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在部队的日子，（那时岁月之十五）

吴江老吴

　　很多人不知道我曾经在部队“混”过，也难怪，我在部队呆的日子掰着指头也能数的清的，但填写履历却不能忽略，因为，那是我大学毕业踏入社会的第一步。以至于四十年后的今天重游部队，感慨何止万千……

那是1984年的夏天，告别了大学校园后，我回家等着分配工作。先前我已经递交了支边的申请，但学校让回家等通知，等通知期间，要像其他同学那样，去指定的宜兴教育局报到。8月份，宜兴教育局通知我被分配到了前进学校。我在宜兴长大，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学校的名字，四处一打听，原来是部队子弟学校，学校基本不招收地方学生，面向的是部队干部子女。

　　记得第一次去学校，找了半天找不到门。一条不宽的马路，路边是个营房大门（部队西门，后废弃封闭不用），大门两边森严地站着两个卫兵，我要进去时被卫兵拦住了，拿出组织介绍信，卫兵茫然地说，不在里面。在哪里呢？卫兵随手指了指路的对面。路的对面是一排围墙，围墙边上是高出地面许多的一条小路，刚够自行车交错。沿着小路上去，转个弯，发现里面有个很大的空间，没有楼房，只有几排整齐的平房。估计是暑假期间少有人走动，所以，除了几条硬化的小路，到处是杂草，疯长的杂草比常见的杂草来得高，穿过去，见一排平房有点人烟，于是上前打问，原来是学校的工作人员。剩下的事情就在他们的热情张罗下，顺理成章的处理完毕了。

学校是九年制的，小学到初中，每个班的学生都不是很多，三四十人，开学后我教两个年级的初中语文。教师有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地方教育局分配来的大学生，一部分是部队随军家属。分配来的大学生都很年轻，其中一个是我大学的学姐，出名的美女，不过她是英语系的，大学期间也并不是很熟识。部队随军家属年纪都比较大，四五十岁居多，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军务处处长的夫人（后来被同事指出不是军务处，估计是我记忆有误），军务处管的是部队纪律，在以后的不长日子里，我们在部队“横行霸道”的底气就来自于是军务处处长夫人的同事。比如，进部队营房大门，以前要主动停下，跟卫兵讲清楚自己是谁，进去干什么，后来，骑着自行车，从学校那条小路下坡，一路冲进部队，远远地听见卫兵呵斥：干什么的？我们甩一句：学校的！自行车划着S形，就威风地在营房的林荫大道上疾驰了。

　　一次，部队放电影，官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带着小凳，喊着口号，齐刷刷地来到了操场。当地的老百姓也三三两两地来看免费电影，我们随着他们一起，也去了。我们跟老百姓一样都没带凳子，只能站着看。部队官兵都坐好后，我们找了个不碍事的地方，三五个老师有说有笑地等着电影开场。后面的战士以为我们是乡下来的农民，对我们的有说有笑似乎很有意见，硬说我们挡着他们了，让我们走开。我们据理力争，惊动了值星排长，值星排长严厉地呵斥着我们，我们几个也是血气方刚，眼看着要动手了。奇迹出现了，我们中的一个说出了他们军务处处长的名字，值星排长愣了愣，一个敬礼之后走开了，其他战士也没了声音。不过我们也没了看电影的兴致，所以连看的是什么电影现在都记不起来了。

在部队被当百姓误会，在地方却被百姓误会。部队营房前的那条马路坡度比较大，一次，我骑车在前面走，后面一个妇女估计是刚学会骑车，在我身后慌里慌张地自己摔倒了。我赶紧停下车，回头去把那女同志扶了起来，不料，那女同志居然说是我把她撞倒的，路边的几个百姓也围上来帮腔，我无力地辩解着，心里很是莫名其妙。一着急，骂出了几声本地话，他们奇怪地问，你不是部队上的？我说，我学校的，本地人。他们有点恼火，说那你说什么普通话？结果，连那个摔倒的女同志一起，他们很快就鸟兽散了。走在最后的老农民咕囔着，哪撞上了，我看得清清楚楚，是那女的自己摔倒的。剩下我一个兀自在那哭笑不得。

　　学校的房子都是在山边，蛇多。我住的宿舍原本也是营房，厚厚的苏联式建筑，晚上睡在床上，清晰地可以听到墙壁里边老鼠爬来爬去的声音。

那是一段很安逸的日子，白天上课，晚上看书。隔三差五的打打篮球。兴致来了给同学写写信。这样的日子在10月份戛然而止。因为，抵挡不住对新疆的向往，在部队子弟学校“休整”了不到一百天，我孑然一身，经南京去了新疆。

　　2024年八月中旬，离我当年学校报到整整四十年之际，在师长夫人（就是我印象中的当时军务处处长夫人）的全力支持下，我们十几个部队子弟学校的同事去部队参观了一个上午，受到了部队的热情接待，这次我们才惊讶地发现，我们所呆过的部队，历史是如此惊艳。它建立于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习仲勋同志为第三任政委，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这支部队都有不俗的战绩。他们青藏公路流过汗，新疆闹事平过叛，汶川地震救过灾……

走出部队“英雄二师”史馆，只觉腰杆更直，步伐更劲，唯一可惜的是，老学校旧址已不复存在，那些房，那座山，那时风……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备注：因保密需要，寥寥几张照片，敬请理解。）