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精彩，尽在诸余也

Goodrich

据东汉末年《魏略儒宗传》记载，魏国大儒董遇年少時每次上山打柴，都带着书，空闲时就拿出书来诵读，他利用一切闲余时间饱读诗书，终于成为一代大儒。

当时有一位年轻人向董遇求教，董遇说：“跟我学以前，你先要读很多书”。那人说：“我很想读书，就是没有时间啊！”董遇则说：上天给每个人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关键在于你能否用好“三余”。那人问：“三余”是什么意思呢？董遇答：“冬者年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 意思很清楚：冬天是一年的农闲时间（可以读书），夜晚是每天的多余时间（可以读书），阴雨天不能外出干活也是一种多余的时间（可用以读书）。董遇的读书时间就是这样挤出来的，他因博览群书而得以功成名就。建安初举孝廉，稍迁黄门侍郎，后任郡守；明帝时历侍中大司农。同时，他又是一位学者，注释了《老子》、《周易》和《春秋左氏传》等经典。董遇的故事和“三余”之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受益终生。

一、农场七年，博览群书

我是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毕业分配时，全国性的上山下乡运动尚未普遍展开。根据66届毕业分配方案，我本来是可以留在上海工作的。当时学校一批共青团干部带头提出，我们不留上海，要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也是带头签名的团干部之一。1968年9月5日，我和数百名上海66届初、高中毕业生一起，登上了去黑龙江的列车。我们抵达的那个农场，位于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的交汇处，称为三江平原。二九0农场是黑龙江合江地区最大的农场，总面积801平方公里，耕地60万亩，下辖5个分场、48个农业生产连队和30多个工商、运输、建设和服务单位。

1955年6月，原抗美援朝的预备部队步兵第97师290团（在山东时称老五团）官兵集体转业建场，为尊重全体指战员的意愿，命名为二九0农场。1958年，又有一批来自四川的解放军官兵，集体转业来到二九0农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两批转业官兵在山东和四川的家属陆续来到农场，成为新职工和劳动力的重要来源。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八千多名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杭州、温州等地的知青，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志愿来到黑龙江，成为二九0农场新的生力军。其中包括一些高干子女，比如曾山的女儿，即曾庆红的妹妹曾海生等。

一开始，我分配在二九0农场三分场23连当农工。那时，白天的工作不论是下地收割，还是在场院背麻袋（每袋160斤）；是上山伐木，还是在冰天雪地里修水利，劳动强度都是很大的。好在连队食堂的伙食还不错，每周都有肉吃。中午食堂派人下地送的菜肉包子，二两一个，我个子小能吃4个，个子大的甚至能吃8个。

那些日子，尽管白天工作比较累，晚上却没有什么事；特别是在多雪的冬天，白天时间很短，所以晚上空闲的时间就更多了。怎么利用这晚上多余的时间呢？我想起了董遇的“三余”之说。那时23连北京知青最多，而且多是名牌高中北京第五中学毕业的。他们的文化程度高，知识面广，有的还从北京带来了很多书。我从北京知青那里借读了不少书，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拿破仑传》和《战争与和平》。

可能是我劳动表现比较好，第二年春经连队和分场推荐，我被借调到总场机关工作，当时被借调到总场机关工作的上海知青还有钱景林和忻贤风。1970年我们三人被正式纳入机关编制，钱景林被任命为组织股见习干事，忻贤风被任命为保卫股见习干事，我被任命为政治处见习秘书。下图，是我到总场机关工作后第一次与老杨同志一起到上海出差，与我的两个弟弟一起合影。后排左一是大弟弟何国祥，他随后就一起来到了二九0农场，被分配在值班连队24连，先后获得了郑俊锋、吴克中和韩光复等战友的帮助，到总场中学当了老师。高考后与战友李敬华结婚落户北京，后成为中国科协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从那时起，我读书的条件就更好了。总场小书库的钥匙正好由我保管，我就利用每天夜晚的时间（夜者日之餘），一本一本地看完了场部小书库里的全部藏书。很多文革期间禁看的中外文学名著、史学和哲学著作，我都如饥似渴地看了。每天晚上，同事们回家了，或者回宿舍了，我则沉浸在读书的喜乐中。

读书成为我工作之余最重要的事情，它不仅让我增长了知识、拓宽了视野、丰富了情感和精神生活，也确确实实地提升了我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无论是我为首长起草发言稿，为党委起草文件和报告，以及与报道组同事一起撰写新闻稿，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好评。其中来自16军的政工干部刘自祥，他对我的帮助和指导是最多的（见下图中间那位现役军人）。

1971年9.13事件后，毛主席要求党员干部读马列的书。总场领导安排我到兵团接受为期半年的理论培训，从此我开始系统读马列的原著，并担任了总场中心组学习秘书，兼干训队理论教员。我充分利用夜晚的时间，逐字逐句地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认真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国家与革命》等经典。其中，《资本论》、《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是看不懂的。

作为一个66届初中毕业生，我深感自己的知识、特别是理科方面的基础太差了，亟需恶补。非常凑巧的是：从抗美援朝转业来二九0农场的原部队翻译官胡承镐，他是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去参军的，在二九0农场他有很多传奇故事。我有幸拜他为师，在他的指导下，自学了高中课程，并进而自学了大学的高等数学等课程。这对于我加深理解马列的原著，奠定了一定的科学和文化知识基础。

我在干训队讲课，也得到了很多战友的帮助，其中最令我感激的是冯建福。那是1973年的那期连队副指导员马列读书班，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按照原定计划，我负责先讲哲学部分，中间由干训队鲁正元老师讲政治经济学部分，最后我再讲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没想到鲁老师回四川探亲未归，而我的哲学部分的课已开讲了，同时还要备课第三部分。而一周后政治经济学要开讲，但教员还没落实。怎么办？我只能急匆匆地到作训股找冯建福，手里拿着薛暮桥著的《政治经济学》小册子，对他说明情况：鲁老师没回来，我承担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两部分都已经很紧张了，不可能再讲政治经济学这部分了，只能请你老冯救急了。冯建福二话没说，按照我们倆平时的约定：我们年轻人无知者无畏，上！！！时间紧迫，他以战斗姿态投入准备，硬是把薛暮桥这本书啃了下来，并用16开的白纸做了厚厚一本讲课笔记。讲课用了六个上午，从学员反映来看，是十分成功的。有的学员甚至说，冯参谋把资本论都背下来了。张伯涛和韩光复还借走了他的讲课笔记。此次讲课救急，加深了我们俩的友谊和默契。

正如司马光所言：“经师易遇，人师难遇。”胡承镐不仅是我数理知识的启蒙老师，也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引路人。他精通数学，而且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堪称楷模。有一天，他用通俗的语言给我讲述优选法，让我的心智突然开窍。我觉得，如果能够把优选法在农场予以推广，会给干部群众带来多大的启迪啊！经我推荐，胡老师在场部地区做了一个优选法讲座，这在当时只讲政治的气氛下，引起了很大震动。特别是很多知青，听了胡老师的课，懂得了学习科学、学习知识的重要性。我也是从学习优选法、统筹法开始，逐渐接触运筹学、系统分析和管理数学等知识。此时，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科学方法的魅力，让我在学习唯物辩证法的同时，切实体会到了科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力量。这段时间的学习让我受益匪浅，也为我1980年报考上海人民出版社现代管理专业编辑，以及后来报考在职研究生奠定了数理知识基础。

在农场的那些年，我把自己对马列原著的理解，撰写了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和辅导讲稿。我的理论辅导课，受到了首长的好评，也很受干训队学员的欢迎，当时大家都亲切地叫我“何马列”。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战友们在一起聚会时，大家还是喜欢叫我“何马列”。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华东师范大学著名的博士生导师陈卫平教授，长期保留着我在干训队讲课的笔记，并认为我是他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启蒙老师。可见，读书不仅提升了自己，也由于把读书的成果与他人分享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硕果。

最近，卫平兄听说我已经从加拿大回上海定居，特约我在扬州饭店相聚。多年未见，卫平兄的思路依然那么清晰，对目前国内外的形势分析那么入木三分，令我敬佩不已。我们一边午餐，一边交谈，直到餐厅的客人全部走完了，我们才依依不舍地话别。临走时，他送了我一本刚出版的新著《传统辨析.西学初探.当代审思》，这是他第二本关于儒学与传统思想的论文集。看了他的新著，知道他退休后还在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令我肃然起敬。

1974年以后，开始批林批孔。我好像没有什么积极性，甚至开始怀疑。我不断地问自己：你读过孔夫子的书吗？你知道四书五经吗？自己连孔子的《论语》都没有读过，凭什么来批孔呢？还有两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第一件，当时也在二九0农场务农的一个上海知青，从连队调到总场机关写作班子，因为拒绝写批判文章，含泪折断钢笔，坚决返回了连队。第二件，有两位我很熟悉的战友回上海读文科，两年里基本没有正常上课，而是直接参加了批林批孔的大批判组。我当时就想，尽管我文科基础较好，也喜欢文科，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如果我有机会上大学，肯定选择读理工科。再说，那时我的支气管扩张复发了，让我的情绪有点低落。

在上海时，我曾因支气管扩张咯血住院治疗，父母也因而反对我去寒冷的黑龙江。但当时我决心已定，没有听父母的劝阻，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地处北疆的黑土地。没想到，多雪寒冷的冬天，致使我的支气管扩张多次复发，室友们每天清晨都被我剧烈的咳嗽声惊醒。当时与我同住一个炕的室友包括：钱景林、陈立丹、苏京平、赵闯、王从仁等，苏京平还形容我的咳嗽声就像“清晨听到雄鸡高唱”。 1974年冬天，我的支气管扩张再次复发，引起大量咯血，农场和兵团医院已经无法用保守疗法控制我的病情。总场领导关心我的身体，建议我回上海手术治疗。

下图一，是我离开农场前与室友们的合照。其中，陈立丹回京后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赵闯成为国家外经贸部副司长，王从仁成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下图二，前排左一是战友韩光复，我离开农场后，韩光复接替我的工作，后成为二九0农场宣传科副科长，回沪后任上海市粮食系统市级公司党政一把手。1996年我从加拿大回上海，他召集了数十战友在酒店款待我。黑土地战友之间的情谊，可见一斑。前排右一是战友钱景林，我们是一起调入总场机关工作的，他回沪后曾任虹口区副区长、徐汇和黄浦区的区委书记，退居二线后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他廉洁奉公，执政为民，还一直关心我的工作，他是我心中的楷模和永远敬佩的战友。第二排左三是康本芳，他在总场机关任参谋，一直像大哥一样地关心我；每次我从加拿大回来，他都给予热情款待，让我感觉到一种亲情般的温馨；第二排左四是栾建平，时任总场生产股参谋，回沪后成为大律师；第二排右三是忻贤风，时任分场教导员职务，左二是他的夫人吴卫平；第三排中间那位是钱景林夫人陈桂英，在农场时她是分场副教导员。后排左一，就是我尊敬的战友陈卫平教授，后排左三是韩光复的夫人黄红妹。还有一位兄长般的战友冯建福，他虽然不在这张照片上，但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最深沉的，可以说是总场机关内无话不谈的密友。他回哈尔滨后，任黑龙江省作协主席，我们一直保持着心有灵犀般的沟通。

