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越之风

郑心

浙江的先民——於越族

绍兴龙山风景区的唐宋摩崖石刻中，有一方“於越”大字，引人神往，发人深思，仿佛是在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去向何方？”

作为浙江人，我对这些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我能“穿越时空”去看看这个我们的祖先“於越人”吗？当你这样去实行的时候，是真可以看到许多的——会看到他们和他们的生活。如果你看到了，也就略微地知道了自己生命的由来。

春秋战国时期秦相吕不韦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记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这是古籍中首次提到“百越”一词。在这个时期，中原的汉人是把在长江以南沿海地区直至越南北部，居住的许多不同支派的部落民族统称为越人，大致分有吴越、扬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等。他们用了若干人类共同体“百越”的概称，越而称“百”，说明不是单一部族，只是泛指。我在寻找自己的根时，找到了百越其中一支——於越族。

对于原始社会时期的浙江之地，《汉书·严助传》有记载：“越，方外之地，翦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这里说，那些边远地区古越人剪发纹身，有着独特风俗，也自然没有我们中原的文明礼仪。自从夏商周三个朝代以来，这些古越人是不服从中原统治的，不值得用国家的力量去管理。这种口气是很有些蔑视性的。

於越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朝大禹时期。於越,是两个族群，为於人与越人结合而成。‌越族人被认为是大禹的后代，‌大禹曾娶涂山氏女为妻，涂山即山阴（现绍兴会稽山）。古书还记载，‌大禹在涂山大会“诸侯”（部落首领），‌并在会稽山进行祭祀活动。‌据传，‌大禹死后也被葬在了会稽山。‌这些活动表明夏禹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在会稽一带活动。‌到了夏朝少康之时，‌为了继续对禹进行祭祀，‌封其庶子无余到了会稽。到‌商代中叶又与东夷族於人（本地土著人）结合而被称作於越。‌‌越地开始人口集聚，‌逐渐兴盛，成为百越中文化最发达的一支。

到了周代春秋时期於越族达到了鼎盛，其领土和影响不断扩大，版图扩展到包括江苏、安徽、山东一些地区，但以会稽为中心的浙江地区仍是於越活动的主要地域。这时越侯已经历三十余世，至允常称王（周天子承认），后又在与诸侯纷争中削弱贬为“子”（周朝的分封级别为“公侯伯子男”）。这在《史记越世家·正义》引《舆地志》里是这样记载的：“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春秋贬为子，号为於越。”

以上简略介绍了於越族的起源，现在我们要选择一个时间节点即商至周逐渐发展的阶段，并专以浙江一地去进一步考察於越族。那么，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回到在二千五百年前左右，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那个漫长时间里，了解在浙江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们。

当然，我们要去那里，需借助两件“神器”，一件是古人留下的书籍文献记载，另一件是地下的考古发现，这样就可以去到那个远古的年代。正好，我国历史巨著《史记》、《汉书》及研究越国的可靠古代典籍《越绝书》、《吴越春秋》都记载有於越族的历史情况；而解放以来丰富的地下考古资料的发现，也证实着於越族在浙江地方的活动。时空的“飞行器”有了，让我们一起踏上探求真相之旅吧！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一地的祖先们与其它地域人群完全不同的独特的生活。

於越族的显著特征

於越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遗存，在先秦之前，这一文化早巳存在，历史长河的滋养使它不断成熟。它明显地有别于中原华夏文化。於越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发源，它是在没有其他古代异质文化信息和文化营养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独特的方式萌发并成熟起来的，这是由于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和内向性、及自给自足的渔捞经济和原始农业自然经济造成的。翻开考古文化的记载，发现在於越地区留下了鲜明的“痕迹”， 使人目不暇接；史书的记载也俯拾即是。

文化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它伴随着人类的出现和发展而产生与发展。而人类的出现首先就是分地域的，而且互相隔绝，因此，各个人群便按照地域生存需求不同来创造自己的文化。原始时期这一地区就生活着一支别于中原华夏族的土著民族，它是自成体系、一脉相承的，在这个地区连续延绵了数千年。它一产生就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是於越先民智慧的结晶。

