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的回忆

李涤明

　　作者：胡云霞，是我的母亲。她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言谈举止间透露出大家闺秀的温婉，与深厚的文化低蕴，和知性的魅力。她一生充满艰辛和不易，然而，她却始终以坚韧和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她以一种从容不迫的姿态，站在我父亲身边给予他勇气和力量！始终保持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和期待，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她的伟大和崇高。

下面我把母亲在她们结婚50周年时，为父亲写的《真情的回忆》，利用美篇这个平台保存并发表，这也是对父母的怀念。

作者：胡云霞

2006年12月

前言：

一直以来，我就想写一些东西。写写我的老伴李绍生，但他一直不同意。

今年趁我俩结婚50周年之际，在此将他50年以来的历程，简略的回顾如下，用以作为我们俩50周年的金婚纪念。

过来的50年，我俩在生活中经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可是他忍受冤屈，克服困苦，兢兢业业工作，诚诚实实做人，襟怀坦荡，光明磊落。一步一个脚印为党和人民做出了一定贡献，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认可。

我水平有限，加之年老记忆力不好，只有凭我脑子深刻的印象，实事求是简略的写下这一些，把他的足迹留给后辈。作为他们对长辈的怀念和做人的借鉴。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李绍生生于1929年10月16日，出生在隆回县六都寨镇李家村一个农民家庭。7岁入学初小读了一期，停学在家放牛砍柴或附近白田、曹家村河边淘金（打小盆）。11岁跟随姐夫念私塾一年，12岁入本乡朝阳中心小学，两年毕业后考入邵阳县立中学，插班二年级。因家境贫困，中途辍学，族上见他成绩好，资助他念完初中，1948年考入安江农校。

1949年临近解放爱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各地，革命形势如暴风骤雨，在这革命风暴中，他有着一段光辉的革命历史。他曾经多次向我谈论过这一往事，引为自豪。同时在自传中也详细记载他的亲身经历。

他于1949年6月放暑假回家，不久同乡同学欧阳泰来到他家，向他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及解放军渡江南下的大好形势，用以启发提高他的思想觉悟，此时，同村同学欧阳光宗，也在长沙读书放暑假回来，也传到了长沙闹学潮，反饥饿，反迫害大示威游行的情况，使他懂得了一些肤浅的革命道理，进一步增强了跟随欧阳泰一起闹革命的决心，欧阳见他决心已定发展他为新民主义建设协会会员，不断安排他的工作，面授和他单线联系的暗号为：“诚实“二字，还发给一些学习资料，指令他和欧阳光宗首先在当地组织白田学习小组，对外称“群声学术研究社”。选他为组长，欧阳光宗为以副组长，以切磋学习为掩护，通过这一组织的名义，来开展地下革命工作。

白田学习小组共有成员21人，大部分都是暑假回乡同学。其中主要骨干有：欧阳涛（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已离休）、欧阳林（安徽省政府文化厅对外艺术处处长已离休）、欧阳奎（广州军区企业局副局长）、魏喜先（邵阳市畜牧局研究所所长已离休）、欧阳若虚（邵阳市供销社干部已离休）、刘其元（河南省兵工厂高级工程师已离休）等。这些同志紧密团结，共同战斗，历时4个来月，这4个月期间在欧阳泰同志的领导下，做了如下工作。

一是组织大家学习，提高他们的斗志。主要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土改法大纲》等书籍和文件，集体向毛主席举手宣誓，“拥护共产党，迎接解放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违者天诛地灭。

二是为解放全中国大造舆论，宣传解放军渡江南下的大好形势，在陈匪光中驻地六都寨镇，多次散发张贴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授奖”等传单。

三是组织策反，分化瓦解敌人内部，派成员欧阳若虚利用其叔父欧阳仁（陈光中拜把兄弟）的关系，打入伪交警队，后交警队不予接受，未能成功。

四是壮大革命队伍，串联发动组织农民小组，农民小组有：李南生（胞兄）、李湘谭.李修谭（二亲侄）、李亮生、阳光辉、周术从等30余人。他们在李家庵堂开会，大力宣传解放渡江南下的大好形式，揭露地方恶势力对贫苦农民的剥削与压迫的残酷罪行，激发农民的阶级仇恨。会上个个斗志昂扬，摩拳擦掌。

一九四九年十月，振奋人心的消息终于来到了，隆回县宣布解放。共产党南下工作团正式接管党、政、军领导。他和欧阳光宗以地下党组织名义，怀着激动的心情，到县城桃花坪迎接南下工作队。第二天，随队进驻桐木桥，在刘顶成家的楼上，具体向以王润民、张野林等为首的南下领导同志，汇报了他们地下组织前段的活动，以及当地敌人分布的基本情况。他俩当即被编入工作队，从此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他分配在3区（全县设三个区），欧阳光宗分配在2区。

当时国民党匪军盘踞在隆回六都寨以北地区，陈光中500余人枪，在西山建立大本营。伪交警队袁万中800余人抢，在十里山以上地，自卫总队刘科恕驻司门前。他们仍很猖獗，所以二、三两个区的南下干部20多人只能暂时在荷香桥地区活动。他和欧阳光宗往返六都寨地段收集打探敌情，绘制地形路线图，建议分三路攻打六都寨，在他们的配合下，10月中旬解放军一局歼灭了敌军，解放了六都寨镇。三区干部随即进驻六都寨八家祠堂。由于国民党残部伪交警队势力仍然嚣张，曾一度返攻六都寨，扬言要杀共产党。他们只能白天向群众宣传大好形势及共产党政策，晚上悄悄转移，由他带路离开六都寨镇。一晚换一个地方，较长一段时间都是过着游击式的艰苦生活，很少洗个澡，晚上只能和衣而睡，身上内衣长满虱子，也无法回家换洗，头发长得老长也无暇顾及修剪。他说这段时间最难忘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同年11月上旬，攻打伪自卫总队刘科恕。副县长孙良仁县大队副政委苗日新等领导，率领县大队及我所在的老三区南下工作队80余人枪。凌晨从荷香桥集合出发，直奔司门前驻地祖师殿。下午3点多赶到祖师殿对面的山坡上，形成三面包围，开枪射击，自卫队魂飞丧胆，望风而逃，我部乘胜追击，见敌人驻地热饭热菜，因为我方跑了100多里路。肚子正饿，想来填饱肚子。苗副政委一声令下“撤退”，这时已近黄昏，饥饿疲乏不堪，到龙家湾时，区长将张修林昏倒在路上，我只好到当地找了两根竹竿制作一副担架抬他上路，到十里山时倾盆大雨，实在走不动了。苗政委才下令就地休息。我随即倒地而睡，上面是两，下面是泥，自己全然不知。