二、工厂五年，补理工科短板

1975年8月，上海市有关部门根据农场提供的档案和我手术后的身体状况，照顾性地安排我到一家汽车配件厂做政宣工作。我想，既然来到了工厂，就应该懂技术、熟悉生产流程，于是我就申请住在厂里，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学习与生产有关的技术知识。同时，我利用中班时间（中班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拜工人为师，学会了车床操作，也明白了用刨床、铣床和磨床加工汽车配件的流程。厂领导看我有如此决心和认真学习的态度，就推荐我到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现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读书（当时正好有一个在职读机械专业的名额）。

就这样，从1975年秋开始，无论刮风下雨，我每天都坚持白天上班，晚上读书，并于1978年春顺利完成学业。其中机械制图、液压传动、金属切削组合机床设计、热处理和高等数学等课程，我都取得了好成绩。厂领导根据我新的学历和实际能力，让我负责全厂的质量管理。同时，为了配合工厂新楼的建设，让我带领一个4人小组负责设计、制造和试运行一台人货两用的电梯，这也算是我学习机械专业的一次实践吧！

为了提高我厂主打产品汽车后桥半轴的质量，我与热处理和锻工车间的工人师傅一起，用正交设计方法，探索出一个控制热处理质量的工艺参数。让我再一次体会到以数理统计为基础的正交设计方法，能够优化热处理工艺参数的设计问题，这大大提高了我继续学习数理知识的动力。为了巩固学习成果，我利用业余时间担任了兼职教师，为上海电视大学的学生辅导管理数学。1979年，我的那篇关于用正交设计方法探索热处理工艺参数的文章，发表在维普期刊专业版上，成为我厂在汽车配件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第一人（见下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管理现代化很快就成为一个新课题，现代管理专业也就成了一个热门专业。

我从质量管理的本职工作出发，开始深入学习全面质量管理、全员经济核算，以及现代企业管理的相关知识。专此，我还利用周末时间到华东师范大学，师从俞文钊教授，研修了管理心理学，并在夜大学读了两年科技英语，目标是为报考现代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做准备。

非常巧合的是：1980年底，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好在报纸和电视台做广告，向全社会招聘各专业编辑，其中就有现代管理专业编辑。家人本来就反对我再次离开上海去外地读研究生，他们建议我现实一点：报考上海人民出版社现代管理专业编辑吧（理由非常简单，你已经三十了。研究生毕业又怎么样，分到出版社也只能当个编辑；你本来就喜欢文字，那你就直接去考编辑吧！）我想想也有道理。再说，报考现代管理编辑与报考该专业研究生的主要考试科目是差不多的：语文、政治、英语、高等数学和现代管理专业知识。考编辑还要增加一篇命题作文，并对一篇文章进行编辑修改。其实，我当时是抱着研究生模拟考的心情走进考场的。没想到，报考的人还真多，整个教室都坐满了。考完后才知道，现代管理专业编辑仅招聘一人。我因为各科成绩都比较好，特别是英语和高等数学，都考出了高分，应试作文也不错，所以最终被上海人民出版社录用，由上海市人事局出公函调用。

三、出版社七年，完成三部著、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是一家出版各学科各专业图书的综合性出版机构，主要出版哲学、社会科学、政治、法律、财经、管理、历史等学术专著和大众读物。与上海其他专业出版社相比，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级别是最高的。我进社的时候，上海市出版局局长、党委书记宋原放还继续兼任着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和党组书记。

对编辑严格要求，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光荣传统。新编辑进社，宋原放社长都会亲自给新编辑上课。我记得，他讲课时特别强调编辑工作的重要性和编辑的社会责任，还讲述了从选题、组稿、审稿、改稿到定稿的编辑全过程，以及实施“三审制”的必要性。下图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首任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宋原放留下的专著。他从局长、党委书记岗位离任后曾任上海编辑协会首任会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并荣获第八届韬奋奖。他的一生，是我们每个编辑学习的楷模。

1980年3月，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美国首次出版，引起了美国以至于全世界轰动。他以一个未来研究学者的独特视角告知，人类正处于第三次浪潮的前夜。第一次浪潮是历时数千年的农业革命；第二次浪潮是工业革命的兴起，至今不过数百年。现在是第三次浪潮，其特征是数字化和新能源的使用，它与前两次浪潮不同，第三次浪潮不仅标志着新技术的巨大飞跃，还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人类将进入信息社会，信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将使得知识的创造和应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1982年以后，第三次浪潮》中文版陆续出版，对思想界、学术界和整个社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一些思想比较活跃的学者，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和讲话，旨在告诉人们:这是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我们应该认清形势，乘势而上，迎接这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那时，在上海学术界比较活跃的学者有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夏禹龙、上海科技协会副主席刘吉、上海科学学研究所所长冯之峻、上海铁道学院副教授张念椿（他们当时被上海学术界称为“四君子”）。我经常仔细阅读他们发表的文章和讲话，认为应该约请他们以最快速度写一本《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我的想法，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特别是获得了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宋存的大力支持。 1984年初，《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以最快速度与读者见面，成为当年超过五十万销量的畅销书，我也因此获得第二届优秀图书编辑奖。为了进一步宣传推广《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一书，我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世界经济导报》以及《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等报刊，发表了书评。上海人民出版社为了宣传新学科，还专门成立了新学科编辑室。

1984年9-10月，3000名日本青年应胡耀邦总书记邀请访华，成为中日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那时，上海市出版局要求每个出版社派一名青年编辑参加接待日本文化界的青年。当时，赵斌是代表辞书出版社（后来成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何承伟是代表文艺出版社（后来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副社长），我是代表上海人民出版社参加的。

9月24日，当第一批日本青年抵达上海时，时任中国青联主席、后来的国家主席胡锦涛与1200名上海青年一起到虹桥机场欢迎。与日本青年联欢时，团市委在上海展览馆安排了一场以华尔兹圆舞曲为主旋律的舞会。要求参加接待的青年编辑，务必在两周内学会跳华尔兹舞。记得当时局团委书记宋宝忠安排了科技出版社的一位美术编辑，负责教我学习华尔兹。因为这是政治任务，所以当时我学得特别认真。再加上华尔兹本身的旋律就非常优美，我在不知不觉中也喜欢上了。我记得当时在上海展览馆，中日青年联欢就是在《青年友谊圆舞曲》的旋律中，开始翩翩起舞的。

读书也要与时俱进。那时我白天在出版社上班，晚上就在图书馆看书、查阅资料，用如饥似渴来形容我当时寻求新知识的热情，是一点都不过分的。这段时间，我认真读了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默顿的《科学社会学》、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以及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Limits to Growth》、《No Limits to Learning》等，并查看了相关学术刊物和国外的一些文摘，我进一步发现：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和知识爆炸的结果，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和新的学科将会雨后春笋般地产生。

于是，我先后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新学科概述》、《当代新学科系统初探》等文章，被很多学术刊物引用，其中《新学科概述》还被《新华文摘》刊用。时任上海科技协会副主席兼《上海科技报》社长的刘吉，专门设立了一个基金，资助那些在宣传新思想、新观念方面有作为的青年学者。黄奇帆、樊纲、金观涛、黄江南、朱嘉明等当时已露头角的青年学者位列其中，我也有幸成为基金会赞助的青年编辑之一。刘吉教授对我的赏识和资助，我一直感恩在心，并把他视为自己的学术导师之一。1986年，我与大学教授合著的《现代管理学》出版时，刘吉亲自为我们写序。后来，刘吉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周围集结了一批层次更高的专家教授，逐渐成就了他立志成为决策者智囊的历史使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各出版社为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争相出版了呼应时代需要的丛书，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新学科丛书》。《新学科丛书》先后出版了17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有：钱学森主编的《关于思维科学》、王沪宁的《比较政治分析》和严家其的《首脑论》。其中，我有幸担任《关于思维科学》一书的责任编辑。

那是1984年8月，我应邀参加在北京远望楼举行的全国思维科学研讨会。第一次见到从童年时代就崇拜的大英雄-大科学家钱学森，我感到太幸福了！当他穿着军装走向讲台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们亲眼看到、亲耳聆听钱老关于现代科学体系的见解，以及关于思维科学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位置。特别是那次会议把人工智能作为专题，列入了研讨会的议程，充分体现了钱老对现代科技发展前景的前瞻性。研讨会开了三天，钱老每天都参加，并同与会的专家学者展开面对面讨论，有时还在黑板上用数学公式阐述各自的观点。因为想看得清楚一些，听得更明白一点，我每次都提前抵达会场，坐在第一排，以便近距离地多看看钱老，当面聆听他千载难逢的教诲。

聂力将军（聂荣臻元帅之女）到会讲话，代表国防科工委支持钱老、支持思维科学研究。会后，我与钱老的秘书涂元季洽商，在本次研讨会成果的基础上，由钱老亲自主编成书，以飨广大读者。涂元季系国防科工委高级工程师，1983年起担任钱老的秘书兼助手，当年见到他时也穿着军装，现在是少将军衔的文职军官。

我向涂秘书介绍了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我们这套新学科丛书的宗旨。他答应把我的想法转告钱老，双方还留下了通讯方式。大概两周以后，我接到了涂秘书的来电，他告诉我：钱老同意亲自担任《关于思维科学》一书的主编，并且会抓紧时间做好出版前期的准备工作。此刻，我们新学科编辑室全体编辑都非常兴奋，这是钱老对新学科丛书的支持，我们引以为豪，深受鼓舞。在本书出版时，钱老还专门在后记中对上海人民出版社新学科编辑室的编辑们表示了感谢。

为了普及新学科知识，我们新学科编辑室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合作，编写了介绍当代新学科知识的工具性读物《当代新学科手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荣获1987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我们新学科编辑室全体编辑日夜加班，又编写了《当代新学科手册》续编。

1984-1987年，我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比较多，每个月的稿费几乎都超过了工资。当时，月收入超过800元是要纳税的，我成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少数几个需要纳税的编辑。同时，有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聘我为兼职副教授和兼职研究员的，出版界同行也有聘我为副主编、副编审的。这里特别需要感谢的是，中国展望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阮波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她授权我在上海组织一批中青年学者，为中国展望出版社的《现代人丛书》撰稿。其中，我用笔名任新和曾蠡合著的《现代管理者》，以及与华村一起编译的《面对挑战的抉择》，深受读者欢迎。在此，我还要感谢我的导师、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冯之浚教授为我们的《现代管理者》写序；也特别感谢《青年文摘》曾连续转载我们编译的《面对挑战的决择》。

阮波不仅是一个出版人，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作家。抗战胜利后，她曾任第三野战军文工团指导员等职；解放后，她进中国人民大学深造，是西洋文学系早期毕业的研究生，文学功底深厚，懂英语，又善于沟通，所以她在欧美国家有很多朋友。

汪道涵、江泽民先后任上海市长期间，阮波为上海引进外资和美国名牌大学，每次都获得市长接见。下图是汪道涵会见由阮波（前排右3）引进的外宾，本人（后排中）作为阮波在上海的首席代表，也参加了会见。

