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原生家庭

郝斌

　　我的父亲是郝希武，母亲是徐子欣。父亲生于1915年2月22日河北省蓟县下仓镇后官井庄，母亲生于1917年6月25日河北省清苑县温仁村。父亲肄业于蓟县简易师范，母亲肄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院。

　　我的父亲郝希武

　　我的母亲徐子欣

　　父亲的祖籍是山东，祖传职业为铁匠。据说父亲的曾祖父当年从山东推着独轮车来到河北省宝坻县林亭口落户，至父亲祖父辈则将家迁到了蓟县下仓镇。我的爷爷郝钟琳1920年因食道癌去世，我的奶奶杨氏1943年因脑炎去世。

　　母亲原姓张，家族世代务农，至我姥爷张辉堂时，加上姥姥徐氏（盛尔）带过来的10余亩地，已有30余亩地。姥爷封建思想严重，对姥姥经常非打即骂，对妈妈上学也百般阻挠。姥爷1942年去世，姥姥是我唯一见过的祖辈老人，她于1955年去世。

　　我的姥姥徐盛尔

　　父亲和母亲是于1944年8月1日在河北省平山县结婚的，结婚时父亲29周岁，母亲27周岁。父亲早于1932年就参加了革命，母亲于1938年参加了革命。父母相识于华北联大，相恋于军区医院，完婚于晋察冀二分区驻地。

　　郝希武和徐子欣（1947年11月拍摄于调往东北前的蓟东）。

　　父亲在与母亲结婚前于1931年曾有过一次婚姻，并育有三个女儿，父亲的前妻于1938年难产去世。1945年父母被派往冀东区工作，父母把父亲的三个女儿接到了河北省遵化县城家中共同生活。我的母亲仅年长父亲的长女15岁。

　　（前右）大姐郝炯霞；（前左）二姐郝依群；（后上）三姐郝晓廷1945年在遵化家中。

　　母亲于1949年9月6日在湖北武汉硚口军工医院生下了我。我是母亲这一生留住的唯一后代（母亲因44年一次夜间避敌摔至流产后，就成为习惯性流产）。同期，父母从医院收养了一个男孩，这就是我的哥哥。

　　1949年冬母亲抱我在湖北医学院宿舍外。

　　我生活在一个由父母、三个姐姐和一个同龄哥哥组成的七人大家庭中。

　　（1952年元旦拍摄于武汉的全家福：前左郝小斌，前右郝铁安；中左徐子欣，中右郝希武；后左郝炯霞，后中郝依群，后右郝晓廷。）

　　大姐郝炯霞1955年结婚离家；二姐郝依群1958年结婚离家；三姐郝晓迋1961年结婚离家；哥哥郝铁安婚后在家生活至1982年搬离父母家；我于1989年最后一个搬离父母家，届时我已经结婚11年，儿子已经10岁了。

　　此后，父母身边就没有子女同住了，七十余岁的父母重归二人世界。但我始终坚持每周回父母家住3～4天以陪伴父母。

　　2000年，我申请提前退休，其时，父亲已患腹主动脉闭塞性血栓病瘫于床7年，为了协助母亲照料父亲，我和我的小家于同年5月搬回父母家为父母尽孝。母亲于当年6月突发蛛网膜下腔出血，9月去世；父亲于2002年10月去世。至此，我出生的大家庭就此解体。

　　回顾我的原生家庭，我引以为豪的还是我的家庭的革命背景：父母的革命经历，大姐的年少入党……；回顾我的原生家庭，我以为最有特点的乃是家庭的多元因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复杂家庭关系。我出生的家庭就是这样一个大的家庭。

一、我与父母

　　在我的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与父母的关系。回顾我与父母相处五十余载的光阴：幸福的童年历历在目，患难与共的文革岁月挥之不去，老家助小家的历程温馨可依，我伴父母走向终点的日日夜夜刻骨铭心。

（一）幸福洋溢的童年时光

　　从我一出生，从湖北到湖南，至北京，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直至高一，我的生活记忆都是美好的。从我落地五天，父母就为我请了一位阿姨专门照顾我，直至七岁才离开。父母一直是我最可依赖的亲人。

　　我较早的记忆来自1953年随父亲来到北京后的幸福家庭生活。据我的记忆，那时，父母每个星期日都带我和哥哥到北京各处去玩，我们曾骄傲地说：“北京所有的地方我们都玩过了！”众多的留影映证了我记忆的真实性。

　　（北海公园是我永远的打卡地，此图是1956年夏在北海湖边拍摄的。）

　　我们家基本保持着两个家的格局：父亲一个家，母亲一个家。小学时我基本随母亲住在北京钢铁学院的家里，与母亲相处的时间比较长。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妈妈午睡时，我们不能出一点声响。

　　1959年，经历了大炼钢铁和反右倾运动的紧张后，妈妈终于患上了家族病——高血压。那时，妈妈很悲观，认为自己活不了多长时间了，给我织了一件毛衣，告诉我：这件毛衣一定要保留好。

　　在钢院时，妈妈每周中间都要到爸爸那儿去看望爸爸一次。我非常不愿意让妈妈到爸爸那儿去。记得有一次，妈妈又要到爸爸那儿去了，我非常生气，就悄悄跟在妈妈身后，一直跟到妈妈上了公共汽车，我感到非常失望。

