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育我的小山村（上）

老长不大

　　我国的乡村，大多由一个或多个族群经过长期在该自然环境中聚居而成。那里有族群的精神传统，有农耕社会的历史文明，有丰富多样的风尚习俗。细究起来，这些东西都是无价之宝，应该很好地保护和传承，岂能让它随意丢失。

可是，世代生话在那里的大多数人，并不真正知道自已村庄的历史价值，更遗憾的是，当人们还来不及去了解与探究它的价值时，有些古村落却在现代城镇化进程中被彻底抹去了。

令人痛心的事情也轮到我的身上，曾经养育世代乡亲与我的故土，时常萦绕我心中的家乡小村拆除了，连埋在村后山上的祖坟也被挖掉了，只能把父母与祖父母的尸骨移迁到河头村统一指定的公墓里。

故乡的山水草木涌动着丰富的生命气息，乡愁不是空洞的，是时光积累起来的各种各样生活情景。

没有了祖辈的居住地与养育过我的乡村，没有了祖居、祖坟，哪还有我的故乡吗？

像我这样一些生长在乡村的人，为了摆脱农村的贫困落后和农业劳动的艰辛苦累，以参军、上大学、招工进厂等途径，想方设法投身到城镇工作生话。故乡，曾经是我拼命想逃离的地方。如今，随着人到暮年，虽然身在城市，心却还寄存在故乡。难怪海外游子都有情系故土叶落归根的念头。现在，我更深切地感悟到留传千古“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真谛。

我离开家乡五十多年了，父母亲过世后，除了春节与弟妹等亲人团聚，清明祭祖扫墓外，也很少去。但我每次回去，都感到家乡的变化很快，尤其是我村和周边几个邻村拆除后，村民集中搬迁到新建的高层商品房住宅，原来肥沃的土地不种水稻了，而是盖了成排的高楼，建了宽阔的马路，鸟语花香、鸡鸣犬吠的情景，被轰鸣的机器声和喧闹的车流所替代。

家乡发展神速，成了热闹繁华的新城镇，并还在继续更新着，这是我国现代城镇化的一个缩影。

年轻一代是欢呼雀跃的。

那些被拆迁的中、老年村民，住进商品房高楼后，有些土地被征用了，余下的农田每天去劳作的路途远了。有些人就把承包田租给了种粮大户，自己不耕种了。他们告别了祖辈传下来的虽艰辛劳累，然岁月有盼的日子，过着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庄稼人不干庄稼活，农民不像农民，却干起有一搭没一搭的“小工”杂活。他们找不到自己熟悉的生活，虽然仍在这片土地上，却像漂在水面上没有根的浮萍。

他们正在经历着这种变化，有欢乐也有不适，甚至有些窘迫。这样的生活能长久，会慢慢适应吗？我是不是悲观了。

我近几年回乡，常会独自一人漫步在曾经劳作过的田野，环视四周，站在我村拆后的废墟上，驻足凝思：家乡的风物历经数百年而变化有限，祖辈、父辈，直到我青年时期（60年代末）离开家乡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情世故，风尚习俗，依旧没有什么变化。但在当今的城镇化浪潮推土机下，传统的风物，随着村落的拆除，瞬间幻化为一堆瓦砾废墟和零碎的记忆。历史和精神的断裂，发生得如此彻底。

熏染了岁月尘烟的传统乡村生活方式正在改写，是进步还是失落？反正我是彻底的陌生了。

我的乡愁还有依附吗？面对这一切能做些什么呢？唯有用手中的这枝秃笔，将自己懂事起的零星记忆碎片缀连起来，记录下来，召回已经消逝的故乡旧貌，聊以精神自愈。

我的家乡是镇海区九龙湖镇（原河头乡）的一个叫张家山头小村，离河头集镇约一公里。我出生时四十年代末，小村只有30来户人家。村名虽叫张家山头，却没有一户张姓，除了徐、蒋两户外，全都姓陈。我没有考据，推测可能最早落户此地的是张姓人家，后来因陈姓兴盛而张姓衰没所致。

新中国成立时，小村没有一幢深宅大院，二层的楼房也只有七、八间，全是普通简易的平房。所以，土改划成分时，我村没有地主与富农。

小村依山傍河，坐北朝南。村前是一条沿山大河，清澈平静的河水自西向东从村边缓缓流过。这条河既是我村去外埠的水运通道，又分担着从慈城至澥浦长约25公里沿山下来的水流排洪作用。特别是排洪水到海里的澥浦大闸建成后，河道经过挖深拓宽，成为宁波甬江与姚江沿北地域的主要排洪河道之一，被称为“北大河”。