第二件，全歼一个残废中队，活捉土匪中队长刘胜长。一次王润明政委，率领三区干部去水源市接收伪隆治乡乡公所档案材料，返回六都寨时，在十里山草鞋铺转弯处，睹面碰上了刘匪胜长率领30余人枪，当时我和裴海文区长打前哨，后面同志相隔20厘米，我灵机一动，立即卧倒，用冲锋枪指向匪众，并鸣枪示警，命令他们举手投降，缴枪不杀，后面闻到抢声，跑步赶到，吓得匪众胆战心惊，乖乖的把枪放下，举起双手，顺利的活捉了匪首刘胜长，俘获了匪众30余人枪。

第三件，1I月上旬，为交警队反攻六都寨，幸好我们当说转移到了丁山的哨脚弯，第二天凌晨到朝阳铺欧阳明鸣凤家做早饭时，饭还未熟，接到情报：“昨晚为交警队反功六都寨。〞我们立即撤至野猪冲一座庙里，为防止敌人残害我家，祖托朝阳破一个堂姐夫到家报信要他们全部逃避并将由广地下工作的文件和宣传资料全部销毁非布在绿都在。三天后，敌人阴谋未能得逞。退驻长娟此次抓走我方南下干部严令和便衣队员龙德堡后由副县长孙良人给未交警队中队长周如虎去了一封信要他立即放人否则后果自负非之大事已去只得将二人放了回来”。

1949年12月，他跟随王润民等南下干部进入司门前（三区），区政府设在刘家祠堂，那时当地土匪和地方势力还很猖獗，他们造谣惑众，加上南下干部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为了顺利开展工作和保护首长安全，他紧密配合王润民同志，深入发动群众，扎根串联。他和王润民同志首先培养一个苦大仇深的农民杨细方为根子。他家只有一个老母，一间草屋，靠为地主帮工为生。向他讲国民党已被打倒了，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在毛主席领导下穷人翻身做主人了，同时以苦引苦，消除他的顾虑，在他们引导下，他母亲哭诉了他家如何被地主压剥削的情况，大大地激发了他的阶级觉悟。以他为主串联了一大批贫苦农民。接着又培养了龚月江、罗承虎（本县统战部副部长已退休）、魏先来（原娄底专署专员）、陈富庭（原小沙江区组织委员）等一批青年骨干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

他在王润民同志的亲自教育与培养下，在实践工作中获得了很多工作经验，受益匪浅，终身难忘。以至后来在隆回县干部中流传着，说隆回县有三个半讲手（说客），他算得上一个，虽然言过其实，但其在工作中的口才确实受人称赞。

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开展征粮和剿匪反霸工作，他和武装部长刘兴魁同志分在魏家段（魏源故居），住在庙山一个祠堂里，这里是大地主恶霸集中的地方，大地主魏克、魏湘裕、伪司长李芳玉等，各修有碉堡，每个碉堡都有10多条枪把守，常年收租都在3000担以上，周围土匪常年猖獗。晚上他们紧闭词门，不敢轻易外出，即使如此，一到晚上枪声不绝，指名道姓威胁他们。土匪不断抢劫农民财物，牵牛杀猪无所不为。对这种嚣张气焰他们无所畏惧。照样进行工作，召开地主会，讲政策，将征粮任务分摊到地主名下，限期完成。一次地主魏克勤耍花样，动员数十农民用带子背着少许粮食，前来替魏克勤交任务和求情，说魏老爷有困难交不出粮食等，他们立即揭穿了地主的阴谋，说服农民回家。

他们一面催收公粮，一面进行剿匪，一次接到农民报信，白牙山有一小股土匪，经常打家劫舍，他和武装部长刘兴魁化妆成农民，凌晨出发，到白芽山时，只见满天大雾，在知情农民的指引下，冲进院子，土匪见势不妙，乘机仓促逃跑，在土匪住地房子里，缴获了手枪一只，腊肉十余斤。

1949年12月底，县公安局审讯犯人得悉，国民党残部势力计划暴动，攻打三区政府，同时还供出了一份20多人的骨干名单。县公安局派保安科长子林同志，连夜带名单前来三区区政府配合破案，立即摸底掌握，一个晚上全部抓捕归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暴动阴谋。

由于他的各项工作表现突出，立场坚定，取得了区领导同志的信任，于一九五零年一月入团，同年三月入党为预备党员。

在剿匪中也出过一次事故，有天晚上他率领小一个小组巡逻，在上墦溪至石桥铺的高山上，听山顶有柴草响声，这边喊口令，对方不但答不上，还首先开了一抢，他们以为是土匪，大家一起开枪，导致误伤了一个农民，名叫李才来，发现后立即送当地驻军408团卫生队，抢救无效死亡，后追认为烈士。

1950年11月，未知何故，突然取消了他的预备党员资格，调县武装部任政治股长，主要是组织训练民兵，壮大地方武装，保护人民群众的胜利果实。后来通过一系列运动，国家形势一派大好，社会秩序稳定，人民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无盗窃、无赌博、无娼妓、无诈骗、无乞丐，人人安居乐业。

1951年抽调他参加搞土改，分配在荷叶塘乡袁家冲村，当时群众顾虑重重，怕共产党不长久，要消除人民的顾虑，相信共产党只有做艰苦细致的工作。除广泛进行宣传外，采取扎根串联，他扎根在一个雇农周今生家，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以苦引苦，启发他们阶级觉悟，通过他串联，全村贫下中农成立了农会，斗争了地主。没收了地主的土地财产分给了贪下中农。

1952年土改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参加邵阳地区举办的。审干学习班，一起参加的主要对象有隆回地干班，资江公学分配工作的学生。目的是为纯洁革命队伍，方法：采取自我交代，人人过关，他无所顾及交代了前面所写的开展地下革命活动，与组织“群声学术研究社”等情况，却遭到质疑，指责他哪有这么大的胆子，纯属一派胡言，不相信他的交代，因此过不了关，回县后，组织上为了搞清他的问题，派干部马远求、谢和青等同志去丁山乡专案调查，结果与他交代的事实基本吻合。后来也未追究此事。

