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队旧事】冬训批斗会

窗外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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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到1970年的冬天，地处偏僻山沟里的地质队，文革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地质队有三个分队，每年3月出队，11月收队，之后就是几个月的冬训季。说冬训，其实并没有什么训练，顶多搞一个爬山比赛。整个冬训就是分队回到大队休整，养精蓄锐，以利来年再开展工作。

冬训季，平日留在大队部工作的领导职工每天还是照常上班，分队回来的职工相对自由。地质队有一多半职工是大学毕业生，来自天南地北，黑龙江新疆，福建甘肃，北京上海……操着各种乡音方言。好些人趁冬训季请假回家探亲，有些人家近或是探亲回来了，就整天在房间里发展业余爱好，画画的，吹拉弹唱的，聚在一起聊天打牌的，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经常要写大字报，有些大字报还画有漫画，讽刺打击阶级敌人，晚上还经常开批斗会。贵州的冬天比北方暖很多，出门玩也不会很缩手缩脚。文革中的冬天，在我们这些十来岁孩子眼里，是热闹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地质队还没有放露天电影，晚上开批斗会就算最有意思的事情。批斗会经常开到很晚，有时，看热闹的我们招架不住，回家睡了，大人回来完全不知道。

当时挨批对象有三个，一个冬天翻过来覆过去的批：“国民党特务”胡英、“破鞋”白晓真、“现行反革命”范大修。每次批斗也就那点事，也总是不了了之。在我们这群十来岁孩子眼里，这种例行公事式的批斗，就好像是大人们对付无聊的一种娱乐或游戏。

批斗会地点是队部会议室，医务室隔壁。会议室比一个教室大不了多少。那时，队上也不过百十来人。会议室很简陋，里面就只有一些长条凳，没有主席，挨斗的人通常站当头，如教室讲台的地方。有批斗会，职工都聚集在这里。一根长条凳能坐三四个人，凳子少，来晚了就站着。大家都习惯这种简陋。因为家家户户都很简陋，每家只发一把椅子。站着吃饭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会议室的两个窗户一直是被半大孩子霸占着，抢先的就爬上窗子把腿伸进铁栏杆坐着，去晚的就抓栏杆站坐着人的后面。

我们这群女孩子里领头的是西美，她其实叫细妹，因为她妈用广东话喊，听起来像“西美”，大家就喊她西美。只要有批斗会，我们一吃完晚饭就跑去占位，我们会很知趣的坐在会场的最前面的地上，离被批斗人站的地方有一两步的距离，只要不挡住凳子上大人的视线，就不会被撵走。如果是批判范大修，我们就很快退场或者干脆不看，如果批判的是胡英或白晓真，我们就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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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修大约四十出头，长得矮胖，整天穿着肥大的工作服，皮肤很黑，脸上的胡子挡住了嘴，整个人脏兮兮。说话还拖泥带水，批斗会上，造反派喊他交代问题，他总是用手护住耳朵，操四川话慢悠悠的问：“啥子？啥子？我没听清楚。”西美急了小声嘀咕：“啥子啥子，范大修你就是傻子！”惹得周围小伙伴呵呵笑。范大修是“现行反革命”，因为他上厕所用了一块印有领袖像的报纸。

当时范大修在野外，有一天他半夜肚子痛，情急之下，顺手撕了一块报纸。大山深处，黑灯瞎火，屋后随便蹲个地方。谁知一大早范大修还在睡梦中，就被广东哥抓了起来。广东哥就是西美的爸爸，在分队做饭。广东哥早起取柴火做饭，无意发现那一块报纸，上面有伟大领袖，而且已经被撕烂了，尤其不可忍的是竟然用来擦过屁股。广东哥问到范大修，范大修并不否认半夜出恭。就这样，范大修自己还懵里懵懂，就被停职写检查了。

收队之后，范大修就因为这一块报纸，需要经常挨斗。每次批斗都是让他交代为什么不用报纸的其它地方，偏偏用这块有伟大领袖的地方。范大修百口难辩，翻来覆去的交代了无数次：“太急，天又黑，没法子，大家不是不知道啥。”皆因“不深刻，不彻底”总是不能过关。于是一个冬训都要挨批。大人听没听烦不知道，反正我们都听烦了，所以一看是批范大修，顿时觉得很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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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英大约四十来岁，一头栗色的卷发，衣着与众不同。夏天她穿真丝衣服，冬天有呢子大衣。她常穿坡跟的圆口黑皮鞋，走路很慢，那时队上都是土路，又都是上下坡。她右手腕戴着一块只有两分钱硬币大的小手表，表链还是弹簧的，非常精致。

她每次去食堂打饭都经过我家住的楼下。她拿着一个那个年代及其少见却很精致的独把小奶锅，左手拿着小勺儿。腕上的小手表格外显眼。她总是小心翼翼地走路，目不斜视，跟谁都不打招呼。

她是单身，听说她丈夫是个翻译官，文革一开始就“畏罪自杀”了。在队部门口那一排大字报上，她丈夫的经历也被翻了个底朝上。大字报上写了胡英曾经给国民党陈果夫当家庭教师的罪行，还配有胡英的漫画。两个脸蛋圆圆的，当然还有手腕上的小表，一看就是胡英，非常传神。不知出自哪个高手，反正那时候队上人才济济。

批斗胡英也是挂个大牌子，有几个年轻的女职工很看不惯她，就借机弄了很厚的木板做牌子，上写“打倒国民党特务胡英”，名字上用红笔打了大大的叉。当时让她交代什么现在完全不记得，就记得她仿佛说的河南话，轻声细语，和颜悦色。大牌子太重，她努力用手向上提住牌子，以便减轻脖子的承重。她挨批斗的时候，依旧穿着皮鞋，不过小手表就没有戴。

