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子球献地图 -----浅析临安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的内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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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沈子球献地图”为新四军解放临安县城提供了便利

1945年早春二月，夜幕笼罩下的山川乡(现属安吉县，1956年2月前为临安县管辖)春风料峭，北弄村纸槽大户沈宅大院却灯火通明，沈宅主人沈子球正在与新四军苏浙军区一纵首长围坐一起，彻夜长谈。

沈子球，1908年出生，于“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当月，在杭州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潜回家乡发展组织，暴露后被关押在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七年后因病被亲友保释出狱。抗战爆发后，他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并创建余临孝边区游击队在山川乡沙泥山伏击日寇，部队收编后，在临安同乡同学戚丹雯举荐下任国民党临安县党部秘书，因组织力量揭露国民党临安县县长连次青的贪污腐败，遭到连次青报复诬告，沈子球再次被捕入狱，后由戚丹雯保释，回到山川乡家中休养，刚刚通过浙西办事处主任金越光的关系，谋得浙西行署参议兼任临安简师训导主任职位，尚未赴任。

沈子球把国民党浙西和临安县的党政情况、驻军和县自卫队数量、积谷仓的分布和库存、以及临安社情民意，向新四军一纵政委江渭清等领导一五一十地作了详细介绍，并把三万分之一的临安地图献给新四军，江渭清政委将临安地图转交给了王一凡同志，王一凡同志事后回忆“这份地图很珍贵，村庄、山的标高，道路、河流等都很详细，使我很快掌握了临安的概貌。”

沈子球山川乡的旧居

　　据史料记载，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核准情报后，经过充分准备,于当年3月24日从孝丰出发，25日下午兵分两路合击临安县城，驻县城顽军被迫退出，王必成司令员率一营兵力继续追击国民党一九二师，至告岭长排岭激战一小时，国民党顽军溃败，新四军缴获大量武器后转往新登，同日国民党临安党政机关逃往桐庐皇甫家。

解放临安县城后，江渭清政委代表上级组织指派曾经担任过苏皖江句中心县代书记、江宁县长的王一凡同志任中共临安县委书记。

第二次天目山反顽战役至三月下旬胜利结束，天目山区基本解放，苏浙军区已控制浙西长兴、安吉、孝丰、吴兴、德清、武康、余杭、临安、於潜和广德等十个县的大部和一部份,纵横百余公里，解放了浙西百余万人口，建立了以天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第19个抗战根据地。

狱中沈子球

二、县城解放促使临安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

“应群众士绅之请求”（摘自华中局向中央的报告），4月21日，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党委宣布正式成立中共临安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包括临安县和於潜天目山区)，县委书记王一凡兼县长，县委县政府机关设在西墅街东南蚕种场，下辖亭子、横畈（从余杭县抗日民主政府划归临安管理）两个区、一个天目办事处和一个山川乡抗日民主政府。

中共临安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征收公粮、支援部队、恢复乡保地方政权。

中共临安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是新四军天目山第二次反顽战役期间建立的地方政权。

为了随军建立抗日民主政府，苏浙军区和苏皖党委早在二月份就建立了随军工作地方团，干部主要来自于南下的苏中党校、苏浙公学和苏南两个地委。

那年临安闹春荒，青黄不接，新成立的县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群众开荒种粮种蔬菜，组织民工队到宁国籴米，带着民工穿越日寇封锁线到余杭挑盐，临安青壮年都积极投身到“挑脚队”运粮，起早贪黑，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新四军，县抗日民主政府努力工作，保障新四军粮草供给，使新四军指战员吃饱饭，多打胜仗。

"县委县民主政府成立后，在城内太庙山开过一次群众大会，江渭清政委、王必成司令都上台讲话。新四军在临安期间枪毙过一个有名的土匪王金保，人心大快。”(摘自临安老中医冯顺庸《忆新四军来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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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策名，又名天府（1886—— 1977），贡井瓦窖冲人。，进步工商业者。历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四川省人大代表，自贡市副市长，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民建中央委员，四川省工商联副主任等职。

四川盐商侯策名与儿子合影，后排左王一凡。

五月中旬，经中央和华中局同意建立浙西区党委，行政成立浙区行署，下辖天北地委、天南地委、杭嘉湖工委和专属公署。 中共临安县委书记王一凡调任天东地区任组织部长后，县委书记由张一樵接任，县长是高兴泰。

王一凡之后的临安县委书记张一樵

径山龙潭

同年六月大军北撤之后，高兴泰留任县委书记，沈子球任县长，政府机关迁至径山脚下斜坑龙潭（现属余杭，龙潭村1978年已经建龙潭水库淹没），与余杭县抗日民主政府一起办公，高兴泰同时任余杭县委书记、县长，并兼临余支队支队长。到十月，临安抗日民主政府终告结束。

