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孔庙以及其作用地位和影响《孔庙行》

刘石中

孔庙，在全国可以说数不胜数，人人皆知处处皆敬，但是最大最正统最有文化历史价值的要数孔子的家乡山东曲阜的孔庙。作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文化名人之首的孔子，和世界文化遗产的孔庙，如果你不亲自前往参观学习拜敬，作为中国人，作为游者将会留下深深遗憾。2024年7月25日，我夫妻俩游完江苏徐州后专程前往曲阜孔庙，见识一下天下最大最宏伟的孔庙，感受一下孔子的故乡曲阜的文化氛围和敬仰之情。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一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夏邑县）。父叔梁纥，母颜氏。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

孔子三岁丧父，家道中落，早年做过管粮仓、管放牧的小官。他“少好礼”，自幼熟悉传统礼制，青年时便以广博的礼乐知识闻名于鲁，从事儒者之业，以办理丧祭之礼为生。中年聚徒讲学，从事教育活动。年五十，曾一度担任鲁国的司寇，摄行相职，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久因与当政者政见不合而弃官去鲁，偕弟子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学说，终未见用。晚年回到鲁国，致力教育事业，整理《诗》《书》，删修《春秋》，以传述六艺为终身志业。

孔子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修订六经。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论语》。该书被奉为儒家经典。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长久。他的“仁”与“礼”成为国家施政和个人自我修养的重要准则；“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思想使华夏文明得以无限传承；对古代文献的系统整理，不仅寄予了自己的理想，更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具有了深广的内涵。

人物生平

贵族出身

孔子的祖上是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的贵族，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周初三监之乱后，为了安抚商朝的贵族及后裔，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帝辛之兄微子启于商丘建立宋国，奉殷商祀。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是孔子的十四世祖。六世祖得孔氏，是为孔父嘉。孔父嘉是宋国大夫，曾为大司马，封地位于宋国栗邑，后来在宫廷内乱中被太宰华督所杀。孔父嘉子木金父，木金父子祈父，祈父子孔防叔，孔防叔的孙子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为避宋国战乱逃到鲁国的陬邑定居，其官职为陬邑大夫。

叔梁纥的正妻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儿子，小妾为他生了长子孟皮。孟皮有足疾，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请求纳颜氏女儿为妾。颜氏有三个女儿，只有小女儿颜徵在愿嫁叔梁纥。颜徵在时年不满二十岁，而叔梁纥已经六十六岁，年龄相差悬殊，两人为婚于礼不合，夫妻在尼山居住并且怀孕，故谓之“野合”。

早年经历

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孔子出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南辛镇鲁源村）。孔子生而七漏，头上圩顶，而又因其母曾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孔子三岁时，叔梁纥病逝。叔梁纥死后，颜徵在被叔梁纥正妻施氏所逐，于是带孔子庶兄孟皮与孔子至曲阜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

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孔子已意识到要努力学习做人与生活之本领，所以称自己虽然已经十五岁了，但志向在于做学问。

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子的母亲颜徵在去世。孔子合葬父母。鲁国大夫季孙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穿丧服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

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孔子十九岁，服丧期满后前往宋国。为了能够经常回到祖籍地宋国祭拜祖先，便迎娶了宋国人亓官氏为妻。

步入仕途

鲁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元官氏生子。据传此时正好赶上鲁昭公赐鲤鱼于孔子，故给其子起名为鲤，字伯鱼。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这一年孔子开始为委吏，管理仓库。

鲁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因小时候生活艰难，所以会干一些粗活。

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来到鲁国朝见，孔子向郯子询问郯国古代官制。孔子开办私人学校，当在此前后。

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到三十岁时，已有些名气，所以自称三十岁前后有所成就。这一年，齐景公与晏婴来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

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相传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芸弘。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

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王要像个君王，臣下要像个臣下，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孔子在齐闻《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自己老了，不能用了。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魏献子执政，举贤才不论亲疏。孔子认为这是义举，在近处不会埋没与自己亲近而有贤德的人，在远处不会埋没受人推举而有贤德的人，这可以说是仁义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冬天，晋国铸刑鼎。孔子认为晋国的灭亡，主要是因为统治者没有好的制度和法度。

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孔子四十岁，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对人生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所以自称四十岁不疑惑。

鲁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孔子称之为家臣掌政。所以孔子不上任，退隐而修著《诗》《书》《礼》《乐》，众多弟子跟着孔子走遍各国，跟随他学习。阳虎想要见孔子，而孔子却不想见到阳虎，后来两人在路上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没有明确表态，随后孔子被升为小司空。

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孔子升为鲁国大司寇，摄相事，七日而诛少正卯，曝尸三日，鲁国大治。

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隳三都的措施，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隳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五十五岁。春天，齐国送八十名美女到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

周游列国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带领弟子离开鲁国来到了卫国。孔子在卫国被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孔子的弟子子路对孔子见南子这件事极有意见批评了孔子。郑国的子产去世，孔子听到消息后，十分难过，称赞子产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慈惠的人。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因此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卫国。