总之，在我们这些孩子眼中，胡英就不是个普通人，甚至很有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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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斗白晓真也是我们喜欢看的。

白晓真有三十来岁，是队医，她身材高挑，体态丰满，白大褂紧绷且总是很白，很合身。她皮肤白里透红，虽然是单眼皮，眼睛不大，嘴唇也是薄薄的，但看上去就是漂亮。平时大人小孩都喜欢找她看病，有的领导还指名道姓要她给打针。

白晓真是医学院毕业，父亲曾经是国民党的军医，母亲是个富家女。有一年，她母亲来白晓真家，一看就是白晓真的妈，老了还很漂亮。白晓真有一个女儿，跟西美差不多大，因为母亲挨斗，她整天待在家里不敢出门。

白晓真被批斗的时候，除了挂个大牌子，总有人要在她脖子上挂两只破布鞋，西美每次很气愤地说：“过分！”白晓真挨斗的时候也是穿着白大褂（因为她随时处于医生值班状态，如果有病人，就先停止批斗），挂上两只鞋实在不好看。但白晓真总是能忍受能坚持。

每次轮到批斗白晓真的时候，会议室都里三层外三层，窗户上都爬满了孩子。真不明白大家为什么对白晓真那么感兴趣！关于“破鞋”的问题白晓真不知交代了多少个晚上，但是革委会的领导听完她的交代之后，总是说她交代得“不深刻”“不彻底”，说她“蜻蜓点水”，没有把关键的细节交代出来。所以就总是反反复复询问细节。白晓真就只能不厌其烦的耐心交代。每次白晓真讲到“他脱了裤子侧过身让我给他打针……”全场就出奇的安静，领导们更是屏心静气……可是还是“打针”。主持批斗会的人问：“只是打针那么简单吗？”紧接着，他带头高呼口号：“白晓真必须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家跟着高呼一通，主持宣布散会。

一个冬训，白晓真经常挨斗，每次都要交代破鞋细节，可自始至终除了“打针”，再没什么“细节”。尽管如此，批斗白晓真，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对夜生活极度贫乏的职工来说，都是一种“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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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论是喊这些批斗对象劳动还是要开批斗会，队上的大喇叭就会喊：“勒令！勒令！XXX立即到XX地方集中。”“勒令！勒令！XXX立即到小礼堂接受批斗！”语气生硬，态度坚决，地质队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

这些挨批的人白天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还必须扫厕所。当时，队上食堂烧煤，冬天办公室取暖烧煤，家家户户也烧煤。遇到公家卸煤也会“勒令”挨斗的人去干。反正只要是脏活累活都得让挨斗的人“劳动改造”。地质队职工家属估计也有一两百人，只有住宅楼最上面半山腰有个厕所。胡英和白晓真总是穿着工作服戴着手套在那里打扫，白晓真还戴着口罩，她是医生，有口罩。

白晓真每天扫完厕所就照常在医务室上班。那些晚上批斗她的人还要找她看病，因为大家公认她的水平比较高。白晓真询问病情，来看病的人如实回答。让张嘴就张嘴，让解扣子听诊就解扣子，任凭白晓真摆布。情形和晚上的批斗会完全掉了个个。让我们这些不暗事的孩子感觉云里雾里，如梦如幻。

医务室还有个小医生，大家都不找她看病，估计是嫌她太年轻。我们对她都没有好印象，用西美的话说小申医生心肠不好。因为有几次白晓真的批斗会，小申医生就让坐在最前面的西美用橡皮筋夹着纸质弹子弹白晓真，被西美拒绝了。小申医生就自己把胶筋套在拇指和食指上当弹弓，夹着小纸条卷成的子弹朝白晓真弹，偶尔弹中了还笑嘻嘻的，好像她阶级立场有多鲜明似的。我们这帮女孩子都不喜欢她。

每次看完批斗，我们都会私下议论胡英和白晓真。什么胡英头发颜色很好看，波浪又大，不知道是自来卷还是自己用什么法子卷的，大家七嘴八舌，说胡英的卷发不可能是烫的，因为她已经是被打倒的人，怎么敢烫发。还有胡英的皮鞋，是坡跟的。还有她去食堂打饭用的一个小奶锅，只有一个把儿，很稀奇。西美和我们最后一致认为，胡英很有档次，要是我们的妈妈也能像胡英一样该多好。当然，不要被批斗。

还有白晓真，个子高高的，身材很好。有人说以前见过她穿旗袍，还是金丝绒的，非常好看。而且白晓真的妹妹也像她一样漂亮，外人一眼就能看出是白晓真的妹妹，简直就是双胞胎。就连她们的妈也漂亮得很，又年轻，就像白晓真的姐。

有一年，有人看见白晓真的妹妹和妈妈在她家，白天不敢出门，晚上也偷偷摸摸的，没几天又不见踪影了。西美跟我们说，如果她们再不走，被队上发现，就会勒令她们也去扫厕所。她听他爸说的。

地质队1962年建队，那时全队只有一个厕所，在山坡的最上面。每天早上，上厕所的人络绎不绝，经常排长队。开批斗会的地方在最下方的那栋单独的房子里。胡英和白晓真白天就扫厕所（父亲的记忆画）

我家住的筒子楼，楼里没有上下水，一住就是二十年。胡英每天都从我家这栋楼旁边的斜坡经过（父亲的记忆画）

家属区的老筒子早已不复存在，原址上后来重建了单元楼。这条斜坡没变，如今铺了沥青。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胡英和白晓真每天从这里走到山坡上去扫厕所。

当年开批斗会的筒子楼早已不复存在，重新修建的办公楼也改做他用。队部已经搬进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