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莫大国耻”之后的“无上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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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详说山西右玉宝宁寺水陆画的来龙去脉

作者：李尔山、刘艾珍

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右卫老城中有一座明代佛寺——宝宁寺。寺中原藏有一堂水陆帛画（现藏山西省博物馆）。这堂水陆，是我国現存佛教水陆法会科仪法物（包括水陆壁画）中最为精绝的遗存，也是中国古代人物画中的至上精品，被藏界视称为“无上国宝”。而关于这堂水陆的胎成圣诞以及因缘际会，则牵动着一段既惊心动魄而又奇谲荒诞的历史过程。

这是明王朝中期（前）的一桩真实的历史事件——它，用一种非典型性的故事情节和逻辑推演，揭示了中国古代皇权制度下普遍存在的政治愚蠢、军事儿戏与宗教荒唐。个中启迪不言而喻。

一、《宝宁水陆》及其母寺“宝宁寺”

水陆画，顾名思义，是佛教寺庙中举行宗教科仪——水陆法会（俗称“水陆道场”）时使用的一种宗教画。尝有绢本和壁画之分。“宝宁寺水陆”，系全堂绢本设色大型水陆绘画，原名“敕赐镇边水陆神祯”，计为：本堂佛教人物画，136帧；敕赐镇边水陆康熙乙酉郑祖侨书缘起及装裱题记，各1帧；嘉庆二十年唐凯书装裱题记，1帧；共139帧。均以细绢为地，以淡红色、黄色花绫装裱成之立式画轴。除上堂佛部9幅大像外，其余均高约120多厘米、宽约60多厘米，保存完好。

这套帛轴水陆画，原名中本有“敕赐”之名头，更兼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和清嘉庆二十年（1815）两次重裱题记中的盛誉，使其在后世倍受崇隆。康熙四十四年郑祖侨所书重裱记云：“恒城自驻防以来，凡寺宇古刹处处焕然，而宝宁寺尤为美备，寺中相传有敕赐镇边水陆一堂， 妙相庄严，非寻常笔迹所同。但历年已久，而香烛薰绕，金彩每多尘蔽，住持广居立志重新，已非一日，客岁冬募恳将军都统诸大人以暨八旗诸公，捐货攒裱，俾向之尘封者，今则光彩倍增，辉煌夺目矣。” 嘉庆二十年唐凯所书重裱记云：“郡城之宝宁寺古刹也，有水陆一堂，中绘诸大佛祖，每于岁之浴佛节，森然陈设，焚香顶礼， 四方檀那咸毕集而瞻拜。溯其由来，盖敕赐以镇边疆，而为生民造福者也。其笔墨穷形尽相，各极其妙，诚名贤之留遗，非俗师之所能也。 ”

大义昭然，这堂水陆的总题和两次重裱的题记，对于今天的人们了解和认识这堂水陆的品质和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这是当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所敕赐的宗教法物。（二）所赐法物妙法精工，高贵非常。（三）颁赐的目的是借用宗教的神秘力量，以镇守边疆。（四）所赐，虽不知其何朝何代？但处清早期人，已觉年深日久。对于这四条，今人以“文化自信”而自命，若确切者，当悉心体悟，识得古义；而于困惑者，则当戮力而为学，解惑以明道也。

1）水陆之缘起

“水陆画”，作为佛教科仪法物，其所由始（佛教称为“缘起”），僧俗两界的认识是不一致的。在僧界，南宋僧人宗鉴所撰的《释门正统》认为，肇始者是南朝梁武帝萧衍。缘起是梁武帝之妃郗氏亡，郗氏生前生性嫉妒，且谤佛、诋法，不敬三宝。死后，梁皇欲做功德为之超度，梦见一位神僧告诉他“六道四生受苦无量，何不作水陆普济群灵？诸功德中最为第一。”武帝醒来后，向和尚们询问，“水陆”是怎么一回事？无人知晓。最后是南朝高僧志公提醒武帝，“广寻经论，必有因缘”。“帝因志公之劝，搜寻贝叶，早夜披览，及详阿难遇面然鬼王建立平等斛食之意，用制仪文，遂于润州（今镇江）金山寺修设。帝躬临地席，命僧佑禅师宣文”（《释门正统》卷四）。其年代或说在天监七年（508）。何为“平等斛食”？即“诸仙致食于流水，群鬼致食于净地”，意思是：为婆罗门仙人在流水上布施饮食，为群灵饿鬼在净地上布施饮食。

对于僧人们记录的“水陆”缘起的事由、事功和仪轨（即《梁皇宝忏》），考古学界以及文献学界的研究者多以为是“假托”。他们认为，“水陆画”的最大特点是其“包容性”：其一，在佛教内部是显密同堂（即佛教显宗的佛菩萨和密宗的佛菩萨、明王都在水陆画的上堂之中高度融合，共赴超度使命），其二，在佛教外部是佛与外道共情（即佛教的偶像与三教九流的神祗包括地狱中的鬼域，在一斛一饮之中接受供养）。这种高度融合性宗教科仪，绝无可能发生在南北朝时代的梁朝，而应形成于宋元，源头最早也不会超过唐代。他们的理由是：（一）“水陆阡法”的初衷不在义理，而在事功，非常直接的诉求是追荐超度亡灵，这是佛教充分世俗化的一种表证。而南北朝时代的佛教正处在快速义理化时期，不可能出现世俗化程度如此深刻的超度事功。当时“饭僧”现象虽很普遍（为僧人供养饮食），但远未行进到佛菩萨与地狱“亡灵”“饿鬼”平等斛食的程度。（二）南北朝时代印度佛教密宗尚未传布到我国（我国南方只有少量“杂密”信仰进入）。今水陆仪轨中的上堂主座中的“五方佛（亦称五智如来）”，以及“十大明王”，都是唐“开元三大士”在盛唐时段，译出密宗主要经典《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后才有的偶像。所谓“显密同堂”，必是唐或者更后的洐入。而“佛与外道共情”的设计，大约是元朝时的事情了。（三）所谓梁皇广阅贝叶查到的标志水陆真正源头的“阿难遇面然鬼”的故事，其实是载于《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和《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面然”和“焰口”是鬼名的异译）两部密宗经典之中。但前者最初是唐武后时由实叉难陀译出，后者是唐玄宗时由不空三藏译出。二经译华的时间，成为“水陆”的起源在唐而不在南朝的铁证。

2）水陆功用的泛化

“水陆”虽源自于唐，但我们今天却难于看到中唐直到晚唐关于水陆法事的记载，更无相关仪轨现世，只是在黄休复《益州名画记．张南本条》，郭若虚《图画见闻记. 张南来条》等画史书中描述蜀地画师张南本作水陆功德画中了解一点端倪。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与中唐上层儒家知识精英韩愈等人掀起的反佛思潮有关，阻碍了唐密事功性及陀罗尼咒语热的蔓延，当然更与此后发生的唐武宗李炎（814—846年）大规模灭法有直接因果。但这并不等于“水陆”在唐中晚期沒有发展。北宋元佑八年(1039)，苏轼在家乡四川眉山为亡妻宋氏设水陆道场，并撰《水陆法像赞》十六篇（史称眉山水陆，见《东坡后集》卷十九）。苏轼《水陆法象赞序》中说：“水陆道场随世增广，唯蜀人颇存古法，像设犹有典型。虔召请于三时，分上下八位云云。”（《东坡后集》卷十九）“眉山水陆”所秉之“古法”，和张南本画的水陆功德图其实是一致的。说明虽然韩愈反佛、武宗灭法，使中原及江淮地区佛教出现断层，“水陆”随之消声匿迹，但在偏远的四川尚留余韵。同时，我们在东坡居士的序文中还感受到了“水陆”到了宋代已劫后重生，正恣肆“增广”着。“眉山水陆”这是一例。北宋元丰七、八年(1084—1085)苏轼的僧界挚友佛印和尚住镇江金山寺，曾亲自主持水陆法会，盛况空前，为一时之大观。称“金山水陆”。因后世效其仪轨，遂驰名释史，这更是一例。与苏轼同时期的名僧宗赜在他的《水陆缘起》中说：“今之供一佛、斋一僧，尚有无限功德，何况普通供养十方三宝、六道万灵，岂止自利一身，亦乃恩沾九族。……所以江淮两浙、川广、福建，水陆佛事，今古盛行。或保庆平安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善。追资尊长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孝。济拔卑幼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慈。由是富者独力营办，贫者共财修设。”这说明在宋代“水陆”已经成了全国性、普及型宗教活动，事功诉求由单纯的追荐超度亡灵演化成了祈福求安孝慈祝幼拨危解困全能型法仪了。不过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宋代（主要是北宋）“水陆”如此泛化，但并未波及朝廷，这和宋廷从真宗赵恒起一直崇道、甚至国祚中断于丹道有关。另外，此时北方辽朝正在崇佛的热浪之中，但“水陆”却少见北上，原因是辽朝兴佛重于义理，有中世风，相对鄙视功利，对“水陆”尚无感觉。

“水陆”成为皇家之行为，应该是始于元代。金、元南侵，中原易主，杀戮极重，超度流行，特别是辽佛望后，义理渐行渐微，而禅观之法，密咒之门与蒙古原始之“萨滿”颇相近似，便宜大行其道。为“水陆”进入国家意志层面创造了条件。如，至治三年（1323年）夏四月元英宗硕德八剌敕命京师万安、庆寿、圣安、普庆四寺，扬子江金山寺，五台山万圣佑国寺作水陆法事七昼夜。英宗皇帝也仿梁武帝萧衍故事，“于流水、净地施食有情、普济群灵，作水陆道场，修无上功德，求佛保祐。”这种国家级别的大法会以为帝后祈福为多，再就是遭遇战争，无论胜败，都以水陆法会祈愿或超度，成了朝野之常例。蒙元倾覆，汉祚复归，大明朝廷仍旧以儒立国，但对佛抑而不排，“水陆”之法犹在朝廷应用之列。如明初洪武元年至五年（1368－1372），相继于南京蒋山设广荐法会（即水陆道场）其中以洪武五年（1372）正月所修法会之规模为最大，请四方名德与会。太祖朱元璋曾命宗泐（明高僧1318—1391）作《赞佛乐章》八曲，使太常奏曲歌舞；天子与群臣均赴会礼佛。法会仪式，具见于宋濂《蒋山寺广荐佛会记》。 这就为明代后朝皇帝举行水陆法会，以为帝后祈福、为朝廷消灾、为国家镇边，开启了先例。同时也引发了清朝更加广泛的官民齐辏的“水陆热”。

3）宝宁水陆考

中国宗教题材的绘画中，处于最高层级的，充其量不过四种：即，甘肃敦煌莫高窟壁画、山西永乐宫道教壁画、北京法海寺佛教壁画和山西宝宁寺水陆画，都是超大型组合类艺术品。宝宁寺水陆画是其中唯一的绢本设色绘画，凡136轴，其价值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宗教艺术界的基本认定，其间包含了审美问题、粉本问题、创作团队问题，以及仪轨问题，等等。