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离开卫国回到鲁国。

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吴国使人聘鲁国，就“骨节专车”一事问于孔子。

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孔子由鲁国来到卫国。卫灵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绝了卫灵公。孔子在卫国住不下去，离开卫国西行。经过曹国，曹伯阳没有接见孔子。在曹国稍作停留，到达宋国，宋司马桓魅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五十九岁的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国、宋国、郑国至陈国，陈国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七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人，楚国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孔子六十岁，称自己这时候，能正确对待各种言论，不觉得不顺。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被人嘲笑，称自己颓丧的样子如同丧家之犬。

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孔子离开陈国，来到了蔡国。

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孔子从蔡国来到叶国。叶国君主叶公向孔子问政，并与孔子讨论有关正直的道德问题。在离开叶国返回蔡国的途中，孔子遇到一位隐者。

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与弟子在陈国、蔡国之间被困绝粮，许多弟子因困饿而病，后被楚国人相救。由楚国返回卫国，途中又遇隐者。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孔子又回到卫国，主张在卫国为政先要正名。

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吴国讨伐鲁国，吴国战败。孔子的弟子有若参战有功。

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在卫国，孔子夫人亓官氏去世。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派师讨伐鲁国，孔子弟子冉求率鲁师与齐战，获胜。季康子问冉有指挥才能从何而来，冉有说是向孔子学来的。六十八岁的孔子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归鲁国。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至此结束。孔子仍有心从政，但仍是被敬而不用。季康子欲施行田赋，孔子反对。对冉有说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不是君子的行为，应该用他的礼数来判断。施舍的时候，会从重付出；做事的时候，会中庸而行之；死的时候，会对自己薄葬。

返回鲁国

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孔子继续从事教育及整理文献工作。这一年冬天，孔子的儿子孔鲤去世。

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孔子七十岁，称自己这时候随心行事也可以不逾越规矩。[24］这一年，孔子最爱的弟子颜回先他而死，孔子十分悲伤，感慨到昔日曾跟随自己从陈国到蔡国去的学生，此时却都不在身边受教了。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天，西狩获麟。孔子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修《春秋》。同年六月，齐国陈恒弑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三天，见鲁哀公，请求鲁国出兵讨伐陈恒，没有得到支持。又向季孙请求出兵，结果遭到拒绝。

卒葬泗上

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孔子另一得意门生子路死于卫国内乱，而且还被剁成肉酱。经过这一系列打击后，孔子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公元前479年4月4日），子贡来见孔子，孔子柱杖依于门前遥遥相望。他责问子贡为何那么晚来见自己。于是叹息说泰山将要坍塌了，梁柱将要腐朽折断了，哲人将要如同草木一样枯萎腐烂了。孔子流下了眼泪，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很久了，没有人肯采纳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主张不可能实现了。夏朝的人死时在东阶殡殓，周朝的人死时在西阶殡殓，殷商的人死时在两个楹柱之间。昨天黄昏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祭奠，自己的祖先就是殷商人啊。”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患病不愈而卒，终年七十三岁，葬于鲁城北泗水岸边。

孔子卒后，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唯独子贡为孔子守墓六年。弟子及鲁国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受到人们的奉祀。

主要影响

道德学说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级总结。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政治学说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遵循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为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

孔子主张的较低政治目标是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其影响。

身处乱世的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

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而又完整的体系。孔子之后，孟轲和荀况分别继承和发扬了孔子思想的仁政德治和礼治思想，进而形成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庞大系统。孔子的政治思想经过后世继承和发扬，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并对东亚、东南亚、欧洲产生了影响。

经济学说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在他的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批评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

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说，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而民众若不富足，国君就不会富足。在《论语．尧曰》中还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

教育思想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

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其中“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真正充实。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方法。

“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他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

孔子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有教无类”、“经邦济世”的教育观，“因材施教”、“启发式”的方法论，注重童蒙、启蒙教育。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新知识引申拓宽、深入“举一而反三”。他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谓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开导。

他又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他爱护学生，学生也很尊敬他，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动不但培养了众多学生，而且他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学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

史学思想

孔子的史学思想以及他对史籍的整理，存在着积极因素，值得借鉴和重视。孔子有浓重的历史意识和渊博的学识，这为他创立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

孔子强调治史要十分慎重。他认为研究历史一定要先掌握大量的史料，即言必有征。如“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杞、宋保存的夏、殷的文献太少，不足以详实夏、殷的历史。如果史料不足，宁可存疑也不能妄言。又如《论语·尧曰》中就征引了《尚书》所记，具体形象地说出了自尧、舜至周以来的历史情况，并不言及尧、舜以上，因为在那个时代，他掌握的有关尧、舜以前的历史资料十分匮缺，即使有也多属口耳相传的故事，而且当时并不具备考古发掘资料的条件，因而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孔子这种治史的态度是十分慎重的。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说明他支持孔子所持的这种慎重态度。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直”，即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不但要重视根据，而且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他竭力反对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怪怪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论语．泰伯》）他这种一以贯之的主张，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态度中。

