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后惊奇（上）——起底1936年祈雨捣县衙事件

开心

捣毁县衙现场一派狼籍

　　1936年7月，川北南部县城突发一件由祈雨演变而成的捣县衙事件。

陈年旧事尘封半个世纪后，1980年代有两个文本记之。

李在义老人口述“乡民祈雨捣县衙，县官丧胆越墙逃”文，载于《南部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丙子年，他17岁。

丙子年，西南行辕主任贺国光[ 贺国光，陆军中将，蒋介石智囊人物之一。1935年1月，贺以团长领军事委员长参谋团入驻重庆，开启中央势力入川之始。1935年10月，蒋介石重庆行营设立，贺国光为参谋长、代主任，任成都行营主任，以省府秘书长代行省长职。]向省府推荐他的家庭老师彭葆仁来南部当县长。适逢这年，我县从农历四月起到六月初止的六十多天里，没下一滴雨。

当年五月下旬（公历7月8日至17日），金星乡保长杨在中和安坝乡保长姚庆华（女）所辖群众及城郊的农民，自发地汇集县城祈雨。县城的“同善社”“慈善会”邀僧、道、圣坛人等人和农民一道拜“华严经”。前面走着僧、道及圣坛的仪仗队伍，抬着龙王的牌位，手捧祈雨的黄表、香盘、提龙。农民祈雨队后面跟着乡民，手执黄旗、黄幡，上写“油然作云，沛然下雨，风伯雨师，雷公电母，天降滂沱，拯救下民”等语。没有黄旗、黄幡的人，手执点燃的香一根，边走边拜，其次就是耍水龙的。最后抬着一条狗，狗身上穿着红衣，让旁观的群众发笑。因为传说笑狗要下雨。仪仗队沿街口念“华严经”，手敲木鱼、击磬，打小锣、镲镲；耍水龙的手舞足蹈，锣鼓喧天。拜“华严经”的没人敢惹，他们看见有人戴草帽、打雨伞，就上前去一把甩掉，意思是说草帽、雨伞顶着天，天就不下雨。祈雨的人群由城外进入城内，人越聚越多，队伍越走越多，到了县政府衙门，齐声吆喝，请县长出来祈雨（当时习惯，凡天旱，县长都要亲自云黑龙滩求雨）。这时县衙里出来一人问：“你们闹什么？”祈雨的人齐声说：“天旱了，请大老爷求雨！”这人说：“哪里干啊！杨槐树叶子都还是青的”。就因这一句话激怒了群众，人群中有人高喊：“这样的昏官，给我打哟！”说时迟，那时快，愤怒的人群像火山爆发一样，一哄冲进了大堂，见啥打啥，吓得县衙里的人抱头鼠窜。县长彭葆仁见此情景，丧魂失魄，越墙而逃。

第二天，彭葆仁认为拜“华严经”的人是“同善社”“慈善会”邀集的，就把这两个组织的首事满宝田、杨炳勋等三人抓去关起。第三天城郊附近的农民聚集到县衙门口要求放人。彭葆仁见众怒难犯，被迫答应了群众的要求，马上将抓去关起的人放了。

县志办《南部县大事记要》无标题文本，标注亲见者刘某先生提供。1980年代语景下，县城里谁最有资格当受先生尊称？大概名医刘家虞吧，他作为党外人士连任三届县人大副主任。丙子年，他27岁。

7月1日，因久旱不雨，禾稼焦枯，乡民设醮禁屠，赛神祈雨。

时有孙家坝农民相约拜从《华严经》，一时响应者逾千人，由何文新等率众至枣儿岭松云洞虔诚礼拜，请出华严佛经，专人扛抬，众农民手捧青香，边走边跪拜边念佛，沿途呼天降雨，直入县城。抵县府大堂坝，高呼要彭县长出迎，一同拜祷祈雨（按：彭本湖南一学究，曾教读于成都行营主任贺国光家，因得出宰南邑。奈不谙官场应酬，不卖帐于“巨室”，致引起部份豪绅不满，遂借机阴使人混入，乘间挑唆，竟谓彭说：“哪里天干？杨槐树叶都是青的”，意欲寻衅。县府对此亦有所闻，在二堂内早有戒备）。尚未得答复，即有人捣毁大堂栅栏，掀翻供桌，一直奔二堂。二堂警卫邹元璧、宋玉龙等人持枪阻拦无效，遂鸣枪威慑，一时群情骚动，即有人上前夺取护卫要枪枝，相互争夺竟伤及六人，顿时激起群众愤怒，一涌上前夺取手枪三支，并将未逃脱的护卫宋玉龙打伤吐血，更拥入县府内庭砸打。彭葆仁从后门逃遁，群众继续捣毁，将多处门窗、墙壁、桌椅、箱柜、床铺等物砸烂，并编出“好个南部县，雨下团团转，若要下大雨，除非盆（谐彭）打烂”的顺口溜。事经警备二路唐营长、保安大队吴队长多方调解，群众始散。 10日，彭葆仁以“暴民捣毁县政府”为词，向省政府申报，附上捣毁现场照片六张，诬为“共党作乱”。旋经省府派情报大队长冷天泰莅县调查，认为实属彭葆仁不谙地方民俗所致，事方息。

