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陵记

寇建设

2024年5月12日，来到位于北京昌平大峪山东麓的明定陵。这里是明朝第13位皇帝，年号万历，神宗朱翊钧（1563年9月-1620年8月）及其孝端皇后、孝靖皇后的合葬陵，建于万历12年至万历18年（1584年至1590年）。这是唯一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寝。 走进定陵正门，可见一条神道向前延伸。

　　走过三座单孔汉白玉石桥，就来到高6米多的神功圣德碑前。此碑无字，故称无字碑。对于长眠定陵的神宗朱翊钧而言，无字碑恰如其分地表明了墓主人功过参半的矛盾一生。

朱翊钧1562年出生，其父朱载垕为此心很不踏实。那时的嘉靖帝特别相信“二龙不相见”的说法，所以对自己剩下的独子裕王朱载垕也是能不见就不见。这样一来裕王的儿子朱翊钧出生后，没人敢跟皇帝说。一直到嘉靖皇帝死了，朱翊钧成了皇子，这才有了正经名字。

朱翊钧是朱载垕的第三个儿子，本来这太子之位没他啥事，谁承想他的两个哥哥在其父朱载垕当皇帝前就没了。这样一来朱翊钧就成了实际上的皇长子，朱载垕登基后的第二年，年仅六岁的朱翊钧就被立为皇太子了。成为太子的朱翊钧跟普通皇子肯定不同，身为未来的皇帝，朱载垕早早给儿子安排了一批“教师团”，教朱翊钧读书、骑射，就连朱翊钧的母亲对他的管理也很严格。

朱翊钧十岁登基，上朝时间挺早，这使得年幼的他常常睡不醒。所以他母亲每到上朝的时候，都会早早去到他的寝宫把他喊起来。有时候朱翊钧不愿读书，或是干出些过分的事儿，他母亲便会凭借母后的身份对他用心教导，严厉惩处。就算朱翊钧五岁起就有儒家大才教导，他也没法在十岁时就懂得治国的道理，还好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一个尽心尽力的忠臣内阁首辅张居正。

到正德、嘉靖两朝，明朝已然开始衰落，国库空虚，百姓因各类税赋的缴纳而怨声载道。在此情形下已然成为大明朝实际掌控者的张居正，总算能够着手对大明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进行改革。在政治方面，张居正推行“考成法”，要求各部诸司办的事得在特定限期内搞定，且每月检查一次。早完成的有奖励，没按时完成又没合理理由的就受罚。就这么着，各部官员办事的效率提高了，万历朝堂的坏风气也随之消散了不少。在军事方面，张居正让戚继光、李成梁等将领得到重用，以此来巩固大明的边疆防线。在经济方面，张居正把明朝实行的两税法变为一条鞭法。这一条鞭法就是把百姓要承担的各种各样的税赋都给算到一块儿，还把原来交粮食改成交银子。这么做既躲开了粮食不好储存的问题，又确保了百姓交钱的方便，让国库慢慢变得充实起来。

朱翊钧自小有名师教导，年纪不大就把四书五经领会得很透彻。朱翊钧的启蒙老师是张居正，登基后对张居正特别敬重又特别信任。在张居正像老师又像父亲般关怀小万历的情况下，朝堂上的事只要是张居正提的意见或建议，万历都会照着办。就算有不明白的地方，问过之后也会依着张居正的意思来。张居正的系统改革，使得25岁的明神宗朱翊钧迎来了“万历中兴”的盛世局面，每下愈况的明王朝日见转机，成为明朝中叶以来最好的时期。

