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江北“怡耕山庄”的先贤们

万龙生

江北“怡耕山庄”的先贤们

杨芝全 任尔宁

任家花园 光华观府的前世今生

巴渝山水之域，江北是一方人杰地灵的厚土。
从江北“怡耕山庄”（即任家花园）走出的先贤们，也曾在中国风起云涌可歌可泣的近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纵观历史，如以家为单元，一家崛起一英杰足矣，然而任鸿隽及其兄弟任鸿熙，住鸿泽、任鸿年，堪称诗书传家，献身革命的四杰。因此，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重庆历史名人馆、重庆晨报曾联合举办《辛亥风云·任氏四杰——重庆历史名人任鸿隽兄弟四人大型图片实物展》。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学者杜扬在《试论建国以来的任鸿隽研究》中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任鸿隽为代表的科学事业家逐渐受到关注，研究角度也越来越新颖和全面”。本文拟就辛亥革命的前躯，科技救国的擎旗者，新文化运运的先锋的任氏家族，特别是对邹容式的青年革命家任鸿年之生平作一些探寻。
任鸿隽先生是笔者任尔宁的三爷爷，根据任鸿隽、陈衡哲早年寄往重庆的许多家信，任尔宁编撰出版了《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学者程新国认为：这部家书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历史空间和生活场景。《家书》的问世，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近现代民国史、科学史、文化史、家族史的一个珍本，是值得我们的珍视的。
任鸿隽有兄弟四人，皆为川东著名的革命党人。长兄任鸿熙响应武昌首义，曾被举为彭水县令；仲兄任鸿泽为重庆最早的实业家，亦是同盟会会员；四弟任鸿年，是邹容式的青年革命家，任临时总统府秘书和《新中华报》主笔，因惊闻袁世凯称帝，至杭州翁家山，留下一封绝命书愤而投身。革命之初，他们便有约定；诸兄弟生死难料，尚存者须维系家族生计。任鸿隽经与家人商定，从政府为抚恤任鸿年所拨付的几百亩土地中买下七十余亩，任氏家族联手建起了“任家花园”。
据当时的《重庆指南》记载：“任家花园位于嘉陵江香国寺，革命先烈任鸿年入居也。辟地数百亩，枕山带水，远隔尘嚣。中间翠竹苍松，曲折回廊，台阁掩映，红梅满墙，泓清沼池，杨柳垂堤。乡邦人士，无不选胜登临，置身其中，颇觉心旷神怡。”而为了“大家庭”的安居，任鸿隽、陈衡哲用去了大部分积蓄。
顺便说一下，抗战中任家花园派上了大用场。随着重庆成为陪都，此地也成为国府交通部立信会计学校及一些社会名流（如张励生、胡子昂、徐悲鸿、周沧白等）的暂住地。上海银行经理周沧白之女周小燕也是小居民，还每天练声不辍。周恩来也时常光顾这里，并认识了回乡暂住的陈衡哲，陈衡哲后来对家人说，周恩来是她一生最佩服的一个人。周恩来亦曾邀请任鸿隽、陈衡哲夫妇作客于当年的红岩村。
公元2011年4月2日上午，细雨蒙蒙，在任鸿隽故居任家花园旧址光华观府国际社区内举行了一场“重庆任氏四兄弟与辛亥革命”的祭祀活动，社会各界人士亦前往江北区老区府，即现在的光华观府国际社区内祭祀。
当日在祭祀活动后，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薛新力表示，重庆应该注重历史文化名人的研究与宣传，树立一些独有的文化底蕴，可将高教、社科、民间的学者组织起来，讨论重庆的历史人物，这对重庆文化建设非常有必要。对此，我们应深谢江北区作家协会作了一番艰巨浩繁、披金沥沙的钩沉工作，编撰了煌煌巨册《重庆市江北区历代文学作品选》，辑录了从盛唐至建国以来的名人名作。其中第461～462页是鲁 迅致赵其文的两封信，第464～465页则是任家花园及任鸿隽的作品，以及任先生回顾《章太炎先生东京讲学琐记》。接下来的468页是任鸿年以热血之笔抒写的唤起辛亥风云二次革命的《任鸿年绝命书》，完成了他为国捐躯、名垂青史的壮丽人生。
诗笔火笔 倡言革命拓荒科学