同年，王润民同志任县委书记，把他从武装部调到六区（三各司）应代理区长，由于上级正确领导，他在各项工作中成绩卓越，获得了当地群众和领导的好评，经县委副书记屈思琪，组织部长赵瑞华二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阁司是一个严重旱灾区，根据上级精神，号召新修水利这对当时农民来说还是一件新鲜事物，不容易被接受，加之农民刚分到土地又要调整一部分，这难度可想而知由于他善于做群众工作，和群众打成一片，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群众很拥护。他说服农民选择在罗白的落马乡修建一座水库。在建水库过程中，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以实际行动感动他们。短短的几个月，隆回县第一座水库一一落马水库建成。随之长铺、荷叶塘、新内冲等水库相继建成，村民在水库放了鱼苗，水库的建设，把常年遭受旱灾颗粒无收的旱田，变成水旱无忧的良田。在新修水利中，为了提高农民劳动功效，保证质量，还创造性发明了土法压土机，节省了劳动力。人民日报专门还刊登推广，全县通报表扬因工作出色得到了县委领导信任，把他从六区调到县委办公室任代理主任。

六区农民为感谢党，感谢政府，也未忘记他亲自领导的成果，冬天干落马水库时，挑选了一条最大的草鱼送给他，他把这条鱼放在县委食堂与同志们共享。

1954年搞合作化运动时，县委领导要他带县工作组，到司门前羊谷坳办集体农荘一一先锋农荘，他带领10多个工作队员，进驻羊古坳。按照苏联模式，发动全村农民把土地农具集中起来，农荘设主席一人，另设生产、财务、保卫等股室，下面有8个生产队，一个养猪场，在望云山设一个垦荒队。农荘干部由荘员选举产生，工作队审查批准，农荘成立后，荘员们兴高采烈，敲锣打鼓到县里报喜。不到一年出上面出现一股左的思潮，全县普遍出现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农荘体制不相适应，从此先锋农庄寿终正寝。

1955年撤区并乡，它调到桃花坪乡，被任命为乡党委书记，全乡共有10个高级社，县委确定该乡为全县重点乡，县委副书记范青云，常驻桃花坪乡，因两人配合默契，工作展开的有声有色，常在该乡召开全县乡、社领导经验交流会，正当工作蒸蒸日上，得心顺手时，厄运接踵而来。

1956年肃反运动中，组织突然通知他参加肃反学习班。原因是怀疑他1949年7月参加的地下革命组织是反革命组织，还听信谣传说他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伪交警队要他接受审查。在那两个多月的日日夜夜不许出县委机关大门，白天参加所谓反革命分子批斗会，晚上学习写检讨交代，他直言不讳又如实交代过去所做的一切，为了搞清是实真相，组织上又几次轮流换人到当地调查，结果与交代完全一致。调查人员还亲自到安江农校调查，并拿回了他的学习成绩单，证实他确是1949年6月离开学校的，短短4个月的不可能干反革命。事实澄清后，组织上变委派专案组贺恕和同志找他谈话：“绍生同志，你的问题组织上给你搞清楚了，你继续回单位工作不要被包袱。”

以上问题。1952年在邵阳学习班已经交待了，上级又派人员调查了，与事实并无出入，为什么在肃反运动中又定为肃反对象呢？主要原因是在当时极左路线的影响下，隆回地下党组织发起人欧阳宝堂被打成反革命，并判刑（平反后病死在芦溪）。李绍生也就成为被猜疑的对象。

在肃反审干中，还有一个幼稚可笑的提问，专案组一个领导同志找他谈话。见没有矛盾可挑，就反问：“在当时国家形势正处于白色恐怖中，你一个学生，为什么有这个胆子参加革命呢？”可见他们不了解当时日本侵略的残酷罪行，和国民党对广大人民剥削与压迫，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人民起来革命，学生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国救民，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

经过反复调查，既没有什么问题，最后肃反领导小组结论为：“他们的组织，具有革命进步性，又有投机性的两面组织。”也就这样不了了之。这一种结论真叫人啼笑皆非，革命的本身就不存在什么两面性。

回到工作岗位后，他并没有田受到不公正的审查而闹情绪。仍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同样受到该乡干部和农民群众的信赖和尊重。

这一年12月，我俩经县委副书记范青云同志介绍，在桃花坪乡结婚，婚礼很简朴，白天照常开会，在食堂吃饭，晚上有通讯员张罗买了一点纸包糖，烧了一壶开水由范青云书记主婚，县委书记王润民，副书记曲思奇，宣传部长魏嵩岳，和在机关的几位同志参加，当时我也和魏部长在桃花坪乡蹲点，按照规定婚假三天，为了工作需要，不到三天我就下乡工作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才回来参加县里的扩干会。

1957年全国轰轰烈烈反右派斗争，无疑他顺理成章又被列为反右的重点对象。1958年基层反右全县组织基层干部集中开会学习，号召大家大鸣大放，写大字报，作为一个乡党委书记，他是小组组长，领导大家学习文件，他并没有大鸣大放，也没有写大字报。学习转入第二阶段，一夜之间乌云密布，揭露他的所谓参加反革命组织的大字报，横幅，标语在文化宫内到处张贴，反右组领导小组大会宣布：“李绍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敌我矛盾、要低头向人民认罪，只有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同时要把他过去组织上给他佩戴的小手枪也没收了，这是他最痛心的，缴枪如缴命，接着就是大会小会进行批斗，会上喊“打倒李绍生”的口语口号声惊天动地，不但要打倒，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真是五雷击顶，怎么承受得了呢？当时在那种压力下有口难辩，后来他对我说：“要不是想到你们母女俩，否则我也不想做人了。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想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并没有错，搞地下革命，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做生死斗争，又是一个纯粹的学生参加革命后任劳任怨，赤胆忠心，积极为党为人民工作，紧跟是共产党，想不通一下子成了右派，但他相信总有一天组织上会搞清楚的。”

会后宣布：“在文化宫集中食宿，看管，不许乱说乱动，不准与任何人联系，来往交谈，随时准备批斗，休息时间参加劳动改造（当时文化宫正打井），接受工农群众的监督，等待组织处理。”宣布后工作人员监督回家拿食宿行李，他见我一句话没说就晕倒过去，几分钟才苏醒过来，这时我好像做了一场噩梦，没想到自己一下子做了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当时想大哭一场，可是不敢哭，也不能哭，这是阶级立场问题，说不好又要给我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这在精神上对我打击很大，我平时是一个性格开朗，歌声不离的活跃分子，在县委机关领导同志对我都很热情，每逢春节联欢晚会上，少不了我常常成了他们的拉拉对象。在工作上，我是隆回县第一届广播语音员兼组搞，其他单位同志对我也刮目相看。不料突然遭此沉重的打击，实在受不了。从此我沉默寡言。为了连累别人或受人白眼，出门不敢抬头。见到平日要好的同志，低着头擦肩而过。在家和一个不到一岁的女儿（涤明）相依为命。

自从他去劳动改造后，离别整整两年，没有见过一次面，也没有通过一封信，除了工作之外，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孤独的面对生活，组织对我也不信任了，我在工作生活中的辛酸苦辣难以言表。