两个文本呈现的是一起以祈雨而起的打砸县衙骚乱，实打实的刑事事件。

1936年，怎么南部县城突然发生一出扑朔迷离的骚乱呢？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西去长征，嘉陵江两岸历时二年断断续续的武装对峙结束，“富绅一日之间迁徙殆尽”的动荡局面一去不返，县城商贾辐辏，一派生机。

早在2月，四川省政府和绥靖公署成立，防区制终结，军事委员会参谋团同步入川，继而重庆行营设立，别动队、复兴社渐次快速地下沉到县，随即推行“新生活运动”和“保甲制”。社会沉寂、安稳才一年多，县城一帮人反向操作，不循惯常攀结新来的县长大人，甚而无视县长的靠山“天子钦差”贺国光，硬生生地将一出祈雨仪式，转成打砸县衙、县长逃逸事端。

事出必有因，反常必有妖。县长彭葆仁3月下旬上任，确有宽裕时间与地方各界人士交互往来，建立情谊。在繁华商贸的南部县城里，与士绅商贾觥筹交错，一县之长何愁捞个盆满钵满。可是，彭葆仁“不卖帐于‘巨室’”“致引起部份豪绅不满”，于是“遂借机阴使人混入，乘间挑唆......意欲寻衅”，似照“剧本”一步一步演进，骚乱被预设。彭葆仁不知不觉入彀，不论同意或拒绝领衔祈雨，这场无妄之祸避免不了。所谓他“学究”“不谙地方民俗”，不过人设一个颟顸官僚形象，障眼说辞罢了。

南部盐务档案里一份县长彭葆仁于1936年4月18日签由县府转川北南阆场公署、盐税处的公函至南阆盐场评议公所的文件，为88年后检视“祈雨砸县衙”事件提供了可能。

三月卅日，奉蒋委员长行营办电令，此次增加盐税，关系川省军政债务各费，至为重大，各地均已遵行无异。惟独川北各场，藉口税率过重，停灶罢工，甚至出于非法阻挠。复查川北各场，应增盐税每百斤自二角三分至六角六分为止，每盐一斤只增二厘余乃至六厘余而已，何至影响日食，更何至影响盐业。似此妄事惊扰，意外骚动，显有少数奸人从中煽动，藉以阻碍新法，危害治安，刻已令饬四川善后督办、四川省主席、各区专员，一面派队维持治安，一面派员详加解喻，务期贯彻新法，济此艰难。等因奉此；查自新税施行以来，乃时阅一月，仍有未切实遵行者，甚至停煎辍运，发生意外骚动情事，殊违功令，有碍盐政。

委员长垂注至殷，体察固备，而新税关系要需，亟应一律实行。各该税官税员，职兼场务，应即督同评议公所议长议员，切实劝导商灶，即日遵从。如有阻挠滋事，立即会县制止，其情节较重者，并即咨行法办，以儆效尤。

恐商灶人等，意存观望，妨碍推行，相应函请贵府烦为查照,此致。

等由，准此。除分令外，相应函达。贵所请烦查照，设法开导，以重税收，为荷。此致南阆盐场评议公所。

县长 彭葆仁

本与中央大员贺国光有私，遵循“蒋委员长行营办电令”为公，兼顾公私，转发“公函”至“南阆盐场评议公所”，县长彭葆仁以为理所当然，不容诟病。“立即会县制止”川北各场反对中央增加盐税，他或许有行动配合盐场官署。与地方“巨室”反其道而行之，彭葆仁遭受上千人围攻不在意外。