关于审美问题。目前收藏界与中国画界评价最多的是，认为宝宁寺水陆画画风典雅，形象生动，构图多变，技法完备，既有宫廷绘画的高贵作派，又有民间高手的旷达笔墨，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经典和重要代表。在总体风格上与北京法海寺的壁画十分接近，甚至有人还认为，这两部佛教绘画，虽然题材不同，内容有别，但却是出自同一个创作团队之手。比较有影响的是广州美术学院黄新然博士的论文《山西宝宁寺水陆画与北京法海寺壁画艺术特征比较研究》。作者经过对两铺绘画的认真比对，明确指出：“北京法海寺壁画中的摩醯首罗天与山西宝宁寺水陆画中《随其所求令得成就大功德天特尊之主居色顶天摩醯首罗众》的摩醯首罗天，有粉本上的相似；北京法海寺《三大士》中菩萨的描绘方式及线条表达与山西宝宁寺水陆画上的菩萨画像非常相似”，特别是在一些绘画细节上，如法海寺壁画《帝释梵天图》中大辨才天身旁的豹子，身上的颜色使用和钱币状花纹所用“湿丝毛法”等等，与宝宁水陆《角亢氐旁心尾箕星君》中的花豹，以及《大将军黄幡豹尾白虎金神青羊乌鸡众》中的老虎的刻画和处理手法，则有“异曲同工之妙”。黄新然在论文的结论中说：“这批作品（宝宁水陆）的笔意具马远之古意、陈居中之趣味；在设色上，有佛教壁画中所突出的大红大绿；在细节上，有宫廷绘画才会出现的细密奢华图案，呈现出这个时代独有的佛教绘画面貌。这些画师的作品，表现出中国绘画艺术传统的继承性，同时表现出这个时代独有的艺术取向和意境。 ”（《北京法海寺壁画图像研究》）据此，他认定山西宝宁寺水陆画是和北京法海寺壁画处在同一时代，出自明朝宫廷中同一班画师（或画工）之手的极其珍贵的艺术遗存。黄新然是一位年轻的绘画艺术工作者，我们切莫因此而小觑他的研究和论述。他说出了许多画家及水陆画、壁画专家，虽然感同身受，但未作进一步研究，或研究过了但又没有能力表达清楚的看法与想法。笔者基本认同黄新然的观点，但更侧重于这两铺画的所共有的黄钟大吕般的恢宏气象，以及写实美与理想美高度统一的总体风格。我们认为这种内在气质的相似是别家艺术品无法描摹和仿作的。尽管艺术审美观点和评价不能作为考古证据来看待，但一个具有真知卓见的审美品评，往往对于作品的科学认知具有独特的指规意义。法海寺壁画，因有立于明正统九年的《楞严幢碑》作证，已被确凿认定为是由明朝宫廷“画士官：宛福清、王恕；画士：张平、王义、顾行、李原、潘福、徐福林等十五名”艺术家，于明正统年间所绘。那么，黄新然所代表的观点，便成了宝宁寺水陆的断代最为重要的参照系。

关于粉本问题。黄新然的观点虽然代表着对宝宁水陆的“主流认知”，但不同的学术观点也颇强劲。如，山西大学艺术学院李德仁教授就认为宝宁水陆是元代作品。他举例说：水陆画“中间九佛十菩萨，……造型体形丰硕而面形较秀，下腮略小，口形亦较小，略有女相，这是明显受藏传喇嘛教佛像的影响。西藏现存元代壁画，如日喀则夏鲁寺、萨迦县下寺等壁画佛像以及唐卡佛像皆如此。（宝宁寺）水陆画中的十大明王像，体形特别肥胖，面目丑怪，呈半裸体状，亦是受喇嘛教影响。这种类似形象在元代藏传喇嘛寺壁画中屡见不鲜。杭州飞来峰元代佛教石刻中的诸明王像，亦与此相似。其他左右两列画中的立式菩萨，皆伟岸大脚，与明代菩萨体形纤秀者迥别。”另外他还大量地列举画中人物的服饰如“官服”、“卫仪服饰”、“学士帽”、“戽斗笠、䥽笠冠”、“男右袵女左袵”等等，皆为元人流行款式。对于李德仁教授的观点，正面出来叫版的人并不多。原因是李德仁讲的这种所谓“元代因素”，多数研究者一般都认为是“粉本”造成的。一个人所共知的常识是，水陆画和“文人画”不同，它不是作者独立思考创作的作品，而是通过粉本传承的摹式绘画，这样一来，后世的画面出现前代的“造型”，便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更何况元代本是佛教水陆画的成型期，明代流行的粉本多数产生于元。因此，研究和鉴别水陆画，更多的是要从宏观上看神韵，在微观上看笔意，并不多着意于画面上的具体造型。盖是因为画的神韵与线条的笔意是“摹”不出来的。所以我省的另一位水陆画专家山西省文物技术中心的研究员孔有生说：“从画风看，这堂水陆画，人物多是丰颊厚颐，衣着明代服饰，偶有元人衣履。服饰衣纹繁复，装饰华丽，设色用大红大绿，具有鲜明的元明时期山西寺观壁画和道释人物画的风格特点。因此这堂水陆画应该是明初，或者是明初人根据元代粉本绘制的。”（《文物世界》2005年第5期）。

当然，粉本也是具有优劣和文野之分的。由于“粉本”带着水陆的遗传基因，决定着水陆众多人物的基本造型。故此，凡研究水陆画，粉本问题就不能不有所涉及。一般讲粉本和创作团队是紧密联系着的。这就像一个武林高手，手中必有独门武学“密籍”一样。据云冈石窟研究员王雁卿女士的考证，十三世纪时山西南部已有专门的绘画“作坊”，以朱好古、马君祥为首的民间画家班子异军突起，元代最具特色的壁画基本都是由晋南地区所创制，他们所拥有和创制的粉本名扬天下。其中大名鼎鼎的芮城永乐宫之《朝元图》，即是其巅顶之作。王雁卿说，元没明兴，明朝前期，曾有过宫廷专门延请民间画家绘制佛教壁画、水陆画的史实。这批民间画家中的皎皎者，之后则实现华丽转身，成了受聘于明初皇室的画师画工。始建于明正统十四年（1449）北京法海寺壁画就是由明廷大宦官李童督造，由这个“凤凰”班子完成的。另据考证，散落于法国居美博物馆和美国克里芙美术馆的明代水陆，即是明景泰五年（1454年）命太监尚义、王勤等提督监造的施予寺院的水陆画，也是这个艺术班子所为。鉴于宝宁寺佛教水陆画出自宫廷，又有与北京法海寺壁画相似相近的艺术表现（其背后必有更加紧密的亲缘关系），那，宝宁寺水陆的高贵血统便是不言而喻的了。

关于仪轨问题。所谓仪轨，就是创制水陆的宗教法统和规矩。一般讲，仪轨决定水陆绘制的思想和内容，而思想和内容又必须以艺术手段来体现。中国佛教水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非常复杂的仪轨体系，大概讲，要分“北水陆”和“南水陆”两大体系。而两大体系又都呈现各别的时代特点和经典规范。北水陆是以假托的“梁皇宝忏”（见上文）为肇始，中经北宋镇江金山寺之水陆旧仪，后辗转而成的《天地冥阳水陆仪文》（未入藏）。而南水陆是北宋神宗时出现的东川推官杨锷编的三卷《水陆仪》，在此基础上加持苏轼的《水陆法像赞》（见上文），由南宋志磐法师续成六卷《水陆新仪》，最后以《法界圣凡水陆法会修斋仪轨》之名入藏。由于两部仪轨分别形成于北宋和南宋的江浙地区，故分称南、北水陆。我们全面解析宝宁寺水陆，基本可以确定其是“北水陆”仪轨体系的作品。主要依据是，上堂诸佛、诸菩萨、诸明王、诸声闻的数量以及名号。但也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困惑与不解。

“佛部”设置，是水陆仪轨中最要害问题。北水陆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法统出发，特别强调“显密圆通”的义理。在绘画实践中一般以“十佛在堂”的方式来表达，而且这十佛是非常“考究”的：即把佛教显宗的“横三世佛”、“竖三世佛”，密宗的“三身佛”、“五方佛”等四种典型性崇拜方式，糅合在一起，又将合在一处的十四个佛号，去掉其中的重复（释迦牟尼重复二，毗卢遮那、阿弥陀重复各一），恰好余十佛陀，即：毗卢遮那、释迦牟尼、卢舍那、阿閦、阿弥陀、宝生、不空成就、弥勒、药师、燃灯，以代表显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但宝宁寺水陆的“诸佛”与此并不对应。从画轴的数量上讲，宝宁佛部是“九佛”而非“合十”，不仅与北水陆仪轨不符，甚至与佛教经典教义也不符；从佛名号上看，九佛中竟然出现两幅“阿弥陀佛”，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还有一幅“无名号”，不知原因何在？这样，宝宁水陆中实际具有真实名号的佛陀只有七尊，与上列十佛相对照，缺弥勒、药师和燃灯三佛。这种状况，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经反复思忖，方觉悟所缺之三佛竟然都是显宗的佛祖。燃灯与弥勒是显宗“竖三世”中的“过去佛”和“未来佛”；药师佛是显宗“横三世”中的“东方佛”。显宗偶像被统统裁撤，这好像是一次“大清洗”。清洗过后的“佛部”便成了清一色的“密教一言堂”了。“显密圆通”的旨宗，在这堂水陆中消弥了。这是一个“大谜团”！

仪轨在佛教事功中具有强大的宗法意义，但作品穿行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亦难免出现丢失、残损，甚至毁坏等等现象。然而，作为一堂具有宫廷制作背景和高贵血缘粉本传承的“敕赐”的高端作品，出现如此奇诡的“乌龙”现象，则极少可能。直觉之下：不像是一种自然“事故”，而是一种“人为的手脚”。这不仅加重了宝宁水陆本身的奇幻色彩，同时也让其“鉴宝”之径变的扑朔迷离。鉴于在水陆制作中，仪轨即是设计的特点，这个“手脚”不大可能在设计和制作环节上做出来。又因为这套水陆“诸佛”部没有榜题，所以，问题很有可能发生在画成后或封赐后的识别与标识环节之上。“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这就像极品美贝上粘附着介蛤一样，藏家未必要清除它，但必须知道它，以免受蒙珠之诟。

4）宝宁寺文物遗存断代

右玉宝宁寺座落在今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右卫镇（明大同右卫老城）东街北侧，地方上，俗称“大寺”。

①关于右卫老城，据《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载：“东至马堡三十里，西至边墙三十里，南至威远城五十里，北至杀胡堡（今杀虎口）二十里”，“本城永乐七年（1409）始设，正统后玉林卫内徙附焉。”这说明，右卫作为明朝早期北疆的军事建制，原为大同镇之右翼，始设于永乐七年，后在明正统时迁出大同，于玉林卫合并称“右玉林卫”，并在此建立卫所，成为扼守明长城重要隘口——杀虎口的锁钥。清朝北疆大幅外展，右玉不再属于边关，遂撤卫改县。

②关于宝宁寺。原右玉县委书记姚焕斗编著的《朔州名胜志.大明古刹宝宁寺》中述：“寺建于（明）天顺四年（1460），由大雄宝殿（正殿）、天王殿（过殿）和前殿组成。左右钟鼓二楼，正殿与天王殿之间有东、西、南三十余间配殿，山门两侧精巧玲珑牌楼两座……明弘治元年（1488），宝宁寺进行了一次全面维修，……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第二次维修。清代宝宁寺一直是一座香火旺盛的古刹。进入民国，特别是日寇入侵右玉后，宝宁寺遭到了人为的损害和战争的破坏，很快衰落，山门、牌楼、钟鼓楼以及东西配殿相继拆毁……”现仅存大雄宝殿和过殿，殿内佛像、供设等，早已荡然无存。

