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的记忆

耜阳山人

老屋，是记忆开始的地方，是初心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梦魂牵绕几十年的老屋，最近却有点模糊了，我要努力地回想，才能拼齐记忆的拼图，莫非，那也是记忆将要消失的地方么？

干栏式建筑，牛粪的芬芳

农村的房子，大同小异，六十年代的那种干栏式房屋，建在土坡上，房前与屋后的落差很大，按俗语的说法就是：爬坡爬到灶台边。房屋的前半部底层多出吊脚部分，有敞开堆放柴薪农具的，有隔断圈养家畜的，所以人畜混居的现象很普遍。我家老屋也是一栋干栏式土坯房，吊脚部分从外面看不出来，仿佛是两层的房子，一楼的房间门窗都如常，里面其实是牛栏和猪栏。房子中间有个半凹陷的开间是正门，要走台阶上到二层才是人居的部分。这样的房子看起来是美观一点，但家畜的粪便味儿满屋飘散，尤其是夏天，真是牛气冲天。我呱呱坠地，睁眼就是这泥墙青瓦，闻着的也是这牛粪的味儿，本无所谓香臭。大人们还会吧牛栏里面的牛粪挖出来，堆在院子里，像一座小山一样，作为随时取用的肥料。哪怕是学校安排的支农活动，也是到野地里捡牛粪，见到一泡牛屎就像捡到宝一样。所以，最初的记忆里，牛粪不能算脏东西，那味儿也不能称为臭味，乡土诗人甚至说成是牛粪的芳香。但理性总是在与事物疏离以后才有，等到我上了学，尤其是到县城成为城里人的同学以后，才真正认识到，那也是臭味！记忆的画卷由里及外展开，一开始就充塞着晦暗的调子，牛粪味儿扑鼻而来。这种文明程度不高的居住环境，无法选择，作为南方百越蛮族之一，在汉文明的语境里，中原文化离我们非常遥远，这是我开始感觉到卑微的根源之一。

堂屋与里屋，有彩与无彩

在屋里，沙和土夯实的地面，本来应该是平坦的，但到了春天，非常潮湿，脚底常常把外面的泥巴带进来，附着在地板上，干结以后就变得凹凸不平了。从北到南五开间，用木板顺着隔成两部分，后半部隔成几间卧室，每间屋子的屋顶只有一块巴掌大的玻璃明瓦，光线非常阴暗，长年累月弥漫着一股霉味。前半部算堂屋，中堂迎门摆着一张方桌，左右一对圈椅，颜色跟地面的泥土一样灰暗复杂。桌上的什物，我印象中有个圆柱体陶瓷茶壶，一个粗茶碗，一盏煤油马灯，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小时候中堂的木板墙上好像并没有祖先牌位，一张伟人画像始终挂在那里，算是天地君亲师里面的“君”吧！也可能算“师”，因为画像下面写着：“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万岁！万岁！万万岁！”画像两侧的木板上，则经常更换画作，因为我父亲在县城的文化部门谋生，经常带回来一些花花绿绿的宣传画印刷品，糊在墙上。《沙家浜》、《红灯记》剧照是经常有的，《红色娘子军》里面的女红军穿着短裤跳舞，英姿飒爽，《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穿着虎皮夹袄，翻底雪白的披风，一手从腰间掏出手枪，一手伸出向前一推，目光如炬，威风凛凛，给堂屋增了许多鲜艳的色彩，印象十分深刻。

按理说，从小就在这宣传画廊一样的大厅里，也算红色熏陶了，但我的色谱里却还有更多灰暗的部分，奥秘都在斑驳的石灰墙上。那时虽然家徒四壁，但这四壁上又有一些与村里其他邻里房子不一样的地方 ——我家的墙面多了些粉刷的石灰，大门外两侧和屋里内墙面，要先用一层泥草混合的腻子刮上打底，然后再粉刷上石灰，印象最深的是白墙上还用墨汁绘有许多线描，幅面形式和规格大小不一，窗户上是扇形，墙上是像连环画一样的一列方形，除了山水花鸟，我记得还有几付对联，其中有这样一联：“磻溪逢武吉，渭水遇文王。”后来才知道是《封神演义》里的典故。这些都是封建迷信的东西，所以堂屋里的壁画被一排干稻草堆挡住，里屋的壁画藏在蚊帐后面，只有捉迷藏的时候掀开才能看得到。类似这样的不同，除了八仙桌，圈椅，砚台、墨斗、算盘等，就是我爷爷的那一堆发黄的线装书，上学前我只看插图，稀罕那些形貌高古的神仙妖怪，上学后才知道是武侠演义小说，另外，天文地理，唐宋八家，阴阳周易，中医命理等等也不少，封面都失了颜色，内页上竖排着大小相间的老宋体汉字，弄不清是什么年代的学问，我就喜欢瞎翻瞎看，在里面窥见许多神秘的事物。