反右结束后，紧接就是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当时女儿涤明不到8个月，还是哺乳期。把我抽调下去参加工作组，无奈，只有断奶，把它寄养在好心人刘奶奶的家里。我背着难舍难分的重重包袱，离开县城，同工作组的同志下到六都寨区，我一个人分到丁山公社白田大队，长住六工作组，吃在食堂，住在农民家里，每天带领社员在田间劳动。工作组其他成员大约一个月陆续回县城机关去了，把我丢在下面不闻不问。一年多后，因要调动我的工作才通知回县城。从此，把我从工作多年的县委机关，调到县文化馆。刚安家不久，县里号召各单位抽出一批干部下去参加大跃进和劳动锻炼。我又是第一个抽的对象。文化馆共抽两人，都是分到沙子坪铁厂。那个同志分管后勤，把我分配在炼铁车间当炉顶工，与男劳动力同等待遇，每月大米四十五斤，任务是从仓库运铁矿，捶石灰石，到焦厂运焦炭，这个工作很艰巨，如配、下料稍不及时，就会影响整个炼铁流程，严重时高炉就要报废，我们的任务只有赶在时间的前面，三班倒，劳动强度很大，我的手掌和肩一次又一次起泡、脱皮、只有咬紧牙关忍着疼痛，生活艰苦，但很少尝到油、荤类食物，菜是从桃花坪运去的一些冬瓜、南瓜、丝瓜藤做的杂菜，吃起来满口是渣。通过一段时间的磨练，体力反而逐步增强，原挑一担几十斤，后来最重挑到160斤。同我一起下放铁厂的男女干部都是安排一些轻活或搞内勤，这不公平的安排，我也有自知之明，再苦再累，只能默默承受。

秋收后，全民皆兵，大办钢铁。因工作人员不够把我从钢厂调到沙子坪煤矿，要我带一个营的民兵，任命为营长。一千多人的政治思想，生产生活，安全保卫等由我一个人承担，任务是：大拆民房，挖露天煤，工作不分昼夜的干，每晚很难睡上4个小时，由于工作量大，嗓子常是嘶哑的。

大兵团作战结束后，紧接着就是整风整社（反右反左倾）四清等，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使我很难照顾家庭和小孩。女儿涤明不到两岁，送幼儿园全托，当时正处于苦日子期间，在生活上，县里对幼儿园还是特殊优待。因为我长期不在身边，周末别人家的母亲和亲人把自己的小孩接回去，享受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而我的小孩放在幼儿园很少有人过问，一次幼儿园阳阿姨告诉我：“涤明好可怜啊！她经常问我，大阳姨，别人家的妈妈都来接小朋友回去，为什么我的妈妈不来接我。我好可怜啊！”。当时我鼻子一酸，眼泪一刷的就流了出来，眼里流泪，而心里流血，每到星期天我就想到她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幼儿园，我心里非常难受，唉！天下的母亲谁不疼爱自己的孩子，我身不由己。那时我真想发一场什么病，回家陪陪女儿。这段生活让我女儿的个性变得孤僻、倔强，特别与父亲从小分离，直到读书时八岁时才喊爸爸。

　　1958年9月，组织宣布处理结果：“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送三阁司农场劳动教养〞，但是他不服，向领导质问，我既没有参加大明大放，也没有写大字报，怎么划我右派呢？答复说：“你有严重历史问题是客观存在，虽不构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是不折不扣的〞。在那政治压力之下，真是有口难辩。

后来他告诉我说，在农场经常遭受管教干部王江海的斥责与刁难，冰天雪地强令去浸冬田打肥凼，劳动强度大，饭也吃不饱，只有乘放牛之机，和同伴到山上拾人民公社丢失的红薯充饥。当时只有一个信念，坚信共产党是伟大的，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总有一天会洗清冤屈。他也知道我受了不少委屈，承受很大的压力和痛苦，并没有和他提出离婚，这样更坚定了他的信心。因此咬紧牙关，刻服一切困苦，坚持到底，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等闲视之。正在此时他哪知道母亲在家得悉，最心爱的儿子被打成右派，悲痛欲绝，茶饭不思，每天对着县城方向哭喊，因忧气交加，不久长辞人世，临终前母子未能相见，这是他终身的遗憾。

1959年转到邵阳平瓦厂劳动改造，平瓦厂领导罗主任是桃洪镇人，见他劳动刻苦，思想各方面表现很好，不久安排他担任生产组长，在厂里作为干部使用，一年后经群众评议组织批准，于1960年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回本县安排工作，组织部分配他到县采购经理部，工资由原来的19级降为25级。当时正处于过苦日子，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限额凭票供应，粮食机关干部每人每月25斤，下到农村工作的每人每月30斤，计划外的物资价格昂贵，每月工资拿不到三斤猪肉或一只鸡，人们称我们是一只鸡或一只兔子的干部，少数干部思想动摇自动离职回家当农民。当时我正怀着儿子勇谭（以下称小勇），严重缺营养，手脚都肿了，一天傍晚，他见单位的仓库周围白杨树上栖息不少麻雀，和同志们用鸟统打了几十只，用棉花籽油做给我吃，真巧，第二天手脚就消肿了。

单位安排他当生产培植员，重点在罗白、民族公社，发展经济作物，培制辣椒、大蒜、生姜、百合、烟叶等，收购农产品并与农民签订合同，一干就是5年，在这5年当中他回顾说做了如下三件大事。

一是恢复发展龙牙百合生产。当时全县龙牙百合濒临绝种，他和紫阳区供销社曾德汀润同志一道，走遍了全县各个角落，进行摸底调查，在小沙江茅坳和高坪的红沙塘发现了一些种子，收购起来不到200斤，想要大力发展，种子大大不够，他率领农民赴岳阳调种，种子还是有限，就采取自繁自育，自力更生的办法。种子问题解决了，面积逐步扩大，1965年产量达到了300余吨。省外贸确定我县为龙牙百合出口基地，在资金和化肥供应上，给隆回大大的支持。

二是从无到有发展烤烟生产。隆回县烤烟是一片空白，当时农民只习惯种晒烟，因烤烟技术性强，程序复杂，但烤烟质量高，效益好，税率占总产值的38%，能为地方财政增加收入，1962年县里号召下面种烤烟，具体工作交给采购经理部，单位领导要李绍生具体负责，他毫不犹豫，趁收制烤烟季节，带领一个叫丁鹿鸣的砖工到新邵县学习种烤烟技术和制作方法，短短时间，懂得了从育苗、管理、壁、扎、上抗等一系列的操作过程，并编成技术资料，发放到下面。自己亲自搞示范点，在罗白公社的百合场试种了七亩烤烟，并修建了隆回县第1栋烤房，取得成功后全县进行推广，为我县烤烟生产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是为洪塘人民造福，他虽工资少了，职务没有了，工作照样积极，和同志们的关系相处很好。当时县委书记魏先来在桃花坪洪塘高级社蹲点，见他农村工作经验丰富，把他从单位抽出来，参加洪塘的示范点。因他工作积极，为推动全县工作起到很大的作用，领导很满意。

