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怎样称呼中国

赵泰安

一.从“支那”(cina)到“China”

公元前300年左右，当时中国处于战国时期，印度佛经里出现了“cina”一词，用来称呼当时的中国。这个词在梵语中的意思是“智慧、思维”，即中国是“文明智慧的上方之国”。印度人还常常在前面加上“naha(大)”，变成了“nahacina”，即“伟大的智慧之国”。

古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4世纪)都曾以“cina”来指称中国。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cina”一词有很多汉译版本。如“震旦”、“真旦”、“真丹”“脂那”、“至那”、“支那”等。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全用“至那”指代中国。

唐玄宗在《题梵书》一诗中称中国为“支那”:

鶴立蛇形勢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

支那弟子無言語，穿耳胡僧笑點頭。

唐代僧人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之三《师资之道》中曾使用过“支那”一词，其文云：“且如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

　　印度和西方各国为什么会以“Cina”等来称谓中国呢？学术界对此有着不少说法，其中有两种观点流传颇广，较具说服力。

一种说法认为“cina”是“秦”的音译。较早发表这一见解的，有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原名马尔蒂尼 Martino Martini，1614年9月20日－1661年6月6日）和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年5月28日—1945年10月26日)。

《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答问“大唐国”时的两句话，也可作为此说的佐证。当印度的戒日王问“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gèn)，去斯远近”时，玄奘答道：“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至那国是也。”又道：“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前王之国号”，不应是隋朝，更像秦朝。因为他们的谈话中还道及昔日秦国“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巨”的世界影响。

利玛窦（MatteoRicci，1552年—1610年，意大利传教士) 在其《中国杂记》中也认为“China”一词由“Cin”（即秦）而来，他认定此词是葡萄牙人从交趾(秦汉时期越南北方地区古地名)人和暹罗(公元13世纪泰国的古称)人那儿学来的，而交趾人和暹罗人称中国为Cin。

语言学家郑张尚芳(1933年8月9日 — 2018年5月19日，本姓郑，原名祥芳，笔名尚芳) 认为“cina”不应该是“秦”，而应该是“晋”，因为上古“晋”发音更接近“cina”，都是浊音；印度出现“cina”一词时统一的秦朝还没有建立，北方的晋国才是第一霸主。这种说法不一定成立，因为公元前403年晋国分裂成韩、赵、魏三国，公元前3世纪时晋国已经不存在了。

第二种说法则认为，“cina”与“丝绸”有密切关系。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语言学家）先生就曾研究指出：“至迟到公元前四世纪中国丝绸就已经输入印度。在梵文里，有许多与丝有关的字，如Cinapatta（成捆的丝）、Cināmuka(丝衣服）等，都有Cina（脂那）这个字作为组成部分。

(下图为战国时期我国地图)

　　梵语“CINA”，传到波斯叫做“chini”，传到阿拉伯叫做“sin”，传到地中海，进入拉丁语变成词根“cina”、“cino”，拉丁语“cinae”，英、德语“china”，法语“chine”，意大利语“cina”，北欧三国“kina”。

明朝时葡萄牙人做海上贸易，把“中国”称作“China”，把“瓷器”叫做“ChinaWane”(来自中国的物件)，后来省略了“Wane”把“瓷器”简称为“china”。

　　在日本，可能是由于佛教经典流传的关系，也很早出现了“支那”一词。如1106年版的《东大寺要录》一书中就有此词，《今昔物语》中也有“支那国”之称。但当时这种称谓不过偶尔为之，且是作为通常称法的一件别名或美称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一般人并不知晓。

从古时到明治中叶，日本人通常都称中国为Morokoshi(モロコシ)，Kara（カテ），稍后也称Toh（タウ）。这些都是日本人对汉字“唐”的读音，大体表明了其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唐朝文化长期不断的仰慕心理及其所受的深远影响。

18世纪初以前，日本的地图上基本标中国为“汉土”，以后则多改用“支那”。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研究，这种做法直接受到新井白石所著的世界地理书《采览异言》的影响。1713年，新井奉江户幕府之命，查询罗马的漂流者史多提（G..B.Sidotti），由此了解到不少世界情势，因作《采览异言》一书。在该书中，他将从史多提处听来的关于China的读音，标以片假名（チィナ），并在左下角附以“支那”两个小号字。此举遂成为日本地图史上以“支那”标称中国的开端。

进入19世纪后，或许是受西洋的影响，日本以“支那”称中国的情形有所增多。但“支那”一词仍未在日语中生根，更未直接与对中国的歧视联系在一起。1823年，日本著名军国主义分子佐藤信渊著《宇内混同秘册》，书中称中国为“支那”，强调中国懦弱卑下，表达了对中国的轻蔑态度和一种极为疯狂的征服野心。但该书当时未能问世，直到1888年，它才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惠顾，得以大量出版发行，并成为日本侵华的舆论工具。日本陆军部还规定此书为全国陆军将士的必读书。

