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我生在城镇，长在城镇，自然我是一名“街上人”。妻子病逝后，在老家没有了农村户籍，只有一幢二层楼房和附属平屋留在农村土地上 。如今，我兴建的一栋楼房矗立在杭海城际铁路与海宁洛塘河之间，即金龙小区的一片农村土地上 </p><p class="ql-block"> 我在农村赡养老人抚育儿子，与乡女同患难几十年，如今老了，欲回老家养老，留在亡妻身边，请各位父老乡亲理解我，帮助我！</p> <p class="ql-block"> 1，1980年底，我从部队退伍回乡，即进入海宁农林局以工代干当秘书，报到半月即与乡女结婚。妻子有一个姐姐已经成家，没有一兄一弟，也就是说，我是如今独生子女“两头人家”的先行者。刚在农林局工作，我住的是集体宿舍，便将婚房设在乡下，和岳父岳母同住。当年的三间大瓦房是我们甜蜜爱情的“香巢”，我在这里生下了儿子，儿子在这幢房子里度过了欢乐的童年。</p><p class="ql-block"> 2，1988年，我和妻子一道翻盖楼房，按照当年伊桥乡政府制定的盖房政策，新楼房的面积中，含有18平方米的宅基地是属于我的，也就是说，早在1988年，伊桥乡政府就将我视作村民，让我享受了宅基地的使用权。（海洲街道留有当年建房的审批材料）</p><p class="ql-block"> 3，在金龙村我居住了40多年，其间，我没有享受过退伍军人的住房分配待遇（1987年农林局基隆墩住房落成时，分配名单中有我，而我没有拿房）。我在金龙村的自建房里送走了两位老人，儿子在金龙村办理了独生子女证。</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4，2014年前后，金龙村整体搬迁方案确定后，至2021年共有五次的拆迁同意书签约，其中三次是妻子签字同意的。（海洲街道村镇建设中心留有实证材料。）</p><p class="ql-block"> 5，2019年1月，拆房还地前夕，海洲街道村镇建设中心在我的拆房还地合同上明确写明：有房无户，交纳基础设施费后可以盖房。我在村镇建设中心与蔡祥龙主任交谈三小时，他同情我的境况，明确表示他个人完全同意我在农村盖房，但必须请示市领导。两个月后，蔡主任反馈市领导的批示：“情况特殊，无可比性，可认可。”市领导认可的是我享有的村民资格，认可的是我本来就拥有的农村宅基地资格 。</p><p class="ql-block"> 6，2021年4月，我交纳了有房无户的基础设施费18万元，参加宅基地分配抽签，获得一方单幢的宅基地，当场交纳了15万元单幢房外加款项，即获得我如今已经兴建完成正在装潢中的单幢楼房。巧的是，我家现有的宅基地正是儿子当年在金龙村上学前班的学校旧址，与我妻子的墓地仅一田之隔，且在同一直线上。我将此视作“妻子的选择”。</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7，不久前，党中央作出决定，严禁领导干部在农村盖房，而我完全不同。一，我不是领导干部。虽然我在1982年1月转正为国家干部，但仅仅是一名政府部门的办事员，秘书兼科技宣传员。后来我进入海宁日报社，于1999年申报技术职称时，我选择的是走技术职称的晋升路线，没有选择行政职务晋升路线，担任新闻记者和编辑三十多年。二，退伍后重新工作，凭着两枚军功章进入政府机关，我享受着公务员待遇，但我从没有拿过行政职位工资，退休时的待遇是中级技术职称（虽然新闻中级职称等同于行政局级的待遇）而非行政职务待遇 。三，我在农村盖房，依靠的是我和妻子共同建造的老房子和妻子生前的户籍，儿子早年的户籍，以及我四十多年在农村的守护，可以说，我与职权没有一点儿的关系。</p><p class="ql-block">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说，“新农村建设规划，应尽量保留现有的乡村风貌，要让大家记住乡愁。”我在海宁老家的农村盖房，就是落实党中央“记住乡愁”的号召。</p><p class="ql-block"> 我在老家农村盖房符合法律，且合情合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