　　君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一次正是阳春三月，春雨连绵，洪塘水库涵洞突然穿孔漏水，干部非常着急，如果不想办法堵住大坝，一旦冲垮下面很多农户，和桃洪镇部分居民将会遭灾，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在干部一筹莫展之际，他想只有立即堵住漏孔才能挽救大坝，情急之下，他顾不得天寒地冻，当机立断，喝几口酒跳入水库，深入4米多深水中反复数次，用絮被和三合泥，终于把漏洞堵住了，免遭了一场灾难。当他自己上来时，全身冻的发紫，还患了几天感冒。

他说，“有时想到自己一清二白，组织却还不信任，太不公平，太委屈了，尽管工作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由于有右派分子这个污点，评不上先进，加不了工资，无奈，只有忍受委屈，从紧张的工作中为自己求得解脱。即使开除了党籍，仍以党员的尺度衡量自己，为人民多做点实事，这是我一生的追求。虽然组织对我处理不公平，好在有一个温暖的家，和孩子们在一起还是生活的很愉快。

好景不长，1966年全国开展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他是一个老右派，老走资派，无疑是冲击的对象，文化革命一开始就对他实行群众专政，接受群众监督，戴高帽子游街，大会小会批斗，没完没了写检查，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包括家庭出身），集中起来办学习班，由工宣队领导（从工人，农民造反派头头中选拔出来的），采用逼供讯，搞人人过关。学习班结束后，下放到基层劳动改造。

第一次下放在县氮肥厂，接受工人的监督改造，时间约一年。

第二次下放县屺石水库（现石门乡），接受农民的监督改造。由于他劳动积极，加之原在县工作时小有名气，当地干部对他非常热情，并不另眼相看，劳动对他也无压力。

第三次下放到七江农科所，接受工宣队的监督劳动改造，每天清早给毛主席早请示，读毛主席语录，白天和工人劳动，晚上参加批斗、学习，向毛主席晚汇报，喊口号“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语录不离身，口号不离口。

文化革命中，我在周旺区公所工作，知道会受到老李的株连，我从没有参加过造反派，经常下到基层埋头工作，后来还是不能幸免。1968年区机关造反派把我和陆桂芳副区长（走资派）揪出来，说我是大地主的狗崽子，为右派分子涂脂抹粉、鸣冤叫屈，想为右派分子丈夫翻案。教唆自己不到三岁的儿子说他的脑壳比毛主席还大，用横幅和大字报在区公所外面张贴。我看了之后，脑袋好像要爆炸了一样随即和走资派，所谓地、富、坏、右分子戴高帽子到周旺铺游街，接着由造反派成员肖朝宗（区公所公安干事）严肃宣布：“胡云霞从今天起群众对你实行专政，现在准备被子等行李，我送你们去周旺公社荐楼大队园艺场学习班学习，写检查交待，和农民一起劳动，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去园艺场的路上我实在忍不住脑子的愤怒，大发雷霆，质问：你们哪个有我对党的工作忠诚老实，兢兢业业？至于家庭问题你们去调查，说我为右派分子丈夫翻案和教唆小孩的问题，这纯属胡说八道，都是刘梅青（集体人员）这个家伙无中生有，充当假积极踩在我的肩膀上想提干。后来我在检查中一一做了交代，关于为右坏分子翻案问题，通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我说话特别谨小慎微，对于老李的事从未和任何人谈论过，只有一次在区公所菜地劳动，刘梅青突然问我为什么找老李，我说他身体好，原是县机关篮球队员，两人文化相称。另外说教唆小孩完全是捕风捉影，儿子小勇，因为在过苦日子所生，缺乏营养，头显得大，平日同事肖朝宗爱逗他，摸着他的脑袋说，小勇的头好大，将来一定当大官，小孩无知以为是夸奖他。一次在区里召开团支书会，休息时有几位同志在我房子烤火。儿子小勇指着桌上摆放的毛主席小型石膏像，对那些阿姨叔叔说，你看毛主席像的脑袋还没有我的大，当时我伸手去打他，被那些在场的同志拦住了，我还把他教育了一顿，后来通过调查那些同志如实证明了此情况。

出生问题，革命领导小组派造反派肖朝宗、周再喜到我老家调查，回来也没未说什么。后来问我弟弟胡炳德才知道我家是工商业。以致在文化革命中除参加过两次陪斗外，还从来未对我批斗过。

1969年运动进入整改阶段，第一批把一些县属机关单位审批对象，在农科所办学习班，搞人人过关，由工宣队宣布重新进行“解放“，对个别抵触不服的，留在农科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评反。

学习班结束后，等待处理到1971年才正式宣布：“李绍生被清洗回家，工籍、党籍全部取消，我也随他一起下放到家里，后按政策我只下放一个月，从此他带着小孩在丁山公社李家6队，当了8年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回到家一无所有，两袖清风，从家门到校门到机关再回到家里，住着一间祖传下来的破旧不堪的房子，还是侄子李修谭请人整修好后一家四口挤在一起，当时我内心深处为他不平。一个出身农民家庭纯粹的学生，冒着生命危险干过地下工作，解放前后在土匪地方等恶势力进行面对面的生死搏斗，参加过剿匪、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当个先进工作者，职务上当个当过武装部政治股长、区长、县委办公室代理主任、重点大乡党委书记，一直坐顺风船，青云直上。今日弄个清洗回家，受这样的委屈好想吗？但他不然，能面对现实，对这难以理解的惩罚，从未发过牢骚，我认为他的意志是坚强的，胸怀是宽广的，头脑也是清醒的，所以后来在那八年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农民群众的信赖和尊重，工作上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他回家后没有因委屈而气馁。一心扎根农村，立志当一个实实在在的合格农民。当天晚上就和兄弟侄子们等一大家子一起座谈，了解生产队生产生活情况，和社员思想动态。

第2天就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边和社员谈生产生活情况。当时社员思想比较混乱，生活困难，反映出工不合理，原因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刮共产主义风，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挫伤了农民的元气，搞平均主义，按低分记工分，男劳动力每天十分，女劳动力五分，社员出工不出力，形成出工慢吞，收工一窝蜂，收入很低。每个劳动日价值0.2元，粮食亩产400来斤，全年人均口粮只有300多斤。社员生活不得温饱，叫苦连天，有些劳动力强的上山打蕨粑充饥。这些他都听在耳里，想在心里。晚上召开队委和全体党员会，座谈商议，统一思想认识，研究了七条措施：