三、临安县抗日民主政府的作用和影响

（1）支援部队，缓解苏南解放区对天目山战役支前的压力。 抗日战争后期，党中央为准备对日大反攻，配合盟军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实施向东南发展的战略方针。 中共华东局《关于苏浙皖地区总的方针和部署》中明确，苏南部队除了巩固现有地区外，中心工作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深入天目山，造成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态势。1945年1月13日，成立苏浙军区，统一苏南与浙东部队的指挥，任命粟裕为司令，谭震林为政委，刘先胜为参谋长，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纵队一个独立团。

其时抗战胜利在望，日军在收缩战线，国民党顽固派趁机加紧反共，苏浙军区被迫在天目山区进行三次反顽战役。 “天目山战役是我在抗日战争中所经历的激烈和艰苦的重要战役。”(粟裕语)， 江渭清、宋亚欣等许多领导人回忆，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的胜利是苏南人民用肩膀挑出来的，用独轮车推出来的，苏南动员长期随军民工6300多人，运送军用物质粮食和伤员达50余万人次。第三战役时又紧急动员民工3000余人，牲畜3000多匹，运送粮食16万斤。苏浙军区主力部队的粮食物资主要靠苏南解放区供应，许多民工在运送途中牺牲和失踪。有档案可查的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期间，广德出民工1881人，郎溪出民工1286人，长兴出民工1401人，宜(兴)溧(阳)出民工1153人，金坛出民工448人，合计民工总数为6169人。三次反顽战役中，仅江苏太华一地就安置伤病员1000多人，老百姓宁可吃观音土，也要给新四军子弟兵吃上粮

美术作品中当年临安县城

食。临安积谷仓库粮食储存充盈，储存粮食四千石以上的仓库有苕溪、灵岫两个，储存粮食三千石以上的仓库有谷昌、天目、锦城三个，储存粮食二千石以上的仓库有古城、贤义、山川、新化、凤亭、横溪、灵无七个。解放临安县城，占领其辖区内积谷仓库，可以缓解苏南解放区对天目山战役支前的压力。 1945年5月新登战役打响，苏浙军区三纵、四纵南下临安，从山川乡至天目山通往新登的狭长地带，结集了三个纵队十几个团的兵力，准备与活动在富春江一带谭启龙浙东部队汇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新建立的中共临安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是参战部队的后勤部，支援军粮和组织民工担架队任务很重，新政权迅速恢复乡保基层组织，成立县农民抗日委员会、县妇女抗日委员会和青年抗日委员会，并建立一支四、五十人参加的地方武装，进行了追征欠赋、号召支前、镇压土匪等等一系列高效务实的运作，据后期档案资料记载，新政权征粮和打开积粮仓库支前、低价卖给贫苦农民和向新四军家属分发安家谷共计45494石，全县动员287名青年参加新四军，其中14名在新登战役中牺牲。当时的临安县委书记兼县长王一凡同志说，“临安人民在三次反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做出了很大贡献，抬担架、运伤员、送粮食。我是在二线负责后勤工作的。动员民工运送粮食，动员群众参战，特别是贫苦农民更加靠近我们，基本群众站在我们一边。我要提出来的是临安人民的贡献。"

　　（2）展示共产党领导新基层政权新形象

中共临安县委、县民主政府历时只有8个月，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基层政权，粉碎和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活动，带头抗春荒，种粮种蔬菜，籴米挑盐，机关人员亲历亲为，组织农民、妇女、青年各界坚定了抗日的信念，为新四军输送了大批优秀青年。共产党领导新基层政权新形象也引起国民党的恐慌，国民党昌化党部“民国34年7月20日谍报”，抹黑新四军召开浙西解放区七七纪念大会和士绅各界代表座谈会，称新四军“假借民意，电请中央最高统帅部，改组政府为民主政府，同时通电英美，承认中共。”共产党基层政权给临安人民有了切身感受，与国民党基层政权形成鲜明对比，为四年后和平解放临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临安县城