断发文身

断发文身是於越人的显著特征之一，古文献中对此记载甚多。《战国策·越策》：”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左传·哀公七年》：“越方外之地，翦发文身之民也。“梁启超在《饮水室文集·历史中国民族之考察》里也说：“此族与他族有一最显著之异点焉，曰断发。……赤县押州中断发之族，令此亦更无他也。”《汉书·地理志下》中说：“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越人和汉人留发的观念很不同，越人的文身断发，是因常在江河中，于是行龙蛇纹身之术，以求庇护。

干栏

干栏建筑历史上屡有记载，最早记录的是《魏书》，说：“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乍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阑（即干栏）。干阑大小，随其家口之数。”新石器时代的干栏建筑遗迹发现较多，其中河姆渡的干栏建筑，年代约为六七千年前，是至今世界上所发现的最早的干栏式建筑遗迹，考古专家们认为，它是“原始巢居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图腾

《说文解字》曰：“於，象古文乌省。”又《康熙字典》：“於……同乌，隶变作於，古文本象乌形。”可见“於”就是“乌鸟”，它是古越先民留于后人的重要文化基因。越族“崇鸟”，因为鸟是越族部落的原始图腾，据《博物记》载：“越地深山中有鸟，如鸠，青色，名冶鸟……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

越人对鸟的崇拜，从出土的越国文物屡见鸟图腾形象中得到证实。如1982年在绍兴坡塘狮子山306号墓出土一座铜质房屋模型，屋顶立一图腾柱，柱顶塑有大尾鸠。1990年在绍兴漓渚坝头山出土青铜鸠杖一件，杖首顶端站立一鸠，短啄昂首翘尾，通身羽纹，展翅欲飞。这反映了越人氏族社会鸟图腾崇拜的遗俗。越族中早已流行鸟书与鸟语，鸟纹服与鸟形器，还有鸟居、鸟田。

因江河捕捞的生存方式，也有一些原始部落视龙蛇为崇拜祖先，所以古书记载有以龙蛇纹其身。

越语

从语言上，越人的语言被中原华夏族称为“鴃舌鸟语”。汉语为一字一音的孤立语，越语则为一字数音的胶着语。越人不仅与华夏人不能通话，就是与近邻楚人也很难通话，所谓“鸟声禽呼，言语不同。”在西汉时成书的《淮南子·修务训》中还记载了越人语言的语音特点：“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谓之駤。越人有重迟者，而人谓之訬，以多者名之。”后人高诱作注说，越人语言多数是轻利急速。

越人歌

越人歌和楚国的其他民间诗歌一起成为《楚辞》的艺术源头，体现了不同族人和谐共处的状况，表达了对爱情的抒歌。汉代刘向《说苑》还记载了其古越语发音。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唱的：

第一句：滥兮抃草滥——夜晚哎，欢乐相会的夜晚。

第二句：予昌枑泽，予昌州——我多么害羞，但我善于摇船。

第三句：州鍖州焉乎，秦胥胥——摇船渡越啊，漫长悠悠，高兴喜欢。

第四句：缦予乎，昭澶秦逾——鄙贱的我啊，蒙王子殿下欢喜结识。

第五句：渗惿随河湖——隐藏在心始终不断思慕。

越人虽然操持和中原音律不同的“野音”，但实际上他们的音乐素养很高，脱口成诵，发声成歌。词句亦洗炼、清新、隽永；句式随意取势，变化多样；韵律自由，节奏鲜明，错落有致；没有北方四字为句的诗歌方正格式的呆滞感，这也符合他们自由奔放、质朴率真的民族性格。

於越族的显著特征，在学术界研究中还有几何印纹陶和生产工具有段石锛，将在下文中提及。

於越族的经济生活

在新石器时期，古越人就开始有最早的水稻栽培了。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也得到不断发展，到春秋时期於越的葛麻织品、青铜宝剑，早已闻名四海。此外，制陶、造船、木器等手工业也取得相当的成就。