1986年我被北京科技管理研究中心聘为副研究员，同时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管理科学部任兼职副教授。期间，我结识了北京管理科学界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如中国科协管理科学研究培训中心主任杨沛霆、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研究所所长赵红洲、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央党校张永谦教授等。

这段时间，我还与秦麟征博士交上了朋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秦博士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回国后任中国未来研究会秘书长、常务副理事长、未来研究所所长、《未来与发展》杂志主编。他对西方未来研究方面的专家非常熟悉，包括《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作为朋友，他一直鼓励我去国外再深造一段时间，并推荐我认识了加拿大著名学者弗兰克费瑟。1980年在多伦多召开的世界未来研究学术会议，费瑟教授任大会主席，中国未来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对费瑟的印象都很好。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古语道出了人生学习的真谛。在漫长的人生路上，我们不仅要通过阅读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更要通过实践去体验和领悟人生的真谛。正如夫子所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过的东西经常自觉地予以实践，不是件愉悦的事吗？

首先，读万卷书是知识积累的基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通过阅读，我们可以获取前人的智慧和经验，了解世界的广阔与博大。无论是历史、文学、科学还是哲学，每一本书都是一种知识和前人的经验。通过读书，我们可以打开眼界，拓展思维，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和思考深度。

然而，仅仅读书还是不够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行万里路，就是要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去验证学到的东西是否能在现实中行得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实践，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所学的知识。为此我做出了决定，准备远涉重洋，赴万里之遥的加拿大深造，并在新的环境中磨练自己。

四、加拿大十五载，追随白求恩的脚步

1986秋，费瑟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聘请的外国专家，应邀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研讨会。他是未来研究的学科带头人，也是对中国情有独钟的加拿大人。在研讨会上费瑟说，他要成为新时期的白求恩，为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出谋献策。对此，我对费瑟充满了敬意。

1987年11月初，我飞抵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表弟国华到机场来接我。初到加拿大，我住在舅舅家（我舅舅是印度归国华侨，精通多国文字，在北京时曾任周总理的翻译，文革后期移居加拿大）。到舅舅家以后，我立即与费瑟通了电话。

第二天上午10点，费瑟准时来看我。我们的谈话很愉快，话题涉及的面也很广，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政策变化，谈到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上午没有来得及谈完，我们吃了午餐继续谈。下午，费瑟还特意提到了《世界经济导报》等新媒体，问我是否天天看？我说，我不仅是《世界经济导报》的忠实读者，也是一个积极的撰稿人，并与专栏编辑和副总编成了好朋友。后来，我还与他们合作出版了一套丛书《转型中的中国》。对此，费瑟非常高兴。眼看天已经黑了，我们就一起吃了晚餐。

费瑟不仅是一个学者，同时还是环球经营管理局中国商务顾问处主席，该机构主要是为加拿大开拓全球市场提供咨询的。晚餐后，我们主要探讨了加拿大一些高科技项目（比如庞巴迪的支线飞机和高速列车、挖掘地下隧道的盾构，以及北方电讯的一些通讯产品等）在中国的市场前景。大约在晚上9点左右，我们俩依依不舍地结束了将近11小时的谈话。一周以后，我收到了费瑟的来信，正式聘请我担任他的助手和副研究员，年薪4万加元，并请律师帮我办理工作签证。

从导师费瑟那里，我再一次领略了加拿大人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也学到了如何鼓励加拿大人与中国做生意。1993年，原IBM资深培训师Alex Liew发起创办了 “加中企业人才交流中心”，我积极参加，被推选为第一届理事会成员。

1994年，“加中企业人才交流中心”易名为“加中企业家交流协会”（后改为加中企业家协会）。Alex Liew被推选为会长，我被推选为执行会长。当时，加拿大商界兴起了一股与中国做生意的热。协会根据这一需求，在多伦多开设了“如何同中国做生意系列讲座”，由我担任主讲。我成功地借鉴了费瑟给加拿大人讲课的风格，所以我们的讲座深受加拿大商界人士的欢迎。

出国前，我曾任《中国企业发展年鉴》和《上海新产品》副主编，以及《上海经济1949-1984》责任编辑，与上海市经委、外经贸委都比较熟悉，还被推选为上海进出口商品企业协会常务理事。1994年为推动上海产品走向北美，北美企业到上海投资，上海市外经贸委打算在多伦多举办上海商展。1993年秋，我在多伦多接待了上海市外经贸委主任助理孙方曙一行，敲定了明春在大多伦多会议中心举办Shanghai Expo’94,由加华集团和加中企业家协会协助承办（当时，我任加华集团总经理、加中企业家协会执行会长）。

1994年5月，加中企业家协会与加华集团一起，协助承办了在大多伦多会议中心举办的“上海商展”，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为上海商展剪彩，并在曾经举办过G7首脑会议的会场发表主旨演讲，安大略省省长、大多伦多议会主席和商界人士踊跃参加，在大多伦多和安大略省兴起了一股“中国热”。下图是在论坛开始前，我向吴邦国推荐加拿大客人。

1995年，广东一家民营的船运公司为扩大经营规模，希望在加拿大融资。老板在当地的信誉不错，那年夏天由广州电视台记者陪同来到了多伦多。我先安排他们一行参观多伦多证券交易所，这是北美第三大证券交易所，每天的交易量很大。随后，又带客人参加了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加中贸易理事会年会，获加拿大时任总理马尔罗尼的接见。后来经过努力，这家船运公司成功地实现了在加拿大融资的目标。

1996年7月，中国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访问多伦多。我作为加中企业家协会会长、多伦多华人艺术家中心名誉顾问，与多伦多华人艺术家中心秘书张宏富一起陪同高部长游览尼亚加拉大瀑布，并在植物园合影留念。下图左起：何根祥、高占祥、张宏富。

1996年8月，中国体制改革学术研讨会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应邀出席，前来参加研讨会的还有黄奇帆（时任上海市委、市府副秘书长）、樊纲(中国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王战（上海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等著名学者。作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员，我应邀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晚上，我与刘吉副院长共进晚餐，并把全加学联副主席丁中柱博士推荐给刘吉副院长。丁中柱博士毕业于加拿大皇后大学，时任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访问学者，是一个非常有思想有见地的爱国学者。令我们中青年学者敬佩的是刘吉的家国情怀，他任何时候都在思考的问题是：10年后，中国将发生什么？世界将发生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提前做好准备，以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这就是刘吉吸引我们的地方，也是他能够把一批中青年学者团结在周围的原因。下图是我们仨当时在刘吉下榻酒店的合影，左起：丁中柱、刘吉、何根祥。

会后，我接黄奇帆、王战、丁中柱回多伦多。第二天，我们一起游览了尼亚加拉大瀑布。下图是我们几个在尼亚加拉河畔合影留念，前排左起：丁中柱、何根祥、黄奇帆、王战；后排中为明报记者伍幼威。

1997年春节，中央电视台李咏一行来到多伦多，安排以“枫叶桑梓情”为主题的海外春晚。那年的海外春晚，是在《我的祖国》领唱和合唱中开场，在《长江之歌》的大合唱中结束的。我们加中企业家协会合唱团担任海外春晚开场和闭幕大合唱的男生部，受到主持人李咏和观众的一致好评。亲朋好友在国内转播多伦多的海外春晚，看到我们在大合唱中的表现，纷纷来电表示祝贺。

下图是参加海外春晚演出的加中企业家协会男生合唱团全体成员15人的合照，其中10人有博士学位，或有大学教授、副教授职称，当时我们有的是加拿大高科技企业的技术专家，有的是正在创业的企业家。每个人白天的工作都很忙，我们都是晚上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认真排练大合唱的男生部。多年以后，我依然很留恋那个合唱团。

1997年7月，为香港回归祖国的庆祝活动筹款，我出资义买由画家马鹏捐赠的名画；还组织加中企业家协会的会员携家属一起，参加了香港回归当天在多伦多市中心举行的庆祝游行。

1997年9月，加中企业家协会接待以常务副省长汪洋为首的安徽省代表团。那时汪洋刚四十岁，年富力强，还能在出访期间坚持锻炼身体。给人印象特别深的是：汪洋的思维活跃，说话幽默，善于鼓励和激励。他在宴会上看着我问：“今天不是何会长请客吗？为什么我没有见到他呢？”原来是我把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和资深侨领安排坐在汪洋的身边，而给自己安排了末坐。会后，汪洋握着我的手说，他喜欢我的风格，并鼓励我把安徽招商引资的事放在心上。汪洋走后，协会就帮助安徽省在加拿大开展招商引资和经贸交流活动。下图一，我在多伦多设宴招待汪洋副省长一行；下图二，我专门把安徽省外商投资促进中心主任张博中推荐给时任多伦多市长拉士曼。

1998年3月，作为加中贸易理事会成员、加中企业家协会会长，我应邀参加了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马奇率领的访华团（见下图一）。在大连（见下图二），我们拜会了辽宁省省长张国光；在北京（见下图三），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右二）、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马奇（左一）、加拿大驻华大使贝祥（右一）出席了合作协议的签署仪式。

1998年4月30日，加中企业家协会在多伦多举办“加中企业商务洽谈会”，来自江苏、安徽、天津、上海等10个省市的政府和企业代表，以及加拿大商界代表数百人参加了这次盛会。会议达成了数十项合作意向和协议。下图一，加中企业商务洽谈会主席台；

下图二，加中贸易理事会执行主任David Mulroney （尔后任加拿大驻华大使）与我在大会主席台就坐，共同主持加中企业商务洽谈会；

下图三，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周兴宝在会议闭幕后会见来自中国各省市的代表团负责人，以及加拿大政府和商界的部分代表。

加拿大国际合作部长文玛丽参加了加中企业商务洽谈会，鼓励加中企业家协会继续努力，进一步促进加中企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下图一，是文玛丽部长会见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下图二，是文玛丽（右二）专门会见加中企业家协会会长何根祥（左二）、加拿大创业协进会会长陆炳雄（左一）和多伦多华人华侨团体联合会主席锺新生。

加中企业家协会积极推动加中两国企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肯定和褒奖。1998年10月，加拿大联邦国际合作部长文玛丽专门出席了加中企业家协会六周年庆典（见下图一）。尔后，我还受到时任加拿大联邦总理马丁的褒奖（见下图二）

1999年春节，由中国文化部推荐，中国艺术家代表团在访问加拿大期间到我家做客，其中有著名歌唱家殷秀梅、关牧村、梦鸽等。听说我是她们的歌迷，殷秀梅很高兴地与我合影留念，关牧春和梦鸽则赠送了签名照（见下图）。

春节那天到我家做客的还有表演艺术家梁天等。下图一，是梁天与我合影留念；下图二是梁天等艺术家与正在我家做客的加拿大天宝旅行社时任总经理叶玉桐女士合影留念。

1999年4月16日，朱镕基总理访问加拿大，在1200余人参加的欢迎晚宴上，两国总理先后讲话。朱总理感谢克里蒂安总理在促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上作出了真诚的努力，他期待着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尽快解决不多的遗留问题。他强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有利于经济全球化，也利于中加两国人民。朱总理的讲话，多次赢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4月17日，朱镕基总理在多伦多会见华人华侨代表，我被安排在第二排右四（见下图）。