孔子的治史观不仅反映到治史态度和治史主张上，而且还体现在历史发展观中。孔子认为历史在不断“损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周代正是在总结夏、殷二代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历史不是倒退，而是后来居上，是前进发展着的。尽管这种思想很朦胧，但却是中国史学史上进化论的可贵的开端。

作为历史学家的孔子，在品评人物和事件时，有一些自己特有的方法。首先，孔子评价人物是为了树立当代从政及为人的标准。其次，孔子提倡效法先王的“仁”、“德”。

美学思想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

孔子在易学中明确提出了“美在其中”“见仁见智”等著名美学命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问易》在易宗基础上提出了美宗阳刚、阴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认为“阴阳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谓是美学之宗”。

言论著作

语录汇编

孔子的言论主要记录在《论语》中。《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在南宋后并称“四书”。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微言大义”。

文献整理

孔子晚年致力教育，修《诗》《书》《礼》《乐》，序《周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撰《春秋》。后人合称之为《六经》。

诗歌创作

相传孔子作有《去鲁歌》《螞蚨歌》《龟山操》《盘操》《猗兰操》《将归操》《获麟歌》等诗歌。这些诗歌多载于《乐府诗集》，可信度不高。

教育实践

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著名的便是“七十二贤士”。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

历史评价

国内评价

孔子弟子颜渊：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

孔子弟子宰我：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上》)

孔子弟子子贡：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论语．子张》)

战国思想家孟子：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战国思想家荀子：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争名，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雄，答捶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荀子．儒效》)

汉代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

汉代韩诗学创始人韩婴：孔子抱圣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遥乎无形之乡，倚天理，观人性，明始终，知得失，故兴仁义……(《韩诗外传》)

汉代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王充：孔子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卓者也。(《论衡.本性篇》)

汉代文学家祢衡：受至精，纯粹睿哲。(《艺文类聚卷二十．后汉弥衡》、《鲁夫子碑》)

魏文帝曹丕：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凄凄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

司马炎：虞、夏之际，圣明系踵，而损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犹曰从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

晋代文学家陆机：孔子睿圣，配于弘道，风扇玄流，思探神宝，明发怀周，兴言谟志，灵魂有行，言观苍昊，清歌先诫，丹书有造。(《陆机集卷九．孔子赞》)

唐太宗李世民：朕今所好者，惟有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

唐代诗人杨炯：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像著明，莫大乎日月，备物致用，莫大乎圣人。(《杨炯集》卷四）

宋真宗赵恒：立言不朽，垂教无疆，昭然令德，伟哉素王。人伦之表，帝道纲。(《阙里文献考．卷三十八》)

宋代哲学家程颢：至如孔子同，道如日月之明。(《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一》)

宋代理学家朱熹：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

明宪宗朱见深：孔子之道之天下，如布帛粟菽，民生日用不可暂缺。(《御制重修孔子》)

明代学者陈献章：惟我先圣孔子，道高如天，德厚如地，教化无穷如四时。(《际献章集卷一．襄阳府先圣庙记》)

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吾夫子之道始之于存养慎独之微，而终于化育参赞之；行之于日用常行之间，而达之于国家天下之远。(《王文成公全书天于．卷三十一》)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咸所师法，逮公卿士庶罔不率也。(《康熙起居注．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领袖康有为：唯我孔子大中至正，独重人道。(《济南万国道德会演说》)……中国之国魂者何？曰孔子之教而已。

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先驱、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孙中山选集》)

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孔子学问、文章政治事业，朗如日月，灿如星辰，果足为万世师表。(《在信教自由会上的演说》)

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孔子在人格，在平淡无奇中现出他的伟大，其不可不及处在此，其可学处亦在此。……苟无孔子，则中国非复二千年来之中国。……苏格拉底之后，容有苏格拉底；而孔子之后，无孔子也。(《世界伟人传第一篇．孔子》)

近代学者钱文选：中华之文明，实基于孔子之道德……孔子这道，极为世人所崇拜，固有万古不灭的价值，即西方传教士，亦深信孔道可驾乎近代一切宗教而上之。……以世界之眼光观之，可断定虽历千百年后，孔子伦理仍当保存，苟或轻蔑叛离，则中国文化早已扫地无余矣！(《士清全集．孔子伦理与万国修身大会之关系》)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动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与中国》)近代历史学家柳治徵：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中国文化史》)

近代思想史家杜国庠：孔子不但是儒家的开山祖，同时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公开教学的教育家，最先把古代氏族贵族所专有的诗、书、礼、乐这类学问，普及给民间，不问来学者出身贵贱，实行"有教无类"，把官学变成私学。(《先秦诸子百家思想概要》)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毛泽东：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近代教育家、哲学家梁漱溟：孔子的唯一重要的态度就是不计较利害。……并且演成中国人的风尚，为中国文化之特异彩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孔子就因为把握得人类生命更深处作根据，而开出无穷无尽可以发挥的前途。他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孔子学说的价值，最后必有一天一定为人类所发现，为人类所公认，再重光于世界。(《孔子学说之重光》)