人们曾惊讶地发现，南社诗坛元老柳亚子先生珍藏了孙中山总统发布的《告前方海陆将士文》，而这封文告，正是作为总统府秘书官的任鸿隽先生撰写并手书的。任氏“于撰拟文告外，亦时参与政务处理。”孙中山祭革命先烈的对联：“落落群公，义声早彻朔南暨；茫茫万古，浩气长留天地间”，以及《咨参议会文》也由任拟就。民国元年四月孙中山的一篇“祭明孝陵文”曾为轰动一时的卓越演讲，该文也是由任鸿隽为孙中山撰写。值得一书的是：任鸿隽作为东京同盟会总部的负责人之一，安排了一批又一批同志返国参加前沿斗争。他在自述中记到：“由总会资助留东同志归国若干人，皆吾为之经纪”。这其中包括蒋介石、张群。（上世纪90年代台湾出版的《蒋介石》一书中曾记载了这段史实。）（《巴蜀史志》2011.5第15页。）
任鸿隽（4886-1961）系化学家、教育家、同盟会四川分会会长。辛亥革命元老，我国近代科学事业的拓荒者，也是毛主席认可的诗人（见重庆晨报马拉个人工作室，《城与人》专栏）。任氏曾任四川大学校长，他作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者之一，也曾执教于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川大。为了不让他淹没在极易健忘的历史记忆中，2010年5月——《川大记忆·校史文献选辑》的第一部份以一百八十六页的篇幅，着重介绍了《任鸿隽与国立四川大学》，对其草拟的“改造川大计划”等史料，进行了抢救式的历史发掘。辛亥革命后，任氏致力于科学及文化事业，并希望在长江中上游区域建成中华文化复兴的摇篮和基地，其目光如炬，可谓高瞻远瞩。
任氏还担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干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嘉宾，建国之初曾赴京参加开国大典。1961年辞世。当时在公祭灵堂，国家领导人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也送来了表示哀悼的花圈。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诗人的任鸿隽，是我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发起人，也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长期的领导人。据中国科学院科技史专家樊洪业考证，正是从《科学》月刊中，“年轻的学子华罗庚看到的希望之门”。（《中国科技史料》1988第九卷“任鸿隽年谱”）学者智效民也指出：任鸿隽领导的科技救国运动与胡适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被誉为五四以来两个重大的文化革新运动。（《胡适和他的朋友们》2014第200页）
在推进新文化的运动中，任鸿隽及夫人陈衡哲和胡适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因此陈衡哲被胡适称她为新文学运动中“一个最早的同志”。（《西风》上海古籍出版社.页）事实上，陈衡哲是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因为她早在1 917年夏季第二期《留美学生季报》上，就用白话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一日》。那时候，鲁迅的《狂人日记》尚未问世，所以陈衡哲的小说，可以说是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见美国密歇根大学文学博士冯进译《陈衡哲早年自传》译者前言）。
尤令人称道的是，任鸿隽夫人陈衡哲于1918年《新青年》第5卷第3期上发表的白话诗——《人家说我发了痴》。对此，胡适感叹道，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时，陈衡哲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她还是最早创作白话诗的女诗人。无巧不成书，1918年，鲁迅也发表了《狂人日记》，一个写了中国的狂人，一个写了美国的痴人，在抨击黑暗社会时，他们的笔意，笔锋，何其相似乃尔！
在反映五四运动德赛二先生（即民主．科学）的潮流中，任鸿隽，陈衡哲，胡适的诗文频频见诸于——《留美学生季刊》、《科学》、《新青年》的主流刊物中。陈衡哲作为中国第一批公派女留学生、中国第一位以西洋史为专业的留学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位白话文小说家、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教授，她为同时代的专家教授和社会名流所景仰。抗战期间陈衡哲在重庆住过五年，周恩来自称是其学生，听过她的课，曾邀其夫妇访问过红岩村（见重庆晨振马拉《城与人》专栏）。
在任氏夫妇、钱钟书夫妇与胡适的一次聚会中，杨绛求得任鸿隽创作手书的墨宝­——《若为二首，成渝道中行》。逾半个多世纪，如今的百岁老人，女作家杨绛还把这两首诗用红木框架，架在写字台的正中央，数十年来，一直视为至宝。让人称道的是，胡适与任氏夫妇号称“我们三个朋友”，也是学界佳话。正因为如此，胡适在其新文化运动中的扛鼎之作《尝试集》的诗集中，无论是序言或者是第一首诗，都留下了任氏夫妇的历史刻痕。胡适在《尝试集》序言五年八月四日答任叔永（鸿隽）书代序一谈到：“删诗的事，起于民国九年的年底。当时我自己删了一遍，把删剩的本子，送给任叔永、陈莎菲（即任氏夫妇，笔者注），请他们再删一遍。后来又送给鲁迅先生删一遍”。再版时，“又被鲁迅、叔永、莎菲删去了一首。”诗人拳拳之心，赤子之心由此可见。
在中国公学和美国康奈尔大学与胡适同学时，诗人任鸿隽是浪漫的；也是颇具战略规划的，他与友人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发起创办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本横排印刷的《科学》杂志，“其目的在以提倡研究谋吾国科学之发达”；在日本东京与吴玉章一同为同盟会共事时，诗人任鸿隽是亡命的，也颇具有战术策略的。目睹战友喻培伦、黄复生因制造炸弹不谙配方而受伤的惨状后，任鸿隽在听章太炎讲国学的同时，还特地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应用化学，其目的就是为国内革命军制炸弹。另一方面，任氏还秘密地从同情中国革命的友人一一宫畸寅藏手中转运枪支弹药，他常常深夜前往孙中山的老朋友官崎寅藏中取枪支，而后藏在大衣内冒险带回家中，再转交给吴玉章等同志，并辗转反复一程又一程地秘密运回国内，以应国内革命广州起义之需。
官畸寅藏的来华时曾多次受到毛主席接见。（《巴蜀史志》2011.5第15页）
让人额手称庆的是2008年，上海东方卫视台也对任鸿隽科技救国的一生的事迹也展开了抢救和发掘工作。历经上海、北京、重庆和美国的康奈尔大学，费时数月之久，摄制组采用第一手的文史资料和现场实物，拍摄成了大型文献纪录片《火种>，向全世界播映。开拓者荜路蓝蒌的工作值得我们永远忆念。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它将在大漠、深海、太空闪耀亘古不灭的光芒。
　　
诗魂国魂 重蹈屈原光照汗青

