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五凉佛教艺术渊源影响

张云鸿

时至今日，当我们去细细品味南北朝时期的造像时，会发自内心的感受到佛国世界是那样的美好、平静而祥和，有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精神力量抚慰着世人。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它们的作者却是身处社会底层，苟活于黑暗无边的掳掠与屠杀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他们创造出这样伟大的奇迹？ 或许，是隐藏在内心最深处那对生的渴望，对苦难能被救赎的那一丝希冀和对往生极乐世界的向往罢。即使身处黑暗，他们依然愿意相信光明的存在。信仰，在那个时刻，心灵慰剂或许已经成了唯一能够救赎他们的力量。 佛教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到来，它不仅仅承载和抚慰了苦难，对于统治者的政治作用也是空前的。由于得到众多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僧俗信徒陡增，寺院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自此，佛教在中国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写於2024.08.18早 　　佛教自诞生以后，一直在缓慢中前行。佛教最初只流行于中印度的恒河流域一带。据记载，在释迦牟尼圆寂（前485年）的两百年后，阿育王统治时期（前303-前232年），佛教文化才迎来了第一次飞跃。阿育王奉佛教为国教，派遣传教士到周边国家进行传教活动，使佛教的影响力迅速扩大。 在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127-225年）统制时期，佛教文化的传播迎来了第二次飞跃。迦腻色伽是继阿育王之后第一位大力发展佛教的君王，他信奉大乘佛教，主持召开了佛教第四次“无遮大会”，让贵霜（大月支）成为佛教的大护法，使大乘佛教得到迅速发展。 迦腻色伽在位时，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使其王庭成为文人高僧汇萃之地。龙树、马鸣、僧伽罗刹等高僧都曾为迦腻色伽王的座上贵客。迦腻色伽时期，贵霜帝国势力鼎盛，曾称霸中亚与南亚。在国内大力发展生产，经济繁荣。迦腻色伽还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在丝绸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中西文化交流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率军东征，除了给西亚人民带去苦难，同样也将希腊文化及艺术带到了东方。在希腊艺术的影响下，佛陀造像最先出现在公元1世纪贵霜帝国的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西北部克什米尔地区）。佛陀在世传法时不搞偶像崇拜，故在其圆寂后的很长时间里，佛教徒一般只以法轮、大足和石窟作为纪念和修行的方式，佛教徒们开凿石窟大抵作为修行和休息的地方，因为石窟坚固、安静、冬暖夏凉很适合佛教徒冥思修行。自希腊艺术传到健陀罗地区后，佛教徒们借签希腊雕塑艺术的风格开始在石窟内雕刻他们心中的佛陀及圣人形象，自此才有了被后世称为健陀罗艺术的石窟造像，雕刻的佛像斜披长袍及头部设计都具有古希腊艺术的特点。因此佛教艺术的发展中健陀罗石窟造像绝对是一个里程碑！ 佛教传入中国，大致在公元1世纪上半叶，东汉明帝（58-75在位）时期（有史料证明，更早之前中原地区已经接触到佛教，尚无明确定论）。在当时，佛教只被看作是方术的一种，与阴阳家及后来的道教方术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别。 ——写於2024.08.18午 　　在中国，佛教文化最先在西域地区（今新疆）广泛传播。公元3-4世纪，于阗、龟兹成为了当时佛教文化的中心，僧侣众多，塔寺林立。库车、拜城地区最先开凿石窟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西域成为佛教东传过程中的重要桥梁。自此，佛教文化经西域地区沿河西走廊源源不断地向东传播，开始了西学东渐，最先抵达甘州和凉州地区。 五胡十六国时期临松卢水匈奴人建立的北凉王朝崇信佛教，国主沮渠蒙逊重用天竺高僧昙无谶宣传佛教涅槃学，使甘州迦叶如来寺成为中国涅槃学的祖庭！香火旺盛，僧侣众多，沮渠蒙逊还组织众多僧人译经传法，开凿石窟，使甘州和凉州成为当时佛教和开窟造像的兴盛之地。河西地区现存石窟寺有北凉王沮渠蒙逊下令开凿的武威天梯山石窟（412年有高僧昙无谶弟子昙曜奉命在祁连山南部悬崖峭壁上开凿，后来北魏灭北凉后，昙曜又随河西三万多户迁至山西平城，并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所以说天梯山石窟模式深远影响了此后佛教的发展走向），敦煌莫高窟最早的开窟记载则是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其他同时期或略晚的石窟寺还有张掖马蹄寺（先有前凉时期河西大儒郭瑀开凿石窟，广收门徒，大兴儒学，后至410年左右崇信佛教的北凉国主沮渠蒙逊下令开凿石窟，供养佛像及僧侣修行，在十六国时期马蹄寺经历了儒学和佛教两大思想的交融、碰撞和汇合，并最终发展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及文化主流，亦可称之为千古奇观！）