近日，我们专门赴右玉，参观了这两座幸存的殿宇。大雄宝殿，又称华严殿，面阔七间，进深三间，为单檐歇山九脊顶，筒板瓦屋面。殿内梁架结构为彻上露明造，结构精巧，做法简洁，柱网纵横成行，用材粗细相宜。大殿前后檐柱上均施五踩重昂计心造斗拱，两山面斗拱不用昂。前檐明间平身科斗拱做法别具特色，使用45度斜昂两层。过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为悬山顶，亦筒板瓦屋面。前后檐柱头科及平身科均为五踩重昂。梁架结构与大雄宝殿做法略有不同。两殿均古朴雄浑，斗大拱粗，昂势傲然，是典型的明代前期建筑。因殿内空空如焉，更显敞广峨然。问询知“落架大修”刚刚完工，现场还未完全清理。殿南尚有原占寺址的右玉中学房子两排未拆除，房子右前有新刋碑石，为2019年10月7日，宝宁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志。

更为幸运的是，这座寺庙的一块记述始建事由的碑石尚保存完好（现藏右玉县博物館）。这是一通非常奇特的碑，立于明成化十年（1474）秋。撰碑者是明文职散官衔（承事郎）大同府通判淮南人曹某（碑文漶损不识）。碑文：“大同西路右卫城宝宁寺于景泰乙亥请敕，天顺庚辰盖造。碑文既镌，但未果立。成化甲午秋，予固提督边储来城邸，于寺见碑仆地，询诸住持僧。清晓云：‘是碑唐敕□十五载矣，恒欲立之，微倡帅者。’予恐湮其前绩，俾本僧绘图誊文，道其始末。禀诸予：钦差分守大同西路御马监太监常正、钦差游击将军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缑谦、钦差分守大同西路右参将都指挥使李镐。□曰是亦胜□□宜□□遂命筑址此于正前，命石工修琢□ □□□□高□合，择吉建立，以垂不朽。子故庸书，以此记岁月云。旹，大明成化十年秋月吉旦，承事郎大同府通判淮南曹□书。”碑文中有不少漶漫不清处，有碍于理解立碑的初衷及忌讳，如，为什么建寺时的原碑已经刻好了却“仆地”而未立？等等，但对于本寺的初建始末交待的一清二楚。首先，该寺是明景泰乙亥年（景泰六年，1455年）“请敕”，获准后兴建的。明天顺庚辰（天顺四年，1460年）竣工的。其次，该寺建成后，原本依例勒石刻碑的，但不知何故致刻就的碑仆地十五年而未立。其三，曹某于成化十年立此碑的出发点是“恐湮前绩”之举，而且此举是经过三位钦差大臣同意，形成守契后而为之，故非个人行为。这三点足可证实，言“宝宁寺为皇家敕建”并非虚妄之谈，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另外在建过程中，也或有些不为人知的隐情，需要为臣子者“为长者讳”。此外，在1998年宝宁寺过殿（天王殿）落架维修时，拆除前墙露出四根巨大的檐柱，檐柱柱础上均刻着“毕在寺”三个字。这四个刻有寺名的柱础的出土说明，本寺在奠基时，并不叫“宝宁寺”而称“毕在寺”，或言此寺于景泰年间在建时称“毕在寺”，到了天顺年间建成时改称“宝宁寺”。这一新发现，一时间引得注家蜂起：释“毕”为“跸”，于是乎既加重了“敕赐”论的权威份量，也加深了“隐情”论迷底深度。使宝宁寺的研究沉入“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故事之中。

③宝宁寺与宝宁水陆之间的关系。宝宁水陆是“敕赐”，这没有问题，画题、装裱题记和水陆本身的品质可以证实；宝宁寺是“敕建”，这也没有任何问题，碑文、柱础和寺观遗存的状态可以证实。然而，这两“敕”字是来自同一个“皇权”吗？这才是宝宁寺考证（抑或是研究）的核心问题。

问题看似呼之欲出，但考证仍有艰难的路要走。在右玉的民间，其实少有人知明朝正统、天顺皇帝，亦或景泰皇帝。但家喻户晓的是清康熙帝西征噶尔丹，从右玉入关回銮。康熙大帝的戎装鞍马像就塑在杀虎口关前的广场之上。所以一说到“敕赐”人们便会想到“康熙爷”。于是，一宗言称“玄烨御驾亲征噶尔丹，在右玉被困，右玉八旗奋力救驾，康熙念其功，将一堂水陆赐于右玉，奉安于宝宁寺”的故事便流传开去。千万不能小觑这类民间故事的穿透力和覆盖效应，我们打开《百度词条》收索“右玉宝宁寺水陆”条，最赫然的说法就是（原文照录）：“清代康熙皇帝西巡，路经右玉，正遇蒙古叛匪噶尔丹大军南扰，康熙皇帝几乎被俘，多亏右玉民众保驾，才幸免于难，特将宫中珍品水陆画赐予宝宁寺，名曰‘敕赐镇边水陆神帧’”。在互联网学术极度混乱真伪莫辨的今天，我们已无法知道这个词条，是《百度》从右玉官网？某媒体官网？或者是从旅游者攻略？哪里获得的，但澄清事实，以正视听，则是应该的，或者是需要的。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过，清朝的疆域很大，北疆早已从长城一线大幅外展，在明代作为北疆锁钥的右玉，到了清朝，也早成为“内地”，水陆画题记开宗明义说“敕赐”是用来“镇边”的，康熙赐水陆给右玉，到底所“镇”何边？此论岂非笑话？！再则，康熙征伐噶尔丹共有三次，第一次康熙二十九年（1690），主战役“乌兰布通之战”，战场在今东北大兴安岭南麓；第二次康熙三十五年（1696），主战役“昭莫多之战”，战场在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之南；第三次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军直捣敌巢“科布多”，位置在今中蒙、中俄、中哈边界的交汇处，大軍未到，噶尔丹便自杀鸣呼了。何言玄烨在自己国土上被俘？纯属无稽之谈！按说此等缺乏常识的低层次说法，无须一驳，但流布既广，亦需一提。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时间上溯到了明嘉靖年间，事件是“右玉保卫战”。战争爆发的导火索是一桩“桃色事件”，明中后期关外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之子辛爱的小妾与其夫部下私通，被辛爱发觉，该小妾怕被杀头，就私自出逃大同，投奔了明朝。辛爱得知后，即向明朝要人，遭到拒绝。于是，土默特部以此为借口，从杀虎口大举南下，包围了右玉卫城。明朝始觉放回这个小妾，事态即可平息。谁料俺答汗醉翁之意不在酒，小妾放归被杀，但右玉之围不仅未解，战事反而扩大到了大同和宣府。由于战事爆发原委“尴尬”，明廷在初始时，为战与不战争论不休，贻误时机，致使此战极为被动。据清代《朔平府志》）记载：从嘉靖三十六年（1557）九月到次年四月，右玉城孤悬塞外，被俺答部围困长达八个月之久。天寒地冻，城内粮断柴缺，军民不得不“拆屋为柴，杀马为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右玉军民众志成城，决绝坚守，浴血而战，最终坚持到了，“敌遒闻明援军将至，遂无心再战，怏怏退去。”的时刻。

对于“右玉保卫战”的善后，明廷及宣大总督也的确做了不少事情：除了记功晋级褒奖有功将士，立碑建坊旌表尚武精神，尤为重要的是组织军民修整倒塌的长城，加固城池，还修筑了牛心堡（今右玉东）等大小军堡九座，烽堠二千九百多个，把大同镇的右玉卫、左云卫、高山卫、阳和卫、天镇卫一直连接到宣镇。形成长达一千多里的军事防御线，彻底改变了大明北疆防卫中常常出现的，“火路报警后，孤城被围，倒悬敌阵”的危重局面，基本实现了“点线结合”封闭式防卫体系。但是，这样善后，大概右玉人犹觉不夠，他们（主要是文人和士子们）把宝宁寺水陆，也算进这笔账之中。猜测说，“宝宁寺水陆画是嘉靖皇帝在右玉战役之后，为表彰军民卫戍之功，敕赐给右玉的镇边之宝。”这个说法，对应“右玉保卫战”，听起来很合逻辑，但可惜的是，猜测者太不了解这个嘉靖皇帝了。明嘉靖帝朱厚熜，是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帝）的堂弟，因武宗盛年驾崩，无子继位，请太后懿旨，按照“兄终弟及”的祖训，以兴王朱佑杬世子朱厚熜继承大统，让他检了一个“天大的便宜”。朱厚熜出生于湖北武当山下，自小随兴王崇信丹道。即位后犹自不辍，特别是到了执政后期，迷醉犹甚。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始，朱厚熜移居西苑(今北京北海、中南海)，一心修玄，日求长生，不问朝政。这个皇帝，不仅忱惑丹篆，荒缅国政，而且在道士的蛊惑之下，曾多次下令墮毁佛教寺庙。北京大能仁寺、大慈恩寺、天宁寺、潭柘寺等名寺，均在这一时期遭遇破坏和拆毁。大同镇“右玉保卫战”恰发生在这个时期。如果说在此时，皇上为右玉敕赐一铺道教的“黄箓画”镇边，那倒可信；而言敕赐一铺佛教水陆画镇边，岂非天方夜谭？！我们的观点：这套珍贵的水陆，如果说是清康熙“敕赐”，属于子虚乌有；那么，言是嘉靖“敕赐”，则乃空穴来风。

当我们认真清理了历史上有意或无意间形成的各种误判和妄断之后。右玉宝宁寺水陆画与宝宁寺之间的“一体”关系便清晰地显现出来。这种“一体”性是建立在现代考古发现和科学的文献研究得出的结论：（一）综合对宝宁水陆画之仪轨、粉本、美术风格等多方面的研究，可基本确认这部作品是明朝前期与北京法海寺有确切绘制时间的壁画，同时期或稍早的宫廷绘画作品，上限为正统年间，下限为天顺四年（1460）。（二）宝宁寺中“成化十年碑”和大修中发现的过殿四根檐柱柱础上的雋刻文字，证实该寺是明景泰六年（1455）兴建，天顺四年（1460）竣工的一座皇家敕建佛寺。该寺初名“毕在寺”，后改称“宝宁寺”。（三）宝宁水陆名中有“敕赐”字样，成化十年碑文也称宝宁寺为“请敕”而后建。基本可以认定建寺和赐画出于同一原因，甚至所为乃同一事端。故本文将宝宁寺称为宝宁水陆之“母寺”。





二、“土木之变”莫大国耻，以及明英宗的“救赎”

在右玉宝宁寺准确的建成时间和宝宁水陆的制作时间被确定下来之后，隐藏于其后真实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大明王朝前、中期之交的“土木之变”也就坦露在我们这些关注者的面前了。而那个历史事件的“主角”——大明王朝第六任君主朱祁镇也由幕后走向了前台。

1）明朝中（前）期“明蒙边境战争”形势

大明立国之初，北疆的主要威协是元朝第十一任皇帝（蒙古帝国第十五任可汗）孛尔只斤.妥欢帖木儿的北元政权。洪武二十一年（1388），元顺帝妥欢帖木儿的孙子脱吉思贴木儿战败以后，北走土剌河畔，为其部下所杀。北元内部从此陷于混乱，分裂为三大部：鞑靼部，瓦剌部和兀良哈部。在这三大部中，兀良哈部与明廷关系最密切，而鞑靼部势力最强大。永乐年间，鞑靼和瓦剌虽名义上臣服明廷，却经常骚扰明朝北部边境，鞑靼还策动兀良哈在辽东侵扰。所以，明成祖朱棣从永乐八年（1410）到二十二年曾动用五十万大军，先后五次亲自率兵出塞，重创鞑靼、瓦剌二部，尤其是鞑靼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在此之后，瓦剌部渐渐强大起来，并吞原鞑靼各部，奉元朝宗室脱脱不花为可汗，首领脱欢自称顺宁王和后元太师。1443年脱欢死去，他的儿子也先继承太师之位，统一了长城以北，虎视明廷。