国际评价

朝鲜学者金益洙：孔子是万古圣人，也是东洋学问哲学思想的元祖。(《在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文集》)

日本古学派创始人伊藤仁斋：夫子之德实为超迈群圣，夫子之道高于天地。(《论语古义》)

日本学者井上靖：孔子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先哲，而且是全人类的老师。(《孔子》)

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孔子者，伟人中之伟人，圣人中之圣人。(《诸子百家考》)

日本学者简野道明：自古以来，《论语》被尊为至高无上的圣典，上自历代的天皇，下至市井的庶人，始终讲究不倦。(《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美国诗人、哲学家、思想家爱默生：“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孔学知识词典》)

美国学者甘霖：孔子不独为一国之圣人，实为万国之圣人。(《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以中国教化最著之邦，历数千年而存在，余认为孔子之功。余虽隶耶教，于孔子之道，莫不乐闻之。(《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外论部分）

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罗素：中国之文化基于孔子之学说。……孔子学说关系建立一个中华大帝国。(《东西幸福观念论》）中国切不可盲目采用欧洲文化，时移世易，但将中国旧文明之不适于今日者，略加改易可矣。欧洲人皆言中国无如孔教，中国道德必破产，此语余极赞同。中国最切要者不在西方文化之吸收，反在东方旧有文明之复兴。中国学术远在两千年前已灿然大备，若加以整理使之复兴，则影响世界，极为伟大，对于世界，必有特别贡献，最后中国或成为文化之中心。(《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

英国学者裴斯脱：吾人置身各教之外，平心以求各教之真而比较之，必其适合吾人最近精神上之新的生活，与文明演进，并行不悖者，然则吾见比较的眼光中，孔教诚有特占优美之点者矣（《论孔教》)

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能够帮助解决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问题，唯有中国孔孟的学说。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孔子是“无冕皇帝”。

法国学者伏尔泰：东方找到一位智者。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热烈地赞美儒学。

宣统皇帝溥仪的英文帝师庄士敦：中国政教文化基于孔教……外教无论如何优美，亦不可与孔教并峙于中国。（见杨焕英《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

曲阜孔庙，又称“阙里至圣庙”，位于曲阜市中心鼓楼西侧300米处，是祭祀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祠庙。始建于鲁哀公十七年（前478年），历代增修扩建。

曲阜孔庙以孔子故居为庙，岁时奉祀。西汉以来历代帝王不断给孔子加封谥号，孔庙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孔庙。现存的建筑群绝大部分是明、清两代完成的，占地327亩，前后九进院落。庙内有殿堂、坛阁和门坊等464间。四周围以红墙，四角配以角楼，是仿北京故宫样式修建的。与相邻的孔府、城北的孔林合称“三孔”。

曲阜孔庙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孤例”。1961年，国务院把"三孔"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现为国家 AAAAA 级景区，与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并列为中国三大古建筑群；与南京夫子庙、北京孔庙和吉林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

孔庙建立于孔子去世后第二年，鲁哀公将其故宅改建为庙（鲁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并经孔子后裔、弟子、儒生以及鲁地管理者的官方保护，“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史记．孔子世家》)。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以太牢（牛、羊、豕三牲，为祭天大礼）祭祀孔子，封孔子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并诏官员先谒庙而后从政，开后世帝王祭孔之先河。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年一公元前87年）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上升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孔子地位提升，孔庙祭祀之礼也渐受重视。汉平帝于元始元年（公元1年）下诏封“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奉其祀。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汉书平帝纪》)。此次加封，标志着祭祀孔子被列入国家正式祀典，由“褒成侯”专奉孔子之祭。东汉时期，帝王祭孔渐成惯例。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五年（29年）途经鲁地，派大司空祭孔，开创了后世帝王遣官祀阙里的先例。永平十五年（72年）汉明帝东巡过鲁，盛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首开祭祀孔子弟子之例。汉章帝、汉安帝东巡之时，均依例到曲阜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历史沿革

先秦时期

曲阜孔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孔子逝世的第二年，即周敬王四十二年（鲁哀公十七年，前478年）。宗庙规格按照周代礼制规定：“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无庙。”士与大夫的庙设定在其住宅东侧，与住宅同为一大门之内。孔子在鲁国从政时，最高任过“大司寇”，但在其周游列国回国之后，一直未重新从政，所以论其身份，仍为“布衣”。后人为其立庙，实际上有所不同于常礼。因宅立庙，是因为故宅最能使人触景生情。最初的立庙是为了追慕悼念孔子，将孔子生前所穿过的衣物、乘过的车、用过的琴等遗物收集于孔子生前故居内，做以纪念。此时的孔庙布局尚无记载，只能按常理推测为庙屋三间。

