴而精神丰满的记忆。

后来，板桥头拆迁了，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道路和高楼，那沿河铺排的栉比鳞次的老房子都留在了记忆里。每每回想那一段艰难岁月，我总觉得，无论那个时代有多少过失，但倡导的人民至上和助人为乐，已深植我们这代人的骨髓里。拆迁了，老房子可以被夷为平地，但那份情怀，不应该在势利裹挟下也碾得粉碎吧。静静的城河水，缓缓流淌，见证着历史；古老的板桥头，熙熙攘攘，饱经了沧桑。

板桥头是已经散失的画卷，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清晨，薄雾从粗壮的大树枝丫里升腾起来，弥散在白茫茫的河面上，多了几分神秘。夜晚，小河边的萋萋芳草之下，有秋虫鸣叫的交响。不知又是谁家的姑娘，在码头上浆洗衣裳，啪嗒啪嗒的棒槌声，让这板桥头的夜晚静谧而安详。

吴敏德

2024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