明朝这一边，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为加强边防，在北部和西北部先后设置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榆林)、固原、宁夏、甘肃、九处边防重镇，布置重兵戍守，同时还在沿边修缮了长城。大同镇地处漠南，北部处燕山阴山之豁隙，戍守犹难，驻军最多，称为“九边之首”。由于备防不懈，从仁、宣二帝直到正统前期，共二十多年间，总体而言北部边防还算相对平静，这局面持续到了明英宗正统十四年。这一年秋，大事来了！

2）震惊朝野的国耻——“土木之变”

明英宗朱祁镇，宣宗朱瞻基的长子，孙贵妃所出。即位时年仅7周岁，由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内阁三杨(杨士奇、杨薄、杨荣)辅政。到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去世，三杨也已先后因老病退政。英宗年幼，诸事依赖心腹太监为其谋划。明廷自太祖朱元璋起严禁太监干政的铁律到此出现松动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山西蔚州人，进士出身，早年自阉入东官侍奉太子讲读，成为年幼朱祁镇的启蒙老师。英宗亲政，年仅14岁，故对王振极为依赖。《明史 列传192》载：“帝方倾心向振，尝以先生呼之。赐振敕，极褒美。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赇赂辏集。” 王振终于逾越了至尊的帝位成为大明朝的实际主宰。

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瓦剌也先派出使者二千多人向明朝进贡马匹，为多领赏赐，却冒称三千人。王振原本暗中与瓦剌做马匹买卖，这次趁对方之诈，顺势杀价，下令减其马价，以致双方失和。加之，也先曾向明廷提出与皇室通婚的要求，未得到应允，而致隙怨加深。正统十四年入夏，朝野即开始流传也先正集结兵马，准备进犯的消息。明朝兵部也已派员赴大同、宣府整顿军备，以备不虞。而此时野心勃勃的王振，也知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但他认定，“区区瓦剌必不堪一击”，于是故作不动声色之态。他在权力欲望得到满足之后，极欲享受一下军事统帅指挥千军万马带来的快感，拿定主意：此战要架空内阁，也不假手兵部，要独自“挟天子”，创建一桩“千古伟业”。然而，面对严峻的战争威胁，从未上过战场的明英宗朱祁镇，也居然跃跃欲试。此时此刻，大明开国“二祖”（太祖、成祖）滚烫的武威血浆，正在他年轻的血管中流淌。于是二人一拍即合，“御驾亲征”的御旨迅即作出，第二天就命令京营官兵准备北征。文官们一头雾水，吏部尚书王直挑头切谏：“边鄙之事，自古有之”，只要“将士用命，必可图胜”，朝廷“不必亲御六师，以临塞下”。但诤谏无效。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也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入侵明朝。东路，攻击辽东；西路进犯甘州（今甘肃张掖）；中路分为两支，一支由阿敕知院率领，进攻宣府和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直扑大同。七月十一日，大同右参将吴浩于猫儿庄（今大同市阳高县北一带）迎战瓦剌骑兵，迅即落败战死。就在朱祁镇离开京城的前一天（农历七月十五），总督大同军务的西宁侯宋瑛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等人，在阳和口与也先的三万骑兵爆发了大规模野战。当时的大同镇，平时就保有数万兵力，六月还有京营增援的三万人到达。所以宋瑛等人要集结一支与也先规模相仿的部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结果却是明军全军覆没，宋瑛和朱冕双双战死。王振亲信监军太监郭敬，靠趴在草丛里躲过一劫。宋瑛和朱冕都出身于武将世家，成年后一直担任高级军职，绝非不通军务的纨绔子弟。他们双双阵亡，已预示着朱祁镇的“御驾亲征”凶多吉少。

七月十六日，明五十万北征大军出发，十七日到达龙虎台（今北京市昌平区西南）十九日，车驾过居庸关；二十一日，经怀来城西；二十三日，到达宣府（今河北省宣化县）。兵部尚书邝埜在行军中坠马重伤，勉强随行；二十四日，到达鸡鸣山（今河北张家口市东南）。时秋雨滂沱，道路泥泞不堪，军需给养严重滞后，士卒怨声载道。邝埜和户部尚书王佐再次上章请求回撤，被王振严厉驳回。就连王振的亲信、随军钦天监正彭德清也对王振说：“天象示警，不能再往前了，否则陷圣于草莽，谁来负责呀？”王振固执不听，继续督军行进。二十六日，到达怀安城西（今河北省怀安县）；二十八日，抵大同阳和。看到城外尸横遍野，军心震动，恐慌万分。二十九日，驻聚落驿（今山西省大同县聚乐堡）。八月初二，英宗驻跸大同。从战场逃回的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密告王振，七月十五日明军被瓦剌击败惨遭屠杀的情况。王振听后惊恐，始萌撤退之意。八月初三，英宗车驾撤出大同，准备回京。关于退兵的路线，王振始想经由蔚州（今河北蔚县）沿循南线东行，从紫荆关（今河北省易县西北）入京。他是蔚州人，想让皇帝路过他的家乡，以光耀其祖宗。选择这条道路，王振虽是出于私心，但从军事上看是对的，因为宣大蓟镇一线此时已危机四伏，大军退却，宜尽量避免与敌缠斗，快速回京。但大军按此路线刚退八十余里，到达蔚州境内的双寨后，王振忽又改变主意，他担心如此规模的军队经过他家的田地一定会对收割在望的粮食造成巨大的损失，于是命令队伍折向东北宣府，由出征之路返回。大同参将郭登、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闻知大惊，急忙前来劝阻，并表示在宣府受敌威胁的情况下折往北路这是在“挟帝犯险”。但专注于个人威势的王振对这充满警示的劝告依然不闻不听，一意孤行。明军迂回周折，耽搁了数天宝贵的光阴，直到八月初十日，才到达宣府。这七日，给了也先充足的追击时间。明军进入宣府之日，也先之弟伯颜帖木儿率一支兵已到了宣府东南60里的鸡鸣山，堵在了明军的退路之上。而也先亲率的主力则紧追而来，形成对明军的夹击之势。英宗和王振一面派出部队阻击瓦剌，一面慌忙兼程南绕。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受命断后拒敌，迎战也先骑兵，结果大败，士兵死伤大半，兄弟二人双双战死。英宗又命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三万兵前往支援。结果年迈的朱勇直接把部队带进了瓦剌人的包围圈，三万骑兵被杀掠殆尽，朱勇和薛绶亦即阵亡……

明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四晚，天上没有月亮，怀来城西二十里的土木堡山上山下一片凄风苦雨。头天皇帝的车驾摆脱缠斗，来到这里时，本来他们可以赶趁着进入怀来城，可是王振却惦记着装着他个人财物的一千多辆辎重车还未跟上，于是决意夜宿土木堡。当他们在凄风苦雨中度过了这个焦灼之夜后，于十五日晨王振命令军队启程前往怀来之时，才发现他们已经被瓦剌军团团包围在“土木堡”山上了。敌军先期占领了土木堡之南唯一的河流妫川（今官厅水库的泾流之一），堡内原来仅有的几口水井远远不足以供几十万人马饮用，王振命明军挖井以取水，然而掘地二丈仍不见水。被围和缺水造成的致命危机，迅速扩散成极度的慌恐吞噬着明军。而也先的骑兵源源不断地聚拢过来，他们围而不攻，等待明军不战自乱……十五日是汉人的中秋节，也先诡称要与明军言和，故意让包围的军队后撤，朱祁镇与王振喜出望外，立即同意议和，派出通事前往也先营帳帐。王振看到瓦剌军向后撤退，便急忙下令明军撤离阵地，“移营就水”，混乱随即发生：积两日饥渴难耐的士兵纷纷越出壕堑，急奔河流而去，明军大乱。而佯作后撤的瓦剌军，迅即从四面八方围攻上来，失去控制的明军争相逃逸，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瓦剌骑兵蹂阵而入，猛砍乱杀，明军自相践踏，成片倒斃，尸体蔽野塞川。乱军之中，护卫将军樊忠目睹惨景，压抑已久的怒火轰然爆发，他举起铁锤直奔茫然不知所措的王振，一边猛击，—边怒吼：“吾为天下诛此贼！”，当场将王振打死。（ 《明史纪事本末·卷29·王振用事》。但据明英宗自己的回忆，王振是因自责致使明军战败，引刃自刎，见《英宗谕祭王振碑》）。此时朱祁镇见大事已去，索性下马盘膝，面南而坐，双目紧合，静静地等待着他这次“御驾亲征”的最后结果……（《明史纪事本末·卷32》：“初，师既败，上乃下马盘膝面南坐”）

土木堡之战是中国古代史中，臭名昭著仅次于北宋“靖康之耻”的重大历史事件，从而成了明朝前期和中期的“分水岭”，有的史藉还称其是整个明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仅此一役，明朝的军力折损近半，而朝廷的文武班底几乎整体覆灭。役中，不仅皇帝成了俘虏，随从出征的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堃、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了铭、王永和等，加之此前在猫儿庄、阳和以及辙军路上战死的参将吴诰、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忠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等共有50多名朝廷重臣死于非命。“土木之变”以极其荒唐和低能的外交及军事实践为最大特色，对于明代中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民心理，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负面影响。

3）“英宗北狩”踪迹复盘

“土木之变”的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动。群臣汹汹然怒对王振余党，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宦官毛贵、王长随，在群殴中被活活打死，血溅朝堂（见《明史》· 列传卷六十五 王竑传）。监国御弟郕王朱祁钰，迫于众怒，下令籍没王振家产，王振的侄子王山被凌迟处死。 值此群龙无首、百般混乱之时刻，侍讲学士徐珵（徐有贞）扬言星象有异，主张迁都南京。此时有一人厉声喝道：“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说话人是于谦，此时他的职务仅仅是个“兵部侍郎”（相当于今国防部副部长，见《明史·卷一百七十·列传第五十八·于谦（子冕）》。于谦力主抗战，得到了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官员的支持。也赢得了郕王朱祁钰的赞同。一个以朱祁钰和于谦“结合”为标志的新的权力中心在“土木之变”后的应急反应中迅速形成。之后，便有了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二十八日，朱祁钰即皇帝位，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十一月进行“北京保卫战”，挫败也先；景泰元年（1450）八月十五日明英宗还朝；以及景泰八年（1458）正月十七发生“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开启第二任期“天顺”……等一系列诡谲云波的历史事件。鉴于本文主旨是研究明右玉宝宁寺及其敕赐《宝宁水陆》，这方面的文字仅略记于此，现转笔来为被俘皇帝朱祁镇的羁縻生涯做复盘。

必须首先亮明我们的观点，在未进入右玉宝宁寺之前，我们已经接收到一种观点，即认为宝宁寺原址或者是右卫老城曾是明英宗被瓦剌人俘虏后的关押之地，因此代宗才在此地敕建佛寺，并名之“毕在寺”（毕即跸的谐音）。而英宗复辟后，才改名“宝宁寺”。此论听起来颇合逻辑，因此也影响甚大。如《山西晚报》官网2024年1月2日“晋地宝藏·神奇文物在这里（第二季）”载文《宝宁寺水陆画：群体记忆》中宣称：“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人犯境，明英宗率军亲征，兵败被俘。他的弟弟被拥立为帝，并于六年后在明英宗被囚之地修建毕在寺，美其名曰为皇帝北狩驻跸所在。明英宗“南宫复辟”成功复位后，一定也反思过瓦剌将自己放归这件事。不管什么心理原因，他没有停止毕在寺的修建，只是把寺院的名字改为宝宁寺。一方面感谢上苍保佑自身安然无恙，一方面祈望寺院能够保一方安宁。天顺四年（1460年），寺院落成，皇帝特别赏赐了一批水陆画给寺里，用来追荐战死将士，安抚边境人心。”有主流媒体作此加持，宝宁寺建寺因缘自然一锤定音。然而，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以为要用事实来说话，所以必须“复盘”！

