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风尘赴延安

诗书剑

踏着先辈的足迹(1)

余 海 宇

——《人民公安1998年04期》

写在前面

余海宇,女,1920年8月28日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县。1938年7月参加新四军,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2月到达延安,进入延安女子大学学习。

毕业后调入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解放后在公安部工作。

我曾经因故拜访过余海宇女士三次。第一次是1967年夏天,可惜非但没有见到余海宇,险些把自己也搭进去了。第二次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三次是2001年国庆期间。后两次都见到了余海宇女士。

余女士简单地介绍了她到延安前后的经过,然后重点说明了她和王蕴华是延安女子大学的同学。解放后,她在公安部工作,王蕴华在社会部工作。后来,社会部改为国家安全部。文化大革命时期,她和王蕴华都遭受到迫害。她入狱多年,有幸文革结束,她获得平反昭雪。可惜,王蕴华夫妻却在1967年初夏遭受迫害致死。

王蕴华(1909—1967),女,本名王文采,1929年参加革命,更名为王蕴华。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在中共哈尔滨市委交通局工作。1937年4月15日,由于叛徒傅景勋和韩守魁变节投敌,哈尔滨的中共各级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不久,破坏范围开始向吉林和辽宁扩大。

王蕴华临危受命,向吉林、辽宁等地转移,一边转移,一边工作。1938年奉命去延安。几经辗转,于1939年初才到达延安……

从1978年开始,我就有了“踏着先辈的足迹”的打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我的足迹已经到达过北京、上海、齐齐哈尔、哈尔滨、沈阳、锦县、河北、内蒙古、河南、湖北、陕西……以至德国、法国、俄罗斯、比利时等等地方。

我看到了余海宇女士的《一路风尘赴延安》一文后,即产生了强烈的赴延安愿望……

诗书剑于云南红河州

　　我出生在河南信阳县一个贫苦的手工业者家中。家有祖母、父母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全家七口人就靠父亲养活。我父亲没有念过书，但他勤奋好学，做得一手好裁缝。他很关心我们的成长，送我去上学。我小时读书很认真，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上完小学后我又考取了河南省立信阳师范。因家里穷，读别的学校交不起学费，而师范学校是免交学费的。我学习很刻苦，总保持着好成绩。因学校每年毕业生的前三名可以留在本校附属小学任教，我当时的目标就是毕业后当一名教员，挣钱帮助父亲养家，而在省立学校当教员的工资比其它学校的工资高。我的家乡虽然紧挨着鄂豫皖苏区，但在我所居住的信阳城里却是国民党统治的。1936年“一二·九”运动后，同学中间私底下流传一些进步书刊，大家也都知道延安有个“抗大”、“陕公”（即陕北公学）。我们师范学校的学生运动也活跃起来，我们上街游行，抗日示威，办剧社、歌咏队，下乡宣传。大家认为，要抗日必须到延安，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是不抗日的。

抗战爆发后，我们学校的学生开始陆续奔赴延安。我和其他同学一样，也渴望去延安参加抗日，但走了两次也没有走成。第一批学生去延安，我也同行，可是我的父亲不让走。第二批学生去延安，我都登上了火车，我的父亲追到车站，同学们就把我的行李从车上拿下来了。父亲要我读完高三，取得毕业文凭，以后好找职业。我怜惜他的养家之苦，也就同意了。

1938年1月，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率领开封战时教育工作团来到信阳，住在我们学校里。我见到初师时的同学刘东，她关切地问我学校有多少学生去了延安，并问我怎么没去。我把情况一五一十告诉她后，她说战教团现要下乡，你先好好读书，到时我来找你，我负责介绍你去延安。同年6月，学校考完了试，我们要毕业了，学校提出要我留校。放暑假时，学校组织了一个抗日巡回宣传团，由信阳县县长任团长，下乡宣传抗日，我也参加了。在乡下演出时碰到了刘东，她给了我一个地下党的联络地点，让我去找他们帮助我去延安。我和地下党组织联系好后，着手准备去延安。