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还表现在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弼成万历初年之治，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体现在对近代前夜国家统一与社会转型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一条鞭法是介于“两税法” 与摊丁入亩之间的赋役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赋役制度的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这期间是东西方文明相遇，交流碰撞的时期。西方文明首次叩开了东方的大门，是东西方文明最友好平等交流的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组成了西学集团，传播西方文明。首次出现了市民力量和封建统治党争的时代，是社会动荡和蕴育社会变革的年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华夏科技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高峰。出现了思想家文学家李贽，他对男尊女卑、社会腐败、假道学等都大加批判，可见当时古人的思想深度以及对社会现象的审视程度不逊当今。科技著作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是出版于万历年间，由于它的科学性，系统性流传至今，为现代医学所认可采用，可见当时中医药学原理、实践之发达程度了。著名科学家宋应星编撰的《天工开物》详细叙述了当时农作物和手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等，以及宋应星自己的组织生产经验和科学见解。此书传到日本后，被称为“中国的狄德罗”。著名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创作了著名的《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观和强烈的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汤显祖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然而就在大明发展向好之时，1582年6月20日，张居正病逝。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朱翊钧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效国的需要，有了这个令人生畏的权力，他可以大力打击贪腐，解决明代文官集团的内部问题。也可以凭借权力打压异己，树立威望。总之权力越大，越可随心所欲。张居正的当权便是朱翊钧的失位，随着时间流逝，朱翊钧也逐渐懂得了皇权的重要性。历来与皇权多有冲突的，就是臣子功高震主，显然这时的张居正就处于功高震主的局面之中。因此纠正张居正大明实际掌控者身份已成为一个时间问题，只是还没走到这一步，这位殚精竭虑的大明“救世良臣”病逝了。

这时就需要朱翊钧一人面对百官了，而这也正是他的老祖宗朱元璋罢黜宰相制度的初衷。只不过自明朝中后期以来，已经没有哪位皇帝有朱元璋那样的精力，事无巨细地管辖朝廷事务。于是内阁与宦官才开始以亲信的身份获得授权，参与处理政务。

尽管张居正之后的阁臣尽量避免与言官集团产生冲突，仍旧无法逃脱被言官弹劾指控的“悲剧”。无论他们做什么，在恪守皇明教条的言官们看来都是有问题的。而这一切的对与错，都需要朱翊钧来做最后的裁决。好端端的大明朝堂，最后天天都在上演口枪舌剑的戏份，朱翊钧岂能不烦。于是宣称要“静摄”，自此不再临朝，长达28年之久，并由此创下了一项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之最。朱翊钧能做到“静摄”，主要是大明朝完备的制度给其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内阁制度与司礼监制度，使得权力能很好地相互制衡，所有政事都不会被耽误，朱翊钧也都会予以处理。静摄期间“三大征”的获胜，更体现出他高明的政治手段。

河南洛阳老城青年宫所在地是明代福王府旧址，福王府清朝改为河南府衙署，民国时期为洛阳县政府所在地，其间河南省政府两度在此办公。1932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国民政府即驻于此。后经日军轰炸，福王府内宫已荡然无存。现明福王府仅存的这两只威风凛凛大石狮，仍在此处坐观芸芸众生。