朱祁镇被俘后，从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五，到次年（景泰元年，1450）八月十五还朝，被羁押了整整一年时间。关于他这一年的羁縻生活，明代的多种文献《明史纪事本末》、《明英宗实录》、 锦衣卫校尉袁彬所写《北征事迹》、当时的通事（翻译）哈铭所写《正统北狩事迹》、《正统临戎录》等，都有所记。其中，以袁彬的《北征事迹》最为详实，亦最为明清和近现代史家所重。故本文所谓“复盘”，拟以袁彬所记为主线，结合参照其它文献的方法进行（与本文主题无关的情节略去，各文献有严重相悖者加括号注明）。所录文字，只加句逗，一般不作翻译，保留原作原貌，（人名、地名及冷僻难解者略加注释）。朱祁镇羁縻行止，大致可分三个阶段：①“土木之变”至“北京保卫战”前。②“北京保卫战”过程，及其后。③还朝经过。下分述（同时请参考笔者手绘《朱祁镇羁縻行止图》）。

【第一阶段】十四年八月十六日皇上在雷家站高岗地上（与）众坐，达子（指瓦剌人，后文同此不注）围着，是臣远观，认的是我英宗皇帝，臣叩头哭 。上问，“你是甚么人？”臣说，“是校尉当奉圣旨”，（上曰）“你不要说是校尉，只说是原在家跟随的指挥。”又问，“你会写字不会？”臣说，“会写”，就令在左右随侍荅应……十七日随到宣府（今河北宣化）西城角舍答话，城上放短枪不得近，又转到南门，有（以）圣旨宣，“杨洪、范广、朱谦、罗亨信开门，接我城上去”，城上人回说，今日晚不敢开门，这城池军马是爷爷的，杨洪也出去了，不在城里。”星月上时，随（皇）上渡宣府河，臣下水控马，渡讫，至二更时，大雷雨，就阵上震死也先所骑青白骟马。雨止 ，上令臣出帐房外窥视，但见赤光罩定御帐，随即奏知也先，是虏众累谋欲害（皇）上，数见瑞应，谋遂沮 。明日也先就来帐房前叩头致敬 。十八日圣旨差许宁回京奏讨赏赐。十九日早，也先令伯颜帖木儿得知院（“得知院”为伯颜帖木儿之軍职，后文同，不注）来， 进熟肉、铺盖、皮袄，二十日到大同东塘坡（大同和阳门外御河东岸），上圣旨着写书（皇上以书信的方式下达圣旨），差力士张林到大同城里有总兵官刘安，都督郭登，都御史沈固，（偏）将张林（交）付，（大同）断事司审问来历，是晚，说差人出来答话 。二十一日早，过西门答话， 上又令忠勇伯到城下，城中不信；着臣自骑马到城下，跪说，“我是写字的校尉，见有驾牌为照，我原籍是江西人，这里委的是皇帝，在土木时军马尽被也先杀散了”。（大同守军）下吊桥放我进去。臣入城见刘安、郭登、沈固、霍瑄众官，计议良久，留臣在城（中），刘安出城见上，恸哭 。上问，“城里有会说话的通事着一人出来”，刘安说，“有通事指挥李让奉圣旨”，便着他出来。刘安入城方遣臣出。臣见上，又令臣入城取李指挥，……遂同李指挥出见上。得知院等言说，“我太师也先曾说，我（们）有甚么本事征伐南朝，只是天着我和皇帝一会。”李指挥说，“官人你这说话有天理。”得知院等到城下，令臣于上前（向大同官员）索羊酒赏赐。是日，刘安等同大小官员出城朝见（皇上），及进羊酒等物。 上问，“大同有多少钱粮？”刘安说，“有十四万两银子。”当令臣取银一万两，以五千两赏也先，五千两赏得知院等三人。虏众军马赏赐，上令臣再入城取银五千两散与众达子。 二十二日，臣传奉圣旨，讨武进伯朱冕、西宁侯宋瑛、内官郭敬的家财（冕、瑛二人在阳和战役中阵亡，郭敬在土木之变后被诛杀）及三人的蟒龙衣服、酒器，尽都拏来赏与也先。城内众指挥千百户凑衣服彩段来赏与也先大小头目。又着摆筵席管待他。至晚离（大同）城西二十里驻跸，有“夜不收”（职业杀手）杨总旗来与臣说，“今夜有五个夜不收来密请爷爷（指皇上）石佛寺（云冈石窟）去，待他寻不见时，便乘间入城（大同）去。”臣备奏知 ，上曰，“此危事使不得，先在土木时不曾死，我命在 ，（今）天若万一不虞，如何（是）好？”遂不用其计 。二十三日也先（决定），我们到猫儿庄（阳和城北）外会议，拟送皇帝南归。是日晚到水尽头（今乌兰察布盟丰镇市）。指挥盛广等送至银三千两。二十四日送衣服。二十六日送彩段羊酒蜜食。二十七日到九十九个海子（今集宁南）。二十八日下柳源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的坝上地区）。二十九日到黑河（潮白河上游），三十日到八宝山 （北京西石景山区）。九月十六日，季铎赍赏并圣母皇太后寄来貂裘胡帽衣服等物到营见上，说，“初六曰郕王已即皇帝位”，又说，“文武百官奉皇子三人中年长者一人为东宫”。皇上令臣写书三封：一禅位于郕王，一问安于太后，一致意于百官。绝也先辟地（割让土地）之心，动景皇天伦之念。上看之甚喜，当时祝天。【以上为第一阶段。从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六，到九月十六，整整一个月。朱祁镇在也先的挟持下，由京西土木堡到大同，再由大同到京西八宝山，走了一个“来回”。主要表现是“逼”英宗临关叫门，索要财物，更深层的目的是以英宗为“绑票”，胁迫明朝割地求和，但由于明朝另立新君，阴谋告吹】。

【第二阶段】正统十四年九月十七日（朱祁镇回）到断头山（大同阳高附近）住五日，也先每日进诸般熟野味。二十二日又往北行二日，也先会议。复往南行一日，也先号令着厮杀，马五更时分起营至暮驻扎。二十八日到大同上至北门下。郭登等朝服，在月门里设交床一把，俟候叩头 。上，不肯下马。郭登潜令人伏城上，欲放下月城闸板，虏觉之，就拥上出门。也先到大同东门，叫城中头目出见，城中不从，惟进羊酒诸物。上，亲说与城上官军，“这厮每说谎，不肯送我，你们守祖宗的城池，操练军马，不可怠慢 。”十月初一日至众乐店（今大同城东聚乐堡），内官喜宁（明朝宦官，被俘后叛变）说，“与今送爷爷（皇上）从居庸关进去。”初三日至阳和，讨了牛羊酒。初四日到紫荆关北空地驻扎。有通事（翻译）都指挥岳谦与臣说，喜宁会说达达话，说他领哨马进紫荆关去抢北京。臣思喜宁颇知中国虚实，虏恐用其乘虚入关，当（时）以岳谦所说奏闻（皇上）。 上曰，“只凭着天理去”。初五日，喜宁领前哨进紫荆关北口。初九日，喜宁等烧毁紫荆关，杀都御史孙祥。初十日（皇上）过易州至良乡县（今北京良乡），本县里老人等进茶食果品羊酒。十一日，到芦沟桥，有果园署官以果品来进 。上又令臣写书三封：奉圣母皇太后及御弟皇帝暨文武羣臣，通报虏情，固守社稷。当（时）差岳谦（通事官）同那哈（瓦剌将官）出到彰义门答话。岳谦（被）官军杀了。那哈出奔走回营与也先说，他南朝人也不认得，杀岳谦。也先听得，当令达子摆一字阵直至西直门 。上御德胜门外空房内 。十二日臣送上登土城荅话，有王复、赵荣来进羊酒。得知院曰，“怎么没大头目来接着？你小官人出来。”十五日，回至良乡。（“北京保卫战”袁彬所记颇简，祥见《明史 · 列传 · 卷五十八》：初，也先深入，视京城可旦夕下。及见官军严阵待，意稍沮。叛阉喜宁嗾使邀大臣迎驾，索金帛以万万计，复邀谦及王直、胡濙等出议。帝不许，也先气益沮。庚申，寇窥德胜门。谦令亨设伏空舍，遣数骑诱敌。敌以万骑来薄，副总兵范广发火器，伏起齐击之。也先弟孛罗、平章卯那孩中炮死。寇转至西直门，都督孙堂御之，亨亦分兵至，寇引退。副总兵武兴击寇彰义门，与都督王敬挫其前锋。寇且却，而内官数百骑欲争功，跃马竞前。阵乱，兴被流矢死，寇逐至土城。居民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王竑及福寿援至，寇乃却。相持五日，也先邀请既不应，战又不利，知终弗可得志，又闻勤王师且至，恐断其归路，遂拥上皇由良乡西去。谦调诸将追击，至关而还。） （北京撤围后，朱祁镇）十六日到易州（今河北易县）。十七日到紫荆关。连日雨雪，上下艰难。十八日到浑河（今桑干河河北段），十九日到蔚州（今河北蔚县），二十一日到顺圣川（今河北阳原县东），驻扎二十三日，往阳和后口到猫儿庄，二十四日北行， 十一月十六日到老营（河北承德市南）。得知院妻宰羊迎上递毕，十七日宰马做筵席，在苏武庙（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滿族自治县）驻扎凡四十日。【以上为第二阶段，从正统十四年九月十七日，到十一月十六日，为整两月时间。明朝另立新君后，于谦整顿边备军务，集结二十余万兵力保卫北京，决心与瓦剌决战。而也先挟持明英宗，也再度由大同东突，以“送太上皇回朝”为借口，利用叛徒喜宁的引导，破紫荆关，围攻北京，企图实现“城下之盟”，结果为明军所败。其后，北遁长城外热河西南一帶。】

