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连暲讲的长汀故事

安平

（2024年8月23日）
　　【编者注：傅连暲（1894-1968），原名傅日新，福建长汀人，医学家，开国中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奠基人、创始人之一。曾任长汀福音医院院长，1933年将医院迁往瑞金，改为中央红色医院。本文摘自1960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傅连暲著作《在毛主席教导下》，讲述了长汀福音医院和中央红色医院的故事。小标题与照片为编者所加。下图为傅连暲中将肖像，源自网络。】 一、毛主席来到福音医院
1932年秋天，毛主席亲自带领红军，在福建漳州了个大胜仗，消灭了国民党张贞部队一个师。
　　胜利消息传遍了全中国，我们医院也沸腾起来了。正在这时，陈炳辉同志从前线回来了，他是在打漳州时派去当毛主席的保健医生的。这一下，医生和护士们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
　　【下图为长汀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源自网络。】 我没法插进去，就向陈炳辉招了招手，陈炳辉也象心里有急事一样，伸着脖子东张西望，在找人。一见到我，他机灵地从人缝里钻出来，跟我走进了办公室。
“傅院长……”
我等不及听他的话，插进去急问：“主席在战斗中身体可好？”
“主席身体还好，就是工作太紧张，精神很疲倦。”陈炳辉说。
“主席来了。”陈炳辉笑着说。
“真的？现在在哪里？”过度的兴奋使我心跳得象打小鼓，我简直不大相信自己的听觉了。虽然这以前我知道毛主席要到我们医院来休养，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是真的！我请主席在老古井旁的楼上休息。”陈炳辉也激动地说。
“哎哟！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怎么办呢？你为什么不早点回来告诉我！”我又高兴又着急。
“主席需要的东西很简单，一张桌子，一张凳子，办公用；另外有一块木板搁个铺就行了。”陈炳辉说。
“可是……你知道，虽然主席的生活很俭朴，但他这次是来我们这里休养，我们好好地招待主席才对。”
“对！对！”陈炳辉听了我的话，也点头同意了。
“你看请主席住在哪里合适？”我征求陈炳辉的意见。
“就住在老古井旁的楼房里怎么样？”陈炳辉想了想说。
　　老古井在北山下，这座楼房是一所病房，过去徐特立同志患病时在这里住过，现在楼上住着周以栗同志，楼下住着陈正人同志。这座房和其他的病房差不多，但环境较安静。
　　【下图为当时老古井旁边的福音医院病房新安楼，源自网络。】 “好吧。”我说。
我快步走到老古井旁，进了楼，知道毛主席在楼上周以栗同志的房间里，就匆匆地上了楼。
毛主席穿了一套旧灰军装，头戴八角红星帽，人很瘦，脸上现出疲劳的神色。他正在和周以栗、陈正人同志谈话。
我走上前去，说：“主席，你来了。”
毛主席见了我，站起来，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说：“是啊！傅医生，你身体怎么样？”
“我身体很好，”我说，“主席，你瘦了，身体不舒服吧？”
“还好，就是有一点疲倦。”毛主席坐到椅子上，无所谓地说。
　　毛主席和我们随便谈了一会，我请毛主席去楼下休息，毛主席说：“不忙休息吧，你带我看看你们的医院。”
　　【下图为长汀福音医院大门，源自网络。】 我陪着毛主席到了医院。毛主席见了医生和护士都一一和他们亲切地握手。
　　【下图为毛主席与傅连暲和医生护士在福音医院门前的油画，源自网络。】 我陪着毛主席参观了医院中的手术室、换药室、药房和病房。毛主席见我们的医疗用具较完备，刀子、钳子等各种手术器械一排排整齐地摆在玻璃柜内，很满意，说：“你们这医院的条件不错。”
　　【下图是长汀福音医院展室内的手术器械复制品展柜，源自网络。】 在参观病房时，毛主席问了伤病员同志的病情，亲切地慰问了他们。
　　第二天下午，我到毛主席的住处去，给毛主席检查身体。检查结果，毛主席因过度疲劳，需要每天进行治疗，还要较长时期的休养。
　　【下图为毛主席在老古井旧居住的一楼西侧房间，源自网络。】 毛主席十分关心我们的医院，我给他打了针后，他就详细地问我们医院中的情况，从组织机构、医院设备、药品的来源到医务人员的情况等等。我一一作了回答。当毛主席听到我们医院只有六个医生时，说：“现在环境比以前稳定些了，应该多些军医，我们很需要医生。“
“训练一个医生不容易，起码得几年。”我说。
“几年太长了，一二年就够了吧！”毛主席说。
毛主席又对我讲了当前的环境和需要，我发现自己的想法错了，我们哪里有那么长的时间呢？必须在短时间中训练出一批红色医生来。
这天，毛主席和我谈了很多，特别强调要我注意培养干部，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
　　不久，我们在医院中成立了红色医务学校，训练医务工作人员。我兼任校长。