为了去延安，我已积攒了12元钱作为路费，但这时我妹妹考上信阳师范初中，因无钱交学费，不准备上了。我对她说，父亲培养我们不容易，考上了就要上，学费我来想办法。于是，我从积攒的路费中拿出10元让她交了学费。没有了路费，怎么去延安呢？这时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对我说，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驻在确山县竹沟镇，四支队在那里办了一个教导大队，目前正在招人，也是为了抗日，你去那儿吧。于是，在7月我就到确山参加了新四军。四支队的司令员是彭雪枫，参谋长是张震。教导大队组织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基础知识。我在这里进步很快，仅来一个多月，我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教导大队学了三个月后，学员们开始分配工作。第一次分配我到危拱之领导的一个孩子剧团，我说我也不会演戏，没有去。第二次要我到国民党一个部队的战地服务团，我也不愿去。我坚持要跟随已经开始东征的四支队到前方。当时我正患疟疾，我找到彭雪枫司令说，我一定要跟着部队走，保证不掉队。司令员看我态度坚决，就说部队已经走了，你就坐一段火车去赶部队吧。但当我坐火车赶到漯河下车又赶到西华县时，部队已到了淮阳，我只好留在西华县国民抗敌自卫团民运科工作。1938年11月底，我的虐疾病发展成伤寒，病情加重，起不了床。西华县是黄泛区，缺医少药，组织上要我回家养病，但信阳已经被日军占领，我怎么能去？这时我遇见了四支队教导大队一位领导同志郑平，他一见到我就说，小胖子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一下子就哭了起来。他问清情况后，赶忙安慰我说，我想办法送你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治病。我一听马上就高兴了，因为西安离延安那么近，我又可以去延安了。郑平同志帮我办好有关手续，安排我跟一位叫柏青的同志去西安。当时已是12月，天下着大雪，冰天雪地，路滑泥泞。我不能走路，柏青就雇了一辆独轮车，由老乡推着我，从西华县到许昌再到洛阳才坐上火车。但火车到潼关后就不能走了，因日本鬼子占领了风陵渡，在那架起了大炮，专门炮轰从东往西的火车。乘客只有在潼关下火车，沿新挖的战壕走一段路，过了潼关站后再上西去的火车。到了西安，我的伤寒病加重，八路军办事处马上安排为我治病。医生要求我卧床治疗，但日本鬼子的飞机经常来西安空袭，一响警报，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跑向防空洞。因我不能行动，无法去躲空袭，我就对医生说，警报来了你们就去躲吧，不要管我。也算我命大，几次空袭我都安然无恙。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1939年1月我的伤寒病终于好了。看着办事处每天介绍大批青年去延安，我恨不得插上翅膀和他们一起飞向延安，但是办事处的同志却要我返回河南。我一听就急了，我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问，为什么不让我去延安。他说，你是新四军送来治病的，现在病好了，应该回到新四军去，即使去延安也必须征得那里领导的同意。这时，新四军四支队的副官雷震来西安办事处公干，我请他帮我请示上级。不久，他通知我可以去延安，我欣喜若狂。伍云甫主任给了我两块大洋作路费，他说你的病刚好，是走不到延安的，你就坐办事处往延安送汽油的卡车去吧！与我同行的还有三个人，一对年轻的华侨夫妻，还有一个抗大的工作人员，叫王少庸，办事处的同志托他路上照顾我。因我体弱爬不上高高的汽油桶，司机就让我坐进了驾驶室。经过两天的路途奔波，我终于来到了日思夜想的革命圣地——延安。

王少庸同志送我到中央组织部报到后，我就在组织部招待所住了下来。2月中旬，我被分配到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学习。训练班是培训新党员的学校，这一期有一百多人，下设两个队，按顺序称为八队、九队，每队又分七八个组。训练班里设总支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队设支部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每组设组长。我们这期训练班是从3月到6月。3月份，我们这个班参加了上个班的毕业典礼，听毛泽东同志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毛主席，第一次亲耳聆听毛主席讲话，我激动得手都拍红了。我在九队八组。我们组有十个人，四个大学生，四个中学生，一个工人干部，一个长征红军干部。我们组长是北平辅仁大学的学生，性格非常活泼，带领我们又唱歌又跳舞，大家心情非常愉快。培训班主要是学习党史和党的基础知识，教员大都是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中组部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也亲自讲课。到了6月份，培训班结束了，我和另外七个女同学被送到新成立的中国女子大学继续学习。

1939年7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正式成立，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叶剑英、邓小平、董必武、蔡畅、邓颖超等当时在延安的所有中央领导同志都热情莅会祝贺，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妇女运动的重视、关心和支持。毛泽东同志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讲话。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最高领导机构是校务委员会，校长王明，副校长柯庆施，下设政治处、教导处、秘书处、校务处。正副处长有的是早期共产党员，有的是留苏大学生，有的是长征干部。除一名校务处长（管行政事务）外都是女同志。学校设总支委员会，各班设党支部和党小组，由全校党员选举产生，定期改选。学校还设有学生会，由全校学员选举产生，负责全校文体活动，宣传出刊、对外联络等。全校学员有一千余人，平均年龄21岁，按文化程度和学员类型分为13个班。普通班有九个班，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女知识青年，占全校学员百分之八十；特别班学员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干部；高级研究班分为高级一班和高级二班，着重培养革命理论人才。女大的课程主要有：世界革命史、中国革命问题、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理论等。教员一是外请，二是专家辅导，三是请中央领导作报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都给我们作过报告，主要是讲国内斗争和国际形势。此外还可根据个人兴趣选修一些课程，如会计、新闻、戏剧、音乐、卫生、缝纫、外交等。我选学的是日文。除学习外，我们还要参加开荒种粮、织毛衣、帮厨等劳动，参加政府的征粮团、选举工作团、妇女工作团等活动。在延安女大，我先是在普通班五班学习，被选为班里的支部书记和校总支委员，还是中央社会部设在学校“保卫网”的“网员”。经过一年半普通班的学习后，我又考上高级二班继续深造，仍担任班里的党支部书记、校总支委员和“网员”。高级班学习以自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主，一直学习到19 41年8月。女大结束前一个月，我被调到中央社会部工作。在竹沟、延安的三次学习，为我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革命理想奠定了牢固的基础，那段经历也是我永生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