1、劳动力按定额记工，采取多劳多得，调动劳动力积极性。

2、实行科学种田，选用良种。温室育秧，提前双季稻季节。

3、扩大粮食作物面积。土改田20余庙。

4、调整产业结构，杨长避短，以粮食为主，发展多种经营，充分利用耕地面积，搞粮棉、粮辣套作，科植烤烟、百合、白术，白芍等药材，发展生猪生产，利用两座荒山，开辟一个柑橘园，两口塘派去人养鱼。

5、开辟肥源，稻田用全部种上红花草子。

6、解决水利，修建水门泵，把六都寨河水引上山，达到旱劳保收。

7、党员和队委会成员分工负责，立即行动。

第三天晚上召开社员大会，队委会宣布今后发展规划，落实实行措施。

劳动力积极性迅速调动起来了，当务之急是肥料问题，他苦思冥想，想起了一个问题，经过三年苦日子各单位在上级的号召下也搞了一些养殖业，改善职工的生活，六都寨造纸厂食堂办了养猪场，加上近千人职工，以及造纸废料，这批肥料运来，把肥料问题基本可以解决。当机立断，向纸厂的同志求援，很快得到了厂领导和后勤负责人邹焕杰同志的支持，把纸厂的肥料无限期包老了下来。他亲自带领社员到造纸厂运肥料。有了肥料，加上精工细做，第二年的粮食和经济作物双丰收。县、区、社、队各级领导群众参观的络绎不绝，附近的学生也来实地教学，由老李给他们讲课。生产队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先进单位称号，队长李湘潭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并出席了省劳模大会。从此，李家六队闻名全省。

这一年水轮泵建成，水力达到了自流灌溉，原用人工提水改用小型抽水机。水利问题解决了，社员的收入增加了，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劳力有了剩余，除家家户户养猪外，集体又建起了养猪场，同时把几十亩荒山全部开垦，栽上了柑桔树。为了减轻劳动力强度，集体办起了动力打鼓机、耕田运输用手扶拖拉机、碾米机、粉碎机、自动扑滚机等生产工具。总之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新套套，到了1976年人均粮食达到了2000余斤，劳动力价值每劳动日（10分）2.5元。由于尝到集体的甜头，该队集体生产延续到1985年才承包到户。

这8年中他为生产队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该队的影响下，本大队其他7个生产队也带动起来了，因此，他受到了家乡广大群众的尊敬。

几年来，他不但为生产队出谋划策，他的忘我劳动精神和责任感，也是有口皆碑。如当时氮肥紧缺，为了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千方百计找熟人和老部下及有关领导批氮肥指标，亲自出马找汽车，同司机到冷水江氮肥厂运氨水，在车上夜以继日的排队守候，当时正值六月久晴不雨，在太阳蒸烤，炎热难忍，他几次昏倒在地。还有一次把氨水运回到池子边亲自去卸，正揭盖去放时，因车子倾斜过度氨水突然大量向外冲出，一股氨气喷来当即晕倒在地，等送到医院抢救醒来时，第一句话就问氨水都灌好了没有？并说运回一车氨水好不容易呀！为了具体集体利益，冒个人安危而不顾，在旁边的护士和医生都受到感动。为了修建养猪场，和社员一起到几十里远的大东山去扛木材，一次因树太长太重，转弯时差点被树压倒，结果把腰扭伤，以至后来留下了腰肌劳损的后遗症。

公社有事也常来找他，三年苦日子教训之后。各级领导开始重视农业生产，到处批氮肥指标，可又碰到运输困难，丁山公社企业办主任李修谭通过关系，从云南买回一辆4吨货运旧车（美国佬），从引擎进到所有零配件要全部更换，重新组装，公社领导见老李办事能力强，人员关系好，从生产队把它抽调去完成这艰巨的任务（作为生产队的上生的义务工每天十分）他欣然接受了，却首先遇到了一个困难，当时物资紧缺，任何东西都要按计划，领导审批。他想只有通过当地领导，到六都寨区找区委书记黄君奇写信给地区计委主任，找他批了一部引擎，随后到了邵阳汽修厂找老同学周今生（人事科长），在该厂配备被购买了大部分零配件，又找本乡在邵阳运输公司的司机阳名书，去武冈汽修厂购买四个旧轮胎，基本就绪后，再回到六都寨机械厂组装。从批指标到购买零件，跑了十哪个单位和个人，用了将近三个月时间，终于把一辆废车组装成一辆四吨卡车，后来在运输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通过这件事，联想到他的一贯工作，在我脑子里好像他没有办不成的事。

对孩子们的教育非常严格，有一次发现儿子小勇抽烟（刚上小学），关着门用竹帚抽打和教育。但生活上却很关心，下放在屺石水库时，一次水库打捞鱼，他想到在家的孩子生活艰苦，水库卖给他10多斤鱼，晚上十点钟了，连夜从屺石水库到丁山老家，经过30多里山路翻山越岭回到家已是深夜2点多了，那天我正在县里开会回家，当时我心里非常难过。再回顾到1964年春节期间，一天他正逗着儿子小勇玩耍，忽然小勇手中一个毛主席小型塑料像章，上面有别针，到处寻找不见，可能不小心吞肚子里去了，用了很多的方子没有发现异常，小勇照常活泼蹦跳，医生说好好观察，如果发现肚子痛等异常现象，及时送医院。春节后我到城步参加四清工作去了，他在六都在建华工作队工作，大约一个月后，小勇突然肚子痛，寄养在刘家的刘奶奶把情况告诉单位领导，他接到领导信时已经下午5点多了，要从建华赶到县城，这时又没有车，心急如焚，不顾天寒地冻，徒步就走。幸好到六渡寨遇到一辆便车才顺利达到家，第2天到医院检查没有发现问题产生了一口气。

　　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拨乱反正，蒙冤受屈20年，于1979年为他落实政策，恢复党籍、工籍和工资待遇。

二十年来的辛酸苦辣，对家庭和小孩株连。真是一言难尽，在生活上全家四口工资不到70元，除了每月小孩的寄养费和生活外所剩无几，加之三地分居，为了填补经济的不足，把有限的钱用在刀刃上，我除了下乡工作外，趁回单位开会的时间，衣服破了自己补，脚上除了每人一双解放牌雨鞋外，其余一律穿的是制作的布鞋。蚊帐买麻自己接（一共接了三床麻帐），枕头采用小米壳，帎套花自己绣，后来节省了一些钱买了一台缝纫机。衣服被子自己缝，晚上我从未在1点前睡过觉，当时，我感到繁忙的工作和家务对我也好。不但把家庭生活能勉强安排好，还充实了我的孤独和苦恼的精神生活。1967年5月第1次带儿子小勇到武汉探亲（姐姐身体不好），小勇实无一件像样的衣服和鞋子，只好向刘奶奶的孙子刘龙云借了一件浅蓝标布衬衣和一双半星的球鞋。