转折发生在1586年的那场长达15年的“国本之争”，这一年朱翊钧最宠爱的郑贵妃给他生下了三子朱常洵，也就是崇祯14年（1641年）初，被李自成处死的那位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洛阳福王。而此前的1582年，因朱翊钧的一次偶然临幸，原为太后宫女的王恭妃已为其生了庶长子朱常洛。朱翊钧宠爱郑贵妃，欲立郑贵妃所生的想废长立幼。但这违反了朱元璋《皇明祖训》皇位继承人应以嫡以长优先的要求，遭众大臣极力反对，史称“国本之争”。
这些遵守大明原始法规、制度的朝臣，仗着朱元璋的《皇明祖训》在手，谅朱翊钧不敢对他们咋样，将这场“国本之争”演变成了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期间共逼退首辅四人，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斗争之激烈可见一斑。双方就这样杠上了，这些朝臣认为这个问题朱翊钧必须听他们的，不听集体跪谏如何？1598年3月27日，他们还真就这么干了。都察院、六部给事中等“各具疏诣文华门，恭进候旨，必得命乃敢退”。这多恐怖，简直就是“逼宫”。最终在朱翊钧生母李太后出面干预下，此事以朱翊钧妥协告终。1601年10月，朱翊钧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三子朱常洵为福王。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朱翊钧是对这群致力于跟皇帝对着干的大臣深恶痛绝。为了消弭文官集团带来的争端，朱翊钧决定采取更为极端的手段缺官不补。1601年，按《明史》记述，“时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由上至下，明朝整个行政系统中都存在着缺官现象。缺官就意味着文官集团的工作压力变得越来越大，国家治理不好，皇帝又不主持公道，备受指责的当然就是这群大臣了。朱翊钧即便知道缺官不好，但为了维护自己的皇权，他也只能将错就错，用其手上仅有的皇权做无声的抵抗，毕竟他才是大明的皇上，他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万历后期远在东北的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煽动军民的反明情绪举兵起义。朱翊钧得知消息立即命兵部组织防剿事宜，不过代理兵部尚书的薛三才没有立即执行皇帝的命令。而是向朱翊钧催发欠饷，至于发兵一事不着急。什么时候皇帝发钱了，再让辽东巡抚、总兵自己招募御敌就成。朱翊钧显然对这种不合时宜的催账心有不满，断然拒绝了这个无理请求，越过兵部直接下令要求九卿科道讨论剿灭努尔哈赤的议题。然而这一切终究还是晚了些，在九卿科道的言官们还没讨论出个所以然来的时候，1618年4月，辽东总兵张承胤率军前去救援，被努尔哈赤的主力部队全歼，张承胤本人也力屈战死。自此，努尔哈赤渐成气候。
朱翊钧生命中的最后两年，在对东北战事的焦虑以及自己日益加重的病情煎熬中度过。他亟需一位臣工帮忙处理政务，满朝文武却都当他是在“烽火戏诸侯”。1620年7月21日，近30年未上朝的朱翊钧驾崩，享年58岁。临死前他对自己这一生做出了相对客观的自我评价，在他临终的遗诏中，他说道：“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无负先帝付托。比缘多病，静摄有年，郊庙弗躬，朝讲希御，封章多滞，寮寀半空……夙夜思维，不胜追悔。”或许在后世的学者看来，这不过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但这当中多少都有其真诚实意的无奈，以致最终思忆一生追悔莫及。
　　为了补救他最后也提出了一些措施，如简拔阁臣，查补官缺；废弃矿税，节省内廷开支；发内库帑金，以充辽东军资。这些几乎与先前大臣们要求他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可见他本身也知道这些措施很重要，只不过朝臣势力与皇权势同水火，他不愿意向他的臣子们示弱罢了。正如明史专家樊树志所说：“帝制时代，皇帝大权独揽，一旦病倒，政府的运作便失灵。对于万历帝这个不肯大权旁落、事事独断的人而言尤其如此。”故所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论调实无偏差。 陵内古木郁郁葱葱 石雕台基四角及各栏杆望柱之下,各设具有装饰和排水功能的石雕螭首。螭为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属于传说中的蛟龙类。‌螭首作为中国古代建筑装饰的一部分，‌不仅展现了古代工艺美术的高超技艺，‌也反映了古代文化中对龙的崇拜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定陵后面的宝城呈圆形，城墙前部设城台，又称方城。上建重檐歇山顶式的明楼，建造极为考究。不仅楼内采用砖券顶，无木构梁架。而且上下两层檐的檐椽、飞子、望板、斗拱、额枋、平板枋及上下檐之间刻着的"定陵"两字榜额，也全部用巨石雕刻拼砌而成。这种砖石结构既巍峨壮观，又坚固耐久，历经4百多年风霜仍完好无损。明楼前五供桌，由香炉一只、烛台与花觚各一对，五件器皿合称五供。 明楼内竖有一座高大的石碑，为圣号碑。 石碑通高近8米，上方篆额"大明"二字，中部刻"神宗显皇帝之陵"七个径尺楷书大字。 明楼正后边的地下宫殿，简称地宫，葬着明神宗朱翊钧和孝端皇后、孝靖皇后。
　　孝端皇后（1564年－1620年），名喜姐，本姓黄, 浙江余姚人,明神宗朱翊钧的元配，夫妇二人十分恩爱。孝端皇后行事端谨，孝侍婆母孝定李太后（神宗生母）和陈太后（神宗嫡母），甚得二太后欢心 。宫里的矛盾争端，孝端皇后都能妥善处理调剂。明光宗为太子时，由于生母王恭妃出身卑微，母子皆不受宠。明光宗几次遇到危机，都得到了孝端皇后的保护。孝端皇后常常分出后宫的开支用来赈饥荒和给士兵发军饷，数次在明神宗面前说话让他宽恕直言的大臣褒奖忠臣，采用婉转的方式进言多得到明神宗的认同。有时候明神宗不批阅奏章，使之堆积放不下，孝端皇后便留心封藏收好。明神宗每提及一事，便拿出相应奏章给神宗，毫无错谬。天下人感怀于孝端皇后的贤德，都称她为“女中尧舜”。 1620年4月，孝端皇后病逝，谥号孝端皇后，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后。悲伤的明神宗在五天后病倒，于同年七月去世，十月二人合葬定陵。 孝靖皇后（1565年－1611年），名王氏，宣府左卫人。孝靖皇后葬定陵，完全不是墓主人神宗朱翊钧的生前所愿，而是由其子光宗朱常洛和其孙熹宗朱由栋促成的。
1568年，王氏家从左卫迁到京城。万历初年朝廷为神宗大婚，在民间选美，王氏顺利被选入宫。但未能进入前三名，前三名中的王喜姐被钦定为孝端皇后，另两位女子分别册为刘昭妃、杨宜妃。落选的女子部分条件较出色的者留宫做宫女，王氏就是这样成为了慈宁宫侍奉神宗生母孝定太后的宫女。