1999年5月，来自苏州的加拿大企业家Tim Gu找到我，希望加中企业家协会接待以苏州市委书记、苏州工业园区中方董事长梁保华为首的招商代表团。为了招商效果，我借鉴了协办上海商展的经验，请加中贸易理事会共同主持这次招商活动。加中贸易理事会执行主任亲自主持了招商会，并请来了主流社会的重量级客人，使这次招商活动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梁保华对这次招商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欧美几个国家走下来，就多伦多的招商会看到了加拿大主流社会的参与。

1999年6月，加中企业家协会接待了以云布龙主席主席率领的内蒙古政府代表团。下图右三为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云布龙，左三为加中企业家协会名誉顾问、皇家御用大律师Paul。

1999年新中国五十周年华诞，我有幸作为加拿大华人华侨代表，赴北京参加五十周年国庆典礼。9月30日，胡锦涛副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五十周年晚宴。下图是在国宴开始前，我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留影。

1999年10月1日清晨，为避免交通管制，国务院侨办一早就派车把我们送到了天安门东侧观礼台。在等待即将举行的盛大阅兵式之际，我在天安门东侧观礼台四处寻找，看看能否遇到一个朋友或者熟人。古人不是把“异地遇故旧”视为人生的大喜之一吗？

由于国务院侨办把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华侨代表都安排在观礼台东侧，让我有机会看到了原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事屠新时，他原来是我社《青年一代》的副主编，曾经把发行量搞到数百万份。他与我一样，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通过招聘考试进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样也是1987年出国的，在美国旧金山继续做新闻媒体。

如果把心想事成来描绘我见到老同事屠新时的话，那么我应该用好事成双来形容那天我又巧遇了黑土地的老战友苏京平。那天上午9点以后，观礼台对面的军乐团开始演奏，我被威武雄壮的进行曲所吸引，开始面向观礼台前的长安街，说是巧，那时快，我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我们前面走过。我怎么能忘记那个出口成章的苏京平呢？我马上高声叫“苏京平”，他回头看到我马上走了过来，紧紧地握手拥抱。是啊，我们在二九0农场曾经在一个炕上睡觉，有时白天在一起讨论新闻稿，晚上与室友们一起听他讲故事，清晨大伙又在我的咳嗽声中惊醒…… 苏京平回京后，进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两年后就当了副台长，后来成为京城家喻户晓的著名媒体人。这次他是接受任务，到观礼台来采访侨居海外的北京人。下图是我在观礼台上与美国华人代表靳羽西在观礼台上合影留念。

上午10点整，当江泽民主席乘车检阅完列队于天安门和长安街的各军兵种之后，威武雄壮的分列式开始了。对于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来说，我为强大威武的人民军队而自豪，为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兴奋。对于一个海外游子来说，祖国永远是我心中最期盼的歌，无论我生活在哪里，我的心永远是中国心。

1999年12月，加中企业家协会组织会员参加庆祝澳门回归祖国的游行活动。我们的队伍无论是规模，还是气势，在各华人社团组织的游行队伍中都是独具一格，名列前茅的。图一是协会监事长谢子兴和秘书长李名敏在游行队伍前领队；图二是协会常务理事、加中建筑分会会长章和铮在游行队伍中。

我就任加中企业家协会执行会长和会长期间（1994-2000年），与加拿大主要的华人社团都保持了非常和谐的合作关系。全加华人社团联合会一直很支持加中企业家协会的活动，我们也经常组织会员参加华联会组织的活动，下图一是我们与全加华联总会副主席林立在一起商量合作事宜；下图二，我和时任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理事长宋维宁博士一起在庆祝香港回归的晚会上；下图三，我和时任多伦多大学中国学者学生联谊会主席黄政一起，参加政府专门为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华工而设立的纪念碑。

2000年10月，我应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和四川省人民政府邀请，出席在成都召开的西部开发论坛。在第二天的圆桌会议上，我发表了《中国西部开发和环境保护》一文。中央电视台在转播现场发言时，录制了我这样一段话：作为一个海外华人，从地球的另一端来探讨中国西部开发和环境保护问题，我想提出三点建议，那就是：选择绿色项目，生产绿色产品，建立绿色体系。所谓建立绿色体系，就是要在各行各业各企业及其上级主管部门都建立绿色体系，即ISO14001环境质量管理体系。

为此，我在加拿大合资组建了加中环保合作中心，集资购买了ISO14001环境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软件的中文版权，以便帮助中国企业尽快推广绿色体系。

2001年2月，我应邀参加了由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率领的Team Canada 访问中国。在北京，我代表加中环保合作中心与中国环境管理研究院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分享ISO14001环境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软件，受到加中两国政府的支持和赞赏。下图是中加两国领导人参加我们合作协议的签署仪式。后排右起，时任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安大略省省长哈里斯和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前排是我们签署协议的双方代表。

2001年8月，我们在加中两国政府和企业的大力支持下，在多伦多展览中心成功举办了加中经贸论坛和经贸周活动。安大略省出口发展署、大多伦多贸易中心、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外经贸部下属机构，中国国际商会/中国贸促会驻加拿大总代表处，以及士嘉堡和约克地区华商会等一起协办了这次经贸周活动。来自中国的合作伙伴，包括由61人组成的西安代表团，以及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河北、河南、重庆、湖北、内蒙等省市的代表123人。本地商界代表和各级政府官员共1200余人参加了论坛和经贸周活动，加拿大联邦国际合作部长文玛丽、中国驻加拿大梅平大使出席了论坛，并发表了主旨演讲。经贸周期间共签署了14项合作协议。下图左一是正在主持经贸论坛的副会长顾春华，他也是中国银行在多伦多聘请的高级管理人员。

为推动加中双边的经贸合作和双向投资，我们向参加经贸论坛和经贸周活动的与会者赠送了中英文对照的《加中经贸与投资》。这是当时中国企业走向加拿大、加拿大企业走向中国的最新指南。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给本书的出版写来了贺信，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教授为本书写序。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高度评价本书对于加强双边经贸交流和投资的实用价值，他还特意安排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下属的五洲出版社，与我们合作出版此书，并在成都举行的《中国西部开发论坛》上正式发行。

五、海归十二年，创办新概念书局

弹指一挥间，我在加拿大工作、学习和生活，已经快15年了。这些年，我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加拿大，经常去美国，也到过欧洲、澳洲和日本等地旅行。行万里路，对我来说是名副其实的。然而我认为，行万里路并不是简单地走过万里的路程，而是指在人生旅程中不断地探索、尝试、磨炼自己。我们要敢于走出舒适区，去面对未知的挑战，去经历生活的风风雨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成长，不断进步。

为了健身和减压，我爱上了高尔夫球运动。2001年秋天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好友 Edward约我来到列治文山的一个球场。放眼望去，天高云淡下的绿茵场，格外漂亮。18洞打下来，全身上下倍儿爽。特别是那天在河边开球时，心情比较放松，结果一杆就打过了河。在收拾球具的时候，看到西边的晚霞红了，一群大雁在空中掠过，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又排成一个一字，蔚为壮观。我突然意识到，作为华夏儿女，我是否也应该像大雁一样，飞回故乡创业呢？

半年前，我曾随克雷蒂安总理访华，看到加拿大政府积极鼓励企业家“Doing Business in China”。回到加拿大后，我一直在琢磨，到底把什么生意带到中国去呢？

作为一个酷爱读书之人，我马上想到了加拿大的书店经营模式。来加拿大以后，我一直是加拿大连锁书店Chapters的忠实会员。该书店的氛围、书的出样陈列和导购，以及会员制和对会员促销等一系列营销措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想，如果把Chapters的书店经营模式引进到中国，特别是大都市上海，那对于中国年轻一代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至少，可以尽快促进他们养成喜欢读书的好习惯。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一个不读书、不思考的民族是没有明天的。这也是我回国创业，选择开连锁书店的初心。

我的想法，得到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和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2001年11月，我的公司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合作，在上海徐家汇最繁华地段的美罗城开设了第一家5000平方米的新概念书店。“思考乐书局”登陆上海成为当时的头条新闻，“我读书、我思考、我快乐”，“新知、格调、情趣”成为读书人的新时尚。思考乐书局的精英卡会员制，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忠实的读者。

很快，思考乐书局在人民广场和浦东陆家嘴正大广场，成功开设了新的门店。为了践行“夜者日之余”，为白天没有时间的读书人提供方便，我们尝试开了上海第一家24小时书店，成为夜上海福州路文化街上一个亮丽的风景点。

2003年年底，孔东梅应邀来到上海思考乐书局，为她撰写《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举行新书发布会，并当场为读者签名（见下图一）。后来，孔东梅撰写《改变世界的日子》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她也选择在徐家汇的美罗城店举行新书发布仪式，并与广大读者见面。

孔东梅喜欢思考乐书局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专门邀请我到位于北京798艺术区她的菊香书屋做客（见下图二）。尔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她来上海的时候，曾让我陪她去看儿时与外婆贺子珍在上海的故居。她说，与外婆在一起生活的日子，是她终身难忘的。《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一书中的很多情节，都是外婆告诉她的。

由于创办了一个有特色的新概念书局，2004年我被推选为中国发行者协会理事、全国工商联书业商会副会长，并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创业带头人”称号。

我的新概念书局，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扩大了传统书店的经营内涵，我们的书店一般都选择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且面积比较大，好处是人流量大，生意好，问题是租金很贵。我就在书店内引进与书相近的业态，比如美罗城书店曾引进了华尔街英语，由于设在外语和外版书区域，书店本身就为华尔街英语提供了最丰富的客源，从而使美罗城的华尔街英语成为亚洲最成功的品牌培训中心。我的规划是让出30%的铺面，换来将近100%的租金，从而实现书店的实际经营零租金模式。二是尝试根据读者和市场的需求，与出版机构合作出版热门书籍。美国著名的巴诺书店，既是书店，又是出版社，因为卖别人的平均进货价是6折，而卖自己的书成本价就2折左右。我们通过出版工作室和大众印客两种形式，尝试卖自己出版的书，从而提高了经营效益。

后来，经全国工商联书业商会推动，我们与江苏大众书局合作建立了上海大众书局，我改任副董事长。几年前我回上海省亲，在大众书局上海世博会店看到旅美诗人涓子在书店选书，不禁想起了当年与江苏大众书局董事长缪炳文先生共同创建上海大众书局时的情形。目前，大众书局在上海已经有8家门店，并成为上市公司皖新传媒控股的旗下企业。

2004年的春天，我从朋友夏灵那里获悉，有一本英文版的书Two Innocents in Red China，是加拿大已故总理老特鲁多年轻时与好友赫贝尔合写的。我浏览后，觉得内容好、可读性强。这本书的背景是1960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协邀请100名加拿大人访问中国，结果大部分人拒绝，仅有20人回复。其中，5名加拿大人于1960年9月下旬，途径英国、苏联抵达北京。其中一个就是老特鲁多，时年41岁，他是魁北克自由党人，当时的职业是律师。8年后，老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赢得大选，老特鲁多成为了加拿大总理。与他合著那本书的好友赫贝尔，则成为加拿大联邦资深参议员。