1969年，我从隆回二中第2批学习班结束出来，请求组织照顾，从周望区调到六都寨区，临时安排在丁山公社搞三分之一的点，趁此我把小孩从县城迁到丁山老家，姐弟俩独立门户，由侄女李秀英帮忙打打招呼，那年涤明只有12岁，小勇7岁，安排在丁山小学读书。1970年我正式调到长鄄工作，不久就去芷江修铁路，时间一年，他们姐弟俩除了上学外，家里还养了一头猪，10多只鸡，10多只鸭，一条狗，放学回家，涤明在家做家务，小勇扯猪草。一次他不知情，把队里种来做肥料的红花草子很快扯满了一筐，高高兴兴走回来，却被姐姐骂了一顿。星期天，姐弟俩同队里男女老少到离家10多公里的大东山半山腰打柴，小勇还兴有八岁，堂兄、嫂、姐、见他年纪小，又要过河，有时帮他接一段，平日我俩很少回家，姐弟俩在家相依为命。涤明很懂事，小勇很听话。涤明常说，小勇瞌睡又重，因生活差，有些尿床，晚上要起来给他盖被，喊他起来撒尿，很久喊不起，她急了用手去触摸他的鼻子，总怕他出什么意外。

　　儿子小勇读中学时，正处于设办5期高中学制中学6年制改为4年制你上课改为劳动课师资不足启用初中堆杂物的仓库。四面透风，屋顶盖了一层薄薄的瓦或茅草，下雨下雪从瓦缝中飘进来。缺少课桌用板子代替劳动时间多读书时间少老是长被小勇等一些成绩较好的学生问得无言对答恢复高考之后无期高中不适应仅半秒短短一年而夭折第二言卷入隆回二中阴极基础差高考落榜根据他平常的成绩和天赋本人和我们都想继续在二中复读一年又因父亲问题校长金不明不同意。我和刘启贵平日合情关系较好再次上门找他而今板砖面孔断然回绝。后来在六都寨初中复习班复习，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终因师资条件有限，高考警察两分落榜，后来他在工作中靠自学成才，从大专到湘潭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

老李，他通过平反昭雪后，照理可以扬眉吐气了，但他从不把这些往事记在心上，一切向前看。他对找他谈话的县委书记杜景芳同志表示说：“我感谢党，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英明决策，我蒙冤受屈20年，一切不实之词，付之一炬，我心中的喜悦和高兴难以言表。〞

落实政策回到机关，安排在县委农村工作部下乡搞工作组，县委书记杜景芳见他农村经验丰富，抽调他到县委书记亲自蹲点的滩头区塘市公社元溪大队，任命他为工作组长。工作要求高，必须创造出经验，以点带面推广全县，凭着他历来农村工作经验，又长期在第一线，进队后很快打开了局面，并且搞得很出色，为推广全县工作起了指导作用，在此工作期间，领导对他非常信赖，回县开会或办事，都是用县委机关小车接送。

进马主元溪不久，全县召开各区领导会议，要大力推广晚稻面积，当时我县缺少晚稻种子，县委派他去郴州地区找地委书记王润民同志帮忙，他很乐意的接受了，因为王书记是他的老领导，可能不会拒绝，果然到那以后一见如故，夫妻俩对他非常热情，特意请他去家里做客。当他说明来意时，王书记一口答应。正巧碰上开县委书记会议，把需要的种子落实各个县，共计调回种子30余吨，从而解决了缺种子问题。

另一次是成立烟草局时，要修建办公楼和仓库，需要占用良田20亩，烟草局几次派人去省里，一直没有办好，后来请他出面，到省建委找老领导王润明主任，得到了圆满解决。

1981年组织上把它调到县农业局任副局长兼党委书记，当时干部有思想情绪，对知识分子政策没有很好落实，大部分同志长期在农村积极工作，该入党的没有入党，该提拔的没有提拔，家庭该照顾的没有得到照顾。加之当时正处于调工资的尾声，该加工资的没有加工资，严重挫伤干部的积极性。

针对以上问题，按照上面精神，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以利全县农业发展。他和党组同志一起配合，首先落实调整工资，对几位应调未调的同志，向县调资办反映情况，增拔了三个指标，对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老大学生，基本调整了一级，大家非常满意。虽然他自己是50年代初实行薪资制时订的级（19级），在迫害20年中，落实政策后，工资分文未追补，却不提到自己，想的还是大家，我见组织上对他不公平，根据上面精神对从未调过工资的应适当考虑。后来我把情况向县委书记简运河反映，他说“早没有听你说，全县调工资已结束了，以后有机会一定考虑。〞

党的组织建设，在过去板左思潮的影响下，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忽视了对他们的重用，以十一大精神为指南，对一些长期在农村一线积极工作的同志，应该发展他们入党，增强党的新鲜血液。他亲自找人谈话，要他们向组织写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共发展了唐金陵等五位同志为中共候补党员。这些同志很快得到县委的提拔，如唐金陵、周玉其担任了副县长，黄中奇任农村工作办副主任，有的提拔为局级和副局级领导。

对一些家庭人口多，经济比较困难，家属小孩又在城镇的，经上级组织批准，农业局下属办起了药厂和招待所，解决了部分子女和家属的就业问题，使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工作无后顾之忧，为全县农业生产、农畜牧业防病、治病等各项工作作出贡献。

1981年全县农业工作会议召开，号召各级把粮食搞上去的同时，开展以大力发展烤烟为主的多种经营，县委成立多种经营办公室，在农业局，供销社、外贸、粮食等单位抽调了20余人强有力的干部，到多办统一办公，由他任主任，新的机构成立往往会带来各种困难和阻力，他说要想工作顺利开展必须做到如下几点：

1、取得领导重视和支持。县委书记杜景芳特别重视，他把多种经营作为县委工作的议事日程。还委派副县长龙崇卿兼管，各区、社都安排一个强有力的副职领导专管多种经营，上下结合，步调一致。为了发展蚕桑生产，县委组织各区委书记及县属有关局局长，在简运河、刘国隆、龙崇卿等领导带队，到四川参观学习。

2、充分发挥群众，打破单打一生产模式，改变农民的守旧保守思想。

3、培养专业技术骨干，全县共培养烤烟技术员60余人，柑桔技术员30余人，蚕桑2人。

4、是重点做出示范。他亲自带领干群到田间山坡劳动，对农民手把手的传援技术，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1982年把他调到财委办公任副主任。仍继续兼任多办主任，主抓多种经营。