　　【下图为福音医院内景，源自网络。】

二、请毛主席来家做客
有一天，我在毛主席面前透露了我母亲的愿望，想请毛主席到我们家去坐坐。毛主席竟答应了，他说：“好啊！我去看看你家老太太。”
　　我跑回家去告诉母亲，我一家人都知道了，心里都乐开了花。我母亲那时已七十岁了，却变得年轻起来，亲自动手，和孩子们一起擦桌子洗碗。我的小孩子维光乐得拍着手，从前屋跳到后屋，嘴里喊着：“毛主席要到我家来了！毛主席要到我家来了！”我们想请毛主席吃饭，做什么菜呢？我母亲说了一样菜，我爱人又说了另一样菜，我挑毛主席爱吃的菜加了几样。做完菜，全家人都换上了干净衣服，又请了几个陪客，等着毛主席。
　　【下图为1930年傅连暲的前妻刘赐福与四个子女傅维莲、傅维清、傅维光、傅维康在长汀，源自网络。】 毛主席来了。我们在门外迎接他。毛主席一见我母亲，紧走几步，还没等我们向毛主席问好，毛主席倒先向我母亲问起好来了，说：“老太太，你很健康啊！”
我母亲见毛主席这样谦逊，这样平易近人，一点也不拘束了，笑着拉住毛主席的手，说：“谢谢主席，快请到里面坐吧！”
孩子们拥到毛主席身边，抢着和毛主席握手，这个说：“毛主席，你好！”那个说：“你好，毛伯伯。”维光张着两只手，笑着跳着大声喊着：“毛伯伯，毛伯伯！”
毛主席见了孩子们，笑容满面，弯下身子拉拉这孩子的手，又拉拉那个孩子的手，慈爱地回答说：“你们好，小朋友！”
毛主席到了屋里，我把家里人向毛主席介绍了，毛主席和她们都握了手。坐下后，毛主席见我的一个孩子维康较瘦，关心地问：“为什么这么瘦？有病没有？”
“没有什么病，就是身体不大壮。”我母亲说。
毛主席点点头，说：“要多注意他的健康。”在谈话中，毛主席问到我们的老家，问到我过去的详细情况。
　　“我们原先住在长汀县伯公岭乡，傅连暲他父亲和我家都是种地的，家里地少，那里又是沙地，收成差，除了交租，每年都不够糊口，后来，就搬到汀州城里来了。”我母亲说。
　　【下图是长汀河田伯湖村即伯公岭傅连暲故居内现在陈列的家人照片。】 “这么说，你们都是农民出身。”毛主席说。
“是啊！到了城里，日子也不好过呀！人地生疏，吃没吃处，住没住处，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事，他父亲做了搬运工人，我给人家挑水、洗衣服，才活下来。”
“傅医生，你怎么学了医呢？”毛主席又问。
“我是在福音医院里开始学医的。这个医院是英国教会开办的，他们叫我来学医，但每天得给他们挤牛奶，挤完牛奶才能去上课。”我说。
“他们叫你做工，才给你饭吃，让你上学？”毛主席说。
　　“是的，他们还说是救济了我呢！”我说，“临毕业那年，我父亲死了，家里欠了人家300块钱，年三十，人家来逼债，我没法，想到上海去做工，幸亏有几个朋友帮助，每月贴我一些钱，我才留在汀州上完了学。后来当了医生。1925年‘五卅’爱国运动时，汀州举行了示威游行，我们激于气愤，签名通电全国，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侵略，英国医生害怕了，都回了国，群众推举我当了院长。”
　　【下图是长汀福音医院早期的景象，源自网络。】

　　毛主席听完了我的话，对我说：“你能参加革命，和出身有关，你是被压迫阶级出身。”接着，毛主席帮我分析了历史和思想。当时我虽然已参加革命，但阶级觉悟还不够高，毛主席谆谆教导我说：“要反对帝国主义，还要反对国内的统治阶级，我们才有出路。”毛主席短短的几句话，却帮助我加强了阶级斗争的观念，使我在革命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吃饭的时候，我们请毛主席坐上座，毛主席却请我母亲坐了上座。我母亲敬毛主席喝了一杯酒，母亲说：“保佑主席一百岁，保佑红军打胜仗。”