孔子说：“诗言志”，诗是可以“兴、观、群、怨”的。拿我们今天的诗学价值看；诗人就是战士，诗歌就是旗帜、排枪、炸弹！“一腔碧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血性的诗人，敢将短暂的生命为引线，引爆自己以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方式来唤起民众，推毁帝制。因此中国的辛亥革命党人比起俄国普希金时代的十二月党人更多了一份牺牲精神和实干精神。任鸿隽的四弟任鸿年正是以热血，以头颅，以生命谱写了人生不朽的诗。为抗议和谴责袁世凯称帝，任鸿年写下遗书，愤然在杭州投井自尽，时年正值廿四岁。陈衡哲当年在致徐志摩的一封信中曾写道：“你我当知道，叔永（即任鸿隽）的四弟季彭是因为袁世凯要当皇帝而投葛洪井自尽的”。此举在辛亥岁月中掀起轩然大波。当时任鸿年的同事和战友吴玉章，偕同宫畸寅藏兄弟、杨杏佛、张荔丹、苏曼殊、雷铁崖等十余人，均由各地赴杭州为任料理后事近两月，际会了义薄云天的二次革命党人的一次大串联．鸿年的遗体安葬于西湖白云庵内，其碑文为雷铁崖所撰，碑碣为章太炎所书．任鸿年投井自尽，全国一些报刊还出版了“号外”，以示哀悼。有学者考证，任鸿年警世之跃，无疑是导致二次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
回顾历史1913年7月10日，经吴玉章等之手的《任鸿年绝命书》见诸报端，仅隔一天1913年7月12日，讨袁怒潮风起云涌。第二次革命开始，江西李烈钧率部首举倒袁义旗。占领江西九江湖口炮台：宣布江西独立。孙中山知悉后促令南京，上海等地急起响应。
任鸿年就义的翁家山，是世界文化自然遗产西湖景区内的是龙井茶的核心产地，如今当地人将此处勒石刻碑，依次记下的历史人物为：任鸿年、周思来、胡适、陶行知和蒋介石夫妇。他们在这里留下足迹和相关文物。最近杭州一批文化名流建议：为了尊重历史和凸显地方文化价值，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民朝清末封建官吏及苏小小等才子佳入的身上，而应放在民族脊梁的文化遗产上。发掘更多的任鸿年相类似的文化核心价值。回顾1914年3月，为纪念四弟鸿年去世一周年，任鸿隽将其书扎、诗词等文编辑成书《脊令风雨集)，附《哭季弟》诗数首，并为之作序。胡适、徐志摩、杨杏佛。吴玉章等均写下挽诗，表达了对英雄早逝的痛惜之情(北京档案) 2011.8期16页）。
新中国成立后，吴老玉章1955年旧地重游西湖，抚今恩昔感概万端，亲笔写下了怀念忠烈约悼亡诗——《（记任君季彭火化归土》：
季彭恨贼士可嘉，
自杀身亡岂足夸。
借君火葬归黄土，
作了人生第一家。
好一个“作了人生第一家”！作为在全国县制城镇首举义帜，于1911年9月25日，第一个在荣县率部宣告独立的吴玉章老人，（在时间上比武昌起义早了半个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和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被尊称为党内德高望重的“五老”），他与任鸿隽、任鸿年同为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官，并与任鸿年是肝胆相照的挚友。战友之情让他为这首诗写了附注：“（一）这个“了”字是以‘不了了之’”的了，是动词，不是助词。一九五五年游苏州、杭州，“见以为天下后世倡”。落款为“吴玉章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情重如山的吴老，在上海举办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所作报告又一次回忆起“我的朋友任鸿年”。（《巴蜀史志》2011.5第24页），并主持了任鸿年墓葬火化仪式。
在那“百年魔怪舞蹁跹”的年代，面对“眼见英雄成白骨，好头颅，未易苍生苦”的黑暗现实，同样也死得悲壮的被反动势力暗杀的杨杏佛，于1914年写下了《贺新凉·吊任鸿年》：