1581年，神宗往慈宁宫向太后请安，一时兴起宠幸了王氏，后生一男孩，就是后来的光宗朱常洛。朱翊钧宠幸王氏，按惯例应有所赏赐，文书房的内侍要记录宠幸的时间和所赐给的东西，作为将来验证的依据。但朱翊钧为隐讳此事，既没赠物，亦未告诉别人。王氏怀了身孕后被孝定太后看破，经追问得知真相。后召问朱翊钧，朱翊钧最初想赖账。孝定太后命人拿来《起居注》核对当时日期，朱翊钧才勉强承认。不过孝定太后并没有责备他，反而安慰说：“我老了，还没有孙子，如果生个男孩，也算祖宗社稷之福”。朱翊钧说：“她毕竟是个宫女。”太后说：“宫女怕什么，母以子贵，她的身份低，你可以加封她” 。1582年6月，王氏因此进封为王恭妃。这年8月王恭妃不负重望，生下了朱翊钧的长子朱常洛。
王恭妃为朱翊钧生了长子朱常洛并不受宠，受宠的是为其生下三子朱常洵的郑贵妃。朱翊钧欲废长立幼，立朱常洵为太子，满朝文武对此极力反对，酿成了一场长达15年之久的“国本之争”。最终朱翊钧生母孝定太后不得不亲自出面质问朱翊钧，满朝文武屡屡上表立皇长子为太子，你为何老拖着？朱翊钧说他是宫女所生。孝定太后听罢大骂，别忘了你也是宫女生的。朱翊钧才想起自己的生母原本也是宫女，且是泥瓦匠之女，论出身比王恭妃低贱更多。一时无地自容，闭口无言。后迫不得已于1601年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封皇三子朱常洵为福王。
朱常洛当了太子，其母王恭妃依然被幽禁在景阳宫，整整十年不能与儿子见面。1605年，朱常洛的妾侍王氏生下皇长孙朱由校。神宗朱翊钧有了孙子，加上朝臣多年来的谏言力争，朱翊钧才借着给母亲加徽号的机会，将王恭妃晋封为贵妃、皇贵妃。成为皇贵妃听起来位极尊贵，其实因朱翊钧的冷落，她凄惨的日子并没有改变，一直被幽禁着。身患重病时，朱翊钧也没有去看望过。 1611年9月，王恭妃病危。朱常洛请旨见母亲一面，朱翊钧同意了。当太子赶到母亲居所时，王恭妃临终前终于见到了儿子，可惜她早已双目失明，伸出手抚摸着儿子的衣服，百感交集凄然泪下：“你终于长大成人了，我死而无恨”。母子俩抱头痛哭，太子的侍从们也纷纷落泪。当日酉时王氏气绝而死，王恭妃在深宫中苦熬了近30年，却始终没有盼到出头之日，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王恭妃生前受到百般摧残，后事办的也极不顺当。朱翊钧从不把她的丧事放在心上，对她择地安葬之事极为刻薄的。依他的本意草草埋葬了事，但大臣们不服。首辅沈一贯、大学士叶向高数次上折，皇太子母亲贵妃去世，葬礼应当从厚。言儿子是太子，葬礼应当按明世宗皇贵妃王氏（庄敬太子生母）的规格办理。朱翊钧却欲按明世宗皇贵妃沈氏（未生育子女）的规格办理，一再拖延，最后还是按前朝未生育子女的沈皇贵妃的礼仪办理了。当时正值八月，天气炎热，棺椁又经十个月的停放，尸体早已腐烂不堪。一个月后，礼部左侍郎翁正春上疏请示王恭妃的安葬事宜，过了两天朱翊钧才命人到天寿山卜地，选得了东井左侧的平岗地，在那里营建了坟园。
1615年5月，发生了一起轰动朝野的政治事件，即企图打杀太子朱常洛的“梃击案”。凶手张差手持木棒闯入太子的居所慈庆宫，并打伤了守门太监。张差被审时供出是受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庞保、刘成指使的。舆论激愤，时人皆怀疑是郑贵妃及其兄弟主使谋杀太子，太子的处境受到普遍关注。郑贵妃慌了，哭求于朱翊钧。为替郑贵妃开脱，朱翊钧一面要郑贵妃放低姿态亲自去恳求太子，一面令对太子有调护之恩的嫡母孝端皇后给太子做思想工作，要太子不要牵扯郑贵妃。一面自己出马给太子施加压力，让太子表态安抚百官。最后只处死张差和郑贵妃名下的庞、刘二太监，在朱翊钧干预下，此案就这样做了了结。
　　1620年8月，神宗朱翊钧驾崩，太子朱常洛登位，即明光宗。光宗登位即大赦天下，宣布改元泰昌。任用贤臣，革除弊政，积极改革，罢除矿税、榷税，拨乱反正，重振朝廷纲纪，更为关注的就是下旨按制度追封自己的母亲为皇后，并说：“朕嗣承皇统，抚御临视天下，追念根源，则我的生母温肃端靖纯懿皇贵妃恩大无及。朕往昔为太子时，没有能尽亲尽孝，如今入宫为帝，更只是对当时感到痛悔，想要一伸自己无尽的深情，只有由此而求合于礼仪。想按照皇祖穆宗皇帝尊生母荣淑康妃的先例办理，礼部仔细议定再报闻。”