1、农业与渔猎业、畜牧业

浙江於越族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早在六七千年前，其先民就开始了原始农业。

1973年在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人工栽培稻——秘亚种中晚稻型的水稻,表明了於越先民早在远古就从事着原始的水稻种植业，距今约有六七千年了。人工栽培水稻的遗迹巳发现多处，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桐乡罗家角、鄞县等新石器遗址中，都分别发现了成堆的稻谷壳、结成团块的炭化稻谷、稻谷颗粒、米、稻草等遗物，其中以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为之最。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中，如杭州的水田畈遗址和钱山漾遗址的下文化层，也分别发现了炭化稻子和稻米。根据鉴定，这些稻谷有籼稻也有粳稻，而以籼稻为主。从以上出土的稻谷遗存年代和分布的地域，结合野生和发现情况分析，分布于浙江地区的越族先民应是水稻人工栽培的首先发明者之一。浙江於越先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在古文献资料中也得到证实。《逸周书·王会解》载：“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县区。其川三江，其侵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鸡狗鸟兽。其谷宜稻。”这段话大致描绘了於越族的经济生活概貌，并指出种植业以稻谷主。又见《史记·货殖列传》：“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汉书·地理志》云：“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主，果瓜赢蛤，食物常足。”而到了勾践时期，由于广开田畴，修筑堤塘，水稻的生产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春种八谷，夏长而养，秋成而聚，冬熟而藏。”当时一次越国就还给勾吴谷万石，而吴王认为“越地肥沃，其种甚嘉。”考古发现，於越人除生产稻谷外，农作物还有粢(稷)、黍、赤豆、麦、大豆和大麦,还有芝麻、花生、蚕豆等等。

渔猎在於越人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逸周书·王会解》有：“东越海蛤，瓯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姑於越纳，曰姑妹珍，且瓯文蜃，共人玄贝。”又见《淮南子·精神训》说：“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中国得之无用。”可见越人喜食蛤、蛇之类，这是与於越人生活在江河湖边是直接相联系的。

於越先民的畜牧业在距今六七千年前也开始产生并得到发展。据河姆渡、罗家角等处遗址鉴定分析，都发现已开始饲养猪、犬、牛、羊等动物。《越绝书》记载，至勾践立国后，已设有专门基地，役使专人饲养家畜，供勾践军队食用。

於越族制造和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在劳动实践中不断得到更新和提高。在河姆渡遗址第四层中，出土了生产工具石锛、凿、磨石、骨耜、木铲等。马家浜文化遗址且进一步证明了越人先民已能熟练地制造农业生产工具，数量较多，磨制也较精。以背面弧突的锛和斜背舌形刀的穿孔斧为最具特征。良渚文化遗址中越人先民已有石犁、石斧、石刀、石镰、石耘等农具。钱山漾下层发现的木千部是一种戽水和捻河泥的农具。根据一些考古资料分析，青铜农具也是浙江於越族的重要生产工具。《考工记》云：“粤(越)……夫人而能为镈也。”郑玄注曰：“粤地……而山出金锡，铸冶之业，田器尤多。”绍兴西施山除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农具外，还有铁器伴出，并出土了凹铁锄。尽管它只是刃部用铁，其它部位还是用木头，说明铁器的使用尚处于初期阶段，但在当时历史上，青铜器和铁器的应用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先进水平。

2、青铜制造业

1959年，浙江绍兴西施山的遗址中发掘出一百多件铜制农具、工具、兵器。农具中有铜和凹铁锄。另外发现了冶炼工场的遗址。另，永嘉桥头镇所出的铜铲、铜耨、铁插、锡块等，多系残破器物，据考证是一处青铜铸造铺的回收物品堆积。于此相同的堆积在临海县涌泉区上山冯也有发现。这些都说明了春秋时期於越族已有规模较大的青铜制造业了。

在青铜冶制中，青铜剑的铸造，特为人们所注目，堪称为越国科学技术的精华。《庄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荀子》也记载了吴越的各式宝剑，其中就有越国的“干将宝剑”和“巨阙宝剑”。而这些宝剑据《越绝书》、《吴越春秋》记载都是於越有名的制造宝剑的匠人欧冶子制造的，《淮南子·齐俗训》说：“得十利剑，不若得欧冶子之巧”。可见於越人青铜冶铸术的高超。考古成就进一步证实了於越族的造剑技术是不负盛名的。较著名的是湖北江陵县望山I号楚墓出土的一把镌有两行错金鸟篆铭文“越王鸩浅(勾践)自乍(作)用佥(剑)”；湖北江陵藤店I号楚墓出土的一把有两行错金鸟书铭文的“戊(越)王州(朱)勾自乍(作)用佥(剑)”；湖北张家山一座小墓出土的一把越王剑；还有湖南益阳赫山庙四十二号墓也出土一把“越王州勾剑”。传世品中见于著录的有戊王剑、王戊者旨剑、於旸(与夷)剑、戊王兀北古(盲姑)剑、戊王州勾自作用佥(剑)等。以上考古发现和古文献资料说明，於越人确实制造出一批名剑。现代科学技术对勾践剑进行鉴定，证明它是经过硫化处理，并且含有别的元素，这使宝剑既犀利、美观，又有很强的抗腐蚀性能。所以它虽深埋地下二干多年，但至今还保持着耀眼的光泽。於越的铸造技术成就，对后来我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葛麻纺织业