三、“ 沈子球献地图”意味着人心相背，人民的抉择

中共临安县委和临安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一般地方史研究者往往会认为这是天目山战役单纯军事斗争所带来的结果。而笔者认为临安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既有军事斗争胜利的外部因素，更有政治态势发展的必然，是临安老百姓目睹国民党基层政权腐败无能的唾弃，是在揭露国民党基层政权贪腐无效的情况下对彻底革命的期盼。人民的抉择是建立共产党领导新基层政权内在因素。新建立的地方政权高效运行，动员青年参军，积极缴纳公粮支前等等，足以说明人民对新生政权的拥护。（1）新政权建立前的政治态势全面抗战爆发后，临安一直处于东南前哨、浙西后方的战略地位，国共两党以抗日救国为目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正面战场失利后，广西军队在临安境内告岭阻击战，天目山保卫战等都是有影响的战事。浙西行动队把临安作为基地，深入敌后，铲除汉奸伪杭州市长谭书奎等，这些都是有影响力的事件，有目共睹，永载史册。中国共产党在临安先后建立了浙西特委、於潜中心县委、临余工作委员会等深入横路千秋关、横畈径山等边远贫苦地区放手发动群众，轰轰烈烈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3月24日，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在天目山应邀参加浙西临时中学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讲。1939年1月5日创刊的《民族日报》，为中共地下党所实际掌握，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块抗日宣传阵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卓有成效，深入人心。浙西孤悬敌后，随着岁月的流逝，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日益显现，这一反人民的方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和军队严重腐化和不得人心。如浙西行署假借对敌封锁为名，设立天目山南和天目山北对敌封锁处，其实质是征收货物通过税，连农民的农特产品也科以重税，百姓叫苦不迭，民怨日增。

而国民党党政军头目自己却无不利用手中权利做生意。桐油是天目山区的特产，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金越光囤积居奇，收桐油出口，换回煤油、棉花、棉布、香烟、药品，一转手，获利巨万。国民党基层政府官员公然组织人马赴富阳，余杭等日占区走私，中饱私囊。（2）人民目睹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腐败 临安老百姓称中共临安县委和临安抗日民主政府为“新中央”，称国民党临安地方政权为“老中央”，临安籍新四军老战士夏敏回忆“老中央”统治下的临安“苛捐杂税，抽丁拉夫，催租通债，农民没法种田，商人难以经商。”

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老中央”有五任县长，一幕幕腐朽没落，刺痛临安百姓的心。

杨云，浙江长兴，1937年6月至1937年12月， 杨云在抗战初期进行国防教育、开设游击干部训练班、支持民众团体抗日宣传等等，还做过一些有益工作。 “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他以防空袭为由，把县政府从西墅迁到了石头山(今玲珑街道)，杨云本人却躲在显岭脚的富豪周信夫家中。南京沦陷后，日军兵分三路进攻杭州，杨云又将县政府迁到甘山脚和芦家头(今锦南街道)，并带走临安县自卫队保护自己。 12月29日，日军天目山告岭战役溃败，窜经临安县城，杨云正在返县城途中，闻讯后他从原路逃回上甘荷花塘，再到新登转往浙东，临安县城至今还流传着讽刺杨云不顾百姓生死，弃城逃跑的打油诗:“临安县城国民党，抗日挖沟像池塘，日本鬼子到街上，县长早逃荷花塘，老胡‘独头’坐大堂。”(独头，临安俗语指精神病患者。)

何俊，浙江於潜赵村人，任期1938年1至6月何俊因查汉奸维持会案件而得罪了临安实力派，何俊为备战将公粮转迁至於潜，被诬告为虚报损耗，几个月后被迫下野，可见国民党基层政权内部派系林立，吏治腐败。陈公哲浙江永康1938年6月至1940年6月陈公哲一上任就接受前任的教训，平衡临安各方地方势力，在其两年任期内政绩平平，不务正业，擅长书画，尤以画猫出名，出版过钢笔字帖。

罗中天，广西人，1940年6月至1941年1月罗中天行伍出身，刚愎自用，将县政府搬回县城办公，同年10月8号，日军攻陷县城时，兵临城下他才携县政府大印，仓皇出走青云桥，县政府所有档案被日军纵火化为灰烬。

连次青，湖南人，任期1941年1月至1945年6月， 连次青凭借浙西驻军62军军长陶广的同乡关系，胆大妄为，在临安口碑很差，他用人唯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经济上搜刮民脂民膏，截留公款，虚报壮丁费、救济费、破坏杭徽公路劳务费等等，连次青临安上任时只有一担行李，主政临安四年后，到新四军解放临安县城时，连次青已有行李多达十六大箱。当时临安百姓曾流传过这样一首打油诗:“连公次青，满门学生，姘头出纳，女儿监印，小婿建设，妹夫民政，征兵征实，雷厉风行，碰到老相(军统特务相伟强，祖籍嵊县，1938年因成功刺杀汉奸唐绍仪，被戴笠赐为少将)，卖点交情，公田造产，不见苗青。” 连次清的暴政贪污行为引起了临安老百姓强烈不满，掀起了一场以沈子球（那时还尚未恢复共产党组织关系）为代表的临安进步青年揭露反对连次青贪污腐化的浪潮，浪潮以沈子球被捕入狱而告终。