出乎意料的是光宗即位初期“玉履安和”，行走、仪态正常，没多长时间突患大病，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所进之“红丸”后驾崩，这就是继“梃击案”之后的又一起明末疑案“红丸案”。之前的“国本之争”与“梃击案”之后，虽然朱常洛的太子之位得以坐稳，郑贵妃一派势力集团已无力与其争竞，但双方之间的明争暗斗则远未结束。“红丸案”的发生，正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宫廷权力之争的延续。

光宗朱常洛自幼不得其父待见，13岁才出阁读书，又长期辍读。经历坎坷，即位前几十年一直处于孤僻、压抑之中。郑贵妃因之前的国本之争心有不安，为保全自己取悦新帝，她挑选了八名能弹会唱的美姬进献给光宗。又笼络光宗的宠妃李选侍，二人谋合欲以美人计为己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光宗纳八姬后，纵情声色、耽于逸乐。本就虚弱的身体，这一通折腾下来，健康状况便急转直下。不到十日即“圣容顿减”，“病体由是大剧”。
宫内先由御医陈玺把脉治病，但御医治病讲究循序渐进。光宗急切不耐，于是转令掌管医药的宦官崔文升诊治。崔文升并没有给光宗服用培元固本之药，却反用去热通利的泻药大黄。朱常洛服药后，一晚上就腹泻三四十次，委顿不堪，连走路都极为困难，皇帝病情危急使得群臣惊慌。此时鸿胪寺官员李可灼到阁部要求向皇帝进献仙丹，内阁首辅方从哲担心再现崔文升的用药事故，故命李可灼离去。李可灼虽未能通过阁部上达，次日竟自行往大内思善门进药，内监不敢自作主张擅行引入。李可灼献药之举虽然再次被方从哲等人阻止，但进献仙药的消息可能由内监传递给光宗。后光宗问起进药的鸿胪寺丞，并传见李可灼。李可灼到后为光宗诊脉，所言病源、治法均颇令光宗满意，于是光宗遂令李可灼进药。不一时丹药制毕，光宗用之。当时光宗喝水就喘息不顺，但进药后竟觉得颇为受用。群臣遂再次退出宫外等候，少时内中传曰：“圣体用药后，煖润舒畅，思进饮膳。”众臣为之欢欣。