毛主席谢了我母亲。

　　【下图为解放后的福音医院院长、汀州医院副院长刘赐福的照片与简介，源自网络。】

这一天我们一家人过得非常愉快。
　　毛主席对老人的尊敬，对孩子的爱护，对同志的政治上的关心和帮助，深深地感动了我们。过后，我们想到这一天，就好象又见到了毛主席。
　　因为这一天我们做的菜太多了，又请了陪客，后来毛主席诚恳地对我说：“我们是同志关系，那天你留我吃饭，我吃了，但是你不必做那么多菜，也不必请什么陪客，这是战争环境。以后千万要注意，不要铺张浪费。”当时我听了，脸刷一下红起来。毛主席的话刺中了我的一个大缺点！我虽然出身于农民家庭，但当了医生和院长后，沾染了一些非无产阶级意识，生活作风是不够朴素。我真是惭愧得很。 三、福音医院改为中央红色医院搬到瑞金
有一天，毛主席跟我谈改编福音医院的问题。当时，我们这个医院，虽然1927年起已经为红军的伤病员服务，但为了到白区购买药品、订阅报纸等便利起见，一直在名义上还保留着教会医院（福音医院）的名称。
毛主席说：“我们要有个自己的医院，不要再叫福音医院了，这是个基督教会医院的名字。我们把它改成中央红色医院，你看怎么样？”
我很同意。
毛主席叫我到瑞金去，找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同志，请示关于创建红色医院的事。我想，毛主席是中央政府的主席，毛主席决定了就行了，何必还要到瑞金去请示呢？但毛主席说，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决定这事应该通过组织，和大家商量，事情办起来就能周到些。这事使我感到毛主席的组织观念和民主作风是多么强啊！
我到瑞金去，组织上同意我们的意见。
我们正要改编福音医院、创建中央红色医院时，情况起了变化。
有一天，毛主席把我叫去，对我说：“蒋介石的军队打来了，你怎么样？”
原来敌人要来打闽西了。
“我跟主席到瑞金去。”我毫不犹豫地说。
“医院呢？”毛主席问。
“搬到瑞金去。”我说。
“好啊！”毛主席很高兴，说：“我到瑞金后，派人来帮你搬医院。”
我临走时，毛主席又关心地问：“你的家怎么办？”
“也去。我相信我母亲和家里的其他人都是乐意到瑞金去的。”
毛主席想了想，说：“好吧！路上要小心，你母亲年纪大了。”
“你放心吧，主席。”我感激地回答。
过了几天，毛主席派来了中央政府办公厅的傅公侠同志，和我们商议搬医院的事。
医院里的工作人员，从医生到护士，全都愿到瑞金去，这就解决了个大问题。伤病员中，除了痊愈的可以出院，其他也转移到瑞金去。医院里的东西，从仪器到药柜，从床铺到桌椅，不论是原来医院中的财产，还是我个人购买的东西，我决定全部搬走，献给革命。傅公侠同志表示很欢迎，因为当时红军中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医院，什么都很需要。
　　医院决定搬到江西瑞金的杨岗下。傅公侠同志走时，我派陈炳辉同志跟他一起去打前站，安排房子，接收转移去的伤病员，整理搬去的东西；我留在长汀，负责搬运前的工作。长汀和瑞金相距八十里路。傅公侠同志派来了170个运输员，搬了两个星期，才把医院搬走了。
　　【下图为瑞金叶坪朱坊村洋江下（杨岗下）的中央红色医院旧址，源自网络。】

　　我全家人也随医院到了瑞金。正如我所料，老母亲虽然年纪大了，但很乐意搬这次家，因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瑞金。

不一会，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住在离杨岗下20里远的叶坪，知道医院搬了来，马上就来了。

我迎出去，毛主席说：“都搬来了吗？”

“都搬来了。”我说。

我请毛主席进了屋，毛主席看了手术室、药房和病房后，问我：“你家里人住在哪里？”

“在楼上。”我说。

毛主席听了，就上楼去看我母亲，亲切地说：“我们欢迎你。”我母亲被毛主席的关心感动得一面笑，一面流着泪说： “主席， 谢谢你，谢谢你！”