【第三阶段】……景泰元年正月初一日（朱祁镇正统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被帶到“苏武庙”，住四十天，时至同年腊月二十六日，距景泰元年正月初一，仅差四日，看下文“过节”的记述，推测因为过年，可能重返也先“老营”） 。上自将白纸写表宰羊一只，祝告天地，行十六拜礼 。至二月初一日也先迎上至其帐，奉酒弹唱，也先三妻皆出叩头，献铁脚皮。（二月初一日之后到四月二十二日，共两月二十一天袁彬无记，补入哈铭《正统北狩事迹》所记：“三月，石总兵（石亨）巡边的消息传来，也先计划包围大同（未行）。四月，伯颜帖木儿之妻认为帐中燃火是天子（英宗）气运的象征。五月，驻扎金山（河北承德市滦平县金山岭，在“苏武庙”南，亦即袁彬所称也先“老营”）时，伯颜帖木儿与也先因守墩人（烽火台守军）打扰欲杀之，哈铭强调和好不应因此牺牲，最终下令晓谕。” ）四月二十二日，上以久无使臣往来，喜宁又潜怀二意数教也先扰边，于是令臣写分豁本，差人回京若为喜宁申理者（通报喜宁叛变的情况），又令臣至也先处说 ，“爷爷有旨要差总旗高𨭉、太监喜宁、达子那哈出回京”，也先依听。又密书喜宁谋叛情迹函于木片内，系高𨭉腿上，令至宣府与总兵等官以计擒之。及至野狐岭（在今张家口万全区）高𨭉与喜宁饭于城下，密约城上，至进汤时即发短鎗。少顷，短鎗发，达众走散，高𨭉抱喜宁滚下濠中，遂擒入城。那哈出走回营见上说，“喜宁在野狐岭被高𨭉抱住滚下濠里，縳入城内去了 。上大喜说，“使两下里动干戈，害人民都是这厮，如今拏了他，边上方得宁靖，我南归也可望了。”五月内，李实、罗绮、马显，赍赏来与也先，见上。本月内回京。七月初三日，哈铭来说，也先会议送爷爷回朝，要京里着头目来接，就差哈铭诣京奏报。二十七日，哈铭同杨善至龙门地方（今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白龙乡与易县西山北镇交界）接见。八月初二日，也先、得知院等进马匹貂鼠皮张，也先、得知院等及其妻妾俱送上行。约半日程，也先下马叩头，跪着解所带弓箭撒袋战裙以进，与众达子罗拜伏地恸哭辞去。惟得知院领部下人马直送至野狐岭，又进马匹齐叩头拜别。到宣府右卫城外官厅（今官厅水库附近）住一夜，宣府都督朱谦、同男朱勇带领人马到右卫（宣府右卫）接见。上到宣府城外搭殿住八月十三日，就着朱谦设宴，讨彩段衣服等件赏达子那哈出等，又有商辂王谦许彬接到朝见。毕后，上令臣宣许彬等到 ，上说，“为我家祖宗社稷着恁官人每多费心忧念，我如今幸得回还，到京时情愿退居闲处，你便写书与御弟皇帝知道。 十四日到双泉铺（在今北京海淀区）巳夜。其夜，上打点衣服以旧所服，白绫中衣一件及也先所献战裙赐臣。十五日至京入南宫。【以上为第三阶段。从景泰元年正月初一，到同年八月十五，共八个半月。记述比较简略，除了他们设计除掉叛徒喜宁外，便是也先因朱祁镇已无利用价值，准备送其归国，以及回朝的经过。从这一段蒙明双方来往中透露的地名看，朱祁镇的羁押地基本没有变化，大体上就在京北热河到京西张家口这一帶】。





需要介绍一下袁彬这个人：校尉袁彬并非朱祁镇在明宫中的宦官，从他的记述可知，他应是原锦衣卫中的一位普通校尉，此前朱祁镇并不认识他，是土木堡蒙难后，袁彬自己主动加入进来侍奉这位“蒙难主子”的。在此后的一年中，他既是朱祁镇的亲随，也是他的亲信，更是他的亲人。行军艰难，他背着他前行，宿营于冰天雪地，他以赤肋为他焐脚；除了体贴至微，还识得大体，在困局中，谏君以卫国格，于危难时，设计以除奸叛，等等。这个小人物在这种特殊的境遇中，表现出的常人难以做到的大智、大勇、大爱，不仅得到了明英宗的信任，也得到了历代眼光挑剔的史官们的“青睐”。对于他在成化年间，凭回忆写下的这卷《北征事迹》，均深信不疑，视为明英宗在瓦剌营中羁縻期间最真实的记录。通过“复盘”，我们看到：从正统十四年（1449）农历八月十五日，到景泰元年（1450）农历八月十五日，朱祁镇在瓦剌军挟持下，二入大同，两赴北京（不包括土木之变前的行军路线），东西转徙，南北迁返，行程四、五千里，但始终没有越出一个西至“大同西二十里”，东至“北京德胜门”，西北至“集宁南九十九海子”，东北至“热河苏武庙”这个有限范围。这就是我们所要的调查结论。这个结论告诉我们：明英宗在被瓦剌人羁押期间，根本就没有到过大同西北100公里外的右玉。宝宁寺之修建，或另有因缘。





4）朱祁镇的“救赎”之路

景泰元年（1450）八月十五日，“轿一乘、马二匹、丹陛驾于安定门内”，没有“神铳、毛马、响铃等”仪杖，也未出现朱祁钰率文臣武将等出城迎候的场面。只等朱祁镇被接入“南宫”之后，朱祁钰才率领大臣叩拜。自此，这位“太上皇”，便再未迈出南宫半步……整整七年。

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七日晨，正在病中的大明第七任皇帝朱祁钰勉强起身梳洗，准备临朝，突然听到奉天殿前钟鸣，惊疑之际，宦官兴安奔来急奏道，“太上皇复位”……朱祁钰连说：“好，好，好。 ”然后，喘了几口气，重新回到床上，面朝墙壁睡下。二月十七日（一说十九日），景泰帝病逝于西宫，享年二十九岁，以亲王礼葬京西金山口，称“景泰陵”。

重新回到大明皇帝宝座上的朱祁镇，原本是一个真正含着金钥匙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出生不到三个月即被立为皇太子，九岁登基成为大明第六任皇帝，十四岁正式亲政，乾纲独断……但是，自“土木之变”始，多舛的命运便与他难解难分：他怀鸿鹄之志，慕“二祖”之功，希冀一战而建盖世之勲，却倏忽间成了敌虏马背上的战俘和囚徒；他历尽艰辛与磨难，希望回归故国，那怕做个蓬蒿中的“百姓”，却又被亲弟弟“幽闭”了整整七年，死既不可期，痛又不欲生。然而，就在他一切绝望，在地狱之门闭目等待油尽灯枯之际，却又莫名其妙的被一群原本互不相识的人（石亨、徐有贞、蓸吉祥这三位“夺门之变”发动者并非英宗之宿旧）抬回到这把别却悠悠八载的龙椅之上。这无常的际遇，这跌宕的人生，直接演译成了朱祁镇对于宗教的亲身体验，以及对于某种“神秘力量的深信不疑，从而让他成了中国历史上汉族皇帝中最为相信佛教的人之一。朱祁镇第二个任期，年号为“天顺”，在明朝文官的话语中，这应当是汉儒纖纬之学，于“土木”，“夺门”两大变故之后，对大明亦或英宗“天命”的寄予，然而对于朱祁镇，则是佛教充分中国化和世俗化后的更加自觉的实践——他行进在一条寻求心灵“救赎”的路上。

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后，追念旧事，即于当年冬天在位于北京东城禄米仓胡同的王振家庙“智化寺”（正统八年建）内为王振建旌忠祠，在智化门内立《英宗谕祭王振碑》，以英宗自己的回忆，记载了王振受到仁宗、宣宗、英宗的重用，在土木之变中因兵败自责，引刀自刎。字里行间为王振开脱。碑文下方还刻有身着蟒袍的王振画像。天顺六年（1462年），英宗又特颁赐大藏经一部，经橱二座，给智化寺。在英宗的庇护下，作为王振的家庙智化寺一直兴盛不衰，直至清乾隆七年。山东道监察御史沈廷芳进京述职时，见到智化寺香火旺盛，十分气愤，认为王振专权害国，于是上奏乾隆皇帝，请求扑毁王振像、碑。这一奏议获得了乾隆皇帝的批准。自此。智化寺开始走向衰落。（此为一例）



（第二例）据清未民初人崇彝所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一书记：北京“西四牌楼北，当年在甬路中间有一庙宇，坐南面向北，名当街庙，其址在石老娘胡同东口，庙供额森（也先）牌位。据闻明英宗北狩，后为额森（也先）放还朝，感其义，为之立庙，故北面。内殿宇不广，当年车马皆由庙之两旁绕行，修马路时始拆却。”其下有作者崇彝的注：“庙在甬路上微偏西，可惜殿上未曾看过。”清末，当街庙曾为私人讲学之所。《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西宁办事大臣豫师，清朝光绪年间在当街庙开办了会辅堂讲舍，以培养学生，“按月讲书，会课文艺”。民国初年，“修马路时始拆却”。民国六年（1917年）出版的《北京市地图》上，该地段还记有“当街庙”的地名。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最新北平全市详图》上“当街庙”地名就改称“西四牌楼”了。

（第三例）北京石景山显应寺，又称皇姑寺。明朝嘉靖四年（1525年）《敕赐顺天保明寺碑记》载：“阜成门外香山乡西黄村有寺名曰‘顺天保明’，盖自正统年间女僧吕氏所创造。”孙承泽所著《天府广记》记载：“顺天保明寺，天顺中建，俗称皇姑寺。正统八年（正统十四年之误）征也先，陕西吕尼叩马谏而死。及复辟，乃为建寺，肉身尚在寺中。”从嘉靖四年碑记和《天府广记》中知，女尼吕氏是该寺的“开山鼻祖”（大约是先有正统年间“黄村寺”，后天顺年间敕赐扩建为“顺天保明寺”）。而扩建的因缘是朱祁镇为纪念这位在他昏了头“御驾亲征”大同时，叩马谏而死”的尼姑。皇姑寺中主殿，称“吕祖殿”，殿内供奉开山鼻祖吕尼和寺院的二代祖杨尼、五代祖张尼的塑像，吕尼为肉胎真身像……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中，顺天保明寺是皇家香火院，为宫中后妃佛事活动所专务。明孝宗时，还特为保明寺下过敕令，不仅免除了该寺六顷七十六亩田的粮税，而且规定不许任何人侵占寺院的田土，不许毁坏垣宇。故寺中至今还保有明武宗朱厚照母亲慈寿皇太后于嘉靖十二年（1533年），将天顺六年（1462年）所铸铜钟重新翻铸的“黄村寺钟”，称为护寺之宝（现藏北京大钟寺）。顺天保明寺明末清初毁于火灾，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重修，五十八年竣工。因“保明”之名，有保前明之嫌，康熙皇帝亲自赐名“显应寺”，并御制碑文，以纪其事。现康熙帝御制碑仍存寺中。

这三座寺庙，及其背后的因缘故事，都与“土木之变”密切相关，又都发生在明英宗第二个任期的天顺年间。在明、清秉持正统观念的史家（或文官们）看来，这或许是荒诞不经的，甚至是有涉怪力乱神，为正史所不屑。但是，它们却是当时社会和宗教氛围中的真实存在。这些客观存在所构建的悖论，恰恰让我们看到了朱祁镇的真实心路：当所有人都在咒骂王振骄横祸国误君，必欲啗其肉饮其血时，朱皇帝却在为他树碑旌节，且心中怀着一种“我未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愧疚。瓦剌也先是地道的敌遒，但英宗也把国之大仇放在一边，去怀念其在蒙难时这个敌遒对他个人的优待、关照以及敬重，他依然要奉他（或封他）为“神”。还有，“吕尼叩马道谏”不论其是真实的或是朱皇帝自己编撰的，但是在西郊黄村，设此一柱香，敲此一鸣钟，至少是表达了英宗是对造成五十万明军顷间覆灭、五十多位重臣同时殉国错误决策的一种难得的愧悔，和对死难者一个“救赎性”的歉意。

明英宗作为专制制度下的一国之君，他的这种意识，必然会产生强大的外溢效应。正统十四年大同镇的破防，直接导致了“土木之变”的发生，之前之后他共在这里兜兜转转走了三圈，成了“败北军神”和“叫门皇帝”，所以英宗的“救赎”之路也必然会延伸到大同。

