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杨中学七七届七班

范哥

张杨中学七七届七班是由原黄浦区第二中心小学73年级二到六班的同学组建的，（73年级一班同学及二班的部分同学居住天后宫或明德里被分到洋泾中学）。张杨中学的原址在张杨路、浦东南路口，现是第一八佰伴商场位置。 我们是1974年春节后进中学的，因为都是一个小学的同学基本都认识。 七班共有学生48名，我的学号是41号，入校注册交了学杂费，学校给我们发了学生证。 图为我的学生证 图为保存了50年的七七届七班学生名单 七班相对其他三个俄语班来讲应该是个乱班（五班——八班）是俄语班，但相比一班——四班英语班还是比较好的。我们首任班主任是李育康老师，李老师个子不高，胖乎乎的，戴着一副眼镜，是个好好先生的模样。他教我们语文及历史课，一次李老师要求我们将白居易写的《卖炭翁》写成现代白话文，我写的白话文有幸被李老师作为示范文在其他班级朗读。特别是他教的历史课，渊博的历史知识使再捣蛋的学生都能静心听他讲课。他用二十四字概括中国历史主要朝代变迁口诀表至今使我都记忆犹新。为生动形象地讲述中国青铜器，我被李老师选为讲解员先行去位于金陵东路、河南南路口的原上海博物馆实地考察。我们读中学时正是“文革”后期，批“师道尊严”泛滥，老师对学生的某种出格的行为也不敢多管，怕不知那天被学生贴了大字报。从抓班纪律的方面说，李老师也只能得过且过，但对我确比较用心，因为我是个捣蛋鬼，虽不参加群殴可偶尔也会有与同学发生肢体冲撞事。最主要的是上课乱插话顶撞老师是天天有的事。也是个让任课老师见了头痛的“剌头”。对自己不喜欢的课，我均在课堂看其他书籍，其他老师管过几次无效也就随我去。针对我的情况，李老师没有一味的管教我，他掌握我吃软不吃硬的性格。知道我喜欢阅读就主动提出由我开出书单，他利用业余时间去福州路上的上海书店帮我买书。几次下来我也不好意思了，李老师就因势利导以谈家常的形式帮我逐渐改正一些不良习气。1974年5月4日青年节，我作为差生转变的典型在全校大会上发言，被批准加入红卫兵。后来红卫兵团一名高年级的学姐告诉我：我加入红卫兵时他们的意见也不统一，认为我参加红卫兵的时机尚不成熟。 图为我的红卫兵臂章 那天庆祝五.四青年节活动结束后，我刚走到张杨路、浦东南路不到的地方，被一名英语班的同学拦住，并动手打了我。当然，一场相互间的肢体冲突不可避免，好在其他同学及时劝阻。（1983年在严打中那位与我打架的同学被枪决了）。1974年的第一学期我被评为三好积极分子。 图为三好积极分子奖状 1974年6月我从红卫兵团团部路过，被主管红团工作的张帆老师叫住，问我是否愿意在署假里参加由黄浦区文化馆（当时叫黄浦区文化科技馆)举办的故事班学习。我当然愿意。七班是我和白风鸣同学、八班的杨思奇、另一名是严海燕同学，还有一名是七五或七六届的女生名字记不清了。 图为参加故事班的学员证 　　我基本与八班的杨思奇同行。从浦东杨家渡轮渡乘船，到复兴东路上坐16路无轨电车至江西中路下车，然后步行到位于南京东路上海时装公司楼上的黄浦区文化科技馆培训。给我们授课的都是上海写故事或讲故事的佼佼者。上世纪九十代初我曾向原上海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会长黄宣林老师谈及故事班培训之事，（他也是我加入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介绍人）。 参加故事班培训好象是一星期二次，车渡费可报销。 1974年12月张杨中学召开了首届学生代表大会（印象中只有这一届）。我们七班也有八名学生当选代表，我是代表之一。二天会议结束后，全校同学去浦东工人俱乐部礼堂看了动画片电影《带响的弓箭》。 图为代表证 图为学生代表会的学习资料 七班男同学的捣蛋在俄语班是出名的。1975年第二学期钱丽霞老师给我们代上一节政治课，我们这些男同学以为“新客”好欺负，一节政治课在捣蛋哄笑中度过，钱老师没说一句话。我们的扰乱课堂秩序并没吓怕钱丽霞，她主动向年级组长提出要担任七班的班主任。