1981年至1992年在财委，多办任职10年来，由于县委、县政府的重视，隆回县的多种经营发展速度迅猛异常，形成了一股大抓多种经营之风。烤烟，柑橘，茶叶成为全县重点产区，百合、蚕桑、辣椒、大蒜，生姜为外贸出口基地。1992年烤烟最高产种植面积达到。60827亩，产烟15.2万担。产值2000余万元，财政税收近900万元，从此一跃而为全国烤烟重点县之一；茶叶发展3万余亩，办了11个红碎茶厂，年产值达千万元；甘桔5万亩，年产柑桔近20万担，产值600余万元。并享有国际银行贷款，其他如蚕桑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县委为了将这一显著成果载入史册去年党史办同志请他撰写一份历来来发展烤烟的资料收集在年鉴中。

　　自参加工作以来，他极少过星期天，一心扑在工作上，在农业局、财委工作这段时间，除抓多种经营外，财委工作同样没有放弃，下面还分管烟草、供销、外贸等单位。

他的工作为什么这样出色，每到一个单位和地方，为什么能把干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主要是自己无私心，平易近人，工作能吃苦，和干部带头一起干，他心里装的是干群的所思所想所急，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来调动他们的极限性。他在农业局和财委工作这段时间，在不违反政策原则和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帮助干部、职工解决困难，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迅速安排安置军人、干部子弟等共计30余人次，从不收别人一分钱的好处费。如百货公司一个营业员，家里有两个孩子，本人能力有限，家庭生活困难，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他知道这件事后，通过和单位做工作，把她丈夫从外地调回来。本人一直不知道。荷香桥供销社一营业员，丈夫得了不育症，根据多所医院检查，医生说可以治疗，只要较长时间服中药，可是他丈夫是电力局外线工，工作忙起来服药无法按时，曾多次要求组织照顾，组织一拖再拖没有解决，后来他知道这事，亲自到下面做工作，把她调到县城，安排在工业品公司，从此丈夫得到及时服药治疗，病情大有好转。后来不到两年生了一个胖胖的男孩，为了感谢李叔叔长期和我我家来往。我们当成自己的亲人。

岁月不饶人。1989年已到退休年龄，虽然办理了离休手续，县领导又挽留他继续工作两年，到1992年才正式离开岗位，但他毫无失落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家里常年宾客不离。为了健康长寿他早晚锻炼身体，以门球为乐，还当上了政府二队门球队长。全县一年5次门球赛，大部分取得了名次，并得到了鼓励奖。2004年县委又任命他为老干局协调小组成员，支持老干局做好老干部工作。

由于他平日办事公道，热情，家庭大小事还得找上门，如二哥生病去世后，关于后二嫂今后的经济和生活安排问题，通过多次做工作，说明自己的侄子侄女媳，给二嫂做到了妥善安排和处理，如愿意提出要回到自己亲生子女身边，由她自己自愿，如果愿意留在李家热烈欢迎，并负担养老送终，挽留不到，一切财产由她自己处理，愿意带走的带走。每年给她粮食800斤，亲自送上门，她非常高兴，侄子侄媳也通情达理，一切都按叔叔的意见办。好景不长，回去不到两年，听说儿媳对她不好，本人患高血压心脏病去世。临终前。对来看她的邻居说：“靠李家发财、发子、发孙。”

对公共事业它也是积极支持，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有50多户人家。地势较高，又不通车，水也压不上，经常停水停电，几位老同志商量，首先要解决道路问题，预算要6万元，当时这上面全是工薪阶层，工资不高，便派代表向县委县政府领导请示解决部分资金，本着自己出一点，政府资助一点的原则，经过与上级多次要求，他亲自出马找领导，后来政府拨了4.5万元，各户自筹1.5万元，因为条件不同，有些人不愿意出，他们几个老同志带头自愿各出500元，后来才把资金问题全部落实。用水也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有几十个人家只有一条水管供水，天稍一旱，水就压不上来，虽然各户修了储水池，但还是不足，常常要找车子从下面运水上来。有的户通过关系另辟水道单独立户，我们这边也有十来户要求单独立户，派代表同自来水公司联系遭到拒绝，代表们提出说在职的可以改，为什么我们退了休不能改，自来水公司人员回答说：他们有贡献。当时有一位知内情的代表向自来水公司提出，老李曾一度为改善隆回自来水也做过贡献，去年李绍生同志的老领导，建设厅厅长王润明同志来隆回视察工作。老李向老李到提出我们上面没有水吃的困难，要求省里帮助能够解决吃水问题。他回去后不久，就批给隆回8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自来水公司才勉强同意给我们10户单独立户，从此解决吃水问题，改建费原要1万元后来只收1000元。电也是由他牵头，同邻居们商量多次进行过改进。

李氏修族谱历定50年一届，1949年是第四届，1995年第五届修族谱时，各房派出代表，要求原副县长李炳达和李绍生、李玉奇等参加，为修缮族谱出谋划策。修族谱记载历史，教育后代继承列祖列宗遗愿，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家族大事。绍生在修谱过程中，他积极参与支持他们圆满完成任务。

2005年老年科协搞的项目，推广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他主动要求家乡乡亲试种了100多亩，几次回家做农民的工作，并多次带领老科协领导刘国隆、杨俊培、李炳达等同志临田察看，指导技术，获得了较好的收成。通过验收平均亩产1500余斤，最高亩产1600斤，领导很满意，乡亲们也实惠。

他在生活上也非常低调，从不讲究吃穿，不倚老卖老，不以功臣自居，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生活从不挑剔，有时因工作或其他原因没有按时回家吃饭，就自己动手，不论饭菜冷、热、好、差随便填饱肚子就行。所以现在他身边的儿子们也和他一样。

如今我身体不好，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他也很关心体贴，近年来煮饭做菜基本出自他手，同时他在屋前屋顶种一些蔬菜花草，以陶冶情操。

现在我们对生活非常满足，日子也过得很幸福。我俩在政治和经济上有党和政府的关怀，女儿女婿现事业有成，儿子儿媳都很孝顺，孙辈们都茁壮成长。

后记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如今我们已年近八旬，回首他的历程，不仅感慨万千，由于年龄问题加之水平有限，我不能详尽描述他的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反右反左、合作化、三面红旗、大跃进、四清运动、文革期间所经历的磨难和所忍受的痛苦，也不能详尽描述他，在各个阶段和平凡后所做的贡献。但我仍然为这本“流水账〞而暗自欣慰。

胡云霞于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