（第四例）今山西大同阳高县即是明代大同镇旗下的阳和卫，正统十四年七月也先率瓦剌军就是首先从此地入寇的。当时，发生了双方共投入总兵力六万人的大恶战，明朝总督大同军务的西宁侯宋瑛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就是在此战中双双殉国的。在阳和卫古城之中，有一座大型佛寺，名“云林禅寺”，今尚有一座建筑、塑像、壁画保存完好的大殿幸存（曾经作为粮库，故未遭破坏）。据清雍正七年（1792年）《阳高县志》载，云林寺“系明代建筑”且“由皇帝下诏”而建。但究竟是明代哪一朝、哪一位皇帝下诏？却不得而知。从建筑上看，云林寺大雄宝殿，面阔五间，进深四间，覆单檐庑殿顶，殿内柱列为金箱斗底槽变体，皇堂显贵，气势恢宏。殿内主坛三厝，释迦、药师、阿弥陀横三世佛结跏趺上座，庄严巨壮；主像间迦叶、阿难二弟子，合什恭立；坛前密迹、散脂二护法，壮硕奇伟；左右侧坛列坐十八罗汉，佛衣繁复，妙态传神；系明塑中不可多得之珍品。三面殿壁及扇面墙满绘丹青，重彩平涂，金碧辉煌。北壁为十佛、十菩萨、十明王，扇面墙为观音、文殊、普贤三大士，东西两壁万象包罗，纳天堂、人间、地狱，古往今来，佛、道、神、圣，及百态众生、亡魂冤鬼图123幅，共成一体之全堂水陆大法会，也绝非民间普通笔墨（见李尔山主编《云林寺》青岛出版集团青岛出版社）。

2019年秋，笔者接受阳高县政协的邀请，为云林寺作断代研究，经过对这座大殿建筑、泥塑、壁画品质的分析，特别是依据壁画题记中僧人名号中辈份的比对，结合研究明代中期从正统到嘉靖诸帝宗教倾向和明大同镇边境战争情况等等，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大同阳高云林寺，是明代中期殿、像、画统一设计完成的宏大作品，艺术上具备地方志所说的“皇家下诏而建”的品质。具体时间，基本可以认定为明天顺年间，营建目的与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有密切关联。寺院主殿再现了佛教大型水陆法会的完整场景，宗教法脉呈现大同地区辽、金、元、明佛教一以贯之的汉传密宗特色，具体的政治功能是超度战争亡灵，以求用神秘力量“镇边”，是宗教介入战争的典型例证。

（第五例）无独有偶，时隔整整五年，我们再次面对又一个以水陆镇边为目的的明代佛教寺庙，这就是右玉宝宁寺了。看来，作些两寺的对比性研究是必需的了。从地理位置讲：阳高在大同东，距大同约80公里，扼守着大同东北重要隘口“猫儿庄”；右玉在大同西，距大同约100公里，扼守着大同西北重要隘口“杀虎口”；二者都是“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塞。而且大同镇北部从杀虎口到猫儿庄一线，正处阴山、燕山余脉的交汇地帶，“四望平衍，寇至无可御”（嘉靖时大同巡抚张文锦语）。因此，成为明代北疆最为紧要的防御重点。从軍事实践上讲，无论是北元时期、鞑靼时期、瓦剌时期，还是后来的鞑靼套寇时期和土默特时期，北方蒙古人攻击明朝，溃边入寇，多数是从杀虎口和猫儿庄之间。而且大同一旦破防，必致京畿震憾，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两个口子实是大明北疆的肘腋生患之地。以此而论，明天顺时期，在“土木之变”大吃一惊之后，于右玉林卫和阳和卫各修建一座“镇边水陆”佛寺，一方面超度五十万战死者的亡灵，用以安抚人心；另一方面希望借助宗教的神秘力量来保佑北部边疆的安宁，这不仅是合乎逻辑的，而且也完全符合重新回到大明皇位上的朱祁镇的宗教体验。这个结论远沒有“毕在”变“宝宁”那样生动、富于故事性，但也不乏神秘和先验性。朱祁镇，作为一个曾经丧师辱国的皇帝，又侥幸回到权力的中枢，他的本能会让他怎样行事呢？首先，他必须证明他复辟的合法性，所以景泰帝朱祁钰和兵部尚书于歉将必死无疑，这就是所谓政治；其次，他本人在大厄之中的宗教体验也一定要从认知转化为实践。所以才会有以上五个寺庙这样的宗教事功行为，这就是“救赎”；在专制主义条件下，政治清算和灵魂救赎永远是互为表里的！

三、几个“困惑问题”的解释及其它

文章写到这里，一些大的方向上和节奏上的问题已经回答的差不多了。不过也确有一些小的困惑，如上文中留置伏线的“毕在寺”的名称问题、宝宁水陆佛部“十缺三”的问题等等，应该有一个“自圆其说”的交侍。还有在朱祁镇“救赎”之路的叙述中，产生的“天顺佛寺为什么都无碑石？”的疑窦也需要给予客观解释。此外，文章进行到最后，笔者抛出了一个“宗教介入战争”的新提法，以束住第一章的宗教叙述和第二章的战争故事，给读者一个“无三不成章”的完整。凡此种种，都还需要一些笔墨。

第一，“毕在寺”问题

在没有作朱祁镇羁縻行止复盘之前，以其曾在右玉卫城中驻跸为假设之前提，用“谐音”，来解释“毕在寺”的意义，或许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注释，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个“谐音文化”泛滥的国家。笔者看到，就是右玉县博物馆的馆长吴承山先生也持此论。他说：“究竟英宗被俘一年来，囚于何处？史书没有记载，……随着岁月的风蚀剥去历史的尘埃，有些历史迷团正逐渐被人们解开：英宗当年很可能被囚于右玉林卫（右卫城）宝宁寺之地。”在下文中他又解释道：“英宗朱祁镇于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兵败被俘后，弟弟朱祁钰被拥立为帝，改号景泰，寓意国泰景安。在位七年，总觉皇位是从哥哥手中夺来的，心有愧疚，遂于登基第六年在哥哥被囚的地方建寺通经，予以安慰，亦以自慰。取名‘毕在寺’，意即‘驻践之寺’也，但寺未竣工即行驾崩，庙号代宗。朱祁镇复辟登基，又改号天顺，寓意复辟乃承天顺意，并将‘毕在寺’续建完成。但‘毕在寺’名不雅，似有耻辱之意，遂改称‘宝宁寺’，寓此地乃风水宝地，保朕安然无恙，顺利登基。”这段话两层意思：前面说，“英宗当年很可能被囚于右玉林卫（右卫城）宝宁寺之地，”还是比较遵重客观的，因为史书没有记载，结论留有余地。但后面，他又把个人希望的一种结论，以猜测的方式肯定化了。

吴承山先生在宝宁寺水陆的研究方面，做过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很丰硕的成果。但是，无论如何，在没有实锤证据的情况下，凭借经验作推测，终归是不可靠的。尤其当我们已知这位皇帝在羁縻过程中，并未到过此地，那么，这个所谓的“毕在”亦或是“跸在”就是一种空穴之风了。诚然，否定不是我们的目的。否定，是为了建立更为科学和合乎逻辑的认知。“毕在寺”既然是一个皇家的文字命名，皇家敕赐历来不乏“掉书袋”者，所以正确的思路也应该先去“掉书袋”，首先准确解析文字的本义，而不应在不解本义的情况下，使用“谐音”，旁生枝节，引入歧义。为此，我们查读“毕”字——“毕”有四义”：①名词，指二十八宿中的毕宿。属西方白虎七宿之五，由八颗星组成，排列形状像帶长柄的网，故得名“罕车”（“罕”字从“网”，意为猎车）。《史记·天官书》中曰：“毕曰罕车，为边兵，主弋猎。”意思是毕宿在西方，也叫罕车，相当于一支追猎敌人的边防军。②动词，完毕，完结的意思。③副词，“都”的意思，如王羲之《兰亭集序》“群贤毕至”。④是姓。依据这些文字训诂，“毕在寺”之名，明显是取了①即毕宿的含义，水陆镇边，相当于是一支神兵执守在这里，完全合情合理。景泰帝用这个名字在此兴建镇边的寺庙，无可挑剔。至于天顺帝为何要废掉这个名字？帝王心术，我们不好揣测，但从天顺朝的新命名“宝宁”二字看，大约和他给北京黄村寺的命名“顺天保明寺”一样，比较浅显，也比较吉祥。反观生涩的“毕在”二字，似乎是忌讳“毕”字背后②的含义，即“完结”的义向。作为一个被软禁七年后复辟了的君主而言，这种忌讳或许正是他的心灵写照，这也并不难懂。

第二，宝宁水陆佛部“十缺三”问题

坦率的讲，关于宝宁水陆的研究，由于本堂水陆的“出生”，被“土木之变”传奇色彩所描画点染，显得太过吸引视听，而真正关注水陆画本身的研究，却实在是太少了，相关绘画技法的探讨文章还有一些，而涉及其中佛学、尤其“水陆”一门学问的，则是寂寥的很。比如，这堂水陆佛部，本应有十佛，实际只有九幅；佛像记名又不完全合乎仪轨，有八幅记有佛名，一幅空白，八幅记了名的，其中又有二幅是重复的（是故我们称其为“十缺三”）。如此表象的问题，多少年来竟无人提及。这些问题对于这堂水陆整体而言，可能只是“冠玉微瑕”，但“微瑕”也是“瑕”，为了“冠玉”之“冠”，对它的研究和认知更不该“或缺”。

问题表象虽然很简单，但造成的原因却很复杂。其一，关于佛部十帧，所余九帧，我们认为大致可归结到“物理性失损”之中。从明天顺四年（1460），朝廷赐宝，到1955年这堂水陆画入住山西省博，凡495年。在如此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谁知会有什么样的惊涛骇浪袭来，淹掉这些佛陀菩萨帝释梵天忠男节女三教九流。尤其是绢本，香烛之不慎，便会毁于一旦，更何况那些年月，盗匪、兵祸、天灾频仍而出呢！140支卷轴（笔者据仪轨推测全堂整体数），仅仅一轴之失（或损），这已经是万千之幸了。所以，道也不愧中国“最全之绢本水陆”。二，关于佛像标识不合仪轨的问题。这堂水陆，佛部、菩萨部绘成时图上即无榜题，原因不明。但，很可能是因为后世在法会中使用这些画轴——“唱呼佛号，次第上堂受供”（仪式），很不方便。于是识别并标注佛、菩萨名，方便加签，就成了需要。然而，这实则是件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极度困难的事情。勿容讳言，从宝宁水陆实际情况看，当时的标注者（应是宝宁寺僧）佛学水平是很低的。如十佛中，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法身佛、五方中央佛、密教大日如来）为至高无上本尊，施“毗卢印（胎藏界法界定印）”具有“唯一性”（他佛不可僭越），本不该认错，但恰恰是被错认为阿弥陀佛了。在菩萨部中，十大菩萨只标注了最常见的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位（因有青狮、白象、杨柳枝、禅杖等兽物伴身，没有弄错），其余便不了了之。以此等水平而务“识别”之事，不出混乱倒是反常的了。