在书中，两位作者自称为两个天真汉，在短短的5个星期中他们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等地，看到了与西方媒体报道完全不同的新中国。为了把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世界，返加后，他俩联手撰写了Two Innocents in Red China。该书1961年由蒙特利尔出版社以法文出版，后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行了英文版，被誉为是继斯诺《西行漫记》之后西方人看中国的又一部力作。下图一，是两位作者当年访问中国时在长城八达岭合影留念。下图二，是此书中文版的封面。

我与天宝旅行社创始人张清都是喜欢读书的人，于是我立即与张清分享了这一信息。我们俩的共同直觉是：老特鲁多的这本书，其实是为中国而写的，应该尽快策划在中国出版中文版。张清鼓励我，让我尽快与作者谈中文版版权和在中国出版的事，经费有困难，算他张清一份。为了传承中加友谊，我们俩决定要认真做好这件事。

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首先，我与夏灵分工，夏灵先负责翻译一部分样稿，我负责联系中国的官方出版社。

其次，要出版中文版，必须获得两位作者的同意并授权，这主要涉及到版权和版税的问题。好在老特鲁多的两个儿子，贾斯汀•特鲁多（现任加拿大总理）和亚历山大•特鲁多都表示，他们父亲写这本书，本意就是为了让世界客观、公正地了解新中国，所以这本书就是为中国写的。其父在天之灵，如果知道此书将出版中文版，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小特鲁多兄弟俩还表示，他们同意授权出版中文版，并放弃收取中文版版税。于是，我个人出资，单独与赫贝尔签订了中文版权授权协议，并按照协议给赫贝尔支付了版税。

作为本书中文版的策划人，我即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协商，此书中文版书名定为《红色中国的两位天真汉》，并确定了出版的大致日期。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得知两位作者（或代表）将来上海出席新书发布会，决定把此事作为加中建交35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此时，万事具备，就差两位作者赴上海参加新书发布会的机票费用没有落实。我就把情况与张清说了，张清当即就表示：由他的天宝旅行社赞助两张多伦多-上海来回的头等舱机票。

2005年10月24日，这是一个好日子。《红色中国的两位天真汉》新书发布会，在上海隆重举行。本书的两位作者，老特鲁多已故由小儿子亚历山大•特鲁多代表，赫贝尔则本人亲自出席。出席新书发布会的还有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领事，以及新闻媒体和各界代表。我当然也出席盛典，感到与有荣焉。下图是新书发布会现场照片和本书的版权页。前排左一是亚历山大特鲁多，中为夏灵，右一为赫贝尓，后排左一为何根祥，版权页显示为本书策划人；右一为世纪文睿总编辑邵敏，他亲自担任了本书的责任编辑。

在新书发布会上，年逾八旬、满头白发的赫贝尔兴奋地说：“45年后能看到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这真是一个奇迹。”

亚历山大•特鲁多认为，书名中的“天真”跟无知、幼稚没有关系，而是说两位作者是毫无偏见的，他们一直在努力做到公正地、无偏见地观察中国，向读者如实地讲述他们的所见所闻。他父亲和赫贝尔对于中国在短短1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人民当时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确实感到惊叹。

在那天的新书发行仪式上，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领事米杰敏说道：“这本书中文版的面世，也是庆祝加中建交35周年活动的一部分。中加两国于1970年建交，而实际上两国之间很早就有了友好往来。本书的两位作者就是中加友好交往的先驱者，今后两国将共同努力把双边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2006年著名企业家王石来到上海大众书局，为他的新书《道路与梦想》举行发布会，并与广大读者见面。那次，大众书局还与解放日报的读者平台合作，安排了一个有数百人参加的大众讲堂，让王石与他的粉丝们有一次面对面的交流。下图，就是我陪同王石与广大读者见面时拍摄的。

六、人生第四余，撰写《论语通读》

2007-2009年底，我到南京大众书局总部任职。比较前一段，这是我相对空闲的时间。公司总部给我的待遇很好，专门在长江边的滨江世贸楼盘给我租了一套高档的景观房，董事长周日还经常陪我去打高尔夫球。然而，我在南京毕竟是举目无亲的，下班以后办公室就剩下我一个人。

此时，我又想起了董遇的“三余”之说。记得 1974-1975年，我曾经自问：“你自己连孔夫子的《论语》都没有读过，凭什么去批孔呢？”现在，我有时间来弄清楚这个问题了。在南京总部任职的三年时间，我白天上班，晚上读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以及历代名家对孔子的评价。当然，我重点是逐字逐句地品读了孔夫子的《论语》，并结合自己的人生感悟，撰写了40万字的《论语通读》。

其实，促使我撰写《论语通读》的动因，还是与董遇的“三余”之说有关的。当时我快六十了，算是年近花甲吧！在感悟“三余”之时，我想到了人生之精彩，应该还有第四余，那就是：“ 年逾花甲者，乃人生之餘也！”是啊，六十岁是大部分人的退休年龄，也算是人一生中的闲余时间，然而这时的人生阅历和经验是最丰富的。应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把人生的经历和感悟写下来，盖为不识者与尚未经历者参考。

那段时间，我每天下班后就读书和撰写，几乎是每天写一篇，连续写了三年。最初，我是一稿两用：首先是发表在当时大众书局旗下的“逐浪网”上，每天一篇，目的是增加逐浪网的流量；同时，我也想给大众书局总部的管理人员增加一点中国的传统文化。大众书局倡导企业文化建设，我就利用午餐休息的时间，尽量用通俗的语言给管理人员讲讲《论语》，每天一篇，就几分钟时间，看看他们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反馈的结果是令人鼓舞的。我的《论语通读》在“逐狼网”连载后，点击率很快就突破了百万之众，而且获得了众多的粉丝；大众书局管理层的反映也很好，他们说：我们大众书局整天与读书人打交道，我们自己也该具有读书人的格调和气质，读《论语》有益于提升我们的文化素质。下图，就是我在撰写《论语通读》时内心的感悟：六十岁以后，是人生的第四余。

陈卫平教授在评点《论语通读》时说，作者在阐发《论语》对现代人生意义的同时，突出了一字一句地通读，而且对于一些与现代汉语在读音、涵义上有所不同的词句做了简要的解释。这对于初读《论语》者正确理解其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本书不同于时下类似读物的显著特点是，并非一人唱独角戏，而是将众多读者的意见吸收其中。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画家王金华（笔名丁祥）用国画为本书插图，给本书增色不少。2011年1月，《论语通读》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深受读者欢迎，三个月后即第二次印刷，并被列为《商道》课教材，进入了职业经理人和大学生的课堂。第二年在蓝精灵年度图书评选中，《论语通读》在职场类图书的读者票选中名列第二，令人欣慰。

读《论语》，我自己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对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感悟。我在写《论语通读》的时候，一方面看到了自己的精力已大不如从前；另一方面则看到了自己的经验和能力正处于生命力的顶峰，因而也增加了可以把某些事情做成做好的把握。知天命，就是要对自己的命运（一生还能做什么，以及自己最终将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有一个十分清晰的判断。人知天命，就会变得豁达大度，而不斤斤计较于小事，更不会被名利所累。

鉴于网上书店的兴起，实体书店风光不再的必然趋势，我在六十岁生日之后，就毅然辞去了上海大众书局副董事长职务。转而接受上海致达科技集团董事长的邀请，并经上海市教委批准，到上海中侨学院（现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担任副院长职务。上讲台做教师，一直是我人生的目标之一。尽管我从1986年起，就担任过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兼职副教授、中国科协管理科学研究培训中心兼职副教授，2003年起又被聘为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但这些毕竟都是兼职的。现在，我到中侨学院担任副院长，分管国际合作、科研处、图书馆和继续教育学院。我想，这是我步入花甲之年后可以做，而且能够做好的事情。

2010年夏，为了支持中侨学院汽车专业的实训课程，也为了感恩潘日芳院长和张玉锋书记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我决定把自己的林肯Town Car捐赠给学校。这辆车是我在加拿大买的，也是国家给留学海归人员免税运到上海的。我决定把这辆车捐赠给学校，一是为了让学生能够第一手地熟悉和掌握国外进口车的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二是为了兑现我自己奉行的环保理念，这辆林肯Town Car 8缸，耗油量大，不符合环保要求。我买了一辆上海生产的帕萨特，替代了蚝油量大的林肯车。下图是中侨学院隆重举行林肯车捐赠仪式时拍摄的。

2011年1月，我应邀参加在山东曲阜举行的海峡两岸孔孟文化交流会。有幸拜会台湾著名学者、中国孔学会会长、中华两岸文化艺术基金会会长李奇茂教授。他看到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语通读》，连声称好。他亲切地鼓励我说：“你用通读的形式传播孔子的思想，非常好，应该坚持下去。”他还热情地邀请我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台北。不幸的是，李大师于2019年5月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日子里去世了。

2011年春，我应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民办高校论坛。在会上，我发表了《高职教育模式要与国际接轨》一文，受到与会者好评。翌日，此文刊登在《中国教育报》上，并被众多媒体转载。会后，我被补选为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高等教育委员会理事；年底，这篇文章被评为中国教育改革论文一等奖，我个人被评为中国教育改革优秀教师。

2012年，为了加强通识教学和基础教学，中侨学院专门成立了基础教学部，由我兼基础教学部主任，并负责开讲《论语》与商道课。这一举措，对于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和素养效果明显，从而获得了新闻媒体的关注和肯定。之后，我还应邀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思博学院和工商管理学院等讲授《论语》与《商道》。

我在中侨学院任副院长期间，在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方面取得了两个阶段性成果。一是促成了加拿大最大的职业大学Seneca College国际部主任访问中侨学院，并向全体教职员工介绍了这个具有6万名全日制学生的职业大学，是如何造就受各行各业欢迎的职业技术人才的。特别是该学院颁发的文凭+执业资格证书获全世界认可，引起了学院上下的兴趣，这为两个院校之间的长期合作奠定了基础。二是促成了我院与日本东京工学院的互访，并签署了多个项目的合作意向。遗憾的是，时任院长当时的心思不在学校的内涵建设，以至于我离开后，与上述两个院校的合作没有任何进展，甚至断了联系。好在中侨学院成为职业大学之后，新校长比较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我相信，中侨在未来国际化的进程中一定会走在民办高校的前列。

2013年下半年，我应聘出任加拿大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从而结束了我在上海长达12年的海归生活。原来我是一直住在多伦多的，考虑到今后是一个半退休的生活，应该选择一个优雅清净的环境，每天能够吸收清新的空气，与阳光和绿茵相伴，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田园诗般的生活。

2014年秋，我在安大略省注册了阳光海外服务（加拿大）有限公司（暨加拿大阳光留学中心），以策应江苏省阳光集团规划中的国际教育板块。按照原来商定的分工，我负责在加拿大与一批高校和教育局建立合作关系，以便为中国学生来加拿大留学提供直通车。江苏阳光集团负责提供投资资金和一部分生源，国内一个著名的留学中介机构负责办理出国的相关手续。此项目，因为该留学中介机构属于央企，不能用该公司名义参股，导致阳光集团放弃了原定的投资计划。