浙江於越族的纺织业可追溯到其先民河姆渡人的劳动创造。河姆渡遗址出土了木卷布棍、骨机刀、木槌头、木经绸和陶纺轮及骨针等遗物，表明早期的先民已经有了原始简单的踞织机，纺织出原始的布料。春秋时，於越即以用葛藤纤维纺织葛布而著称，而且能生产质量较高的絺、纙等织物。《淮南子·原道训》说：“於越生葛絺”,所谓“葛”,就是葛麻，“葛絺”就是葛麻布。《吴越春秋》卷五载，越王勾践被吴击败后，曾“使国中男女入山采葛”,“使越女织治葛布”献之。仅作为贡品送给吴王夫差的一次就是十万匹。直到汉代，浙越人生产的葛布仍很著名，《汉书·江都易王传》曰：江都王建，“遣人通徭王闽侯，遗以金帛奇珍，徭王闽侯亦遗建全葛、珠玑、犀甲、翠羽……”

4、舟与渔捞经济

越人生活的南方温热潮湿，雨量充沛，有纵横交错、星罗棋布的江河湖海，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古越人熟谙水性，“善于舟揖”、“利于水战”。《淮南子·原道训》说越人“陆事寡而水事众”，《汉书·严助传》说越人“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

近年来，关于舟船和造船的遗存，在浙江一带不断发现。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发现的一支木桨做工巳相当精细。据《越绝书》卷八载，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 越人善用舟，这是因为渔捞经济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逸周书·王会解》记载：“东越海蛤，瓯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姑妹珍，且瓯女蜃，共人玄贝。”文献上之所载业已为日益增多的考古资料证实。早期的古越先民正是以渔捞经济作为生活内容的。

5、制陶业

印纹陶的产生和古越族形成的时间是大致相符的，即在新石器时期。大量烧制几何印纹陶器为越文化一大特色，浙江省博物馆所著《三十年浙江文物考古工作》一文，报告了全省发现印纹陶遗址数百处，范围遍及绝大部分县，这就是於越人在浙江广大区域上从事制陶生产留下的历史印迹。有：在绍兴、江山、衢州、德清，上虞等地出土了大量的商、春秋、战国时期的印纹陶和原始瓷，还在绍兴和萧山先后发现过二十多处春秋战国时期的龙窑。这些窑址充分说明了於越人的烧制陶器的广泛。瑞安县山前山发现了一批彩陶片，与福建闽侯昙石山出土的彩陶相同。地处闽赣浙交界的江山县，发现包含有印纹陶的古文化遗存二十四处，普及十三个公社，出土了大量的印纹陶片。而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器则有近千件，还有几十万片陶片。陶器上画有几何图案和写实图案。另外，镇海骆驼桥出土过一件原始瓷甬钟(现藏浙江省博物馆)。1983年在海盐长川坝黄家山一举出土了三十八件原始瓷仿铜礼乐器,制作精致，体型很大，这些原始瓷是瓷器的始祖。丰富的地下遗存，有力地证明了於越族制陶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6、木器和编织

新石器时期的河姆渡遗址的木器很多，特别是小杆件的制作技术，在未发现这些实物之前，对于原始人能拥有如此高超的劳动手段简直是无法想象的。罗家角址也出土了一批木材，其中有明显加工痕迹的如转角柱、栏干横梁、锯缺形木板等二十余件，还有木鏃一件。从建筑木构件的加工水平看，似乎比河姆渡遗址进步。河姆渡遗址发现了一支与现在使用的木桨形状没有多少差别、做工细致的木桨,由此可见於越先民木器技术已很成熟。