其三，十佛中标出两个阿弥陀佛，这似乎与学识、眼力无关。很可能是受一般寺庙造像，在主尊之前常常加塑一尊“接引佛”（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的规制影响而造成的。同时也说明，标记者对水陆佛部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为根本宗旨，毫无慨念。其四，即笔者在第一部分文中提到过的问题：所识别标注的七尊佛像，全部为密宗经典崇拜方式“三身”“五智”中的偶像（毗卢、释迦、卢舍那、阿弥陀、阿閦、宝生、不空成就）而汉传显宗“横三世”、“竖三世”中的东方药师佛、未来弥勒佛、过去燃灯佛，均不在列，这恐怕只有一种解释：这位识别者，亦或当时宝宁寺之主持僧人，他们所遵从的是密宗法脉，对显宗有所排斥。当然，也说明他们缺乏“显密圆通”的宏大格局。这种因宗教派别而改变仪轨的情况在别的水陆画中也曾出现过。比如阳高云林寺水陆，在佛部十佛中，去掉了显宗的燃灯佛，而加入了密宗的“炽盛光佛”。但其调换的出发点非常有讲究：依据唐不空所译《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所云：炽盛光佛威力所针对的核心问题是“国王大臣及诸眷属一切庶民，或被五星罗睺计都彗孛怪恶诸宿，陵逼帝座于国于家并分野处所属宫宿，灾难竞起……”亦即民间所谓“贼星犯主”的问题。这样一换，肯定是顺了英宗皇帝的心思。或许宝宁水陆也有类似的初衷，可无奈于这套绢画是宫中成物，无法做这样的更变，再遭遇一个糊涂和尚，弄巧成拙，出现目下之混乱，也未可知（权作笔者一家之言）。

尽管存在诸如此类问题，但都只能算是后世在这部伟大作品上的“无聊附加”而已，丝毫不能影响学界对于宝宁水陆“年代相对久远，体系较为完整，画幅数量最多，绘制水平最高，”的总体评价。我们的建言，只是为了让藏宝者，知宝如掌上珠。

第三，天顺敕建佛寺“无碑”问题

于本文讨论右玉宝宁寺的行文过程中，所列举的天顺年间其它敕建佛寺，大都也和宝宁寺一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无初建寺碑石以志其根由原委（有的曾经有碑，但又因不明事故遭扑被毁），是故所有寺庙，几乎都曾为“断代”大感困惑。这个问题又该作何解释呢？

需先作申明，上述现象，仅限于明英宗的第二个年号：“天顺年间”。在他的第一个年号中，凡宗教敕赐都是有碑记可寻的。如，明正统十年（1445）大同南寺（原唐开元寺，晋改大普恩寺）作官吏“习仪之所”和建立“僧纲司”，再度更名，英宗特敕寺额“善化寺”，就有碑石所志证。再如，本文第一章所举北京法海寺，始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为明“御用监太监”李童集资首倡、明工部营缮所参与建成。是据现立于寺中天王殿前的《敕赐法海禅寺碑记》《法海禅寺记》两碑而致知的。

当然，本文所列天顺年间敕建五寺无碑，具体情况也不一样：像大同阳高云林禅寺、北京石景山显应寺（有一通嘉靖碑追记）、北京西四牌楼当街庙等三处，不仅无碑，甚至即时的史载全无，全凭遗存实物断代及后代追记或野史来推测说事。北京东城禄米仓胡同“智化寺”，原为王桭的家庙，朱祁镇有“谕”文，后刻成了碑立于寺中，即《英宗谕祭王振碑》，是以他的个人名义为王振的罪过作甄别，不是朝廷的正式平反志碑，亦非建寺旌表勒石。至于本文所论的右玉宝宁寺的情况又不同，其寺初建于景泰，原有刻石，但落成于天顺，遂将原碑扑倒，伏地十五年，后人亦未敢重立，唯再刊新石，诺诺略记时序已。

人们其实看得很清楚：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归根结底，齐聚于一点之上，那就是当时的一切当事人，都在尽力回避“土木之变”这桩糗事。笔者最初研究此案，曾以为，在各种不同表现的“回避”后面，可能会有当时朝廷的一纸诏命（就像现在规定新闻口径一样）。但经过反复查证，实际并没有。最后发现这种令一切“退避三舍”的威力是源自一种特别的中国文化——“忌讳”文化。最初的也是准确的说法是“为长者讳, 为逝者讳, 为尊者讳”。此语出自《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原意是指古人在取名或者说话时，要避开能代表长者、死去亲人、贤者的字或号。这是孔子编纂删定《春秋》时的原则和态度。这一态度是儒家“礼”文化的体现。后来逐渐扩展成对于老人、逝者、贵族尊长的“尊严”和“隐私”的尊重和维护，避免使用不当的言语或行为来触碰这些“尊严”和“隐私“。大约土木之变真的涉及到了大明王朝的尊严和皇帝朱祁镇的隐私，所以才被如此忌讳。

从右玉宝宁寺水陆的来龙去脉，我们真实地看到了这种“忌讳文化”对中国古代社会心理极其深刻的影响。一座仅仅可能泄露“土木之变”边缘信息的石碑被扑倒十五年，竟然没有人敢把它扶起来，这是何等让人吃惊的事情！“忌讳”是中国伦理文化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体现着社会人心对于某些事物或行为的敬畏和规避。我们承认忌讳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可以成为社会习俗和道德规范的一部分，社会管理者运用“忌讳文化”来遵从传统礼仪，可以部分实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但是，在专制主义统治条件下，忌讳文化又必然演变成为统治集团掩盖其低能、丑闻，甚至历史罪行的工具。因而更多的时候表现为愚弄人心的“糟粕”。这是其被现代社会治理所抛弃的全部根源和正当理由。

最后一点，关于宗教介入战争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泛宗教性质的国家，历史上全局性的完全政教合一的朝代没有出现过，宗教领袖兼做政治领袖的王朝也极少有。因此，因宗教原因发生或以宗教为目的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战争也不曾有过。中国的战争性质，大体是两类，一类是汉民族内部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另一类是中华民族内部，汉民族与其它少数民族间的民族战争。在十五世纪朱明王朝建立以后，明朝与丧失中原统治权的蒙古族的边境战争，本质上就是一种民族战争。中国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战争，但以宗教的理念介入战争、和解释战争的战例却并不少见。最早的记载应该是唐武后时代“法藏和尚退契丹师”的故事。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中载：“神功元年契丹拒命出师讨之，特诏藏依经教遏寇虐……法师盥浴更衣建立十一面道场置观音像行道，始数日羯虏靓王师无数神王之众，或瞩观音之像浮空而至，犬羊之群相次，逗挠月捷以闻。天后优诏劳之日：蒯城之外兵士闻天鼓之声，良乡县中贼众覩观音之像，醴酒流甘于陈塞，仙驾引纛于军前，此神兵之扫除，盖慈力之加被。”故《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如是说：“若有他方怨贼欲来侵境，以此观世音像面正向之，种种香花而为供养，取胭脂大如大豆，诵咒一千八遍，涂像左厢嗔面，令彼怨敌不能前进。”上引经传都是佛教文献，我们可以不采信，但，起码从中可知，这种以佛力介入战争的事例久已有之。作为明蒙民族战争中的一个特别战役“木土堡之战”，虽不是上述一类“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神异战事，但因参战一方统帅明英宗朱祁镇的对佛教的个人体验，使战争的发生、过程以及善后，变得特别吊诡和离奇，则可成为中国民族战争史上的一个宗教介入战争的特例。

从战争的策划准备阶段，黄村寺尼姑吕氏奉观音法旨拦路死谏阻驾；到明军兵发大同途中，随军钦天监正彭德清发出“天象示警”；再到也先意外俘虏英宗撤离土木堡时途遇暴雨，所乘坐骑大白骟马被雷震死；再到英宗陷敌后袁彬见其营帐夜有赤光笼罩，也先惊骇并以帝礼奉侍英宗；再到北京保卫战后，伯颜帖木儿妻子再见英宗营帐有火光，也先终于决定把英宗奉送归朝；再到朱祁镇被禁南宫后，新立皇储代宗子朱见济突然夭折，明廷再陷“立储”风波；再到朱祁钰突发大病，一帮并非英宗宿旧之人夜夺南宫门，迎“废帝”重回大统；再到英宗上位后为也先建庙、为王振立碑、为吕尼赐寺，以及在大同镇城左右，排布永久性水陆道场镇边等等……这虽然是一条“伏脉千里”的“草蛇灰线”，但却在严重地左右着这次战争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没有这条伏线，从“土木之变”到“夺门之变”整个过程中跌宕起伏的故事，诸如：王振乱权擅政、英宗被虏蒙难、代宗临危即位，于谦砥柱中流，英宗获释归朝，以及天顺朝中徐珵构陷、于谦屈死，最终阴谋家被削职、野心家遭覆亡等等，连环奇险，古怪报应之案，也就不可能出现。关于这条伏线，无论其是否确有事实依据？是否仅仅是朱祁镇本人的宗教体验？或者甚至可能是某些当事人的杜撰？但它在历史中留下的轨迹确是真实存在的。它使历史变得更加复杂、丰富、神异和扑朔迷离，从而产生更加深刻的精神影响。

笔者强调的是，“土木之变”的丑闻声势虽然经过“忌讳”文化的销音处理，在史学的明面上似乎波澜不惊。但在暗地里却难抑暗流涌动。而我们说的这种宗教介入战争的善后方式，甚至有些“泛滥成灾”了。仅以“水陆镇边”而言之，粗略的调查一下：大同地区壁画水陆除了阳高云林寺水陆，现存还有浑源永安寺水陆、大云寺水陆等，毁了的未知多少。绢本水陆，大同博物馆现在馆藏犹有二百四十余幅。按所属寺院大致可分为六堂：大同华严寺两堂、大同原兴国寺一堂、云冈区原七峰山清云洞一堂、忻州五台山般若寺一堂、左云县原南禅寺一堂数量最多，为40幅。丢了毁了的更不知多少！这些水陆画创作的时间：年代跨度为明代崇祯年间至清代雍正年间，都在宝宁寺水陆之后。再来看明九边镇守这个范围中的水陆遗存：河北怀安昭化寺有壁画64组100平米、河北蔚县重泰寺有清代壁画122组、山西繁峙公主寺有明代壁画90组99平米、陕西洛川兴平寺有清代卷轴62轴、甘肃古浪香林寺有明代卷轴72幅、甘肃民乐弥陀寺有明、清卷轴两堂：明60幅、清52幅......这些在千百佛寺遭毁幸存下来的作品，也大都是右玉宝宁寺、阳高云林寺之后生发出来的佛教之于军事的事功之作。可叹否？

一个命运多舛的皇帝，被囚、被禁的经历使得他对命运多有敬畏，对人生多有感悟，对世事也多有理解。朱祁镇释放了被朱棣囚禁多年的建文帝幼子朱文圭，恢复宣德朝胡皇后的称号，并下旨废止嫔妃的殉葬制度。这些都不是佛教，更远离战争，但真实地回馈了明英宗的那个“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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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特注：本文写作完成后，偶翻阅吴承山馆长为右玉县博物馆编印的《敕赐镇边水陆神祯》所作之《后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右玉县“首任文化馆长傅勋瑞亲自从侯宝山手中接收水陆画‘壹佰肆拾幅’，并附有收据原照，应为水陆画整套原有数量。何时散失一幅？已不得知”。笔者悉知侯宝山先生系右玉籍的在绥（绥远，今呼和浩特市）成功商贾，解放战争时期《宝宁水陆》曾转移到绥远保藏，护宝经手人即是侯宝山。《宝宁水陆》是侯先生1949年3月1日完壁归赵于右玉的。所谓“完壁”，就是言：原宝宁水陆共“壹佰肆拾”幅。这说明笔者在本文中称“宝宁水陆佛部有一幅佛像可能丢失”的判断无误。依吴承山之言，这一幅水陆画，是丢失于1949年3月1日绥远归宝后，到1955年移送山西省博物院之前，这一个时段中。五百年国之瑰宝，在最后一个纪元，损其一爿，实在是令人痛惜！）

李尔山、刘艾珍 2024年仲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