　　到小学高年级以后，我开始学写大字。正好那时，爸爸也开始在家练书法。爸爸就教我毛笔字的笔划用笔、字的间架结构；妈妈给我讲毛笔字的字体。在他们的指导下，我的作品获得了小学大字竞赛的奖项。

　　我初中又住在了爸爸家——海淀区万寿路28号。从这以后，我一直承担着一项家庭任务：定期负责给爸爸到城里采购一次食品，如果脯、点心、茶叶等。爸爸培养了我吃零食的习惯。但，爸爸对我管教很严，如严厉地拒绝我要到同学家过夜的请求。

（二）患难与共的文革岁月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临了。我作为红卫兵激昂地参加了“八一八”、“破四旧”、“大串联”等活动，但很快就发现，这场风暴的矛头指向的是我的父辈这样一些人，我也很快转化为“可教育好子女”了。

（三）强势主导的择婿纷争

　　我家有三个大我十余岁的姐姐，父母颇有一套嫁女之经：三个姐姐的媒人都是父母大人，三个姐姐都是在23岁完的婿。按照我父亲的观点：女人一定要在25岁前结婚，否则人就走下坡路，不好嫁出去了。

　　我的婚姻大事也是在父母的导演下演绎完成的。

　　19岁时，我与姨表哥（姐姐三姨家儿子）相识，并经常通信，后来父母非常认可这门亲事，逼着我把婚约定下来。但我右思右想，不能接受他身上的某些烙印，终于在最后一刻拒绝了他，那年我24岁。

　　自从我拒绝了表哥，父母就为我撒网择婿竭尽全力。妈妈曾整个下午等在邮电局给我打长途电话。他们曾给我介绍过诸如：部队的成功人士，根红苗正的工人子弟、知名人士的后代……，不胜枚举。

　　父母虽然为我择婿非常着急，但是，在关键时刻却为我坚决把关。一次，父母通过他人给我介绍了一位漂亮的科硏人员，交往一段时间后，听说他致人做了人工流产，我和他约好当面说清此事。父母知道后，坚决制止我与他再见面。

　　26岁时，我认识了二姐的一位学生，我为他的热血沸腾、热情主动所折服，很快陷入热恋。但是，不久就听说他在陕西农村插队时的一些不堪行径，而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父母冷静地劝导我，耐心地等待我降温。

　　父母很快通过老同志为我介绍了冀东老革命王大中的幼子——付锡桂。付锡桂是一个极正派、极上进的干部子弟，只不过整个人显得幼稚了一些，与我的成熟显得不够般配。我最终选择了付锡桂，于1977年“十一”完婚。

　　在长达七年的择婿纷争中，父母总是扮演逼迫的角色，使我感到了莫大的压力。当我终于步入婚姻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我获得的最大幸福是心灵的宁静。

（四）迷失亲情的重聚之时

　　我自70年11月到河北省新城县当兵之后，就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直至78年9月转业回北京，才又与父母同处一城，进而同家而居。我非常渴望重温阔别八年之久的父母亲情，但我发现我与父母的亲情却出现了新的不和谐。

　　78年6月份，我在父母家生孩子。我想请一个保姆伺候月子，但父母怕影响不好，让家里原有的保姆捎带手地照顾我。月子里竟没有吃到一只鸡，送来的经常是干菜。滿月后，我晚上因带孩子睡不了觉，白天却要承担孩子的大部事务，累得我一瘦不可收拾。我人生第一次对父母伤心。

　　78年正是后勤学院复建的筹备阶段，需要大批的干部。我看到父亲帮许多人的孩子调入了学院，而我是多么希望借这个机会能穿着军装回北京啊！可父亲却根本置之不理，使我当时对父亲产生了很大的怨恨。

　　当我终于把我对父母累积的不滿宣泄出来后，换得的竟是母亲给了我一笔钱作为补偿，这让我更加气愤，并彻底寒了心：我渴望的是父母无私的爱和亲情，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

（五）父母同助的园丁之路

　　我在30岁之时，走上了教师之路。在学做教师的发端，父亲给了我很实际的帮助。他告诉我，你要计算好你一节课能讲多少字的讲稿，在每个讲题的开始标上你的开讲时间……，这些讲课基础技巧我受用至今。

　　我34岁时被提拔为北京市第一商业局干部学校副校长，分管教务工作。我切实地请教了曾是北京钢铁学院教务处长的妈妈，又到钢院教务处实地考察，使我的工作上手快、起点高。我暗自庆幸自己近水楼台先得月。

　　在我当副校长、校长的二十余年中，父母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例如：当副手时要坚持按正职意见办的原则，当正职时要坚持党政团结的原则等。每当我遇到具体问题苦闷时，第一个倾诉对象就是父母。

（六）反哺尽孝的日日夜夜

　　我是一个有孝心的女儿。当父亲1993年病倒之后，我就意识到，我人生中为父母尽大孝的关键时刻来临了。我于2000年举家搬回父母家照料年迈多病的父母，当年送走了母亲，2002年送走了父亲，竭尽全力地完成了反哺尽孝任务。

　　我是在38岁时才搬离父母家，有了自己的独立住房。我虽然离开了父母，但考虑父母当时已经七十有余，我要求自己平时单独回父母家住两晚，节假日全家回父母家住，以慰藉身边无子女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