两汉时期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十一月，高祖刘邦自淮南还京，经过阙里，以太牢祭祀孔子。开皇帝亲祭孔子之先。元始元年（1年），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孔子后人孔均为褒成侯，奉其祀。自此，孔庙愈受重视。东汉建武五年（29年），光武帝过阙里，命祭孔子。明帝、章帝、安帝均曾到曲阜祭祀。

永兴元年（153年），汉桓帝下诏重修孔庙，任命孔和为守庙官，并立碑以记。有汉一代，庙宇虽经多次整修，但仍以宅为庙。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诵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于是孔庙颓败。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虽然玄学兴起，佛教盛行，孔子的尊崇地位却未受到太大影响。魏文帝“令鲁郡修起旧庙”并安置吏卒百户守卫；又在庙外广修屋宇，以居学者。西晋末造，五胡乱华，“庙貌荒残”。东魏孝静帝兴和元年（539年），大力维修孔庙，首次为孔子及弟子塑像。此后，北齐天保元年（550年）和梁太平二年（557年）孔庙均得到修葺，但于庙宇形制无改。

隋唐时期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追尊孔子为“先师尼父”。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诏究州建阙里孔子庙。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因旧庙简陋，高宗令兖州都督霍王李元轨“改制神宇”，对孔庙进行史上第一次的大规模改建。这次扩建，扩大了孔庙原先的范围，虽仍以“庙屋三间”为制，但庭院及外观大有改观。建筑采用多层斗棋，墙壁开窗，环以步廊于其四周。庙庭围墙之外循时规，加修了一道外围墙。东南角接近旧时洋宫围墙，东北角建于灵光殿残基处，西北角建于原鲁城伴宫围墙处（即今曲阜城棋盘街月龙虎街相交处），东西南北各长200余米。今孔子故宅门为唐时“庙宅之门”其西侧有另一庙门，南邻道路，向西通往鲁城西城垣的归德门。孔庙殿堂建于灵光殿旧址。

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兖州刺史韦元圭和孔子三十五代孙、褒圣侯孔遂之等又“树缭垣以设防”。据《孔氏祖庭广记》中的“宋网里庙制”图推测，当时的孔庙很可能将正殿改为了面阔5间，专奉孔子。孔子塑像居中最北朝南，着王者服，外罩儒者衣，另有卜哲坐像分列东西。正殿之后新建寝殿，内奉孔子夫人，西侧建叔梁大夫堂，内奉孔子父母。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谥为"文宣王"。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兖州刺史孟休鉴、曲阜县令裴有象新建庙门。咸通十年（869年），孔子三十九代孙、鲁国公、天平军节度使孔温裕奏请朝廷，献私俸修葺庙宇。唐代的孔庙已初具规模，对庙宇的修葺共有五次。

北宋时期

北宋朝廷崇儒重道，宋太祖立国之初，即至曲阜拜祭，下诏增修庙宇。建隆元年（960年），诏增修祠宇。建隆三年（962年），又诏祭孔庙，用一品礼，庙门列十六戟。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宋太宗“乃鼎新规，革旧制”，对孔庙进行修缮。新成的孔庙，“缭垣云矗，飞檐翼张”,重门洞开，层阙特起，“回廊复殿，一变维新”。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过曲阜拜孔庙，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次年又“颁孔庙桓圭一，加冕九流，服九章，从上公制”;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真宗诏令各州皆建孔庙；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真宗改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

天禧二年（1018年），孔子四十五代孙、大理寺丞孔道辅奏言：“祖庙卑陋不称，请加修崇”朝廷奏准并遣之以官钱监修孔庙。天禧五年（1021年），孔道辅“又请得封禅行殿余材”，扩大孔庙旧制。经过扩建的庙宇，前后四进院落，东、中、西三路并行，今之格局初步奠定。景佑四年（1037年）修建讲学堂。次年，孔道辅又于正殿之西建五贤堂。

嘉佑六年（1061年），宋仁宗颁御书金字篆书“宣圣庙”和飞帛书“大成殿”匾额。此后的元丰、绍圣、政和年间亦曾重修孔庙。元裕元年（1086年），又添建庙学于孔庙东南隅。崇宁四年（1105年），宋徽宗颁孔子像“冠服制度用王者，冕十二旖，衮服九章”。

金元时期

金军南下时，“庙宇与书籍俱为灰烬”。但金朝上层有远见者深知，欲立足中原，必须依靠儒家思想。金太宗天会五年（1127年），金将完颜宗尧进驻燕京后，戎马未息即建太学，修国子监。天会七年（1129年），金兵入曲阜，命知县“引诣圣庙”，金将“登杏坛，望殿火奠拜”。

金朝统一北方后，进一步认识到崇儒之重要性。皇统元年（1141年），金熙宗拜祭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孔子庙。次年敕行台拨钱一万四千贯，修孔庙圣殿；皇统四年(1144年），又命“行省降钱一万四千五百贯，发南京入作司见材，修完孔庙，创盖大成殿”。至皇统九年（1149年），大成殿竣工。正隆二年（1157年），又以羡钱修两庑及齐国公殿。此次维修，规模不大，被毁建筑尚未得到完全复建。大定十九年（1179年），衍圣公等又组织重建郓国夫人殿。