甲午战争给中国人带来了空前的耻辱。马关条约签订后的日本全岛，开始逐渐弥漫起一种歧视华人的空气。同时，“支那”一词也最终取代了Morokoshi、Kara，成为日本人称谓中国的普遍用语，并从此带上了胜者对于败者的轻侮的情感和心理。当时，日本人还以“猪尾巴猪尾巴”（chanchan）直接辱骂中国人。

1946年6月，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派代表团到日本，用“命令”的方式通知日本外务省，今后不许日本再用“支那”一词称中国。同年6月6日和7月3日，日本外部和文部分别向日本各大报刊、出版社和大学，发出避免使用“支那”的正式文件，规定：“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指中华民国）所憎恶之名称”。

(下图为明治维新(19世纪60-90年代)时日本地图)

二.赛里斯（Seres）

赛里斯一词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用于指称与丝绸相关的国家和民族，即指的是当时的中国。

在公元2世纪前叶的西方文献中，有记载表明马其顿商人曾到达东汉的首都洛阳，这一记载通过罗马大地理学家‌托勒密（古希腊语：ΚλαύδιοςΠτολεμαῖος；拉丁语：Claudius Ptolemaeus，约90年—168年）的《地理学》保存下来。托勒密的著作中提到，正是由于这次商业旅行，西方人才了解了从石塔至洛阳的道路，即丝绸之路。

赛里斯的称呼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自从‌张骞(前164年-前114年)通西域以后，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加。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织品源源不断地输向中亚和欧洲，因此，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所谓“赛里斯”即“丝绸”之意。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年 — 1905年）将张骞开辟的这条东西大道誉为“丝绸之路”。

(下图为古希腊、古罗马范围图)

三.桃花石（Taugast 或 Tabgac）

桃花石这一称呼源于‌古突厥语，是古代中亚和西亚对中国的称呼。这个称呼可能源自“‌拓跋”一词的转音。在南北朝时期，鲜卑族拓跋珪（371年8月4日～409年11月6日）统一华北，建立了北魏，当时的游牧民族都是以氏族之名互称，拓跋政权的名声传播开来，转音为“桃花石”，并成为中国及中国人的代称。

这个称呼在公元7世纪被东罗马帝国的史学家席摩喀塔所著在《莫利斯皇帝大事记》中使用，并且历经200余年传至西亚，成为正式名词。

回鹘人建立的喀喇汗王朝的伟大学者穆罕默德·喀什噶里在1074年编撰了著名的《突厥语大词典》，该辞典将当时的中国（突厥语为Chin，这里姑且音译为秦）分为了三部分，上秦是东方的桃花石；中秦是契丹，下秦是八儿罕（喀什噶尔）。《突厥语大词典》还将回鹘人称为“塔特·桃花石”，“塔特”是指回鹘人，“塔特·桃花石”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回鹘人。

喀喇汗王朝的君主也自称是“桃花石可汗”，意味着喀喇汗王朝认可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维吾尔族（前身是回鹘人）早在宋代就已经产生了中国认同。‌

北魏的北方还有一个与他同时兴起的大国柔然，可能是他首先对北魏称“桃花石”，传到北方其他民族，再通过西迁的柔然人使东罗马史学家了解到了中国。

1220年山东登州的道士长春真人(丘处机1148年—1227年）受‌成吉思汗之邀，去中亚花刺子模，途经新疆伊犁的时候，当地人夸奖他的吸水器说:“桃花石诸事皆好”。

(下图为南北朝时期中国和中亚地图)

四.契丹(kitay)

唐朝末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于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即可汗位，神册元年（916年）称帝，国号契丹。大同元年（947年）辽太宗改国号为辽，统和二年（984年）又改称大契丹；咸雍二年（1066年）复号辽。

天庆五年（1115年），女真族建立金国。在金军的进攻下，辽朝于1125年灭亡。辽亡前一年，辽宗室耶律大石称王，并迁徙西域，1132年耶律大石称帝，史称“西辽”，又称“哈喇契丹”，成为当时中亚地区的强国。灭了高昌回鹘和喀喇汗国，又打败了突厥人建立的塞尔柱王国，这是一个十字军东征多次都没有打败的国家，契丹的名字威震欧亚。于是突厥语国家(土耳其、中亚五国)、斯拉夫语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西亚国家就以“契丹”指代中国，直到现在。

西辽于1218年被蒙古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