村后不足百米高的小山，酷像一头跪趴在地的牛，挡住了从它身后一条路上来往人们的视线，使之见不到小村。

牛头微微踅向西南方。沿山大河从它的嘴边流过。河对岸是一座兀自突起形似牛食桶的圆圆小山丘，意合牛之饮食。

直径的150米的山丘上全是毛竹，满目青翠。我幼小至60年代末离开家乡时，竹林里栖息着成群的数也数不清的斑鸠，几乎每枝竹上都有停立。到了傍晚时分，叽叽喳喳的欢叫声此起彼伏，非常讨人欢喜。这种现象在方圆百来里绝无仅有，亦是我村风水好的一种标志。由于六、七十年代物资匮乏，保护野生动物的法规尚未健全，人们偷猎捕食增多，斑鸠惊恐逃离远飞他乡，逐年减少。再后来连竹林都被毁没，斑鸠更无踪影。

这块小地方叫大悲庵，四周都是我村的农田，是我村的附属领地。原先在山丘南边有座规模较大的寺院，主持是僧人而不是尼姑。我那时年少不知，通常理解是僧人持寺院，尼姑待庵堂，为什么人们称它为大悲庵呢？直至如今仍不明白。

大悲庵有前后两进大殿，两边有不少厢房类房屋。解放初，我村还常借用寺院的房屋召开村民大会。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时，大悲庵的佛像拆毁了，僧人也被扫地出门，或还俗或遣散或迁移到指定的地方，去向不得而知。后大殿还办过一段时间的大队畜牧场，曾经佛祖待的净地，变成关栏畜生的场所。阿弥陀佛！真是罪过！罪过！旁边几间厢曾做过二、三年的临时村办小学。我儿时的几个玩伴和我的大妹还在那里读过书。1964年冬，大悲庵的房屋也被彻底拆除了。

我村坐落在牛的怀抱里。懂风水的人讲，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大家知道，在农耕社会，牛是农民的得力帮手，祖辈农民靠牛帮忙干活而取得收获，讨得生计。可见牛对人类的重要与贡献，连鲁迅先生都比喻愿做“俯首敢为孺子牛”。

常言道，人要腾达得找靠山。村也一样，那么周边邻村靠的是一些什么山？乌龟山、鱼山、黄狼山、鹿山等，这些傢伙能做些什么，算老几？怎能跟咱村的“靠山”比，风水不是明摆着：咱村“牛”呀！

以前，村民要去河头办事或赶集，有两条路：一条是从村东边的牛屁股后面绕过去，是用石板铺成的大路；一条是从牛头连着牛身的牛肩胛上翻过去，是条低矮的山岭小道。河头在我村的西北边，从牛肩胛翻过去稍近些。

这条小岭在70年代被生产队採山石挖平打通，路是宽阔平坦好走了，后来居然可以开车通行。可是牛肩胛断了，按老派的说法，此举损坏了我村的风水。大家知道，牛帮人干活，无论耕地耙地，还是拉碾车水，牛劲全靠肩胛使出来，可见牛的肩胛是多么重要。我是亲眼见过春耕时被磨破肩胛渗着血丝的牛，当被套上牛轭耕地时，黄豆大的泪珠从牛眼眶里流下来情景的，那是多么痛呀！我看着也想哭，不忍心，吵着叫人换下来。但那时生产队里牛少活多春耕任务重，牛不犁地怎么能行呢？再说春耕实在来不及的时候，我们除了牛耕地外，也用锄头翻地。

所以说，过去的耕牛最重要的部位是肩胛，不像现在奶牛场的母牛靠乳房。后来，不仅牛肩胛损坏了，连牛头、牛屁股也因採山石被挖得一塌糊涂，我村的风水岂能不败！生产队为了点绳头小利，把庇护我村祖祖辈辈村民的牛神，糟塌到这种地步，能不遭受报应吗？这不，如今整个村子就湮没了。

不过话说回来，在那移风易俗，大破四旧的年代，谁会讲究“风水”这劳什子，谁敢劝阻这些做法！

我这可爱的小山村，还有许多更好的风水之处，请诸君听我下篇慢慢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