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已经按照原定的目标，与加拿大尼亚加拉教育局、尼亚加拉学院、布鲁克大学、尼普森大学、湖首大学等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并且与建立在名牌大学校内的英语中心CultureWorks（以下简称CW） 签署了合作协议。CW最吸引人的好处是：它具有20年学术英语（即EAP）的教学经验，已经分别获得9个公立大学的认可，分别是：西安大略大学主校区、西安大略大学国王学院、布雷舍尔学院和休伦学院，以及卡尔顿大学、安省艺术设计学院、安省理工大学、阿尔格玛大学和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等。特别是CW的两个EAP中心就分别设在伦敦的西安大略大学和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EAP 即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的缩写）。CW的优势是：提供双录取，无需托福、雅思成绩，照样上名校。申请人经过CW网上测试，就可以获得大学有条件的录取通知书，即学生在学完CW的EAP课程后，可免试进入本科课程学习。同时，CW也为英语未达标的硕士研究生申请人提供入学通道。此时，缪炳文先生等对此项目有兴趣，决定在此基础上组建一个控股的教育集团公司。

2016年3月，加拿大阳光教育集团（简称SEG）正式成立，由缪炳文任董事长，聘请安大略省一所原私立大专的创办人Ken为CEO，我作为阳光的创始人被推选为执行董事。SEG下辖加拿大国际学院（简称CII）和加拿大阳光留学中心（SOS）。关于公司的发展方向，Ken 认为，他有经验、有把握让CII办成一个私立大专和EAP中心。为此，需要聘请资深的教育家担任CII的主要职务。

于是董事会聘请了一个加拿大名牌大学的卸任校长任学术委员会主席，并聘请了Language Canada创始人之一的英语专家为加拿大国际学院院长。同时，还聘请了一位有经验的教育学博士任教务主任。我一看，这样的阵容成本会很高。且按照这个办学方案，至少需要有两年的筹备期（等待私立大专的批文，等待Language Canada的批文等等），在等待期间，公司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所以，我建议董事会考虑用另外一种方式达到我们的预期目标。

我的方案是：入股CW，这样我们就等于自己有了一个可以直通大学的EAP中心。而且根据我与CW总裁Tina Bax多次洽谈的感觉，她是非常愿意与我们合作的。她说，她的优势在于20年的EAP教学经验和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以及与加拿大合作大学的深厚关系；她的弱点是，EAP最大的市场在中国，而她不熟悉中国，只能另外请代理来帮助招生。如果我们入股CW，她就把中国招生的总代理权交给我们。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一入股，我们就获得了在中国招生的总代理权（Tina还答应原来的招生代理网络，也交给我们统一管理）。这样一来，我们的主要精力就可以集中放在中国招生，公司马上就可以有收益。为此，我陪同缪炳文董事长和阳光其他股东先后访问了位于西安大略大学的CW总部。他们的感觉也不错。

只是一年多下来，CII已经投入了不少钱，但是CII申办私立大专和EAP中心的批文，没有任何进展。摆在大股东面前的选择，无论是按照Ken的计划继续申办私立大专和EAP中心，还是按照我的提议入股CW，都需要继续注入新的资金。这对于大股东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经过一番权衡，大股东决定先采取收缩止损的方针，放弃了继续申办私立大专和EAP中心。

作为公司的执行董事，我一直与教育局、合作院校和CW保持着合作关系，所以公司每年都有一定的佣金收入和服务收益。而且我们选送到公立高中的大部分同学，毕业后都进了心仪的多伦多大学、滑铁卢大学、皇后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西安大略大学、渥太华大学和卡尔顿大学等名牌大学；选送读大学本科和专科的学生，毕业后都找到了专业对口的工作，并如愿拿到了加拿大枫叶卡，因而我们阳光教育在学生和家长中的声誉还是不错的。同时，我一直致力于加拿大高校与国内高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其中西安大略大学Brescia学院、布鲁克大学教育学院、湖首大学等与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之间的校际合作协议均已经签约了，只是由于不可控制的因素和疫情的突然爆发，最终未能履行。

七、人生第五余，悟修身养心之道

2019年以后，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一切经营活动全部停摆。我只能一个人留在加拿大，每天闲在家里，也不能出门。此时自然想到了这人生的第五余，曰：“疫情禁足期，乃过去数十载忙碌之余也。” 的确，忙忙碌碌数十年，像疫情期间这样清闲的日子，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的。“养心在于静，养身在于动”，这是我的座右铭。应该充分利用这第五余，静下心来，读一读自己想读而没有读的书，走一走自己想走而没有走过的路，做一做自己想做而没有做的事，见一见自己想见而没有见的人……。当然，读书之余，我想做而且能做的事情太多了。

养心在于静，就是要静下心来读书，静下心来思考，一个不读书、不思考的民族是没有明天的。这也是我回国创业，选择开连锁书店的初心。同时，我也从未忘记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生命在于运动，锻炼身体是每天的必修课。在我管理的企业文化里，把一个人成功的秘诀归结为下班后的“2+1”践行模式：“2”就是每天学习2小时，关键词：贵在自觉。“1”就是每天锻炼1小时，关键词：贵在坚持。当然，要求员工做的，我自己首先做到了。同时，我还向员工们保证：如果你能坚持“2+1”的践行模式，10年后如未获成功，可以来找我。现在，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青年员工已经成为图书行业和其他行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他们告诉我：“2+1”践行模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的确，能够每天挤出3小时来学习和锻炼，与一般人相比，其实就是自觉利用了“日之余。” 也可以说它是成功的秘诀。

我自幼就热爱体育运动，从小学参加乒乓球训练，到横渡黄浦江；从黑龙江学会溜冰滑雪，到进入职场后爱上网球和高尔夫球，我的体育锻炼从未间断。2019年冬因年事已高，我在家人的劝阻下，才告别了滑雪运动。下图是我在加拿大著名滑雪胜地Blue Mountain 最后一次滑雪⛷️

冬天不滑雪了，我就改为参加徒步行走。2019年冬天，我参加了一个坚持了十年之久的徒步行走团队，我们在冰天雪地里穿越星罗棋布的小溪，从上午10点到下午1点，终于抵达已经结成冰川的小瀑布。

冬日徒步，银装素裹。虽寒冷刺骨，却也别有一番风味。雪花纷飞，将世界装扮成一片洁白无瑕的仙境。踏雪寻梅，每一步都留下深深的足迹，那是对勇气与坚持的见证。冬日徒步，宛如一首静谧的钢琴曲，让人在宁静中感受到生命的坚韧与不屈。天气是寒冷的，而我们的身心却感到非常温暖。也许是雪地的负离子特别丰富，我们每个人都感觉浑身充满了正能量。下面一组图片是我们在冰天雪地徒步行走时拍摄的。从此，每周一次徒步行走，就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春日轻步，万物复苏。徒步行走在春日的田野与山林间，每一步都踏出了生命的律动。嫩绿的芽尖破土而出，花朵在晨曦中羞涩绽放，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花香的混合气息。春日的徒步，是希望与重生的序曲，让人心生温暖，忘却冬日的严寒。下图是我们在春天徒步行走在美丽的尼亚加拉河畔。

夏日徒步，绿意盎然。夏日选择在河边徒步行走在，是一场对毅力与热情的考验。烈日炎炎下，汗水浸湿了衣襟，但沿途的郁郁葱葱却给予了无尽的慰藉。溪水潺潺，树荫婆娑，自然以其独有的方式调节着夏日的节奏。下图是我们从Glenridge出发，沿着布鲁斯小道，穿越了蜿蜒曲折的山涧溪流，终于抵达了美丽的晨星山。然后，我们通常会徒步穿越蜿蜒曲折的山涧小溪，来到1853年修建的磨坊，它在瀑布形成前积蓄了足够的势能，发电量可以让方圆10公里的小镇获益。在那里，我们深切能体会到大自然的活力，是雨水积累了瀑布的大水量，让磨坊能够不分白昼黑夜地运行。

秋日徒步，收获满满。步入秋季，徒步行走的路上多了几分沉稳与宁静。金黄的落叶铺满了小径，每一步都踏出了岁月的回响。果实累累，是大自然对辛勤一年的馈赠。秋日的徒步，是一首丰收的赞歌，让人在享受美景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时间的厚重与生命的丰盈。有时，我们顺道路过位于Lincoln小镇的果园，摘得新鲜的樱桃和草莓满载而归。

一年四季参加徒步行走，不仅是身体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更是一次次心灵的洗礼。它让我们在步履间聆听大自然创造的交响曲，感受四季的更迭与生命的奇迹。每一次徒步行走，都是一次重新认识自我、理解自然的过程，让我们在忙忙碌碌之余，获得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与美好。然而，当我们每次看到气势磅礴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时，心灵受到的震撼又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让我们深深地感到，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从而对大自然充满了无限的敬畏和感恩之情。

到我家来做客的朋友，都喜欢在我家后院练习短杆击球。其中有加拿大天宝旅行社老板张清夫妇，《朗读者海外精英》社长程炯、总编辑彧蛇等。

我很理解他们喜爱练高尔夫球的热情，我练球的初期也是这样兴致勃勃的。确实，高尔夫是一项特别适合中老年的运动项目。人们都知道，走路对于健康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但是走路毕竟非常单调乏味，而打高尔夫就不一样了。每一杆击球，不管是长杆还是短杆，都有明确的目标。虽然也是走路，但感觉是不一样的。通常打一场18洞球，也需要走10公里左右。然而，没有人会感到枯燥无味，而是越打越有劲，直到收杆还余兴未尽。说起专门练习高尔夫短杆，我也是在自己的后院开始的，这也是我当初选择买这个房子的初衷。这个房子后院面积大，前后深度110米，练短杆的距离是足够了。

我在草坪的西南端竖立了一根旗杆，代表短杆在果岭的目标。我平时就在后院的草坪上，每天练习短杆40分钟，相当于行走8000步左右，效果非常好，而且容易坚持。朋友鲍总还经常专门开车过来练习短杆，一年后他就可以下场打18洞了。

高尔夫看似一种轻松的有氧运动，其实也是一场对战略眼光、耐心控制、团队协作及情绪管理的综合考验，所以众多大学的商学院都把高尔夫列入必修课或选修课。对我来说，打高尔夫还是一种建立人际关系的恰当渠道。比如，与领导一起打球，就可以观察领导的每一杆挥击，都仿佛看到他在职场决策时的性格。

2012年，我应邀与加拿大Seneca College的校领导打了一场高尔夫球，他们在球场上的从容不迫、深思熟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不仅技术精湛，更懂得如何在逆境中调整心态，将每一次失误视为调整策略的机会。这种乐观与坚韧，正是领导力的体现。同时，高尔夫也促进了合作双方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在轻松的氛围中，校领导以更为平和的姿态倾听我们作为校方代理的意见，一场球18洞打下来，再加上中间一起共进午餐，都是非常好的沟通与交流机会。校领导的重视，促成了该校国际部总监访问了我在上海任副校长的一所民办高校。下图就是2012年春，我与Seneca College时任校长、副校长一起在果岭上合影。