明昌二年（1191年），崇尚儒学的金章宗拨钱76400多细，大修孔庙。此次大修，“三分其役，因旧以完葺者才居其一，而增创者倍之”，至明昌五年（1194年）方告竣。孔庙扩展到“殿堂廊庑门亭斋厨簧舍合三百六十余楹”的前所未有的规模。金朝的孔庙，基本保持了北宋时期格局，而部分建筑规模扩大，新建大中门、棂星门，且始用琉璃瓦，殿庑均以绿琉璃瓦剪边，青绿彩画，朱漆栏槛，檐柱亦改为石质，并刻龙为饰，使孔庙规格大大提高。有金一代，孔庙总共重修四次。

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身为曲阜县令的孔子五十三世孙孔治（北宗）主持对孔庙进行了维修。对大部分建筑还是按照旧制进行复新，将金朝时所建的庙宅外门封起来，另建庙学。至此，孔庙南北墙垣均长180米，东垣长360米，而西垣长370米。

元成宗时，孔庙复修，却将庙宅完全分离开来，形成各自独立的系统。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追谥孔子为“圣文宣王”。因孔子被追谥为“王”，故将孔庙修建与王宫之制相同，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孔庙的修缮工作完成。围墙四角增建的角楼与殿庞之上增设的装饰，都是为了王宫之制而设。

明清时期

曲阜孔庙在明代基本形成了其最终的规模。明初至弘治年间，孔庙布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晚此时的孔庙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当时孔庙遭到雷击，大成殿等120余楹建筑化为灰烬。此次重修，总共历时五年，耗银15万两。

清代对孔庙的修建达14次。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孔庙又毁于雷电火。“发帑金令大臣等督工监修，凡殿庑制度规模以及祭器仪物，皆令绘图呈览，亲为指授”，调集12个府、州、县令督修，总共用时六年方才完成。

千百年来，孔庙总共经历大修15次，中修31次，小修数百次，终于达到现如今九进庭院的宏大规模。

建国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祭孔基本取消，但对曲阜孔庙进行数次局部修缮。

1957年，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将孔庙公布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1959年，曲阜对外开放。1961年，孔庙被中国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6年11月9日，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领袖谭厚兰在康生（一说戚本禹、林杰）的授意下，率二百余人来到曲阜“破四旧”，冲破山东省委、曲阜县委和孔庙管理处的阻拦，进入孔庙驻扎，在当地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随后进行了大规模有组织的破坏，孔子像、神龛、匾联、供桌等皆被砸烂，部分石碑被推倒折断，造成无可挽回的文物损失，更在中部的大中门前挖开一条通道，将孔庙截为两段。

1970年，在国务院的要求下，山东省派人赴曲阜察看破坏情况。其后，大成殿、杏坛、启圣王殿、寝殿等建筑得到维修。从1984年起，曲阜孔庙恢复了民间祭孔。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祭孔活动陆续重新展开。

大成殿是曲阜孔庙的正殿，也是孔庙的核心，唐代时称文宣王殿，共有五间。宋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大修时，移今址并扩为七间。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徽宗赵佶取《孟子》:“孔子之谓集大成”语义，下诏更名为“大成殿”，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重建，九脊重檐，黄瓦覆顶，雕梁画栋，八斗藻井饰以金龙和玺彩图，双重飞檐正中竖匾上刻清雍正皇帝御书“大成殿”三个贴金大字。殿高24.8米，长45.69米，宽24.85米，坐落在2.1米高的殿基上，为全庙最高建筑。

曲阜孔庙大成殿前廊下的10根浮雕龙柱，每柱二龙对翔，盘绕升腾，中刻宝珠，雕刻玲珑剔透，龙姿栩栩如生，无一雷同，堪称我国石刻艺术中的瑰宝，相传当年乾隆皇帝来曲阜都是隔着红布看的，唯恐让皇帝看到超过皇宫而怪罪

在大成殿的内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珍贵的文物和古籍，以及许多名家书法和绘画作品，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多样。这些名家书法和绘画作品，都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大成殿前庭院东西两侧有两排房屋，绿瓦长廊，红柱隔扇，这是后世供奉历代先贤先儒的地方，习惯上称作“两庑”。孔庙主祭孔子，彰扬儒道，又以历代圣哲及“阐道纯儒”配享从祀，使孔庙成为中国历代士人“心向往之”的精神家园。实际上，一部孔庙的从祀史，就是一部官方意识形态的发展史，就是正统思想文化学说的演变史，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和象征。

杏坛为纪念孔子办学设教而建造的纪念物，位居殿庭之中，重檐。内用斗八藻井，瓦用黄色琉璃，彩画用金龙和玺，规格很高。金代始建，蒙古至元四年（1267年）重修。现存建筑为明隆庆遗物，高12.05米，阔7.34米，平面正方形，四面敞开，每面3间。