九地黄流注。
扣苍穹，沉没万象，当关豺虎。
呕尽心肝无人解，惟有湘灵堪语。
忍独醒，呻吟终古！
眼见英雄成白骨，好头颅，未易苍生苦。
心化血，血成雨。

一泓浊井埋身处。
赋招魂胥湖鸣咽，蜀魂凄楚。
河汉精灵归华岳，谁向清流吊取？
但冉冉、斜阳西去。
试向中原男子问，有几人，不欲臣强虏。
生愧死，死无所。

杨杏佛为任鸿年写下了哀恸而奋激的扣问苍穹的诗。这首诗也可以说是杨杏佛的人生夫子自道。1932年因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杨杏佛吊季彭的“生愧死、死无所”也成了自己人生的谶言。杨杏佛死后，鲁迅以悲愤心情吟下一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落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1914年7月7日，胡适因任叔永之弟投井身亡而写下了一生少有的排律长诗——吊叔永季弟任鸿年：

叔永至性人，能作至性语。
脊令风雨声，使我心愁苦。
我不识季贤，焉能和君诗，
颇有伤心语，试为君陈之。
叔世多哀英，危国少生望。
此为恒人言，非吾辈所尚。
奈何贤哲人，平昔志高抗。
一朝受挫折，神气遽沮丧？
下士自放弃，朱楼醉春酿。
上士羞独醒，一死谢诸妄。
三间逮季贤，苦志都可谅。
其愚亦莫及，感此意惨怆。

我闻古人言，艰难惟一死。
我独不谓然，此语欺入耳。
盘根与错节，所以见奇士，
处世如临阵，无勇非孝子。
虽三北何伤？一战待雪耻。
杀身岂不易？所志不止此，
生材必有用，何忍付虫蚁。
枯杨会生菥，河清或可俟。
但令一息存，此志未容已。
春秋诛贤者，我以此作歌。
茹鲠久欲吐，未敢避谴诃。

胡适真是性情中人。对于同窗好友任鸿隽四弟任鸿年为国早殇，胡适寄于了愁苦、惨怆的心情。尽管与任鸿年素昧平生，互不相识，但他却能以“试为君陈之”的方式，与九泉之下的任鸿年推心置腹、侃侃而谈。更难为可贵的是，这位以“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而著称的哲人，竟然不畏“谴诃”，敢以“三闾逮季贤”式的知人论世的方式，把三闾大夫屈原与任鸿年相提并论。在胡适眼中季贤（任鸿年）无疑是贤哲的上士，在战阵中具有大勇的孝子了：而这种“孝”，正是尽民族之“孝”，家国之“孝”。尽管他对季贤高亢的自尽是不赞成的，这种观点与吴老玉章的看法可谓不谋而合。