至春秋时，越国拥有了规模很大的木器业，据记载，勾践为取媚吴王，仅一次就动用“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采伐后，精心制作各种生活所用木器具，极其工巧。於越人造船技术也十分高明，能造好几种式样不同的木船。越国都城的建筑遐迩闻名，据记载，勾践曾建山阴小城，周二里。又筑大城，周二十里。还有山阴大城，传为范蠡所筑。这些建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於越人相当先进的木材加工水平。

於越的编织很有名。早期的竹编，如吴兴钱山漾就出土了二百多件竹编和芦席。到了汉代，会稽的竹席还是上贡品。《西京杂记》说：“会稽岁时竹箪供御。”竹编技术之精巧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可知浙江於越族的社会经济相当先进，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创造了独具风格的经济文化生活，在当时南方百越族中发展较快，并以自己先进的经济文化，影响着周围的其他民族，奠定了各民族融合的经济基础。

考查浙江於越族经济生活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影响

浙江地处我国东南，属亚热带，气候温暖，雨量充足，山高水长，有着丰富的食物资源。於越人的经济生活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同当地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只有自然界气候温暖，雨量充足，於越人才能栽培出世界上最早的水稻；只有自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鱼鳖蛇蛤之类水生小动物，於越人才能将它们作为日常的重要食物来源；只有地处江湖密布的江南水乡，於越人才能“善于用舟”又习于水战；只有自然界提供了葛麻和竹木，於越人又才能精于纺织、编织和制木。凡此种种，说明了自然条件对於越人经济生活有一定的影响，而且，愈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就愈大。

2、历史传统的影响

浙江於越族的经济生活基本上是土著文化，它是继承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遍及浙江各地的丰富考古成就已证实了这一点。单就距今约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大量丰富的考古发现，足以证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器近千件，说明了於越人制陶业的渊源流长。人工栽培稻和大量生产工具的发掘，证明了浙江是人工栽培稻的起源地。於越人之所以能在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经济方面作出较大贡献，完全是於越之先民擅长种水稻而代代传授与发展的结果。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模拟船形的陶舟玩具和几支加工精致的木桨,说明在远古的新石器时代，於越人先民就长于舟楫和从事原始的木器制造。所以，於越人的经济生活是在其先民已有的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一继承和发展中，最重要的是浙江於越族在劳动实践中所具有的智慧和才能。正是他们创造性的劳动，继承和推动着浙江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我们从新石器时代的有段石锛到青铜器其间质的变化，不难看出越人文化与其先民创造的原始文化之间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反映了於越族的伟大的创造才能。於越人使用的几何印纹陶器，与其祖先相比较起同中有异的，并较之祖先有了很大的发展。新石器时代的印纹陶，数量少，陶质软，花纹简单粗糙；而在於越人时代，器类品种多种多样，花样丰富多采，并出现印纹硬陶，又发明了原始瓷器。这也是於越人伟大创造力的有力佐证。

3、中原先进民族的影响

我们在肯定於越人自身创造性的同时，并不排斥於越人在发展进程中与中原地区及周围其它地区的文化有过联系和接触。应该看到，历史上先进的汉族文化对浙江於越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起着重大的推进作用。於越人通过越汉民族间的密切文化交流，使於越人逐步学到汉族的先进文化，并使於越族逐渐融入到汉族的封建文化体系中。绍兴西施山发现的凹铁锄，证明了越与汉族的密切交往，说明当时中原的铁器冶炼已传入浙江。根据浙江省博物馆提供的报告，解放后曾在余杭的石赖、吴兴的棣滨、海盐和安吉等地发现商代青铜器，品种有鼎、钟、觚等，器形与中原无异，纹饰则具明显的地方风格。另外，在绍兴凤凰山等地发现木榔M,宁波南郊以泥质灰陶的鼎、豆、壶为随葬品的战国土坑M,以及在德清武康发现的金质郢爰，都是楚文化在浙江留下的遗迹。这些都证明了中原先进文化对於越族社会经济的深刻影响。

秦统一六国后，发动了对“百越”的战争，江、浙的吴越地区最早纳入秦国的统治。《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越汉两族进一步融合，生产力水平基本接近，两族人民共同为发展浙江的社会经济继续努力。三国以后於越族逐渐被汉族所同化，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它在史籍中消失了。但是，浙江於越族在社会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为许多史学家所注目。因此，浙江於越族虽然已成为历史上的民族，但他们在发展自己的社会经济中为祖国所作出的贡献，则象一颗灿烂的明珠，永远闪烁着耀眼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