红色爸爸与黑色爷爷，我要革命

按家庭的标准模版来布局，堂屋里应该端坐着祖辈与父母，左右是儿孙绕膝。因为我的父亲外出谋生当“革命干部”，对幼小的我来说，就是个陌生人，母亲整天在户外忙活，暴躁而严厉，我们敬而远之。而奶奶在我出生前就已经故去，堂屋里端坐的，只有朝夕相处的爷爷。略通诗文的爷爷，给予我的陪伴更多一点，我对他的态度有一个复杂矛盾的演变过程。断乳之后的学前阶段，我与母亲分开睡了，但不是独睡，而是与我哥哥一起挤到爷爷的床上睡觉，每天晚上以一个相同的侧身姿势，弓缩在爷爷的怀里或者后背，听他讲故事入眠。我有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毛病，但好像没有爷爷回答不了的问题，哪怕我问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神，爷爷也能回答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慢慢地，爷爷的见识就成了我的知识，爷爷的观点也就成了我的观点，爷孙同体一样，大概就是佛经里面所说的“无分别心”。等到我上了学，知道有一个叫“社会”的存在，就有了“分别心”。记得有一次集会，我们小学同学被召集到公社操场上参加批斗大会，高音喇叭尖锐的啸叫声呜呜作响，现场人头攒动，同学们像第一次参加嘉年华一样感到既紧张又兴奋。不久，公社书记上台振臂一呼，大家跟着一起喊口号：“打倒地主富农！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然后一溜斗争对象被民兵押上主席台，我惊讶地发现，爷爷也站在被示众的四类分子中间，脑子嗡的一下大了。我从此被迫从同学和老师的角度去看爷爷，原本慈祥睿智的形象，一下变得复杂起来，那种分裂的认知，一个小孩怎么能够承受得起呢？富裕本来是人类美好的生活理想，但我当时却因为有一个富裕的爷爷而感到耻辱，我内心渴望的是“赤贫”，这样才能挺起胸膛说：“我也是个无产阶级！”呜呼哀哉！佛教里面“苦行”的修道模式，佛没千年之后，竟然在东方大国被普罗大众成功弘法，以贫困为荣，善哉！悲哉？除了老屋是我爷爷的馈赠，他的四类分子身份标签，也一并笼罩在我的社会关系里，是与生俱来的烙印。我的许多文明养成大概都与爷爷有关，但我孤僻和沉默寡言的个性，大概也是与他的社会标签有关。印度有一种种姓文化，从婆罗门到吠舍，虽尊卑不同，但好歹也都是雅利安血统里面的分子，唯独首陀罗为本地土著，阶层低贱，是“宗教不救”之人。这样算来，我在那时候的红色宗教里，就是个首陀罗，是“可以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子弟”。羞愤至极，灵魂深处爆发：只有革命，才能实现自我救赎！这是我自小卑微的第二根源。