金塔寺、酒泉文殊山石窟等。 ——写於2024.08.18午 　　据历史记载：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灭北凉，并将当时凉州的能工巧匠和僧侣迁徙到了平城，【魏书】中曾记载道：“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凉州僧团的输入，使平城佛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云冈石窟中，一期开凿的石窟，也就是由沙门统昙曜主持开凿的“昙曜五窟”，佛像的造型与服饰，都具有明显的早期犍陀罗造像特征。在二期开凿的石窟中，即中部第5-13窟和东部第1-3窟，年代约在北魏迁都洛阳前的献文帝和孝文帝时期（公元465-494年），已经具有明显的汉化特征。 随着北魏中央政权的转移，石窟的开凿也由平城的云冈石窟转向了洛阳的龙门石窟。后来，随着北魏政权的分解，使得石窟寺的开凿在中原及北部地区相继展开。 　　佛教传入之初，人们只是把佛教和方术等归为一类，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 晋隆安三年（399年），法显和尚偕伴从长安出发，用时十五年，历尽千辛万苦，将部分梵文经典带回到都城建康（今南京）。法显取经，在时间上比玄奘早了两百多年,但意义同等重要。 公元3-4世纪，汉译佛经渐多，佛家的形而上学激发了人们探索的欲望。在当时，一部分人认为佛学思想与老庄的道家思想相近，特别是庄子，所以译经时往往援引道家思想，在这样的类比中求得它的含义，这类翻译著作被称为“格义”。 直至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吕光率七万大军灭龟兹国，将鸠摩罗什“迎接”至凉州地区。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攻伐后凉，亲迎鸠摩罗什入长安，以国师礼待，并在长安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译场，请鸠摩罗什主持译经事业。至公元413年去世，鸠摩罗什在长安的十三年里，悉心从事译经和说法。 关于鸠摩罗什的译经总数说法不一，据《出三藏记集》记载为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而《开元释教录》记载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鸠摩罗什用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及语言解读、翻译佛教经典，使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质的变化，在中国译经史上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鸠摩罗什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四大佛经翻译家之首！现今甘肃武威鸠摩罗什庙供奉的舌舍利，也似乎永远见证着其翻译佛经的质量之高和对后世的影响之深！国师被后凉国主吕光羁押凉州的十七年，也是其领略中土文化，学习儒家学说，顿悟佛教经典，最终将天竺佛教思想和儒家精华融汇贯通的十七年，也是其从被动走向主动弘法，铸造佛学大师的十七年！凉州十七年使高僧鸠摩罗什最终证悟成道！乃是转境随缘的最好见证！ ——写於2024.08.18午 　　总之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在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洗礼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碰撞、摩擦、融合，最终成为了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来北朝乃至隋唐时期中国政治、宗教、哲学、艺术、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研究后指出，隋唐渊源的一支即是来源于五凉文化的影响，“隋唐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魏、齐，二曰梁、陈，三曰魏、周……魏、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此言诚评价中肯也！所以在北朝至隋唐时期，五凉文化和佛教思想与中原文化的结合，极大地推动了华夏文明的丰富与发展！弥久而新，生生不息！ ——写於2024.08.18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