李可灼出宫前往内阁，向方从哲报告了皇上恐怕药力衰竭，需再服用一丸的情况。御医纷纷认为不应再服，但由于光宗催促甚急，便再服用一丸。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夜五更光宗身体情况便急转直下，众大臣听到内监的紧急宣召匆忙入宫后，光宗已经去世。
光宗继位一个月即驾崩，朝廷内党派为此纷争激烈，方从哲、李可灼、崔文升等皆成为众矢之的。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光宗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宷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

这时一直缄默无言的阁臣韩爌站出来说话了，他把当时目睹的一切事实都详细地说清楚了。最后提出“红丸”一案已纠缠多时，但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未得到处置。这两人虽然乱用药物，但也确实是奉旨进药，可适当惩处，红丸一案则不宜继续深究。

韩爌在万历年间就是个有名的老成之臣，居官十余年处事公正，很受群臣景仰。入阁后又一直陪伴方从哲料理进红丸之事，说出的话是可信的。所以他的奏折报上后，很快地使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不久天启帝下旨问崔、李二人罪，1622年将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边疆。“红丸”一案由于各派的争斗总算草草了结，但其中疑点并未弄清，后人为此曾进行过一系列的考证和争论，最终也都没有结果，“红丸案”最终还是成为了千古之谜。
1620年9月初一，光宗朱常洛驾崩，9月6日其长子熹宗朱由校即位，改年号为泰昌，次年为天启。熹宗感念其祖母的恩德，接着他父亲的遗诏，正式追封自己的祖母为孝靖皇太后。并将其棺椁从东井迁来，与神宗和孝端皇后王氏一起葬入定陵的地宫内。

地宫深27米，由前、中、后、左、右5座殿室组成，建筑面积1195平方米。后殿是地宫内最大的一个殿，殿内棺床正中放置有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棺椁，为大型红漆棺。两侧是26个红箱子，用来储放陪葬品。出土的随葬品包括帝后服饰、册宝、明器、木俑、甲胄、刀、箭、金、银、玉、瓷器皿以及大量丝织品。 中殿内有3个汉白玉石座，并摆放皇帝和皇后的五供和长明灯。 定陵是明十三陵中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寝。出土了大量珍贵的丝织品、玉器、金器等文物，因技术水平落后，无数奇珍异宝无法保存。发掘的丝织品未得到有效保护，迅速风化。三口金丝楠木精制而成的巨大红漆棺椁以及万历帝后的尸骨也在“文革”前后遭到遗弃及毁坏。

定陵的发掘是考古史上的一大悲剧，为中国乃至世界考古界敲响了警钟。在技术条件尚未成熟时，不应对古代陵墓进行开挖。文化部副部长、考古学家郑振铎和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为此上书国务院，请求停止再批准发掘帝王陵墓的申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自此成为中国考古界的定规。这也是我国目前明确测定出一些帝王陵墓，却不予发掘的原因。

位于定陵南侧的十三陵水库，因毗邻十三陵而得名。该地区是盆地，每遇夏季洪灾不断，洪水过后又变成干枯的石沙滩。建国初期就有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规划和设想，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由国家投资1900万元建设。1957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普遍高涨。1958年元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响应昌平人民群众呼声，决定十三陵水库提前开工。以北京市政设计院为主体，邀请水电部、清华大学、北京地质学院等相关勘测设计部门参加，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
为赶在汛期到来之前完成筑坝任务，动员了北京市各行各业近40万人参加了义务劳动。其中解放军驻京部队官兵11.5万人，国家机关干部8.6万人，昌平和其他区县农民2.2万人，中等以上学校师生10.1万人，在京的各国驻华外交使节、国际友人及其他人员6万余人。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毛泽东奋力挥动铁锹，一锹一锹地把土装进筐里，刘少奇参加了砸夯，周恩来拉车运土，朱德挑担。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水库工地劳动，极大地鼓舞了10万建设大军，当日上坝土方量达到5.1万立方米，创施工以来的日最高纪录。
　　1958年6月30日，十三陵水库胜利竣工，前后仅用了160天。水库面积是颐和园昆明湖的20倍，总蓄水量为6000多万立方米。现在这里已发展成为集防洪、发电、灌溉、观光、度假及教育于一体的旅游胜地。2023年1月，十三陵水库入选“人民治水·百年功绩”治水工程项目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