【下图是中央红色医院的医务科，源自网络。】

下了楼，毛主席就跟我谈工作，他说：“这个医院，是我们的第一个医院，交给你，由你当院长，你把红色医务学校交给贺诚同志办，你专来办医院。”
“好。”我很感激毛主席对我的信任。
“我们派郭实秋同志来当政委，他是个老同志，帮助你办医院。”毛主席说。
“这太好了！”我很高兴，我知道郭实秋同志是个老革命，他来了，就能加强我们医院的政治领导。
谈到医院的任务，毛主席说：“除了给红军看病外，也要给老百姓看病。”这一点过去在长汀时毛主席也几次强调，因为我们这所医院，是中央苏区唯一的医院，过去不但红军中没有正式的医院，就是附近十几个县里，也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医院。
“这个医院的任务很重，你要当好这个院长，首先得有一个观点：全心全意地为伤病员服务。”毛主席严肃而又温和地对我说。
“我一定好好地为伤病员服务。”我向毛主席作了保证。
最后，毛主席又指示我：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要结合进行；要教育大家讲卫生。
毛主席走后，我和陈炳辉到村里去走了一趟，这里的卫生情况较差，老百姓都喝池塘里的死水，很容易传染疾病，我们决定先在医院旁挖一口井，解决饮水问题，再发动大家做好环境卫生，并向群众作卫生宣传。
不久，郭实秋同志来了。
　　中央红色医院，在毛主席的亲自指导下正式创立了，那是1933 年初。
　　【下图为瑞金叶坪朱坊村中央红色医院旧址内景，源自网络。】 这在当时是件大事。那时，很多红军的伤病员在农村中医治，没有医疗器具，没有医药设备，有些地方只有碘酒，又没有医生，条件很差。老百姓看病也困难。我们的医院一成立，红军和附近的老百姓都很高兴，说：“我们有了自己的医院了！”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当时还登了一篇文章，题名“红匾送给捐助巨产的傅院长”，祝贺医院的成立。
　　【下图是1933年4月26日《红色中华》报关于傅连暲捐助巨产的报道，源自网络。】 我们的医院中，不但有西医，还有中医，第一个中医师是从上海来的邓颖超同志的母亲邓老太太。毛主席很重视中医，主张中西医结合给伤病员治疗。
　　【下图为瑞金中央红色医院的四位医师照片，左上为邓颖超之母杨振德中医师，源自网络。】 四、给毛焕章的妻子接生
在毛主席的教导下，我们医院不但想尽办法给红军伤病员治疗， 而且也一贯地尽力给老百姓看病。
　　而那时，我白天给伤病员同志看病，晚上编讲义，给红色医务学校的同学们讲课，其他医生和护士也很忙，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有一天夜里，我正在编讲义，有个二十多岁叫毛焕章的老乡提个马灯进来了。
　　【编者注：毛焕章（1896-1966），长汀人，1921年创办“毛铭新印务局”，曾为红军印过大量宣传品，1933年夏将印刷机器全部送给团中央局，成立“青年实话印刷所”，举家随印刷所迁往长汀古城和瑞金石门，工作至红军长征前夕，奉命送家小返汀。解放后任长汀印刷生产合作社经理。下图为毛焕章照片，源自网络。】 “傅医生，你快去救救我老婆吧？”他一见我，急得要哭地说。
“你老婆怎么了？”我急问。
“生孩子，请了个接生婆，一天也没生出来，血流了一床。”毛焕章说。
我马上拿起药箱，带着接生用具，说声：“走吧！”跟着他一口气跑了一里多路，到了他的家。
我进去一看，他老婆脸色刷白，嘴里不断地呻吟着。我马上洗了手，戴上橡皮手套，让毛焕章点起了盏煤油灯，作了检查。原来接生婆把产妇的子宫弄破了，因此出血不止。我给她接出了孩子，是个女孩，又白又胖，很好玩；随即用手捏住了伤口，缝好了。大人孩子都脱了险，全家人都很高兴。
　　这事至今已隔二十多年了。全国解放后，我接到了一封信，信内还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有12个人，好象是张全家福，上面有一对老夫妇，还有3个年轻妇女，7个小孩。原来这封信是毛焕章写来的，照片上的老夫妇，就是他和他的老婆；3个年轻妇女中，有一个抱了个小娃娃，那就是我那次接生的他们的第一个女孩子，那个小娃娃是她的孩子；其他2个年轻妇女和6个孩子是他们后来生的儿女。毛焕章至今还记着我们医院，在信上谈了很多感激我的话，说我救了他一家人。
　　【下图是毛焕章寄给傅连暲的照片，源自网络。是1951年春毛焕章全家在长汀县前街丁公祠（原毛铭新印刷所旧址）家门前合影，左起毛漳先、李文华、毛耀先、毛爱先、毛成先、毛菊先、兰仲英、毛平先、毛钦先、毛润先、毛焕章、毛荣先。】 我看了这封信，拿着信纸的手好久没有松开，我想：毛焕章啊毛焕章！你哪里知道，我虽然治好了你老婆，接下了你的女儿，但是你应该感谢的却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他决定了我们医院的性质和任务，指示我们不但要给红军看病，而且还要为老百姓看病，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关心着你们，关心着全国人民，他就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下图为1941年傅连暲（右三）陪同毛主席（右一）在陕北看望伤病员时合影，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