高尔夫运动的精髓在于对策略的精妙布局以及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正如董事会作为企业决策的核心，每一次董事会的召开，都是对未来发展蓝图的一次精准绘制，每一个决策都需深思熟虑，力求在风云变幻的商业环境中稳健前行。我们阳光教育集团董事长缪炳文，也曾两次在Bayview 高尔夫俱乐部召开董事会，讨论公司未来的发展蓝图以及发展策略的调整。正如高尔夫球场上的每一次挥杆，就像董事会上的每一次决策，两者都需要远见卓识与即时应变的能力。球道上的风向、坡度，正如市场环境的变化莫测，要求决策者如同高尔夫选手般，既要具备精准的预判，又要有灵活调整策略的智慧。下图是我们在Bayview 高尔夫俱乐部召开董事会时拍摄的。按照惯例，每次董事会结束，董事长都会安排打一场18洞。

与朋友一起打球，其实是最轻松的。高尔夫球场，如同人生旅途的缩影，起伏不定的地形、变幻莫测的风向，都是对参与者耐心与策略的考验。而朋友的陪伴和鼓励，就像一种稳定器，让我们在挑战面前充满自信，发挥如常。特别是在疫情期间，鲍总每次都能陪伴我挥杆在绿茵场上，与我一起分享高尔夫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美好。还有每次打完球，鲍夫人已经准备了一桌美味佳肴，让我感受到家一般的温馨和友情的珍贵。

疫情期间，种树养花修草坪，成为我慢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家的后院比较大，要想让草坪始终保持勃勃生机，一片葱绿，完全靠人工显然是不行的。2019年春天，我专门买了一台John Deere拖拉机，根据气候情况大约每10天就割一次草。朋友问我，这么一大片草地，你自己割草累不累？我说，开着拖拉机，闻着淡淡的草香，你说累不累？我经常这样想，每次割草都是对完美的不懈追求，也是对生活的认真态度。这份耐心与细致，能够换来一片绿茵场，成为我家后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何乐而不为呢？下图就是经过我修整的草坪。

我还热衷于种树养花，这是一种既能修身养性又能美化生活的爱好。退休以后，种树养花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对自然的热爱，也是一份宁静与和睦的寄托。树与花是大自然的恩赐，它们的生命力在适宜的土壤和空气中能够茁壮成长。在我家的后院，我种下了樱花、海棠、葡萄、丁香和桑树等。春天，树苗在阳光的照耀下破土而出，与五彩斑斓的花朵竞相绽放，为我的生活带来了满满的活力和色彩。我每天定时为它们浇水、施肥、修剪，时刻注意着它们的生长状况，倾听着它们的生长呼吸。这样的日子让我感受到无尽的满足和幸福。我常常站在后院，欣赏着这些我亲手种下的树和花，感受着大自然的魅力。每当我看到这些茁壮成长的树和花，我都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快乐。下图一，夏天的葡萄成熟了，硕果累累；下图二，丁香花开了，我把花蕾摘下后晒干备用；图三是朋友们在我家后院采摘桑葚；下图四，冬瓜熟了，我摘下来送给朋友们一起分享。

游泳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运动方式。作为全身性有氧运动，游泳能增强心肺功能、塑造健美体型、促进血液循环及缓解压力等，展现了其作为全面健身方案的无限潜力。少年时，我曾代表小学生参加上海军民横渡黄浦江；青年时，我曾在哈尔滨畅游松花江；中年时我经常在枫叶之国的安大略湖游泳。如今步入暮年，畅游大江大湖已经力不从心，但是游泳依然是我坚持不懈的运动项目之一。下图一，2000年夏天，我在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加海域划船游泳；下图二，2001年春节，我与家人一起在海南开摩托艇，因为会游泳，所以我不怕掉在水里；下图三，2023年春节，我与家人在菲律宾游泳；下图四，2024春节，我与家人一起在潜水度假村。

特别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游泳以其低冲击性、高安全性的特点，成为了理想的健身选择。我的感觉是，经常游泳对于预防慢性病、延缓衰老、增强心脏功能，是非常有效的。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选择游泳作为健身方式，不仅是对身体的投资，更是对生活质量的一种提升。我坚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游泳将成为我不可或缺的生活伴侣，引领我走完健康、快乐的人生旅程。

打乒乓球，也是我老年健身运动喜爱的项目之一。基于我小学时曾参加校队的训练，几十年后重新拿起球拍，经过一段时间练习，很快就适应了。乒乓球，这项看似简单的运动，实则蕴含着无尽的魅力与挑战。它要求参与者具备敏捷的反应、精准的预判、以及不懈的毅力。每当我轻挥球拍，那小小的乒乓球便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每一次击打都仿佛是与自我的一次对话，让我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找到了一片宁静与专注的天地。

前几年，我两次参加虹口区海联会组织的乒乓球赛，均获得了第二名。今年以来，我加入了超强乒乓球俱乐部，每隔一天就参加一次练球，技艺有所长进。特别是这段时间，在教练的指导下，我学会了直拍横打，大大加强了我左侧的防御和进攻能力。下图就是前几年我在比赛现场拍摄的。

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报告，老年人通过交友获心情愉悦，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对我来说，与昔日的战友经常聚一聚，也是退休后最快乐的时光之一。去年，我们参加了吴克中等战友组织的阳春三月周庄游；今年五月，我在平湖参加了由王兆华、陈树培等战友组织的赴二九0农场55周年纪念活动。

今年二月，我和战友韩光复夫妇和郑俊峰夫妇一起，游览了广西和越南。

康本芳战友更是像兄长一样地关心我，每次我从加拿大回来，他都要召集战友们一起来聚一聚，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与昔日的战友在一起聚会，大家都很开心，好像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年轻时代。

初中的同班同学得知9月5日是我职业生涯56周年的纪念日，临时安排了16位同学，当天在顺风大酒店聚餐，订了16个大餐（因为我初一进校时的学号是16号），令我感动不已！这种没有功利性和纯洁的同学情谊，也是退休后愉悦心情的一种好形式。

9月10日，我应邀参加了致达集团爱晚亭俱乐部在世茂滨江花园举行的中秋茶话会。与昔日的同事分享一下自己退休后，如何践行“养身在于动，养心在于静”，也是一件蛮有意义的事情。

疫情期间，重读孔子关于诗、礼、乐的论述，又有新的感悟。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句话阐述了诗、礼、乐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告诉我们：言修身当学诗，立身之道在于礼，而陶冶情操在于乐。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人之初，思无邪，与《诗经》的意境相合，容易接受善，扬弃恶。所以，言修身当学诗。《诗经》也是孔子收集和编撰的，共305首，每一首都是可以吟唱的。《论语》第七篇有这样的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说的是：孔子与人一起唱歌，看到别人唱得好，就一定请其再重复一遍，以便自己效仿着一起唱。如此求真求善，难怪孔子对礼乐那么精通呢！

《论语》中几次提到孔子唱歌和评论音乐的事，说明了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精神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他不仅自己喜欢唱歌、精通音乐、崇尚礼仪，而且把这种高雅的情趣积极地传授给弟子们。孔子授课的内容就包括音乐，并把《诗经》的每一首谱以乐曲，让学生们吟唱，通过吟唱领悟诗中的神韵和涵义。一个人喜欢唱歌、精通音乐、崇尚礼仪，反映其内心世界充满了仁爱与和谐美好。受孔子影响，我也开始爱唱歌、吟诗文、练书法、学弹琴、写文章……

退休以来，我与一批歌友们经常聚集在一起欢歌，不仅愉悦了心情，结交了朋友，而且增强了肺功能。细数起来，唱歌的益处之多，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首先，对身体健康而言，唱歌能够显著增强呼吸系统的功能，通过深呼吸与气息的灵活运用，不仅锻炼了肺部肌肉，还促进了血液循环，为身体各部位输送更多氧气与养分。这一过程，无形中提升了身体的新陈代谢水平，有助于维持良好的健康状态。

其次，对心理健康来说，唱歌被视为一种情绪释放与压力缓解的有效途径。当旋律响起，歌词流淌，人们往往能在这一过程中找到情感的共鸣与宣泄的出口。无论是喜悦、悲伤还是迷茫，歌声都能成为心灵的慰藉，帮助人们调整情绪，恢复内心的平静与和谐。

其三，唱歌还具备促进社交与情感交流的功能。在欢歌活动中，人们因共同的爱好而相聚，通过歌声传递情感，增进彼此的了解与信任。这种非言语的沟通方式，能够跨越年龄、性别与文化的界限，让人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找到归属感与认同感。

总之，唱歌之韵，不仅悦耳动听，更是心灵与健康的和谐乐章。它以其独特的魅力，滋养着每一个热爱生活的灵魂，让我们在繁忙与喧嚣之中，找到一片宁静与自由的天地。

吟诗文与练书法，也是退休生活的一种情趣。我专门买了一本唐诗宋词的字帖，一贴两用，既用来吟诗文，又用于练书法。今年年初，我陪同加拿大高校校长一行先后访问了上海建桥学院和上外贤达学院，旨在退休前为促进中加大学之间的校际交流和合作，再做一点事。在上外贤达学院，客人对图书馆的智能书写系统，很感兴趣。据贤达陪同人员介绍，此设施可以把你书写的字经过系统处理，当场表成一个艺术品。这让几个外国校长十分惊奇，甚至难以置信。他们提议我书写两个字试一试。皇后大学终生教授、加拿大前国会议长Peter说，今年是龙年，你就写一个“龍”字把！下图，就是我在Peter面前当场书写的“龍”字，大约一分钟之后，一张经过表和装帧的龍字挂图，就出现在我们面前。

书，从聿从曰，上古结细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从百姓之书信到皇帝之诏书，从古之《尚书》到现代书籍，古今中外，书一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文明进步的阶梯。下图的“書”字，也是那天我在当场书写的，以表达“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让外国友人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陈弈迅与谭晶在春晚演绎的《龙文》，有一句描写中国文化特点的唱词：宫商角徵羽，琴棋书画唱。这里，把弹琴放在首位，可见我们的祖先是多么重视弹琴！这一古老而优雅的技艺，如同一股清泉，缓缓洗涤着现代人浮躁的心灵。在指尖轻触琴键的瞬间，仿佛能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那份宁静与纯粹，是任何外界纷扰所无法侵扰的净土。特别是中老年人学弹琴，其益处是多方面的。

首先，弹琴能让人的心神宁静。在弹奏的过程中，我可以忘却烦恼，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这种放松的状态有助于缓解压力，提高专注力，对身心健康有着非同寻常的积极影响。弹琴让人学会专注，每一次触键都是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这种专注力的培养，无疑是对现代人忙碌生活中最宝贵的馈赠。

其次，弹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与释放。它能够将深藏于心的喜怒哀乐化作悠扬的旋律，穿越时空的界限，触动每一个聆听者的心弦。在学琴的过程中，我有机会欣赏到各种风格的音乐，从而开阔视野，丰富内心世界。优美的琴声不仅能愉悦自己，也能感染他人，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音乐的世界里，有机会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分享音乐的快乐。在闲暇之余，一曲悠扬的琴声能给人带来无尽的愉悦和享受。此外，琴声还能在特定的场合中起到舒缓气氛、调节情绪的作用。