话到这里，需将1930年代震动四川及南部的“增加盐税”风波梳理一番。

南部县农产不足自给，历来依靠盐业调剂经济，带动相关商贸发展。1929年，南阆盐场有盐井18742眼，灶3201户，盐业生产、运输等直接间接从业人员共计3万余人，年产花盐33万余担，次于富荣东、西场（即自贡盐场）及犍为场，产量居川盐第四位，为川北首场。可是，源于不同的盐矿资源、地理环境与燃料供给，1930年代富荣东场花盐一担成本二元六角，南阆盐场五元八角，后者为前者的两倍有余。南阆、射蓬、乐至、三台、简阳、中江、蓬中、蓬遂、绵阳、射洪、盐亭、西充等川北盐场12场得以长期维持存在，端赖晚清以来中央到省实施的“分场分岸，税别等差”这种带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的销售与征税政策。

（川北各场）如灶之煎盐、井之推卤、陆运之挑贩、水运之船夫，与夫附于盐业之其他小本营贸，皆为贫民生计所托，各厂并计不下数百万人，历来行此分岸之法，正为保此小厂，藉以安集穷黎

（川北盐场）商灶情状极苦，故兴亦无大利，废则有损贫民之生计，历来之特别维护为此耳。

1935年，中央势力进入四川，加速控制全省军政、民政和财政，遂起增税风波。盐税属国税，权属中央，早先财政部颁布《新盐法》，预告四川在1936年元旦实施。《新盐法》的核心是“破岸均税”，实行盐业的自由竞销及划一的税率。如果施行，将造成海盐蚕食川盐，川盐中的自贡盐吞并北盐，等于宣告川北盐场的死刑。四川上下强烈抵制，《新盐法》在省内被搁置。接着，财政部转而以整顿盐务、划一衡制为名，命令各省市政府盐务税务采用新衡器，实际变相加税率27%：

每包司码秤400斤，准旧京秤456斤，计征税32元，今改新衡，每包升为508斤，须征税40.64元，实溢收8.64元，名曰改秤不改率，实则率随秤加矣。

中央企图加税，包括南阆盐场在内的川北各场盐场评议公所联合起来，以请愿呼呼、制造社会舆论等形式进行抵制，如川北蓬中盐场评议公所的快邮代电：

中国税率盐厘最重、全国盐场比较最苦，莫过于川盐，全川盐场比较最苦，莫过北厂......即按税率一项，曾经国府通令，无论何项不能附加丝毫，人民亦应遵照，恳请钧属转电国府，暂缓实行新衡制，并将各军附加一律取消。

川北盐场盐业联合会和四川省盐场评议联合处发布了各盐场一致行动的“四条公约”：

1、如果甲场已被迫歇业，而他场尚未实行者，则其他各场一体停贸应和之；2、停贸目标为依照旧税比例减少，须得到四川长官之明令通告，始为有效，不能以长官之口头欺骗遽行复业；3、七日后尚无具体答复时，一体停煎；4、如各场商众遇有被捕或伤害之事，由各场营救之，费用由各场担负。如有不顾大局即承认秤改秤加税之办法者，同人等即认为公敌，以南北全体商民加以攻击，并破坏其销岸。

“四条公约”的对决味道虽然很浓，但方式消极、保守，不与盐务官署直接冲突。自1915年起，中央、省、县三级负责收税和缉私的盐税部门单列直辖十分强势，机构专业又高效，属员高薪且廉洁，规避省县政府牵制、干涉。长期以来，灶户、盐商受惠于盐税部门的稳定政策同时接受约束规范，盐场评议公所议员、评议长往往敢恕不敢言。

在盐税这个重大问题上，县长彭葆仁无视地方，迎合中央，不啻是南部民众的“公敌”。奈何不了盐务官署，“蛊惑”彭葆仁是可以的——1930年代，表面上县长威风凛凛，其实外强中干，南部绅商们洞若观火，拿捏自如。

县长之弱势在于欠妥权威和道德。仅从1928年起约8年内，县府附庸驻军，不过一提款机构，，29军田颂尧军长将南部县长职位视作酬佣，畀于亲信旅长、师参谋长11人；1935年5月川政刚统一，政学系大佬张群立刻推荐成都同乡金象鼎长南部；不到一年，湖南人彭葆仁获湖北人贺国光推荐来南部，还不是看重南部县长为肥缺。民国以来，来去如走马灯似的，县长一心执政吗？未必！县长临走时，人人包包胀胀的，灶户盐商进贡了不少。

县长之势单力薄，他麾下的“草班子”，拉胯。一般县长上任，一干亲信相随，把持县府几个科，征收局长时不时由县长亲自兼任。为了县政顺利运转，县长还得注重与地方权势人物或派系搭上伙，互相援手，形成默契。倘若摆不平地方势力，令不行禁不止，权威丧失，处境尴尬。捣县衙过程中，彭葆仁落到孤家寡人境地，狼狈不堪，还需“事经警备二路唐营长、保安大队吴队长多方调解，群众始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