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求学路,1960年6月在杭州建德安仁煤矿出生的我,人生中只少遇到过12个求学大坎。<br> 1965年8月底,我5岁。父母步行1个多小时送我至兰江边,父亲坐在石头上,看着母亲与我乘船到对岸南峰。母亲领着我走在江边沙石上,流泪了,但还是乘纤船把我送到三河新联老家祖母身边,在简陋的村小学,我开始读书(1976年我曾在这代课2周,我给3个年级同时上课)。<br> 但我只读了1个多月,父亲回老家,说买糖给我吃。又将我带回三都镇,1966年9月,我正式在三都上小学、还当上了班长。从此以后,求学路上坎坷无数。 第1坎是精神上的。1969年,父亲第2次被“打倒”。文革后才当老师的班主任写了一篇说我父亲不让我们喊“毛主席万岁”的发言稿,要我上台揭发。父亲在台上挂牌弯腰低头紧捏拳头,我在台下候发言腿发抖。幸好临时被取消。<br> 第2坎是身体上的。1970年11月,10岁的我与8岁的弟弟随父母转学至新安江大队小学读书。一天清晨,在较大坡度的马路上,一人拉着一辆两轮大板车从上快速奔下,我没看清,追着弟弟快速穿马路。未装物的大板车手杆撞上我的脸,整个车从我身上辗过、翻好几个身。我身体竟没多大情况、继续步行上学。<br> 第3坎精神身体双坎。1973年11月的一天清晨,才40岁积劳成疾的母亲肝肿大12公分,去世了。13岁的我和姐、兄、弟没母亲了。父亲与我们3兄弟一起生活,去学校蒸饭、到食堂买菜,过了大半年,继母来了。 第4坎是学费交不上。1973年底,母亲治病花费较大,家中4人上学,父亲几十元工资根本不够。一天晚上,老师将参加文宣队演出的我和女同学张国美送回家,路上还是张同学向老师开口帮我说情,后来学校免了我6元钱的一学期学费。<br> 第5坎我大哭一场。1974年7月,初中毕业的我失学了。成绩好没用,一直当班干部也没用,户口不在当地、哥哥已是高中生,我不能被推荐上高中。我拿着课本、回老家当了小农民。<br> 第6坎有点稀里糊涂。1976年9月,当我在农村认真干活2年多、农间休息和深夜都看书、想被推荐上中专时,有人告诉我,我没填表报名。啊,我竟不知道去大队报名。同年年底我想当兵,体检有肝肿。 大坎应该是第7坎。1977年下半年,恢复招生考试了。我连忙填表报名、捧起旧课本复习。挤入许多高中生、中学老师们的报考赛道。三河公社128人参加初考、59个过,再参加统考、6个过,再参加体检政审、3个接到入学通知书。我是三人之一,我竟跳越农门了。两年在金华铁路司机学校学习,一日三餐都是蹲在大会堂地上用的,每月12元钱的补贴我能省下三四元零用。<br> 后面有第8坎。1983年下半年,我当蒸汽机车司炉2年多后,考副司机。理论考试没问题、一次过。实作考试是模拟给机车边检查边加油,拿着长嘴油壶,2分钟内要发现考官在机车部件隐蔽处用粉笔打的小××,5个满分、3个合格。第一次我才发现2个,不合格。过3月再考,才过。<br> 第9坎有好多年。1985年8月至1989年12月,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12门功课,我不好好找女朋友,竟考了整整4年。考前,我整天在西湖边看书背书,高等数学、中国通史、逻辑学、哲学等我竟考了多次才过,《中国通史》改为《中国革命史》才考过。 第10坎也有多年。1995年9月至1997年12月,业余参加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学习。入学考我没合格,高中没读过,明摆着考不上。幸好分数相差不多,弄了个“试读”。2年半我认真学习,1994年2月出生的女儿,在课堂上经常爬到我的头顶上,我仍坚持听课。直至拿到大学文凭,如果我一直在政工岗位上,这文凭能助我评高级政工师啊。<br> 第11坎是考中级职称英语。1972年我在新安江中学认真读过一册初中英语。下半年转学至三都中学,宋文超老师认真教,大多同学不想学,老师只得求学生保存好4册英语课本。我曾在课堂上背诵《My family》课文,宋老师曾用英语表扬我。1989年,我自费上英语补习班。读函授学院时再读英语。考工程师时,我不考日语,坚持考英语,结果第一二年都未考过,第3年才合格。<br> 第12坎是考建造师。46岁的我2006年考过市政专业二级建造师3门课、获得证书,2007至2009连续3年考铁道工程一级建造师,都在实际操作课程败下阵来,不考了。知足常乐。 “爸,让我自己挑吧”。“我行,我帮你挑到船上”。这是1978年3月9日清晨,父亲帮我挑着一头是小樟木箱、一头是脸盆等物品网兜的行李,摸黑走了一小时。然后,18岁的我独自乘船乘火车到兰溪、金华,独自挑担穿过兰溪、金华城。还以为求学路再无坎坷,不料比以前更多更陡。<br> 但我坚信:人生坎坷路无数,信念坚定终无阻。64岁的我仍坚持每天做《学习强国》题目、在地铁上看报看书、在地铁或轿车上用手提电脑写编发杭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公众号。 (潘国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