其三，弹琴能培养人的耐心和毅力。无论是学钢琴，还是电子琴，都需要长时间的练习和坚持。我与很多人一样，是疫情以后才开始学电子琴的。先是通过一年的在线课程，学习乐理知识和电子琴的演奏技巧，然后就要靠自己坚持不懈地练习了。与我一起买电子琴学习的朋友，多数人没有坚持下来。所以，学弹琴可以培养自己持之以恒的精神，这种精神也会延伸到生活的其他方面，使人生更加充实和丰满。

最后，弹琴需要协调左右手的动作，从而协调左右脑的相互配合。这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我的经验已经证实，学弹琴以后，我的左右手动作越来越协调，左右脑配合越来越默契，记忆力也明显提高了。总之，弹琴让我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天地，让生命因音乐而更加丰富多彩，因弹琴而更加深邃悠远。

我曾写了《琴声与心声》的姐妹篇，上篇的题目是《我心中的华尔兹》。

华尔兹，英文原名Waltz，起源于奥地利北部，被列为国际舞的第一舞种。这是人们载歌载舞最自然的一种表现形式，乐曲以3/4拍为主旋律，舞步以旋转为主，所以华尔兹又称为圆舞曲。圆舞曲根据速度分为快慢两种之后，人们把快的圆舞曲称之为维也纳圆舞曲，而不冠以“维也纳”的即慢的圆舞曲，它是由维也纳圆舞曲演变而来的。慢的圆舞曲具有优美、柔和的特质，舞曲旋律优美抒情，节奏为3/4拍的中慢板。人们在优美的旋律中，通过身体的升降、倾斜、摆荡，带动舞步移动，使舞步起伏连绵，舞姿华丽典雅。与2/4、4/4拍乐曲最大的不同点是：3/4拍圆舞曲节奏清晰、明快，舞步与旋律高度融合，易于学习和入门。

在我的心目中，祖国永远是我心中最向往的主旋律；友情、爱情和亲情也经常成为圆舞曲的主题；甚至儿时的梦想和期盼，也可以用华尔兹来表达……. 特别是我学习电子琴以后，用华尔兹的琴声来表达我的心声，就成了我新的学习目标之一。

专此，我选了10首圆舞曲来表达我的心声。其中，《小白船》和英文歌曲《雪绒花》，代表了我童年时期的梦想和美好时光；《青年友谊圆舞曲》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常让我想起激情燃烧的青年时代；《芦笙恋歌》、《情人山》以及英文歌曲《月亮河》、《毕业生》，都是我喜欢的爱情歌曲；当然，在我心目中最重要的是《我和我的祖国》等体现主旋律的圆舞曲。以下视频，就是我在家练习弹奏《我和我的中国》。

《琴声与心声》下篇的题目是《我心仪的伦巴舞曲》。

伦巴，是西班牙文Rumba的音译，用R表示，也被称为爱情之舞。源自十六世纪非洲的民间舞蹈，流行于拉丁美洲，后在古巴得到发展，所以又叫古巴伦巴，舞曲节奏为4/4拍。伦巴的特点是较为浪漫，舞姿迷人，性感与热情；步伐曼妙有爱，缠绵，讲究身体姿态，舞态柔媚，女生步法婀娜款摆，若即若离的挑逗，是表达男女爱慕情感的一种舞蹈。伦巴是拉丁音乐和舞蹈的精髓和灵魂，引人入胜的节奏和身体表现使得伦巴成了舞会中最为普遍的舞种之一。

2006年初黄浦区工商联举行迎春联欢舞会，要求每个工商联的理事在联欢会上表演一个双人舞。为此，工商联为每一个企业家配备了一个具有表演水平的舞伴。要求通过一个月的一对一训练，到达上台表演的水平。工商联为我安排了一位拉丁舞比赛获奖者刘老师与我配对，我们以电影坦泰尼克号的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的优美旋律，完成一曲伦巴舞。刘老师不仅舞跳得好，而且很会教，居然在一个月时间内通过5次陪练，让我基本上跟上了伦巴的旋律。上台表演那天，我们的伦巴舞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一位领导还专门对我说，没想到何老师还有这一手。

学弹电子琴之后，我觉得4/4拍的乐曲中，适合跳伦巴舞的确实很多，我也专门选了10首伦巴舞曲，以备需要时能够为大家助兴。除了My heart will go on，还有晚风、牧羊曲、鸿雁、心雨、女儿情、游牧时光、十五的月亮、草原夜色美、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其中由著名音乐人黄霑词曲、叶倩文演绎的《晚风》，歌词优美，曲调委婉，节奏明快，令人印象深刻。以下视频，就是我在家练习弹奏伦巴节奏的《晚风》

2021年春天，《朗读者海外精英》社长和总编辑专程来我家，请我担任该新媒体的编审，负责每期《朗读者海外精英》发布前的终审。我想，这是我退休后喜欢做、也是能做好的事情，于是就欣然接受了邀请，担任《朗读者海外精英》编委，兼加拿大华人作家协会理事。我赞赏创办人的初心：在远离故土的北美，生活着数百万华夏儿女。每期《朗读者海外精英》刊登的对象，都是来自政界、商界、科技界和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群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人，也是一群胸怀家国天下的社会精英。他们，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星辰，点缀着曾经的梦想和成功的奋斗历程。《朗读者海外精英》就是通过采访、报告文学、自传等形式，并用中、英两种文字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传播给海内外华人和北美的主流社会。已经发布的精英人物，包括现任加拿大国会议员、省市议员和市长等政界人士，以及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还有为加拿大获取金牌的华裔运动员和大山这样致力于加中友好的中国女婿…….

2021年秋，在中国举办的华夏杯征文比赛中，加拿大著名华裔作家孙博撰写的一篇报告文学，《追随白求恩的脚步》获奖，加拿大商报等媒体很快予以转载。这篇报告文学，主要记载了我来加拿大三十余年来，为促进加中友好和经济文化交流而做出的努力。特别是加拿大前总理老特鲁多和资深参议员赫贝尔年轻时撰写的Two Innocents in Red China，由我策划，2005年在上海出版了中文版，获得了加中两国政府的支持。此书被称为是继斯诺之后，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又一力作，并成为当年庆祝加中建交35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此书中文版的出版，也推动加拿大再版了法文版和英文版，为尔后几年加中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2022年，《朗读者海外精英》用中英文刊登了孙博的获奖作品，受到好评。2023年5月，《追随白求恩的脚步》收入《朗读者海外精英》第一集，并在加拿大正式出版发行。

2023年5月28日下午，阳光明媚，《朗读者-海外精英》第一集新书发布会在媒体注册地加拿大万锦市成功举办，超过30位政要、社团领袖、媒体以及100多位嘉宾，还有《朗读者-海外精英》的长期追随者和支持者到场祝贺。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发来贺信，见下图1；国会议员叶嘉丽女士代表加拿大联邦政府亲临会场祝贺，见下图2；会后，叶嘉丽会见《朗读者-海外精英》社长程炯、总编辑彧蛇和编审何根祥，见下图3。

2023年12月9日，《朗读者-海外精英》颁奖典礼在市政厅隆重举行，盛况空前。加拿大总理办公室代表宣读了特鲁多总理的贺信，联邦参议员胡子修和三级政府代表为三十多位各界精英颁奖，各社团领袖和各界代表数百人参加。颁奖典礼结束后，各文艺团体尽情演绎了丰富多彩的节目，把颁奖典礼的欢乐气氛推向高潮。我也是“海外精英”奖得主之一，感到与有荣焉。以下这组图片，就是在颁奖典礼现场拍摄的。

八、人生之精彩，尽在诸余也

俱往矣，在农场七年，我利用“三余”时间，博览群书，熟读马列经典和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还自学了高中课程和部分大学课程，并接触了管理数学等科学方法。

在工厂五年，我白天正常上班，完全是利用“三余”时间，读完了机械专业的全部课程，并在专业技术期刊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还经过招聘考试，从企业调到事业单位，成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现代管理专业编辑。

出版社七年，我也是利用“三余”时间，成为一个在职研究生，进修了管理心理学、现代管理学、科技英语，以及众多的新学科知识，还被北京科技管理研究中心聘为副研究员、被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聘为兼职副教授；期间我在报纸和期刊上发表文章数十篇，并在出国前出版了三本著译。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我不远万里赴加拿大深造的初心，也是想在新的天地践行和继续学习新知识的重要途经。正如刘吉教授鼓励的话：我在加拿大三十年，已经从一个青年学者成长为一个企业家了。

而比较知情的朋友则说我更像一个儒商，因为我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以谋利为目标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件事：第一，为了促进加中双边的经贸合作，我花费了很多精力和财力，主编了中英对照的《加中经贸与投资》，由国务院新闻办下属的五洲出版社出版，在加中两国免费发行；第二，为了促进加中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我个人出资购买了中文版权，并经我策划，在上海出版了能反映新中国初期真实情况的力作《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第三，为了中国企业尽快与国际接轨，我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出资购买了环境质量管理标准认证软件的中文版，与中国环境管理科学研究院分享；第四，2001年我回国创业，没有选择当时热门的赚钱项目，而是选择创办了上海思考乐书局和上海大众书局，目的就是想引进一种新概念书局，让中国的年轻人养成爱读书、爱思考的好习惯。

六十岁前后，我想到了人生还有第四余，那就是：“ 年逾花甲者，乃人生之餘也！” 我充分利用这第四余，完成了四十万字的《论语通读》；我还接受聘请，在上海一所民办大学当了几年副校长，并在几所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尔后，又出任加拿大一个教育集团的执行董事，致力于促进加中双边的教育合作和交流。

2019年疫情以后，一切经营活动全部停摆。每天闲在家里，不能出门。此时我自然想到了此生还有第五余，曰：“疫情禁足期，乃过去数十载忙碌之余也。” 我充利用了这第五余，不仅学会了徒步行走、打高尔夫球和种树养花的慢生活，而且开始爱唱歌、吟诗文、练书法、学弹琴、写文章……。

我想，一个人若能自觉地利用好以上诸余，其人生安能不精彩乎？其实不完全是。在结束这个美篇的时候，我更多地想到了职业生涯中给予我帮助的贵人和朋友们。谨此，让我表达发自内心深处的诚挚谢意🙏

就像我的人生格言一样：成功是众人的成功，失败是自己的失败。这个格言已经被收入华商格言集。下图，就是这个格言被收入华商格言集的明证。

视频1: 疫情期间，我种树养花修草坪的慢生活，给了我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后院。

视频2: 疫情期间闲在后院练习短杆，使我击球上果岭和推杆技术都大有长进。

视频3：退休以后，打乒乓球是一项简易的运动项目，适应一年四季，且容易坚持。特别是夏天，整天窝在空调房间里不行，我每隔一天打一次乒乓球，每次90分钟，主动让身体出出汗。既加快了体内的新陈代谢，又使我的体重保持在标准的范围内。

视频4: 退休后与孙儿一起游泳，练字，打乒乓，……..让我尽享天伦之乐。

视频5: 1999年10月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作为海外华人代表之一，我荣幸地登上天安门东侧的观礼台，现场观看了国庆50周年庆典的盛大阅兵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