民间把沈子球揭露连次青贪污理解为临安本地人与外籍人的矛盾，那是有局限性的。那就无法解释后来沈子球向江渭清政委介绍临安县情，并将国民党浙西和临安县党政资料交给新四军，将三万分之一的地图献给江渭清政委，江渭清政委转交给临安县委书记、县长王一凡。江渭清湖南籍，王一凡四川籍，也都是外乡人士。 王一凡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在这里还要补充一个情况，对于沈子球在临安所起的作用问题，要有个正确的估计，江渭清同志来临安就住在他家中，而且沈子球还收集了一部分枪枝支援部队，我们去了以后，他当我们的民政科长，

当时在临安对党是有影响的，对国民党县党部人员的讲话也是起作用的，三次反顽之后，他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对外发了通电。” 沈子球揭露连次青贪污，献地图新四军等行动，只能理解为以沈子球为代表的临安百姓对国民党基层政权贪污现象的唾弃，在黑暗中对光明的向往。（3）、临安人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在临安龙上新四军纪念馆陈列着栗裕将军在新登战役结束后写给临安石门老百姓的感谢信。信上说“1945年6月新登战役紧急关头，我率众从横畈赶赴孝丰途中与主力部队脱离，多亏石门村包生满、盛家根两位老乡热情帮忙，留我队修整后，给我们带路，送到定云寺和孝丰交界处。此后我队顺利进入孝丰境内，与大部队汇合，投入到新登战役最后的战斗中，特此来信，致谢老乡！”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军队爱护人民，自然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新四军挺进临安前，临安百姓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新四军。新四军老战士韩春发在86岁那年回忆，他父辈是从安徽逃荒到临安的，他父母见过鄂豫皖红军，常常念叨红军的好，现在的新四军就是当年的红军。新四军挺进临安时，深入具体的群众工作，使群众切身感受到与旧军队的不同，临安西天目老人钟茂华《天目山战事追记》中回忆新四军在朱陀岭战斗中有战士受伤，急需毛竹做担架，想砍他菜园几支竹，一名戴眼镜姓何的干部找他商量，应允后，新四军还付他银元。 临安东坑村新四军老战士郎阿荣回忆参军时，“带我们几个新四军和我们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和兄弟同胞在一起的感觉，让我们都不怎么觉得苦了。” 临安龙上村罗本贵78岁时回忆那时村里的青壮劳动力都帮新四军到杨岭去挑运军粮，每挑回100斤稻谷，新四军给3升米作报酬，老百姓都很乐意。 临安临目乡太子庙籍老战士李阿富在《我要参加“四老爷”》的回忆录中，讲述了自己给新四军某连带路，两天时间里切身感受人民军队集体温暖，强烈要求参加新四军的故事。 西天目张家村籍老战士韩春发在《1945年我加入新四军》口述回忆录中说，国民党的兵我是不当的，我要参加新四军，因身体条件不符部队多次劝其回家，他一心跟着新四军，最后总结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时感慨“参加新四军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跟着共产党是永远不变的选择。

除了临安抗日民主政府输送给新四军287名兵员外，还有许多临安青年自己直接跟着新四军队伍走的，如老战士李阿富、韩春发、陈金宝等。临安新政权的干部严以律己，模范地展示充满理想信念、一心为公、务实肯干的共产党员群体形象，与旧地方基层政权官僚发国难财、贪污成风、廉耻扫地形成鲜明对比，如县委书记兼县长王一凡同志（原名字侯朝聘，参加中共地下党时改名）来自延安，是四川红色富商侯策名的儿子，家庭条件优越，早年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组织能力强，有苏南地方工作经验，临安祝家村村民邵肯叶79岁时回忆在三口白峰山阵地见到的“王县长既要维持地方社会治安，又要采办供给粮食、蔬菜，还要积极配合部队做好宣传教育工作，非常忙碌。” 贫苦出身的张一樵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注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在工农当中有很高声望； 高兴泰是淮南老地方干部，熟悉党政和地方武装工作，经历丰富； 本地籍的沈子球同志放弃优渥的家庭生活条件，追求理想，微笑面对国民党监狱多年囚禁，一出狱就投入民族救亡活动，组织民众伏击日寇，虽就职于国民党旧政府，勇于揭露旧政权内贪腐和暴政，在团结临安各方势力上，工作方式方法灵活，在当地群众中有很高声望，以至于四年后临安县城在一片“沈子球队伍回来了！”的兴奋欢呼声中迎来临安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