厨房，革命失败

吃饭的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无数喜悦与失望都是在厨房里发生。我家的厨房是在正房的南头连着一间略小的房子，与正房间有一个拱形的门洞联通。厨房西面吊脚部分仍然是在猪栏的顶部木板上，往外开了一扇悬空的门，通往门外一个木架的晒台，专门作为晾晒农产品和衣物用的，夏天的晚上我们常常在竹板上乘凉数星星，是最休闲的场所。东面也开了一扇门，通往屋后的菜园，由于有对流的空气，厨房倒是一个烟火通畅的地方。在厨房里，火灶是绝对的革命中心，用泥土夯实成高低两个连着的阶梯状方体，再把中间掏空，高的是大灶，矮的是小灶，灶前堆柴伙，灶后是水缸，做饭吃饭都是围在灶台边，并没有别的餐桌。吃什么呢？这是有或没有的二选题，无论好坏。有是因为新的主义好，没有是因为旧的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童年好或不好的问题，从乌托邦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好的，十乡八里，都缺吃少穿，众生平等，难道不好么？但完全没有，从生理本能的角度来说，未免又有些不妙，比如下饭要是有点菜，总是好的。我记得厨房里有个器物，叫不出名称，就是把短树桩一头的中间部分，掏空成擂钵状，往里面放入粗盐、干辣椒，再用擂杆擂成粉红色的细末，拌在稀饭里吃，咸而辣，就算是好的“菜”了。初中的时候，步行到远离家乡的镇上上学，中午不回家，因为来回要走两个小时，觉得太耽误时间，我硬是扛过了三年没有午饭的日子。文人骚客们写乡愁，总免不了要写家乡菜醇厚的味道，然后慨叹今不如昔。我的家乡菜，当然还有五色饭粉蒸肉白斩鸡之类的，但那是极其稀少的遇见，大多数情况下，青菜豆角也要看季节，能保持日常供应的，只有这粉红色的食盐辣椒末了。我要当个赤贫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在具体的吃喝现实面前，一触即溃。

阁楼，风雨飘摇的梦想

堂屋北面的中间挑高部分，用木板隔成一间阁楼，沿着木梯上去，就是我初中以后睡觉的地方。在阴暗潮湿的老屋子里，我独占了干爽的高层，是额外的特权。楼上除了有一台缝纫机，大人偶尔上来缝补衣服，其他时候就是我的独立王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因为独睡，就有了自由，我可以躲在蚊帐里打手电筒通宵看小人书，也可以打开一台小小的收音机，静听遥远的话语与音乐。风从窗棂外吹过，雨在瓦楞上跌落，我大多的梦想，都是在那里入梦和醒来的。自由如诗，有浅斟低唱，也有风雨如磐，老屋后面的土峁上长着一棵大樟树，冠盖如云，硕大的树枝伸展到老屋的瓦面上来，与阁楼上的的睡床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瓦面，这浓荫似帐，在艳阳的日子，是深绿的荫蔽，而在风雨之夜，却变成黑暗的恐吓。因为老屋建在高坡上，本来就是雷电聚集的场所，加上树大招风，黑暗的的夜晚，万叶千声，仿佛千军万马奔走呼号，令我胆颤心惊。雨来了，噼里啪啦，雨水从瓦面的缝隙里滴漏下来，我带着睡意忙不迭地用各种坛坛罐罐去接水，蚊帐上的滴漏就没办法了，用一块大塑料布罩住，但雨太大了，积在布上的雨水越来越沉重，会从某个褶皱处倾泻而下，或者干脆把支蚊帐的竹竿压断，泼天灌顶，这就没法睡了。诗歌中有婉约派的清丽优美，也有豪放派的高亢豪迈，而这老屋里，如果有诗意，应该是忧谗畏饥派，“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我深有共情！

贫穷与危险，九死一生

贫穷是最深刻的回忆，上学之前，你要问我：“什么样的的鞋子好？”我最可能的回答是：“什么是鞋子？”上学以后才有塑料凉鞋，无论春夏秋冬，就是它了！好处是不用洗也不会坏，断裂的地方再找一节旧塑料来，把削铅笔的小刀烧红，夹在修补的两层塑料之间，用手紧压住，“哧”地冒出烟，迅速抽出小刀，破损处就黏合好了。衣服是我哥哥穿短了转让的，有一次，我穿了一件我哥的旧棉袄去赶墟，高兴地在马路上又颠又跑，这一下好了，棉絮从脱线的衣缝和破洞里爆出来，一路飞舞，引得旁人哈哈大笑。因为贫穷，加上安全意识淡薄，危险无处不在，厨房后门由于紧靠着山林，经常有些蛇类蜷缩在门脚，无毒的菜花蛇、蟒蛇最多，有时候也有被我们称为过山锋的眼镜蛇和剧毒的银环蛇，刚开始令我十分惊悚，见多了也就慢慢习以为常。墙缝里无数的毒虫，蜈蚣、蝎子之类的，经常冒冒失失地爬出来，从我们的脚边，甚至从我们的身体上越过，当时并不知道危在旦夕，回过神来才是一身冷汗。所以，关于童年，我并不害怕失去，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我失去贫穷之日，就是革命成功之时。对于生活的理想，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却又让我在卑微中生出革命的梦想，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野外探索，漂泊与回望