此杏坛方亭重檐，黄瓦朱柱，十字结脊。亭内藻井以细小斗拱装饰，彩绘金龙，绚丽多姿。亭下有党怀英篆书“杏坛”二字碑及乾隆“杏坛赞碑”。亭四周有石栏围护，四方有甬道可通。亭前石炉，雕刻精美，是金代文物。亭四周遍植杏树，每到春和景明，杏花盛开，灿然如火。孔子后裔六十代衍圣公《题杏坛》诗云：“鲁城遗迹已成空，点瑟回琴想象中。独有杏坛春意早，年年花发旧时红”。

山东曲阜奎文阁，始名藏书楼，孔庙三大主体建筑之一。始建于宋天禧二年。古代奎星为二十八星宿之一，主文章，古人把孔子比作天上奎星，故以此为名之。奎文阁为历代帝王赐书、墨迹收藏之处，它独特的建筑结构，又是中国古代著名楼阁之一。

金章宗在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重修时改名“奎文阁”，当时阁为5间，3檐。明弘治十二年扩建为7间，3檐。清乾隆十三年高宗弘历重新题匾。“奎”是星名，二十八宿之一，来西方白虎之首有星16颗，“屈曲相钩，似文字之画”，所以《孝经》称“奎主文章”，后人进而把奎（魁）星演化为文官首。后代封建帝王为赞颂孔子，遂将孔庙藏书楼命名为奎文阁。

在众多的古树中，有一棵树最为特别，那就是大成门之后的“先师手植桧”，清代文人李澄中曾有诗文对此桧礼赞：

“老桧依稀记手植，风霜剥蚀苔藓皮；旋纹屈蟠金铁骨，苍鳞怒茁虬龙枝”。

据相关文献记载，孔庙的先师手植桧原有3株，均为孔子亲自种植，金贞佑二年（即公元1214年）,孔庙遭遇兵火，三株桧树无一幸存。元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在东庑废墟上新长出了一株桧苗，将此移到今孔庙大成门内石陛东侧，后来长成大树。

到了明弘治十二年（即公元1499年），这棵桧树再糟劫难，又被火烧死，仅存枯干。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枯干又遭火难，仅剩树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到了清雍正十年（即公元1732年），这棵原本干枯的树桩竟然又发新枝，故曰：“再生桧”。此桧死死生生，几经沧桑，孑然独立，现高20多米，粗可合抱。树冠亭亭如帷盖。青茏苍翠。

十三碑亭又名御碑亭，因其亭均为历代皇帝批准所建，又名御碑亭。御碑亭始建于唐代，元代添建二座，清代添建九座，亭内存有唐至民国碑刻50余块。十三碑亭按照南八北五排列，内容多是皇帝对孔子追谥加封、拜庙祭祀和整修庙宇的记录，包括汉文、八思巴文（元代蒙古文）、满文等各种文字版本。十三碑亭不仅其内容是不可多得的研究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尊崇，其建筑本身也是不可多得的瑰宝，如建筑学中的"钩心斗角"在这里就能找到标准的范本。十三碑亭中有一块重量最大的石碑，乃是康熙二十五年所立的《御制至圣先师孔子庙碑》。这块石碑位于大成门东侧的亭子内，石碑重35吨，和赑质水盘共65吨。碑文中康熙对孔子是大肆推崇，褒扬之意甚浓，而碑刻是有时任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奉敕敬书。石碑是康熙大帝御制石碑，这石头均是采自北京西山（当时北京西山的石料是最适合作碑刻的）,在北京刻好之后才运到曲阜孔庙的，这么大的石碑是如何运过来的呢？那时可是康熙二十五年，既没有直通京城的大道，更没有现代的运输工具。好在是我们的先辈修了一条京杭大运河，可以直通济宁。西山采石刻字之后首先运到通州运河，后人考证这是用原始的滚木的方式运过来的。然后内务府广储司员外郎早保、工部都水司员外郎卞永式负责押运到了济宁，于是用两个月的时间，大船才把石碑运到了济宁。石碑是御制石碑，济宁这边要按照迎接圣旨的方式迎接啊，一套仪式下来，可谓是热热闹闹，惊天动地。各种仪式之后，这石碑应是滚木下了船。下船之后，这么重的石碑怎么运到曲阜可成了大问题，那时候的马车、牛车可是拉不动这么大的家伙啊，自运河码头到曲阜还有90华里的距离，用人肩扛手抬，得多少人才能抬得动啊，这可让负责运输的官员伤透了脑筋。当时正是冬季，不知谁也是灵机一动，在征用了民工600人，耕牛443头后，泼水让路面结冰。当地的官员和衍圣公府的人，沿途该筑桥的筑桥，该修路的修路，该建造运输设备的建造设备，一切就绪，然后开始起运。运输起来也是劳心费神，600人，443头牛，协调起来也不容易，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历时15天，大家齐心协力，终于把大石头从济宁硬硬给拉到了曲阜。15天才走了90华里，每天就走6里地，可见其运输的艰难了。现在我们这孔庙看到这通石碑，只是感叹康熙大帝对孔子的尊崇，感叹它是孔庙1000多通石碑中最重的一块，如果再遥想当时运输之艰难，或许会生出更多的惊叹了！