诗心剑胆 危难兴邦中流砥柱

在任氏四杰伯、仲、叔、季四兄弟中，三弟叔永——任鸿隽曾是著名诗社南社的骁将。四弟季彭任鸿年也是沥血呕心，忧国忧时的诗人，他们的生命就是一首光焰万丈的诗。时下，我国西部大开发按照国家战略步骤搞得红红火火。遥想当年，任鸿年在南京总统府作为秘书受孙中山先生委托，参与了《革命方略》——其后的建国方略撰写。并于投井就义之前夜，竭尽心血始将方略中“最近之四川”写就，言而有信地成了孙中山的嘱托，平静地走向翁家山顶的葛洪井（老龙井）愤然一踞，以绝命的方式来唤起广大革命志士对袁贼的愤恨。“最近之四川”，这一二十世纪初页任鸿年所勾勒的西部开发的最初蓝图，其中包括了建设成渝铁路的构想和图样，这份珍贵的文物，就保留在任氏后裔的手中，并曾在《重庆晨报》发表。
民族脊梁的义士高风是薪火相传，一脉相承的。古代鲁仲连义不帝秦，近代陈天华决心以一死抗议日本驱除在日留学的中国学子，于1905年在东京大森湾投海自杀，年仅30岁，自杀后，留下《绝命书》万余言，鼓励人们：“去绝非行，共讲爱国”，并警世后人：在这个世界上，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任鸿年投井自尽也警醒国入，人之生存法则，有如巴金所言：将个体的生存联系在民族的生存之中，将个体的命运寄托在群体的命运之中。任氏就义时年仅24岁，其生命轨迹，恍如陈天华之《（警世钟》。
任氏四兄弟皆是同盟会会员。大哥任鸿熙在丰都知事任上，聚集在丰都的同盟会人士吴玉章、杨沧白，熊克武、刘伯承等公推任鸿熙聚义起事，展开了二次革命的四川反袁首义；二哥任鸿泽为重庆蜀军政府成立而浴血奋战；三弟任鸿隽和老幺任鸿年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与任氏四杰一样，吴老玉章兄弟三人也是投身辛亥革命的前驱者。在同为总统府秘书时，吴老与鸿隽、鸿年在孙中山总统府中朝夕相处，共谋国事。他们的战斗友谊甚至可以追溯到东京同盟会初创时期。这种不似兄弟、胜似兄弟的情缘，堪称情重如山，情逾手足。1956年吴玉章亲自赴杭州与当时的浙江省长周建人一道，为任鸿年遗骸启葬火化，了却了心头的一桩夙愿，这是他的胞兄任鸿隽。心有余而力不足之事。
1926年，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吴玉章与杨闇公（国家主席杨尚昆之兄、共和国元帅刘伯承的入党介绍人）还在国民党四川省党追悼鸿熙、鸿年兄弟二人，并写下了慷慨任侠、哀思缠绵的挽联（挽任伯光同志兼哭季彭）：当代正需才，可惜坚苦卓绝之完人，革命家，竟为造化小儿所忌（注：此小儿指袁世凯）。章太炎先生还分别为鸿熙与鸿年撰写了墓志铭和墓碣。（《巴蜀史志》2011.5第14页）投身革命的任鸿年被孙中山委为总统府秘书及中国国民党评议部部长。他在日本时，与川籍同盟会会员吴玉章（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雷铁岩（昭性）感情甚笃。他们为着共同的目标而浴血奋斗，堪称生死相托。
抚今思昔，当时国共两党同志胸怀民族大义，肩负共同的历史使命，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可谓肝胆相照，共赴国难；瞻望未来，以此为肇始的平台，如果迎来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大中华的大一统，实为国家之幸、民族之幸、炎黄子孙之幸。
曾从法国远赴拉美，与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并肩作战的丛林战士德布雷曾说：“我觉得五四运动实际上是在一本杂志当中确定了自己的精神——《新青年》”（《南方周未》2010.6.4第23E）。正是在《新青年》上，任鸿隽夫人陈衡哲发表了概括任氏四杰际会风云，舍生忘死战斗精神的诗——《鸟》：“我若出了牢笼／不管他天西地东／也不管恶雨狂风／我定要飞他一个海阔天空！／／直飞到精疲力竭、山尽水穷／我便请那狂风／把我的羽毛肌骨／一丝丝的吹散在自由的空气中！”可以说，任氏四杰为历史悠久、侠义高风、剑胆琴心的巴渝文化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嘉陵江边望钱塘，浙江海宁观潮岸已树立起任鸿隽、陈衡哲、胡志摩等九人铜像，而在其祖藉湖州和杭州翁家山上也树立起任鸿隽和任鸿年的石雕。可堪告慰的是英烈魂魄永在，烈士豪气长存。
【后记】文中所写的“任家花园”1949年后为江北区政府驻地，其中的池塘尚在。我1986年调到区文化工作后曾在院内呆过5年，当时“任家花园”之名还在人们口头袭用。而我在民办中学教书时的同事任家让就是任家的后代（学生背后开他的玩笑说“人家让，我不让”）。但那时对上文所写史实仅知一鳞半爪。如今“任家花园”早已不为人知，而只知原地建起的楼盘“观府国际”了。一叹！

故而转发此文，希望这些史实不被淹没。我想，江北区也该在这里立碑记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