我喜欢无所事事地独行，这种习惯在农村被认为是怪异的，碰到相熟的人，总要问：你去哪里？你要干啥？我回答不出来。有时我要在夜里天微亮的时候起来往屋外去，四周寂静而清凉，万物自在，任我端详或无视，断不会有人来问理由。我后来读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对其中描写的陌生风景深深地着迷，才知道世界上也有如我一样孤独的行者。在野地里行走，陌生的场景令我有种莫名的兴奋，而我的家乡正好处在石山和丘陵的交界处，南方丘陵地势低缓而又林木茂盛，既神秘又没有太多危险，让我的这个癖好有了许多实践的场所。小时候跟在大人屁股后面去田地里帮忙，山围河界，再过去就是邻村的地界了，大人一般不让我们小孩继续往前走，但我对延伸的道路充满无限的向往，趁着大人忙碌劳作，我冷不丁就蹿到邻村地盘去了。大多数村庄，跟我们一样的泥坯房，也一样家徒四壁，偶有些不一样的风俗，不但成为我跟小伙伴们炫耀的谈资，也极大地满足了我的好奇心。无路可走的荒坡，我更喜欢，披荆斩棘地深入异地，到达人迹罕至的地方，四无人声中唯我独享，有类似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成就感。村前的石山高耸巍峨，对我来说就是儿时的“天边”，那里超出我的认知之外，带有一种神圣的意味，我不知道山后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有一天，约了几个小伙伴，带上干粮，用一整天的时间把村前的山峰征服了，登顶的时候，回望山脚下苍苍莽莽的丘陵里，熟悉的村庄宛如积木玩具，道路细若游丝，老屋在烟尘中渺小而陌生，拨云见日，这才第一次从客观里重新审视故乡。抬眼望去，远处青山茫茫，地平线外更大的未知诱惑，令我开始生出漂泊的梦想。我逃离喧嚣场所的孤僻性格，让我对陌生与荒寒无所畏惧，终于，故乡渐行渐远。

小时候每天晚上在阁楼上睡觉，半夜总要迷迷糊糊地起来，到一楼靠在窗户边向外撒尿，在昏黑的夜里，闭着眼睛从阁楼上沿着木梯下来，并没有扶手，完全是凭感觉地拾级而下，竟然从未失足；极度饥饿的时候爬到果树上摘果子吃，躺在树丫上一边吃一边睡着了，梦中翻身摔到地上，竟然毫发无恙……生命有很多脆弱和危险，但每每都擦肩而过，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人生既然最终都是一堆白骨，为什么还要来走这一遭呢？多年以后，才慢慢明白，我们是来赎罪的！基督教认为，人是有原罪的，生命只是赎罪的过程，佛教也认为世间万物发展都有因果缘由，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八苦无乐，刀风霜剑，苦寒相催，是我们轮回里面当得的生活，因苦知甜，感谢主的恩赐。同时也知道，施我们以苦难的人，也是罪人，春播秋熟，颗粒归仓，因果轮回，不会有例外。

最近迷上了一款谷歌地图软件，仿佛具备了上帝之眼，在更广袤的范围里去寻找故乡，放大，缩小，再放大，反复端详，故乡，也就是地壳褶皱里的一个普通的地点！要在两个相距不远的地方迁移，有人却要付出毕生的精力，才能到达。最近也常常刷到这样一个视频：在密林里，一栋坚固的屋子，大落地玻璃幕墙，窗外雷鸣闪电，或者风雨飘摇，或者落雪无声，在温暖的壁炉前，一杯温热的咖啡正冒着热气，主人或掩卷沉思，或迎风而眠……蓦然回首，自己现在不正靠在玻璃幕墙下喝着咖啡打着文字么！与故乡的距离，其实也就隔着一块玻璃。他乡，是别人的故乡，从“无分别心”的角度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都是“我们”的故乡！《了凡四训》里面说“地之秽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无鱼。”我大概就是一条泥鳅，在污秽里萌生美丽的梦想，并节节开花，从这个意义上看，说明命运也还是有眷顾我的地方，虽九死一生，但宿命是让我去赎罪的，也是让我来还愿的，怎么可能阻挡我呢！

老屋远去，“哥哥，你大胆的往前走呀，往前走，莫回头……”风行水上，自由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