四十年后七七届七班同学首次聚会，邀请钱丽霞老师、李芬华老师参加，钱、李老师告诉我们：当时钱老师请缨担任七班班主任，其他老师都摇头，认为七班纪律太差了很难改变。钱老师任班主任后，开始她并没有立即抓课堂纪律，而是对学生进行家访，我们七班每个学生家中都留下她的足迹。她顾不上俩个女儿尚年幼，硬生生将我们七班的纪律起了变化，而有改观则是1976年赴青浦参加“三夏”学农后。（后续将有“学农记事”一文详述）。 1976年从青浦参加学农回来后，也不知那位领导脑洞大开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请工人师傅为我们上课。李育康老师被发配到上塑四厂参加劳动（劳动结束后他调到光明中学任历史老师），上塑四厂一名师傅给我们上语文课。那位师傅姓林，留着分头，戴副眼镜，嘴唇向外微凸，典型的“书呆子”模样。于是我给他提起了个绰号“小分头”，渐渐在班级同学中叫开了。上课的教材是另外增补的，都是些说教的内容，七班的课堂纪律是好转了，但上课时打诨说笑话的事还是有。因此钱老师给经常说怪话的同学起了个“奇谈怪论委员会”。有委员长，我是副委员长，委员若干人，都是男同学。我曾在班级群同学聚会时谈到此事。用现在的语言说就是讲冷笑话。1989年我在上钢三厂转炉分厂工会工作，午饭后在工会美工组都会聚集些讲笑话的职工，也被外界称为“撬边公司”。或许我无能待离转炉分厂工会时我还是“撬边公司”的高级职员。至今我还会说些令人发笑的冷笑话，而自己却一本正经无笑容。 图为“奇谈怪论委员会”正副委员长 那位工人师傅教语文课也真的搭僵，后任给我们上语文课的是丁志妹老师。丁老师上课有个特点，肢体语言非常丰富，她给我们讲鲁迅先生的《故乡》一文，说到“豆腐西施”肢体的动作令人发笑。丁志妹老师或许喜欢评弹，伟人去世后她给我们上课，那天她没有照课本教授，而是让班级同学跟她学唱余红仙的评弹《蝶恋花——答李淑一》。当她刚用苏州方言唱了第一句，我立即用苏北话跟唱，结果引起班级同学哄堂大笑。其实张杨中学是以苏北籍学生为主的，无论在校或在家都是讲家乡话，上海话都不怎么会说，何况学唱评弹。对丁老师上课印象较深的还有一件事，有名“奇谈怪论委员会”的成员在上课时说笑话，丁老师让他站起来检讨，结果该同学用“文革”中放映的电影《欢腾的小凉河》台词作了检讨。台词大意是：我把队里的魚拿到市场上卖，这是不对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此话一出又是全班同学大笑，气得丁老师夹起教材离开教室，好在下课铃声响了闹剧才算结束。 1976年冬钱丽霞老师有张中共一大会址的集体参加券，12月27日七班大部分同学去参观。由于星期一是闭馆不对外开放，在钱老师的通融下我们得以进馆参观，但无讲解员。 图为七七届七班大部分同学在一大会址留念 我在一大会址前 我们在中学时有过二次学工学农。第一次学工在上塑四厂，第二次学工在毛巾七厂。第一次学农在青浦白鹤公社阵岳大队苍西生产队，第二次学农在张杨中学旁边的川沙县严桥公社光辉大队。 图为我在毛巾七厂被评为“学工积极分子”奖状 理论上讲我们应该是1977年毕业，但实际是在1978年秋季才毕业。 图为我的高中毕业证书，国家是不承认1980年前的文凭，以后的文凭还是在企业工作时从初中文化学起。 粉碎“四人帮”后，学校的教育逐步走上正轨。1978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张杨中学七七届也办了高复班。我没参加高复班，认为自己在学校所学的知识达不到考上大学的分数，同时国家有了子女顶替父母工作的政策，还是369拿工资好，虽然那时的学徒工资只有17.84元。那年高考成绩公布后，张杨中学七七届学生考上大学的不超过5人。离开中学学生时代50年了，在班级我从没担任过班干部或课代表。我应该感谢李育康老师、钱丽霞老师对我的帮助教育。若没有俩位老师或许我也会成为社会上的小混混。 图为张杨中学的借书证，张杨中学曾搬迁到浦东东方路，后来又并到其他学校。 图为张杨中学七七届七班同学几次聚会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