至圣先师孔子庙碑文

朕惟道原于天，弘之者圣。自庖牺氏观图画象，阐乾坤之秘，尧舜理析危微，厥中允机执，禹亲受其传，汤与文武周公递承其统，靡不奉若天道，建极缓猷，忧乎尚矣。孔子生周之季，韦布以老，非若伏羲尧舜之圣焉而帝，禹汤文武之圣焉而王，周公之圣焉而相也，岿然以师道作则，与及门贤哲喆，绍明绝业，教思所及，陶成万世，是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统，惟孔子继续而光大之矣。间尝诵习诗书之所删述，大易之所演击，春秋之所笔削，礼乐之所修明。本末一贯，根柢万有。殆与覆载合其德，日月并其明，四时寒暑协其序焉。故曰仲尼之道，一天道也。朕敬法至圣，景仰宫墙，向往之诚，弗释寤寐。

岁甲子十月有一日月，时迈东鲁，躬诣曲阜，辰展修祀事，复谒圣墓。循抚松柏枯，仪型在望，◇乎至德之亲人也。朕忝作君，启牖下民。深惟夫子师道所建，百王治理备焉。舍是而图，郅隆易曷所依据哉。因勒文於石，彰朕尊崇圣教。以承天治民之意，击系以辞曰：遐哉三五，维辟之式。于皇尼山，师道允植。天界木铎，觉彼群生。百行以正，六籍以明。贤迈唐虞，圣则河洛。绥和动来，文博礼约。凤衰虽叹，麟德感祥。性天峻极，伦教孔彰。学昌洙泗，统归素王。炎汉崇儒，少牢用享。厥后贤君，高山是仰。予怀至圣，泣彼东方。音微之云邈，道德弥光。鬱鬱郁郁瑩苗林，義義祠殿。企慕安穷，羹墙如见。泰岱匪高，东海匪深。敬仰懿轨，终古式钦。

康熙二十五年春二月上丁日。

“孔庙三碑”位于大成殿东庑内的三块古碑，分别为《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它们是享誉中外的历史人文遗迹，为历代金石家、书法家奉为汉隶圭臬。

《乙瑛碑》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百石卒史碑》,又称“孔和碑”，刻立于东汉永兴元年（153)，无额，通高260、宽128、厚23厘米，18行，满行40字。碑文记述司徒吴雄、司空赵戒将前鲁相乙瑛代孔子后人之言上书，奏请在孔庙设置掌管祭祀和礼器的专职官员“百石卒史”，桓帝准允，因乙瑛时已去职，后以孔和补任。碑末刻有“后汉钟太尉书，嘉佑七年张稚圭按图题记”，但据稽考，所谓钟繇书丹，乃后人伪托之辞。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刻立于东汉永寿二年（156)。碑无额，通高227.2、宽102.4厘米，四面环刻文字。碑阳16行，满行36字，记述鲁相韩敕倡议修饰孔庙、增置礼器之盛事，碑末有韩敕等9人题名。碑阴3列，每列17行；左侧3列，每列4行；右侧4列，每列4行，皆刻捐资立石者的姓名和数额。

史晨碑，亦无额，通高231、宽112、厚22.5厘米，因一石双面，两碑同刻，又名“史晨前后碑”。前碑全称《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169）三月，17行，行36字（因每行末字掩埋于原石座中，旧拓多为35字），字径3.5厘米，记载时任鲁相史晨和长史李谦祭祀孔子的奏章。后碑全称《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刻于建宁元年（168）四月，14行，行35至36字不等，记载祀孔和飨礼盛况，文后有武周正书题记4行。"史晨前后碑"迄今磨损极，完整可诵，书风相类，笔致如出一人，传为蔡邕所书。

“孔庙三碑”作为汉代中后期隶书鼎盛时期的典范之作，堪称汉碑隶书的极则、逸品，久负盛名。唐宋以降，历代金石书家多有著录，推崇备至。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称“乙瑛碑”为“汉隶之最可师法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赞之“足以称宗庙之美、百宫之富”。明郭宗昌《金石史》赞“礼器碑”为“汉隶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清王澍《虚舟题跋》誉之“惟《韩敕》无美不备……自有汉隶以来，莫有超妙如此碑者”。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认为“史晨碑”“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孙承泽《庚子消夏记》则说“可为百世楷模，汉石之最佳者也”。凡此种种，无不极尽赞誉。

“孔庙三碑”对我国书法发展影响深远。古今书家几乎众口一词，指出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是后人学习隶书的入门范本。唐代史惟则、梁升卿，清代郑簠以及现代马公愚、来楚生等，于乙瑛碑都喜而临之；“草圣”林散之临写礼器碑，亦出神入化，一字千金，备受瞩目。

参观拜祭了孔子之后，我俩接着前往孔府、孔林参观，这三个地方相隔不远，有整整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游完“三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